王新华

五月的冰点

我以为见到娘的那一刻我会哭，可是没有。

我乘坐长途客车连夜赶回家的时候，娘已经在堂屋当门的地上躺着。几个亲戚、邻居在一旁坐着，静静的。躺在地上的娘像是睡着了，可是她呼吸急促，呼哧呼哧，像是一个拉着的风箱。我走到娘的枕边上，蹲下来喊了一声娘，然后就没话了。在身后的好几双眼睛里，我感到了一点点窘迫和无助。

二妹还没有出来打工，娘这一回又突然发病就是她打电话告诉我的。她说：二哥，咱娘又坏了，啥都不知道了，鼻子里还出了血……接着就是哭。去年这个时候，手脚一向利索的娘突然中风了。经过基本的治疗，也算稳定了，只是一边的手脚不大方便。我们出来了，父亲在家里照顾着她。娘昨天病倒的时候，当下就请了附近的陈医生，他说是脑出血。现在，我回来了，还想再听听陈医生的说法。

又请来了陈医生。他五十多岁，骑着自行车，他把车子靠在门口的一棵树上，支腿没有了，座子也已经崩溃，用绳子捆着。

陈医生说：回来了。我呆呆地点点头。兴许是他没有穿白大褂，人们都不称他医生，大夫，都是直呼其名。陈医生蹲下来翻看一下娘的眼睛，我说：昨天我就过来了，没给老人用药，我也不能断定老人没救了——说实话，你把她送医院，就是花钱救过来了，以后恐怕也起不来了，得人伺候，就是你们做儿女的孝顺，老年人一天到晚一年到頭躺在床上，不还是受罪吗？

屋子里的人都开口了。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无法满世界地走了。三大娘有五个儿子，她说：你们在外头挣个钱难死了，可别乱扔了。杜老大说：别胡想了，人活多大不是死，你娘都七十多了，你给她扒过来，她一天到晚挺在床上，到那时候咬住手，想丢都丢不掉了！四大爷的话头有点硬，他说：你娘都托在地上了，还给她往哪儿弄？

娘昨天发病昏迷，被人从偏房的床上挪到当门地上的。地上撒些麦草，放上从床上撤下来的簿子，摊上被子，娘躺在上面，头抵着供桌。堂屋是一家的正殿，一个人能死在这个地方，就是寿终正寝了。那一年一个老头赶集回来，在村口被车撞死了。就差这一步，就没让他进堂屋。

娘已经稳稳地占据了这个地方。一路奔波的我，也已经疲乏。我决定，不带着娘去进行一场看不到输赢的冒险了。

娘躺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像是拉着一车子粪。我对陈医生说：一天一夜没得歇，俺娘累了，渴了，我回来了，就叫我给她端一碗水吧。陈医生明白了我的意思。他从药箱里拿出来一瓶盐水，又敲开两支药水，兑进去，给娘挂上。

盐水下得很顺，娘是渴了。兑进去的不知是什么药，陈医生不说，我也没问。那两支药没有颜色。我怀疑是调剂好的药水。这个医生带着病人和家属，以缴械投降的方式，避免着灾难的蔓延。

妻子，大妹，姐姐也都从打工的地方赶回来了。娘养大了五个孩子。哥哥十几年前已经死去。现在，他正在一个地方等着娘。

我安排几个人帮忙到县城买一口棺材，联系好一头肥猪，娘一落气，就把猪赶过来杀倒。

娘呼哧呼哧地喘着气。我们几个蹲着，跪着围在娘的身边。父亲也蹲了下来，他对娘说：王静她奶，你睁眼看看，小孩们都回来了！大妹说：娘，你睁眼看看，俺都回来了！姐姐说：娘，你睁眼看看，俺都回来了！我说：娘，你睁眼看看，俺都回来了……这时，娘紧闭着的眼皮一阵抽动，眼珠子在里面也滚动了一下。

我心里一阵颤动。我看二妹、大妹、姐姐、妻子，她们也都跟我一样。娘脸上的这一丝波动，在我们的心里引发了一场地震。这一场震动不单是激动，还有害怕。害怕什么？那一刻，我又突然看到了已经被我们绕过去的像一座碉堡一样的医院。娘的眼睛一睁开，我就会立刻把娘，再附带着这个家庭，交给医院。

冥冥中的娘可能看清了我们的心事，娘的眼睛终于没有睁开。

晚上，我们在娘的旁边摊了一个地铺，我们几个儿女终于又睡在她的身边了。可是，娘是手里捏着车票，独自一人站在站台上。我们已经为她准备好了一沓火纸，一挂鞭炮。在这个村庄，人的一生也可以表示为三挂鞭炮：出生一挂，成亲一挂，这就是最后一挂了。在娘抬脚离开的那一刻，我们点燃这挂鞭炮，为她送行。就像她出嫁的那天早上。

第三个夜里，我居然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娘的手还在我的手里。娘的手很小，像我还没有成年的女儿的手。我忽然意识到，娘的手不热了，娘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也没有了，我赶紧将脸贴在娘的脸上，娘只剩下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了……我叫醒妹妹和姐姐，在供桌前点着一沓火纸，跑到院子里点燃那挂鞭炮。回到屋里，父亲已经用一张枯黄的火纸紧紧地盖在娘的脸上。把娘隔在了另一个世界。这时，我没有忘记给娘记下一个时间，我抬头注视供桌上的时钟，这一刻应该表述为：2006年5月10日4时10分。在这个黎明到来的时刻，娘一个人走向了黑暗……

屋里哭成了一片。

这个时候，我却没有一滴眼泪。这让我感到空前的孤单。只有我一人知道，娘活着的时候，我已经哭过了。

那是正月初四，乡下的年还没有过完。早上，地上和屋檐都结着硬邦邦的冰。这个时候，我又得背着包袱，出去了。走的时候，娘还没有起来。娘现在是个手脚都不活脱的病人了。我扒开棉被跟娘说话，泪水毫无铺垫地就出来了，一滴一滴地落在娘的脸上。我知道，我这一去又是一年。娘没事，我不回来;娘有事，娘就没了。这一刻，注定要成为一场生离死别。

我的泪水融化在冰雪的季节里。在这杨花飘飞，麦穗落黄的五月，它却冷到了冰点……

立   锥

我发现，我有一个毛病。

我工作的场所主要是建筑工地。那可能是在建厂房中的某一个卫生间，办公室，或者某一个角落。处在这样的场所，我总会对眼前的这一点点地方进行着新的规划：这里，那里拦一道墙;这里，那里开一扇窗，一道门……经我这一改造，便是一个居所了。这样的居所不知有了多少处，都不大，从来不会超过五十个平方。尽管这整个厂房大的很，几十亩地那么大，那一道虚拟中的墙可以无限地外移。我的心胸只有这么大。我上班经过一个地方，常年停放着一个破旧的集装箱，对这个封闭的东西，我也一次次地在它的身上动过开门破窗的念头。一个红色的铁皮房子在夏天的太阳底下，要蒸死人的。这个问题可以解决，安装空调还不是我的思路（尽管我亲手安装过上百台）。清明、谷雨时节，我在这个铁房子的周围种下几棵丝瓜，丝瓜秧爬满四壁和顶子，火辣的太阳就这样被我打败了。

我住过好几个地方。那个叫着房租的东西也从当初的每月一百涨到现在的四百。这期间，我的日工资也在涨，四百块现在还不到我一个星期的工钱。再说，这个房间里还住着一个被我叫作“当家的”的女人，她除了解决了我的某些问题，自己也还有一份工资。这样一说，房租等于又减了一半。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是从村庄的一条田埂上走过来的，那里是我看待这个世界的出发点。我不可能把四百块钱看作酒店里的一桌饭，商场里的一件衣裳。四百块钱是六百斤麦子，正好是一亩地的收成。除去一半成本，种一亩麦子可得二百块。秋季还有一茬庄稼呢。这样算来，种一亩地一年的收益就是这个四百块。我家的耕地，大致就是十二亩，它正好对应着现在一年十二个月的房租。这十二亩地现在差不多都给别人种了。那些年里我在这十二亩地里没有挖出一点金子，现在别人也还是在往外挖着红薯块子。很清楚了：种十二亩地，就等于这一间小房子。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句子：在这一点上，大地倾斜了，在这间房子里，我们不会住得安生，连我身下的这张木床也是倾斜的，它随时都可能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赤条条地丢弃在地上。

和我有着一样毛病的还有一个同事大刚。大刚是黑龙江齐齐哈尔人，一个东北大汉。在那片无边无际的黑土地上，他家的土地就更多了，要论垧，一垧十五亩。可是，他还是像旱季草原上不得不长途迁徙的角马一样远离了家乡，在江南的建筑工地上停下了奔走的脚步。那天我俩一起在厂房的一个角落里安装回路箱，他在点燃一根烟后，竟也对眼前的这一小片地方比劃起来：这里拦一道墙，那里开一个门……这样一摆弄，他就用不着见月交给人家一亩地了。可是这个画出来的饼子无法咬在嘴里。这还不如惦记人家的女人，说不定她也正在熬着，这样一人一样儿就可以搭上一伙。于是，大刚又进一步向我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他说：哪里能找到一小块地，咱们自己盖个房子。大刚想拥有一小块地，这不是狂妄。大热天他想不到拥有一台空调，却想拥有一小块地。他本身就是一个“地主”。庄稼人喜爱土地，从来没有把一小块地看的多么金贵。我家除了那十几亩成片的耕地，在村庄的边上还有大半亩遭猪鸡侵害的闲地，那上面可以盖两座房子，村里分给我的时候，我都没有过去看一眼，第二年开春我才又想到了它。我对在我面前像孩子一样听话的父亲说：栽几棵树苗算了。这是十来年前的事了，我没有去看父亲的树苗栽的怎么样，他有没有栽到别人的地里，或者，别人有没有把什么东西栽到我家的地里。分地时那几个作为界限的木楔子也该朽了，早已被一个人或者一头猪绊断，我，甚至是父亲可能也找不准那块地了。这块地算是被我们随手丢弃了。在家里看不上的东西，到了外地竟是梦寐以求的。我知道，大刚说的那一小块地绝不是在商业街上，也不是在居民区内，这些地方他不敢想。他那一小块地是在某一个沟塘边上，在某一大块多年闲置土地的角落上。我出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村庄还没有一个能拿出几万块钱的人，也没有一个盖不起房子的人。他们都有一块地。

现在，如果有了这么一小块地，我们买一点外地人捡回来的旧砖瓦，旧木料，找几个老乡帮个忙，自己拎刀，挥抹子，不要一个星期，房子就起来了。这是忠厚的大刚又画出的一张饼子，他诓了我，也诓了他自己。

我身边的老乡、亲友，有的在我十年之前就出来了。有的人从年轻的爸爸熬成了爷爷。这些人当中，除了一个像山口百惠一样美丽，清纯的姑娘嫁给了当地人，还没有一个人是住在自己的房子里。我们总会叙到房子，房租，还从来没有人提到过“买房子”。就像我们也没有提到过月亮。

这期间，我们在村庄上的那个曾经热闹的院落正在被野草、黄鼠狼、毒蛇和从小就听说过的某一种精怪占领，那一间间大红瓦房正在风雨中黯淡，颤栗，倾斜，倒塌。

大喊一声

伫立在江南这座城市的街头，我只有懊悔。

眼前是一辆辆流光溢彩的汽车，它们像是一个个香艳的女人。我投过去的是一种艳羡的目光。目光是短暂的，它像善良者心中的邪念一样在瞬间消失。一种困惑却长时间地沉淀在我的心里。我一次又一次地观察过，这一辆辆车子里大半只有一个人。他们为什么不使用一辆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呢？他们为什么要不停地搬动着这个占地一大片，体重几千、上万斤的东西呢？这一个个问号就像屠夫肉架子上的铁钩子。为了节省时间吗？有时并没有自行车快啊。为了节省力气吗？为什么又要挤出时间，到健身房的机器上奔跑呢？我的一个老乡要回家，正是客流的淡季，傍晚在路边拦一辆长途客车，一百多块钱，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了。可是，这样的方便事现在轮不到他了。这个人在这里做点生意，买了辆小汽车。他是有车的人了，他只能自己驾车跨越三省。第三天返回来，他说路上花了一千多块钱。我看他面色灰白，目光呆滞。他说，累死我了。说完就倒在了床上。

我现在没有买车的钱。我能挣到这个钱吗？我需要挣这个钱吗？

这些年我挣来的一点点钱，都给几个孩子上学了。我现在觉得，这仍然是一个错误，就像用这些钱买了一辆车。我的错误在于，我就不应该跑出来挣这个钱。

在学校里他们学到了一些所谓的科学知识，他们知道了自己脚底下这块地是一个球体，这个球飘荡在太阳系里，太阳系飘荡在银河系里，银河系的直径是十万光年，这也只是宇宙的一个角落。不过，“天”是不存在的……他们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从小的时候，一个字都不认得的娘就跟我说，头顶三尺就是天，天有眼，人不能做亏良心的事，做亏良心的事，人看不到天能看到。按照娘的说法，人人的身边都有一个不需要工资的义务警察，人人的头顶上都有一个天然的监控仪。这不是最先进的管理，最先进的科学吗？娘人小力薄，可是，娘从来都不害怕死。我有孩子了，我对娘说，你好好哄着，长大了他们给你割肉吃。娘哈哈一笑说，那一天我的骨头都沤烂了。娘平时总是说，我病重了，可别给我请先生（医生）。前年五月，娘突发脑溢血。我连夜赶回家，也没有给她转医院，娘昏迷三天死去。这期间，我们只给她打过一针，邻居四大爷还怪怨我：还打啥针呢，净耽误她上路。一个月后，这个四大爷也以同样的方式走了。娘落气了，我们要给亲戚朋友报丧。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庄是我的老家，那里没有真正的亲人了。那毕竟是老家。别人不知道路，我这个披麻戴孝的孝子（服丧期间的儿子）又走不了。我想让十几岁的儿子走这一趟路。我告诉他这条路在哪里拐弯，在哪里蹚水，在哪里再拐弯，直到看到那条小路的西边有一棵大桑树，就停下来，在这个村庄上问一个人的名字。天黑下来的时候，儿子返回来了，他说找到了那棵大桑树，也找到了那个村庄上的那个人。这棵大桑树不知道活了多少年了，现在值不少钱，可是这些年里却没有人砍它。这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相信，树大成精！砍倒这样的树，村上的人是要遭殃的。它的主人也似乎放弃了对它的所有权。这个村庄上年纪的人大都死光了，个别受过“良好”教育，思想解放的年轻人会不会最终要把这棵大树砍倒，变成一堆木材，或者连根挖掉，在吊车的协助下卖给远方的某个人造景区呢？像这个村庄的打工者一样，背井离乡。一棵老桑树没有了，处处都是这些年引进的速生的杨树，几年一茬。我的孩子，甚至是我本人可能都无法找到自己的老家了。

我的孩子上完了学，手里有了一个毕业证，他们在村庄上肯定是待不住了。要跑到远处的一个城市里，把这个红彤彤的纸品兜售出去，希望能收回剛刚撒出去的票子。村庄上走掉一个人，就是暴雨冲刷了一层泥土。一层又一层，土地瘠瘦了，沟沟壑壑。离开了村庄的人，像风暴裹挟中的一粒沙尘，没有停下来歇一会儿的自由。他们能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吗？有的人别墅，红顶子都有了，还在找这同一个东西，一直找到一片沼泽和悬崖的深处，甚至丢了性命。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从村庄出去的谋生者，他太幸运了，买彩票中了五百万，后来又中了五百万，他还在买，最后这些钱全部填进去了，又想法子弄了人家不少钱，直至把自己弄到铁笼子里。

我们村上这些年走出去的人，一个都还没有回来。刘正算是回来了，可是村子里的人，他的爹娘还有他的女人都不认得他了。他是在一个小匣子里被人捧着走进村子的，他的灵魂被永远丢在了村庄的外面。还有一个莽子，那年冬天种完麦，他出去了，整整十年了，都没有他的消息。现在，他的灵魂和身子不知道是不是还在一起。也许他的灵魂早已丢下自己的身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回到了村里，和柴草燃烧的炊烟一起弥散在村子的空气中，没有人知道。

我现在就想回到村子里，是灵魂指引着自己的身子。

小的时候，常常是某一个漆黑的夜晚，一群孩子在村子外面玩耍。不知是谁喊了一声，这群孩子便都嗷嗷地叫着朝着一个方向拼命地奔跑。黑暗中，我们离开村庄很远了，头顶上的星星也跟着我们一起奔跑，我们都不知道要跑到哪里，没有谁敢停下来。疑惑中我落在了后面，我越来越害怕了，突然间，我大喊一声：前头有鬼！这时，狂奔的队伍立刻转过头来，这一下，我冲在最前头，我们朝着远处的点点灯火，一直跑回到村子里。

昨夜里，我悄悄地走出居民区，一个人躲在黑暗中，面对着整座城市。一片漆黑中我也放开喉咙大叫了一声。我用力太大，嗓子里咯出了一丝血。可是，那一刻，有的人坐在奔跑的汽车里，有的人困在车间的流水线上，有的人锁在紧闭的门窗里，外面的几个人，又都戴着耳麦听着本周音乐排行榜，我的那一声，没有一个人听到。

爱因斯坦和霍金都允许时间旅行，通过时空隧道回到过去，那必须乘坐超越光速的交通工具。目前人类的宇宙速度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万分之一。我不能在无望的等待中死去，我要像迁徙的先人一样去步行。现在，我一个人开始往回走——从今以后，我不再阅读一本新书，不再搭理一个不认得的人，不再接听一个不熟悉的电话，不再点击一个陌生的博客。

两年以后，过年回家和俺娘重逢，吃她包的饺子;八年以后（八年前我离开了村庄），丢掉现在的工作回老家，不再想车子、房子，只喂牛、犁地;二十年以后，下到村子后面的乌龙港里逮多年没有吃过的鲑鱼、鳗鱼、老鳖。深秋，遥望蓝天上一行飞过村庄的大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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