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桃，职业作家，已发表出版各类文学作品600余万字，被译成英、法、德、意、日、韩、泰、西班牙、葡萄牙、印度尼西亚及中文繁体等十多种文字。主要作品有《失忆的龙河口》《中国农民调查》《小岗村的故事》《民间包公》《寻找大别山》《南下北上求学记》等。

1.校花变成了警花

1983年9月的一个上午，肥西县农兴中学校园里突然出现了一辆警车。警车停在操场上的时候，其实动静并不大，高中二年级女生方雅青还是从窗户里清清楚楚看到了。当她看到那辆警车时，起初十分奇怪，奇怪警车为什么开到学校里来了。她看到两个警察将食堂的一个小伙子抓上警车，然后那辆警车便从操场上消失了。

目睹了这一幕，方雅青十分震惊。因为那小伙子比她大不了几岁，平日给女生打饭的时候，总是低着眉眼，从不多说一句话，丝毫不像个犯罪分子。让她和女同学恨得咬牙的，是镇上的那些不三不四的小痞子。那些小痞子一个个留着长头发，穿着喇叭裤，在集镇上走过时爱拎个录放机，一路放着邓丽君的歌曲。农兴中学虽然建在周老圩子，校舍是古朴的清末民国初期的建筑，古木参天，四面环水，离镇至少也有四五华里。按说是个天然的读书的好环境，但镇上的那些小痞子却常常乘着夜色，偷偷溜进学校，来骚扰上晚自习的女生。因为方雅青长得漂亮，极像当时正在热播的日本电视连续剧《排球女将》里的女主角小鹿纯子，同学们便给她取了个“纯子”的外号。她不知道那些小痞子是怎么知道自己这个外号的，他们会趁着老师不在，突然出现在教室的窗台上，挤眉弄眼地唤道：“纯子，出来跟哥哥玩吧，哥带你去看电影！”

方雅青害怕极了。更可怕的是，有时她跟同学一道去镇上买东西，他们竟敢公开地在路上拦截，吓得她连校门也不敢出。

那时方雅青的父母都在远离农兴的高刘镇工作，两地相距八十多华里，她和许多同学一样吃住都在学校。每当下晚自习，在同学们的簇拥下，她才敢回宿舍，回到宿舍就会把门窗关死，夜里连厕所也不敢单独去。那时她常常做噩梦，梦到小混混无休止地追赶她，她就拼命地奔跑，往山上跑，往河边跑，可是不管跑多快，都会被他们抓住。她想喊救命，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吓醒后才发现自己被惊出一身冷汗。

食堂的那个小伙子被抓的那天，农兴镇街上的那些小痞子也一个不剩地全被抓走。这才知道，他们是一伙的。那一伙人中间后来有的因为罪大恶极，被判了死刑。自打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实现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严打”运动，一切真的变了。同学们不仅能专心致志地上晚自习，也能够平平安安去镇上购物，去田间地头自由自在地玩耍。过去每到假期，方雅青都要父母大老远地赶过来接她回家，那一年的寒假，她却和同住高刘镇上的三个同学结伴，一起走着回去的。那是一场大雪过后不久，田间小道的路面上被一层厚厚的雪覆盖着。为防有人不慎滑入路边的水塘，特别是要越过一条已经被冰雪封冻了的淠河，四个人用一根长麻绳拴在各自的腰上。她们从天刚亮一直走到天全黑，路上很少碰到人，但她们却觉得特别安全。事后才知道，最不安全的，就是她们四人用绳子拴在一块，一旦其中的一个人真的落入水里，大家都会因为受到牵制谁也跑不了。

方雅青原想报考的是英语专业，那时她唯一的梦想就是出国留学。临到高考要填写志愿了，她竟对自己这个夙愿动摇了。这时她才发现，当年停在学校操场上的那辆警车，和走下警车的两个男性警察矫健的身影，种种印象是那样强烈，一直印在她的脑海。当警察！这成为她最大的梦想。于是她毫不犹豫，从第一志愿到最后一个志愿一律填了公安大学或警察学校。后来，因为她的综合素质好，被安徽人民警察学校提前录取。在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同学们夸她由一个“校花”变成了“警花”，她激动地表示自己终于“梦想成真”。

2.户籍民警的日子

方雅青从警校毕业，就来到了合肥市郊区的杏花派出所。杏花派出所设在省城北一环附近的城乡接合部，辖区内不仅有四十多家大中型企业和科研单位，还有十四个行政村。就管辖的范围看，这片区域差不多占到合肥郊区三分之一的面积。这里常住人口两万三千二百多户，将近七万人。而整个派出所，包括所长在内，也只有九位民警，平均八千人只摊到一个民警，远远超出了国家公安部提出的三千人配置一名民警的标准。

方雅青的班上有十二位女生，毕业后，大都进了机关，可她对自己被直接分进基层的派出所却很满意，非但满意，她对组织上把她分到这样一个派出所，更多是感激。因为那儿有个好所长，所长杜广增虽非科班出身，只是一位退伍军人，文化水平也不高，却有着超出常人的工作能力，特别善于发现每位民警的优势所在。他能激发出每一个民警最大的潜力，将整个派出所的人团结在一起，打造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所领导的队伍荣立过省公安厅的集体二等功。他所带领的刑警队有“郊区第二刑警队”之称。她唯独不满意的，是所长安排她负责户籍内勤。她知道，这项工作特别适合女同志，既没有刑事侦破那样的风险，也不需要东奔西跑，不会被风吹日晒雨淋。可方雅青报考警校就不是为找一份安稳的工作，而是要当一名出生入死戰斗在第一线的刑警。

搞户政让她感到很失落。不过，她毕竟是一个理智的人，心里一百个不痛快，也绝不会把情绪带到工作上。后来她发现做户政工作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守在派出所，也不完全是风不吹脸、雨不打头。在她进所的三年前，即1984年5月7日，国务院就做出了一项对我国现行户口制度进行改革的决定，准备为每个十六岁以上的城乡居民颁发居民身份证。在第二年，即1985年9月6日，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居民身份证的办理预示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并深化改革。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的自由流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比如说，进城务工的农民被看作是“盲目流入城市”的“盲流”。现在随着居民身份证的颁发，那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尽管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情，一开始却因为不少人的不理解，让方雅青工作起来难度很大。她经常要东奔西跑，其工作的艰巨与复杂，都完全出乎方雅青的预料。

这项工作首先需要核对户口本。市区的工矿企业和科研单位的户口核对相对简单，而大量分散的农村社队有两万多户，五万多口人，要想审核清楚，谈何容易！

长期以来，不少人就没把户口当回事。有的人家孩子出生了，他们一忙就忘了上户口;有的人家老人去世，也不及时地注销户口。由于當时郊区的菜农供应粮票和布票，比纯粹种粮的农民优越，一些漂亮的外地姑娘嫁了过来，其户口就成了“农转菜”。那时的乡镇企业正在郊区遍地开花，不少来合肥打工的外地农民也将户口迁到这儿的亲戚家，成为“挂靠户”。这种漏报、错报，以及“农转菜”和“挂靠户”很多，造成管理上的混乱，想将个中情况核对得一清二楚，就要花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再就是，那时候方雅青住在派出所的档案室，在辖区内六十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去各处只有一辆自行车。工作需要，每天她必须天还没亮就起来，清晨六点多钟出门，中午常常是在村民家里吃顿“蹭饭”，忙到很晚才能往回赶。那真是“眼睛一睁，忙到亮灯”。好在她年轻，早出晚归甚至通宵达旦也不觉得累。

核对户口的工作完成后，接下来就是安排大家照相。那时照相的方式还很原始，用的是胶卷。她必须提前约好照相馆，组织好大家准时赶到指定地点，为了不遗漏任何一个人她可没少费心。她感到最吃力的是填写身份证的底表。每一份底表都须按照要求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写上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以及身份证编号。这些不允许有一丁点的错，并要做到字迹规范工整。尤其是她填写十五位数的身份证编号时非常吃力。身份证编号填多了难免会出现视觉疲劳，身份证编号任何一个数字的误写，都会给居民日常生活造成无穷无尽的麻烦。她要求底表上的每一个字和数字，都尽量写得耐看漂亮。在采访环山南路几户居民时，我看到了当年由方雅青给他们亲笔填写的身份证，她的字端庄流畅，无一草率，无一懈笔，足见其用心。

我还发现那些身份证上的签发时间是1987年12月31日。看到这个签发时间，我不由肃然起敬。因为大家都知道，1988年的春节过后，中国的历史上便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民工潮”。那一年春天，中国农民的“流动大军”多达三千多万人！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涌向家乡附近的车站和码头，然后潮水般地奔向向往的城市。而正是在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现象之前，方雅青按质按量地完成了辖区内的身份证办理工作，没有一例差错。她也因此荣获了公安部授予的“全国颁发居民身份证先进工作者”称号。

方雅青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称号，这让多少人为之钦慕。

让方雅青感到更有成就感的是，通过这项工作，她熟悉了整个辖区的工作环境，熟悉了各个企事业单位，熟悉了各个行政村，以及熟悉了每一位居民。除此之外，她还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尊称”：方姐。她已经想不起是谁先喊起来这个称呼的。那些年龄很大，可以做自己父母的老人也都这么喊。开始的时候，她挺不习惯，毕竟才二十二岁。但后来她发现，这喊声中有一种热切与真诚，大家把她看成是最亲的人。想到这里，她怦然心跳，终于明白，这是大家对自己工作的一种认可。

方雅青开始喜欢起户政工作了。她认为这是人民警察联系广大群众，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一个窗口。她甚至决定在户政工作上干一辈子。谁知，自己刚有了这个念头，一起特大刑事案件发生了。组织上找到她，要求她立即到市局刑警队的专案组报到。

3.侦破连环杀人案

1990年2月5日，一个进城卖菜的农民在合肥西郊火葬场附近的涵洞里发现了一具女尸。经法医初步检验，死者二十多岁，衣着零乱，有明显被撕扯过的痕迹。但死亡现场并没有发现钝器、刀具，死者身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伤口，只在脖子上发现有一圈麻绳细的淤血，显然是被绳子勒死的。这分明是一起恶劣的强奸凶杀案。

当时破案的手段还十分有限，不像现在摄像头无处不在，犹如“天罗地网”，犯罪分子无处藏身。

一个星期过去了，案情毫无进展。

这边刑警们还在绞尽脑汁寻找线索，合肥五十中旁边的一个涵洞里又发现了第二具女尸。死者同样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子，五官端正，死前被奸污过，脖子上同样有绳子的勒痕。不同的是，这具女尸的衣服被剥个精光，赤身裸体。

犯罪分子如此嚣张，这给公安民警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他们将两具女尸并案处理，进一步扩大了侦查的范围，希望能尽快搞清死者的身份。

不久，死者的身份就有了眉目，都是本市居民，其中一人是工厂的女工，一周前去厂里上夜班，出门以后便再没回家;另一人是忙着要去搭乘凌晨的一班火车，也是一去杳无音信。

“合肥来了个杀人魔王，专门杀害半夜出门穿着红衣服的长发女子！”这消息像一阵风，迅速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本来，合肥市的治安状况在全国范围处于上游。一时间，不少人竟谈魔色变，闹得女孩子晚上再不敢独自出门。

尽管议论纷纷，人心惶惶，但总有人要去上夜班，总有人要去赶夜间的火车，何况城市这么大，也总会有人消息闭塞。仅过了一段风平浪静的日子，突然又有消息传来，两名年轻女性相继被害，尸体被抛在了大杨镇的一口水塘里。同样是被性侵后勒死，同样是尸首一丝不挂，赤身裸体。

犯罪分子如此猖狂，令人震惊！

就在这样的时刻，方雅青接到市局的命令，要她立即赶到市刑警队报到，参加这起连环杀人案的专案组工作。她十分激动，当即赶到专案组。专案组强大的阵容把她震住了：市局崔亚东局长亲任组长，市刑警队中的侦破高手也都在座。会议室里坐了一屋子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男警察，女警察只有两个，另一个是她的警校同学。

会后，她和那位警校女同学被单独留下来。上级交给她们一项特殊的任务，并说道：“近期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已经有四位年轻的女性不幸遇难了。犯罪分子极其残忍，反侦查能力也很强。我们专案组投入了不小的人力物力，也只掌握到一些基本情况。他是开着大客车半夜出来作案，他的目标一般是忙着去上夜班，或是下了夜班正往回赶，再不就是忙着去乘夜班的火车，或是下了车正朝家赶的单个的年轻女性。今天让二位来，就是希望你们能打扮成上下夜班或赶夜班火车的年轻女性，在犯罪分子可能出现的地段，让他原形毕露，争取早日将他抓获！”

方雅青听了，热血沸腾，感到锻炼自己考验自己的时刻终于到了！

从那天起，专案组分成了两个小组，方雅青和女同学各跟一组。每天凌晨一点钟，她就准时梳洗一番，穿上新买的大红羽绒袄，拎着手提包出了门。在设定的那些马路上，她匆忙地赶着路。二月底的合肥，有时凌晨的气温已低到了零下，整座城市都好像正在熟睡，昏黄的路灯下除了她，有时就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行人了。她知道在自己的身后，在那些不会被人们注意的暗处，有着许多雪亮而又警惕的目光一直在跟随着她。想到这些，她就一点也不觉得寒气逼人，心中涌动着一股暖流。

第一天，选择的是城市中心一带的芜湖路。那天，她不知疲倦地来回走着，脚冻僵了，脸也冻木了，一直走到了凌晨五点多钟，一辆大客车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天，安排她上了长江路。在这条“安徽第一路”上，同样是一无所获。

第三天，她又去了火车站附近的明光路，也是无功而返。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每天她就像一个夜游神，昼伏夜出，差不多把合肥市的主要马路走了个遍，却连个大客车的影子也没见到，这让她感到很是沮丧。

更让整个专案组接受不了的是，这边正四处张开大网等着罪犯束手就擒呢，那边罪犯却完全没有当回事，仍在继续作案，大杨镇的一口窨井里居然又发现了一具女尸！同样是死后抛尸，其作案手段与前面四次如出一辙。

这已经是第五个受害者了！

媒体当时虽然没作报道，可这消息还是传了出去。于是民情沸腾，领导和百姓都表示不满，参与破案的民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眼看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时令已到了阳春三月。方雅青脱去了冬衣换上了春装，她的心情却并没有因为春光的明媚而变得开心，反倒焦急起来。但她提醒着自己，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要有耐心与信心。这天夜里，专案小组安排她在南七周围活动。南七，因它离古庐州府的南大门有七华里而得名，这里已是合肥南片的一处繁华闹市，其实这个区域方雅青已经来过两次了，这是她第三次前往。

凌晨三点左右，方雅青正走在南七商厦附近的金寨路上，路灯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响声，她回头看了一眼，一辆大客车正从身后驶过来。开始的时候车速很快，可能是发现她一人在匆匆赶路，一下便慢了起来。随后，大客车就从路中心向路边靠过来。大客车赶到了近处，开得更慢，差不多就是随着她行走的速度在缓缓前行。

当这一切突然出现，而且和預想中的情景完全吻合时，方雅青不禁一惊。不过，她装作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切，仍然不动声色地赶着路。

接着，无数次想象中的情节很快发生了，司机探过脑袋，挥着手臂，向她打起了招呼。

方雅青依然不为所动。她只是冷淡地瞅了司机一眼，掉过头不理不睬地走自己的路。

司机急了。干脆放大了嗓门，问她要去哪儿？并关切地说天已这么晚了，街上空无一人，一个女孩子这么赶路非常不安全，他愿送她一程。

方雅青终于在心里笑了，因为这一切都和专案组的民警们分析得一模一样。于是，她更加镇定，极有礼貌地谢绝了对方的“好意”之后，反而加快了步伐，并且显示出几分小心，干脆往人行道上走了过去。故意同大客车拉开距离之后，她这才向司机说道：“前面就有去火车站的一路公交车，不麻烦你！”

听说方雅青这是去赶夜班的火车，司机变得越发热情，显然不愿轻易放过这次机会，居然将车子向路边更近地靠过来，还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扬给方雅青看，并大声说明自己不是坏人，他可以把她直接送到合肥火车站。

方雅青又一次在心里笑了：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因为大半夜地将一辆大客车从单位开出来，一般都是有紧要的任务，放着自己的要务不干，却平白无故地“学”起了雷锋，要把她一个人大老远地送到火车站去，这正常吗？再说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男人，深更半夜对一个年轻女子如此热情，或是说，表现出过分的殷勤，就只能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方雅青终于停下了脚步，虽然很激动，却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试探地说道：“前面就是公交站了，就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谁知司机马上说：“夜间的公交车一小时才一班，很难等的。去火车站路再远，对我来说也就一会儿的事，你就放心地上来吧！”

方雅青犹豫了一下。这犹豫，她是做给司机看的。她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狂跳的心。司机见方雅青有些犹豫，索性把车停了下来，并同时打开了车门。

方雅青见车门已经打开，再没有丝毫的迟疑。她甚至生怕自己的迟疑，让司机改变了主意。

正在这时，树影下突然跑过来一个人，大声地唤着方雅青，说道：“妹子呀，你要去赶火车怎么也不说一声，我也正要去呢，那就一道走！”

方雅青虽然有些意外，却依然要上车。此刻，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一定不能让这个魔鬼从自己手里溜了！但是她的手臂却被来人死死地钳住，动弹不得。

司机见此情景，再不提可以送人直接去火车站的事，马上改口道：“有人陪你我就不送了！”司机很快将大客车开走了。

来人叫李强，是专案小组的参战刑警。待车子走远之后，他开始批评方雅青，说她胆子太大，竟敢上这样的车。“万一车上还有他的同伙，你就会有生命危险！”

后来方雅青才了解到，隐身于暗处的专案小组的民警们，所以让李强走出来，阻止她上车，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这辆大客车的司机，极有可能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犯罪分子。此人心狠手辣，又十分狡猾，方雅青绝不是他的对手。她一旦上车只会凶多吉少。因为这次他是出现在南七商厦的附近，那儿离城乡接合部仅有一箭之地，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是在此半年之后才举行奠基仪式的。而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更是在三年后才正式起步。因此，那天大客车司机只要将车向南开上几分钟，便是一望无边人烟稀少的大片农田。如若她真登上了车，专案小组不光会措手不及，随后的事态也无法掌控。

正是有了方雅青那天深夜在南七商厦附近的一次偶遇，使得侦查的对象一下变得十分具体而又清晰。仅仅经过一周时间的暗中盯梢，胆大包天的犯罪分子就被方雅青的那位同学再一次碰到。由于作案现场就在市中心，那位同学毅然上了车，就在此人故伎重演证据在握之时，埋伏在附近的民警果断出手，扑了上去，使得这个比豺狼更凶狠、比狐狸更狡猾的杀人狂终于落入了法网。

4.钉子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广东省深圳和珠海特区建设的影响下，合肥市也制定出了一个大胆的《城市总体规划》。这规划别出心裁，打破了中国城市建设普遍采用的向外“摊大饼”的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园城交融，让城外的三个开发区成三翼伸展，将城市插入田园之中，田园被镶在城市之中，旧城则整体且整街整片地改造。这种大动作、大手笔的现代化大城市建设规划，经国务院批准后，不仅荣获了中国城市建设规划的最高奖项，还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合肥模式”。

1990年开始的合肥城市大建设，是在大蜀山脚下的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园拉开的序幕。1993年的春天，就在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破土动工的时候，城区淮河路东段整体改造的工程亦正式起步。几乎与此同时，市内的两大居民生活区安居苑和琥珀山庄也先后落成。

合肥市政建设到处开花，它给合肥市的市容市貌以及市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的，这让方雅青感到目不暇接。作为一个户籍民警，她的工作量势必也突然加大。这些是她没有想到的，却又是乐于见到的。无论是琥珀山庄，还是安居苑，当时都是在杏花派出所的管辖范围之内。其实琥珀山庄周边并没有山，被称作安居苑的居民小区，其规模也不小，它和琥珀山庄一样，堪称大型的居民生活区。仅一个琥珀山庄，便内设六区五村，住着四千九百九十户，一万七千五百多人，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各行各业，与其相关的户籍工作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方雅青毕竟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虽然又得忙碌一阵子，不过，忙起来的她反而感到充实，每办理完一户人家的户口，她也会像搬进了新居的那户居民一样快乐。只是淮河路步行街工程的启动，带来的挑战让她有些始料不及。

东西走向的淮河路，与长江路是相平行的两条老街。它们像长江与淮河在安徽川流而过一样，横贯老城。淮河路东段滨临古老的护城河，有着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故居，还有历史达一千七百多年的三国遗迹“明教寺”。按照规划要将淮河路东段打造成安徽商业第一街，市里为此专门成立了工程建设的指挥部，决定除文物保护建筑，沿街的房屋均须拆除重建，一千四百多戶居民也要全部搬迁。同时，为解决拆迁户的安置问题，需征用望城店一带的郑湾、龚湾和土门三个村民组的326亩地，新建一个远比安居苑和琥珀山庄还要大的居民生活区。规划上连这个居民生活区的名字都起好了，因为过去那儿有着一片很大的杏林，就叫“杏林小区”。

尽管淮河路东段有着一千四百多户的住宅要拆，但拆迁的经济补偿比较多，而且拆了老屋又能住上新房，所以，拆迁工作进展还算顺利。但望城店的三个村民组如果像淮河路的居民那样，按其住房面积的大小予以补偿，是不现实的，因为不光是要扒了他们的屋，还得征用他们的菜地。权衡了各种利弊之后，市里决定不再看三个村民组每户住房面积的大小，也不看各自承包田的多少，而是以户籍为准，每人在未来的杏林小区补偿二十平方米的住房。当然，三个村民组里有的是原住户，也有外乡人。外乡人只是临时的“挂靠户”。可以享受到这次拆迁补偿的，只能是有着正式户籍的原住户。

解决方案确定之后，首要的是准确无误地核准三个村民组的户口。这样，一副十分具体而又沉甸甸的担子，自然而然地，便落在了方雅青的肩头。

这时，她已升任警长。她不知道警长算“几品官”，手下却只有一个兵。再就是为配合工作，望城店还派来了一个叫丁尚宝的民兵营长。事关三个村民组的切身利益，方雅青一点不敢怠慢。接到任务的当天，方雅青就走村入户。

当时方雅青正怀着孕，妊娠反应还很激烈，她就强忍着。同以往执行任务一样，她每天早早就出现在现场。那时派出所通向望城店的还是条土路。晴天汽车一过，路面顿时会扬起满天的尘土;碰到雨天，地面上的尘土经雨水浸泡后，很快被搅和成泥浆，人走在这样的泥浆路上，再好的心情也变得糟糕。

最糟糕的是，那时的户口本全是手写本，她得一本本翻，挨家挨户地上门核对，最后才能确认。常住户核对起来并不困难，但也不是一次上门就准能见到人;难的是那些“挂靠户”，他们的亲戚为方便在合肥打工或读书，将户口从外地迁过来挂靠在这儿，不少挂的是“空户头”，人并不住在村里，根本找不到人。这种的情况她以往也遇到过，问题是，这次任务时间紧迫，她必须想方设法同“挂靠户”联系上，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直到确定了对方户籍的性质为止。

事隔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民兵营长丁尚宝回忆与方雅青共事的那段日子，依然感慨万千。他说没想到方姐在当地的口碑那么好，村民们见了她都亲热得不得了。这事前后只用了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户籍的核定。因为她工作认真，又十分有耐心，有想从中讨巧占便宜，或是平日刁钻耍滑轻易不饶人的，都被方姐折服，一个个只得“认命”。

当年“淮改办”拆迁部的负责人许德金，为淮河路原居民的拆迁与安置，没少同杏花派出所打交道。在他的印象中，方雅青办事很讲原则，却也不失灵活。至今，他还记得那个“钉子户”，他说，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为那户人家安排了一套回迁房，但任你怎么劝说，他们就是不搬家。最后才弄清，他们讨要的不光是将来的回迁房。因为他们还在村边上搭了间简易棚子，在那开了一个小店，他们还想要一间不少于三十平方米的店面。这显然是漫天要价，无理取闹了，因为那棚子是他们私自搭建的，不可能受到法律上的保护。结果，一对夫妻死死守在家里，拆迁队出动了几次，因为不好强行动手，只得向派出所报警。杏花派出所的治安民警也出面调解了多次，由于双方提出的条件悬殊，均毫无进展。这事每耽搁一天，都会给开发商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他们吃不消了，便频频报警。所长也感到棘手，他知道这种情况户籍民警出面也很难解决，所长最后还是把这个难题交给了方雅青。

方雅青太熟悉自己辖区的居民了，她出面之后，调解思路与别人完全相反。大家都是轮番地劝说那对夫妻，她却倒着来，开始做起了开发商的工作。

方雅青的一句话，就说得开发商目瞪口呆。

方雅青说：“我们不能将这户人家叫‘钉子户，这样会让人家多伤心呢？他们平日遵纪守法，而且十分善良。其实他们是真正的困难户，应该得到我们大家的关爱，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

她知道那是一对残疾人，女的双目失明，男的也只有一只手，尽管命运对他们很不公，但两人相依为命，自食其力，靠那间简易棚子卖点日用杂货为生。在这次拆迁工作中，如果只解决他们的住处问题，而不解决店面的问题，他们将从此失去生活来源。

开发商认为这事难办的原因，也正在这里。开发商困惑地问方雅青：“我们也没有义务做慈善呀？”

方雅青耐心地说服道：“他们建的那间棚子，当然属于乱搭乱建，你们不给补偿，于理于法都是说得过去的。但如果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一对残疾人，因为我们丢掉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我想这就于情有悖，而且我们不应该感到理直气壮吧！”

开发商听了方雅青一番话，担心地说道：“我们企业也难啊。这么大一个摊子，见天就要拿出大笔的钱，这样的‘口子不敢开，否则，你想不到的麻烦事都会找上门来。”

方雅青说道：“这个你尽管放心。不是这样的特困户，谁找上门就由我来做工作。老百姓也并不都像你想象的那样是刁民，只要做得合情合法，他們也是讲道理的。”

她见开发商不再吭声，又进一步说道：“拖到今天没有对那对残疾人强行动手，说明你们是顾及到了社会舆论。企业的事我不大懂，但我想它同做任何别的工作一样，说到底也是要‘做口碑，有个好的信誉才能把事儿办好，做大。再说，企业总要算经济账吧，这事不解决，拖上一天，你们就要损失一天的真金白银。这么多天拖下来，你们的损失也够买一间三十平方米的门面了吧？”

提到有关“钉子户”的这段佳话，淮改办的许德金把方雅青夸成了一朵花。他说开发商被说得心服口服，很快这事就圆满解决了。他说，这个方姐呀，她可是全中国都难找到的一个大好人！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社会上的阴暗面啥没瞧见过？可她一直保有一颗仁慈的心，时时刻刻想着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这点，是我最敬重她的地方！

他的表达虽然有点儿夸张，但我相信他表达的是自己最真实的感受。

不用说，今天的淮河路东段，已经成了一条中国知名的步行街;杏林小区也成为合肥市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居民小区，它有着九十九幢居民楼，四万余人。随着合肥——安徽省的省城迅速崛起，杏花派出所也因为完成了在常人看来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做出了非凡贡献，荣立国家公安部“集体一等功”，并成为全国精神文明示范窗口。而方雅青个人，也荣获了“合肥市十佳民警”，并被授予安徽省“三八”红旗手。2003年8月，她被提拔为杏花派出所副所长。

5.派出所长的首次出警

方雅青在户籍民警的岗位上工作了十七年之后，升任杏花派出所副所长。不了解今天的公安工作，尤其是不了解作为省城的合肥市公安工作特点的人，会对三十五岁的方雅青才走上基层派出所领导岗位不以为意。殊不知，在派出所这种特殊岗位，一个女同志能授予此职，在有着五十多个派出所的合肥市依然是个特例，属凤毛麟角。且不说合肥是安徽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众多，且又密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步伐在进一步加快，很多新型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仅方雅青所在的杏花派出所，正常情况下，每天接警的数量就不少于三十起！如此大量又随时可能出现的警情，要求基层派出所的领导必须具备敏捷的反应能力和很强的处置能力，他们要有旺盛的精力和充沛的体力。

现庐阳分局户政中心主任刘皖梅曾是方雅青的“徒弟”，警校毕业后分到杏花派出所户籍室，与方雅青共事多年。她说，派出所的领导仅负责值班这一项，就可以用“三死一生”来形容：每次轮到值班，一值，便是一天一夜不间断的二十四小时，四天就得轮回一次。第一天值班，人就累个大半死;第二天缓过来一些劲，属半死状态;第三天算是活过来了，可第四天又要值班了。这中间没有节假日，节假日会比平时更加紧张忙碌，因为节假日活动多，他们得赶过去维持秩序。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亲朋好友的大事小事基本顾不上，自己有个头痛脑热也只能咬咬牙硬挺着。总之，进了所里的领导班子，整个人就“卖”给了派出所。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连铁打的男人都吃不消，何况女人？

方雅青担任副所长，分管的是所里的基础工作。在户籍内勤的管理上，方雅青已是轻车熟路，可她在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的处置上却毫无经验。为做好角色的转变，方雅青除了向书本学习，向老所长讨教，自己的老公张伟更是她最好不过的老师。这时的张伟已在西区干了十多年的刑警工作，又在巢湖路派出所当过五年所长，基层公安工作没有他不熟的。因此，有时所里正开着会，突然就接到一个棘手的案子，她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便对大家撒个小谎，说要去洗手间，其实是偷偷给张伟打电话。张伟也乐于收她这个“学生”，每当这种时候就会豪气十足地先来个鼓励，说：“别急，有我呢！”

方雅青第一次组织出警，是解救一个困在高压线上的小偷。那是2003年8月的一天，正轮到她值班，凌晨两点多她突然接到报案。四里河周湾附近的合九铁路线上，有人偷高压线的电线下不来了，生命垂危。听到这样的警情，她心中一惊。这事不仅危及一个人的生命，合九铁路线上的高压线一旦出了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她一边通知在外巡逻的民警尽快赶过去，自己也立即出发了。车子开到四里河边就没有了公路，要去河对岸的事发现场，须沿铁路绕道行驶两三公里。为尽快赶到现场，她选择了从河坝上横穿过去。可堤坝很高很狭窄，大白天也很少有人敢在上面走，她自己也感到奇怪，当时居然不知道怕，壮着胆子就上了堤坝。那天天太黑，黑得连脚下一米开外的地面也模糊不清，一不小心就会跌进河里去。那天，她是手脚并用地从堤坝上爬过去的，爬了足足三百多米，才到了河对岸。

她到达现场的时候，报警的人已经离开了，先她一步赶到的巡逻民警问她怎么办？她知道高压线有着很强的磁场，实施解救，唯一的办法只有先断了电！但是要切断铁路线上的高压线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想到了市局指挥中心，于是，她首先给指挥中心作了简要汇报。指挥中心要她直接与合肥火车站取得联系，并给了她联系方式。接着她便把电话打给了合肥火车站，合肥车站显然也做不了这样的主，要她立即联系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蚌埠分局得知合肥郊区一处铁路线上的高压线发生了这样的事故，甚为紧张，也认为必须停电排除隐患。但停了铁路沿线的高压线不是件小事，他们也做不了这个主，得马上请示上海铁路局！待一串电话打下来，消防队员也赶来时，电终于断了，人被救下来，方雅青这才放下心来。由于这起事故处理果断，使得危及到合肥与九江铁道沿边高压线路的一起重大隐患被及时排除！

自当上副所长之后，方雅青更忙了，这可苦了幼小的女儿，她为此常常感到内疚。女儿生下的那一刻，月亮正从天边升上来，所以就起了个“月萌”的名字。月萌上学前一直是由外婆帮着带，上学后才带到身边，有时逢到她和张伟两人同时上夜班，月萌就只能一个人待在家里。遇到刮风下雨电闪雷鸣的晚上，小月萌常常吓得不敢睡觉，深更半夜给方雅青打电话，方雅青虽然很心疼，却也只能鼓励她：“你是警察的孩子，一定是个勇敢的孩子。”慢慢地，月萌竟也习惯了一个人的独立生活，上学放学全是自己走回家，唯一的要求是要妈妈多给她准备点方便面，这样饿了马上就可以自己解決。现在月萌已经研究生毕业了，我问她是否觉得小时候因为缺少父母陪伴，感到委屈？月萌竟对我说：“我从没这样想过，还以为天下所有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是要出去上夜班呢。我一个人在家没人管，想做作业就做作业想玩就玩，想睡就睡，自由自在，我的同学还羡慕我呢！”

有一次，月萌不慎在学校将手腕摔断了。当时方雅青正忙于一起“爆炸案”的摸排工作，是老师把月萌送到医院。月萌独自一人在医院躺了一夜，那天她真的怕极了，以为妈妈不爱她，不要她了。可第二天，一觉醒来，她发现妈妈就坐在病床边，抚摸着她打着石膏的手，在默默地流泪。她也跟着流泪，她终于知道妈妈原来是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就高兴地说：“妈妈我没事了，你去忙吧！你天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呀。”

月萌一句天真烂漫的话，说得方雅青忍不住又泪流满面。她把自己的脸贴在女儿的脸上，说：“妈妈爱你！妈妈对不起你。听说你的手腕摔断时，妈妈和你一样的疼啊。当时，我正忙，真的，真的赶不过来。”

那时候，方雅青真的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合肥市的区划做了重新调整，撤销了郊区，将杏花镇并入到庐阳区，杏花镇则改为杏花村街道，原行政村也一律改成社区。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征地拆迁已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由于这项工作牵涉到各方面的切身利益，因此，征地拆迁一类的矛盾纠纷就从来没有间断过。但这天，发生在梅小店的这起矛盾纠纷却非同一般，梅小店的居民与施工队双方各不相让，以至“兵戎相见”，要打起来了！方雅青闻讯当即带着两个民警赶了过去。

当时的场面几近失控，五六十余人泾渭分明，剑拔弩张地聚集在施工现场。梅小店的原住民手拿钢叉、汽油瓶，施工队的人也不示弱，一个个举着铁锹，全是一副要拼命的样子。方雅青来不及细想就冲了过去，站到两队人马的中间，将他们分开，同时大声地喝道：“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会闹出人命的！”

双方虽然一怔，却仍然僵持着，没人放下手中的家伙。方雅青接着便义正辞严，晓之以理，指出本来双方只是一般的经济纠纷。一方觉得拆迁补偿不合理，不同意施工;一方认为这拖延了工期，要强行动工。方雅青表示，大家都这样不冷静，想过这么干的后果了吗？谁将人打伤了，打残了，打出了人命官司来，都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施工方的人迟疑了一下，放下了铁锹，但梅小店的人却不为所动。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站出来说：“方姐，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他们太欺负人了！征用我们的地，补偿的事都没有谈好就要动手，我们绝不答应！”

他这一说，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吼了起来：“方姐，别的事我们都听你的，但这事不行。开发商心太黑，那点钱就想打发我们，没门！”“除非他们敢把推土机从我们身上轧过去！”

见大家的情绪再次激愤起来，方雅青急了，就上前一步，一把抓住那个闹得最凶的小伙子，指着他的脑袋道：“好你个狗子，忘了你爸死得早，你妈一手把你拉扯成人的了？当年你家穷得叮当响，你读不起书，还是我去找的学校免了你的学杂费，你才读上书的。眼下你的日子过好了，就想找事了，你要闹出事被判个几年，你妈怎么办？”那个叫小狗子的顿时成了哑巴，灰溜溜地退到了后面。

方雅青接着又走向一个挥着钢叉的老人，并且断定此人也是个领头的。她就诚恳地对老人说：“大伯啊，你是一个明理的人嘛，怎么也跟着这群小青年起哄？感到具体的补偿不合理，可以找有关部门坐下来谈。这样舞棍动拳头，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容易闹出乱子，违法犯罪，你说是不是？我在你们家门口待了快二十年了，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最清楚，如果信得过我，现在大伙就回去！”

老人半信半疑地问：“这事你真管？”

方雅青说：“真管！”

老人又问：“不会让我们吃亏？”

方雅青说：“应该相信政府。我何时害过你们？”

梅小店的老少爷们一听，立马收起了手里的家伙。

这以后，方雅青就义务做起了双方的调解员。她先了解清楚双方的具体诉求以及各自的底线，然后便来回做工作，像揉面一样不急不躁，没出半个月就把这事解决了。

2008年8月，方雅青担任杏花派出所副所长整五年，庐阳公安分局局长赵甄找她谈话。赵甄告诉她，局里准备把她调到逍遥津派出所当副所长，仍然分管基础工作。

赵甄开玩笑地对她说：“你长期在郊区工作，吃了不少苦，现在我们要把你调到最繁华的市中心去长长见识，也让你体验一下不同的工作环境。你是不是很高兴？”

方雅青苦笑道：“我不想说假话，如果你让我选择，我宁愿留在郊区。但我服从组织安排！”

逍遥津派出所就设在逍遥津公园附近。逍遥津因三国群雄争霸天下，孙权与曹操的军队在此交战而闻名，《三国演义》有一章“张辽大战逍遥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逍遥津派出所的管辖区域是合肥老城区的中心地带，那一带不仅有游人如织的逍遥津，繁华热闹的淮河路步行街，还有众多的大型商场和高档饭店，更有三大宗教场所：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基督教堂以及寺庙。因此，逍遥津派出所每天需要处理的警务，与在杏花派出所遇到的不完全是一回事。方雅青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许多陌生的课题，这些都需要她尽快熟悉，甚至需要从头学习。

一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方雅青好不容易适应了这个辖区的环境，并能娴熟地处置各种问题了。就在这时，她又一次接到调令，要她去新成立的杏林派出所，担任教导员。

她有些纳闷，按理说，她在逍遥津派出所是要干满五年才能离开的，可现在才待一年。不过她又感到喜出望外，她做梦都想回到“杏花”去。她知道，“杏林”虽然并不是“杏花”，却是从杏花所分出来的，所里的不少成员就是当年的民警，管辖的也还是当年的那些地方。

调到杏林派出所，是庐阳分局党委的决定。现在，赵甄局长开着车，要亲自将她送到杏林派出所去。当车子进入杏林辖区境内的时候，赵甄打趣地问她：“方雅青，什么感受？是不是觉得很眼熟？”

方雅青激动地說：“我太想回来了！”

6.打开一扇新的窗口

方雅青后来才知道，合肥市这几年以史无前例的规模推进城市化，城乡接合部的变化最大。她还是在杏花派出所时，“杏花”就已经“一分为三”，划出了一个“杏林”和一个“海棠”。划出的“杏林”的面积，尽管不及原“杏花”的两成，却有着全市最大的杏林生活区，以及上百家企事业单位，居民就有三万多户，十二三万人。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许多新型的社会矛盾涌现出来，基层的治理任务陡然加大。分局领导在这种时候将她调回来，看中的显然是她对这一辖区的熟悉，她在辖区百姓中良好而深厚的群众基础。

方雅青终于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老根据地”。虽然这次担任的是教导员，是配合所长当好“参谋长”，但她还是有信心做好角色的转换。她知道，带好这支队伍，要敢于担责，也要敢于问责，在“以制度管人，以制度带队伍”的同时，关爱民警，在民警最需要的时候倾注真情，做他们的“知心人”尤为重要。想方设法做好民警们的后勤保障，让大家工作生活在一个心齐、气顺、风正、劲足的良好氛围中。

这时的城乡接合部，因新建的一批居民小区入住率低，加上交通便利，已成为传销团伙的首选之地。这时候传销组织的骗人之道也已经“与时俱进”，他们从最早推销化妆品、保健品，演变成了不再用实物而是采用传销“概念”的模式。由于合肥市的大建设和大发展，展示了一个新兴城市的雄勃英姿，已经成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副中心”。传销分子打出了一个名叫“1040工程”的幌子，诳称只要投资六万九千八百元入股，然后，你再寻找三个合作伙伴，也就是说发展三个下线。你的三个伙伴，同样要投资六万九千八百元，还要每人再发展三个下线。如此这般，三年后你便能从合肥市飞速发展的“红利”中获得一千零四十万元。为让人信以为真，他们还装模作样地组织大家到合肥各处参观，好让那些来自大西北等偏远省份的被骗人员眼见为实，相信“天上会掉下馅饼”。

为打击非法传销分子的疯狂活动，方雅青协同所长，联合工商所和街道，从2011年6月起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活动，逐街、逐院、逐门地清理摸排，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在清查整治中方雅青发现，为逃避执法部门的打击，传销组织早就总结出了一整套专门对付执法部门的办法，并且把它作为“洗脑”的重要内容。传销组长规定传销人员上下线之间只能单线联系，即便住在一起，彼此也不允许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及来自于何地。传销人员受毒害较深，大都对执法部门存在对抗心理，对执法人员的询问往往缄口不语或答非所问，不讲实话。而且，传销团伙点多面广，活动隐蔽，传销主犯常躲在幕后，身居异地遥控指挥。一些出租屋的房东社会责任感不强，对于暂住人口出现了这些违法犯罪苗头，睁只眼闭只眼。有的房东甚至只认钱不认人，自己在外面居住，对租住人员的所作所为，听之任之，使其住房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尽管困难重重，2011年杏林派出所还是牵头采取了九次联合行动。有一次，方雅青在清查出租屋的时候，将几个疑似传销人员带回了所里。民警正在审问时，传销头目竟然带着三十多人闹到了派出所，要求放人。在遭到民警拒绝后，传销人员仍然强行闯入，不仅对民警大肆谩骂，甚至动起了手，将一名民警打伤。见犯罪分子如此嚣张，方雅青果断调集了全所警力，同时报告分局请求增援，当场抓获十三名传销人员，才平息了此事。

利用传销或变相传销手段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由于对传销的违法性还缺乏科学的界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显滞后，震慑和惩戒的力度不够，对发现的非法传销主要还是以取缔驱散为主，对涉及犯罪的，也只能以诈骗、非法拘禁等定罪，而追诉标准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传销分子有恃无恐，以至打而不绝、禁而不止、遣而不散。

方雅青对这种害人不浅的非法传销一直持“零容忍”的态度。除了所里的正常工作，方雅青数年如一日地一直盯住这件事不放。她不信邪，不相信传销分子永远是“打而不绝、禁而不止、遣而不散”的。她亲自带队清查传销窝点，打击为首人员，对误入传销组织者做劝离工作。经过七年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1年传销警情为1206起;

2012年传销警情为1087起;

2013年传销警情为980起;

2014年传销警情为803起;

2015年传销警情为710起;

2016年传销警情为534起;

2017年传销警情为零！

联合工商、街道打击非法传销活动，让方雅青看到了执法机关同社会力量形成合力时，工作的效率事半功倍。这事给了她不小的鼓舞，也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她在想，这种联动的模式是否也能用在别的工作上呢？

恰在这时，出现了一起医患纠纷。辖区新民医院外科的一个患者，因抢救无效死亡。死者亲属在医院大吵大闹。方雅青第一时间就带领民警赶到医院，她和现场的民警连续工作了十三个小时，由于及时出警，处置方法得当，这一医疗纠纷最终顺利解决。

这件事虽然得到圆满的解决，方雅青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她由此想了许多。她想现在“有困难，找民警”这句话，已是家喻户晓。确实，老百姓有了烦心事，比如发生了医患纠纷、经济纠纷、邻里纠纷，比如征地拆迁、被骗被盗以及夫妻打架、第三者插足，甚至，人被狗咬、狗跑丢了等等，大事小事，都会找到派出所来。纠纷闹到法院去，是要支付一定成本的，而找到派出所却不需支付任何费用的。因此，有许多并不是公安机关需要过问的事情，却弄得基层的公安民警不堪重负。

方雅青想：“既然群众出于对公安机关的信赖，找上门来，如果我们一概不管，有些‘事情最后就可能演变成‘事件。所以，这些属于基层治理中的‘法治剩余事务，我们仍有责任及时回应群众的诉求。”

她粗略地算了一下，仅杏林派出所平均每月的接警量就在九百起以上，受理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三百四十多起。其中，多半属于各类经济纠纷和民事纠纷，这些纠纷并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但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就极易引发出治安案件，甚至出现民事转刑事案件，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这些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其实相当琐碎繁杂，使得原本已十分有限的警力受到极大牵制。而同时，她也注意到，杏林街道司法所就有调解机构。由于种种原因，司法所调解机构一直处于想干事却很少有人找上门，处于“吃不饱”的状况。再说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要用说服的手段，而不是压服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如果派出所与街道能够联手，让公安行政与人民调解有效对接，岂不可以高效率又低成本地化解掉绝大部分的社会矛盾吗？

方雅青把自己的设想和所长余云雷做了沟通。余云雷也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完全可以在派出所内设置一个警民双方合作的工作室。

在庐阳分局党委的支持下，方雅青找到街道主管司法的副主任尹江东。尹江东正是她当年在杏花派出所的老同事。两人一谈，一拍即合，最后确定就在派出所的一楼，在方便群众进出的地方设立一间“警民联调室”。街道派出两名人民调解员，派出所抽调出一位专职民警。专职民警主要负责调查取证，人民调解员则配合开展调解工作。方雅青具体负责联调室的建设，即制度的建立、设施的选配等后勤保障及宣传工作。

2011年2月，由街道派出的“金牌”调解员张静义和董朝恕，来到派出所的“联调室”。方雅青也亲自上阵参与调解工作。因为这种警民联合调解方便、快捷，既有警察的参与显得权威，又不收取任何费用，很受老百姓欢迎，来“联调室”的人络绎不绝，最多时会在派出所的大厅里排成长队。

不过，方雅青随后也发现，前来要求调解的，虽然双方都签署了“警民调解协议书”，可有的仍出现反复。方雅青想，之所以有人敢于不履行协议，是因为他们的这种调解协议，没有得到法院的判决或是裁定，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这让方雅青感到很无奈。恰在这时，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调解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让方雅青感到束手无策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于是，杏林派出所和杏林街道建立的警民联调室，又进一步与庐阳区人民法院实现了对接。

这年四月的一天，调解室接下了一桩购车纠纷案。胡先生从朋友那里购买了一辆桑塔纳二手车，买车时已经说好，如发现车况不好可以退货，胡先生于是放心地将车开走了。车只开了一个星期，他觉得情况很不好，就把车子开到修理厂去检查，修车师傅告诉他一个惊人的消息，这车被严重地撞击过，没法修理！胡先生觉得朋友欺骗了他，非常气愤，去找朋友算账。可他的朋友非但不认账，还振振有词，说：“你买的本来就是二手车，没问题我怎么会这么便宜卖给你？”这让胡先生无法容忍，两人动手打了起来，最后闹到了派出所的联调室。经过联调室工作人员反反复复做工作，朋友才承认这事他做得有瑕疵，同意退钱，但他现在没有钱，愿在警民调解协议书上签字。

朋友同意退钱，又在协议书上签了字，可胡先生对不诚信的朋友已经不放心，怕到时反悔。调解员张静义向方雅青做了汇报，方雅青也觉得这件事有反复的可能，为将这桩纠纷解决得彻底，不出现遗憾，便要张静义起草一份“司法确认申请书”，带着两位当事人去了一趟庐阳区法院，申请司法予以确认。法官刘晓莉受理了这件“确认调解协议”的申请，審查后最终出具了一份“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确认决定书”。当安徽省司法厅厅长孙建新到杏林派出所调研他们创办的“警民联调”工作时，见到了这份具有法律效力的“（2011）庐调确字第00001号确认书”，也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实施后安徽省第一例司法确认书。孙建新很是欣喜，对大家说：“这事不仅在合肥市法制建设的进程上，而且在安徽法制建设的进程上，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2011年4月20日，杏林派出所“警民联调室”正式挂牌试点。

“警民联调”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的工作机制，很快引起全省各地纷纷效仿。当年召开的全省社区警务经验交流现场会，全体与会代表便前往杏林派出所参观取经。湖南、山东、浙江等省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公安民警，也先后找上门来，了解“杏林”经验。

杏林派出所“警民联调室”通过三年试点，共调处各种矛盾3920余起，成功率达到85%;派出所调解负担比同期下降了51%;同一矛盾纠纷重复报警率下降70%;集体上访、超级上访数量下降65%;“民转刑”案件，尤其是命案，为零起。杏林派出所初步实现了将警力从繁杂的调解工作中解放出来，实现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派出所，将矛盾纠纷化解在一线，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预期目标。

就在杏林派出所警民联调室成功地进行了试点之后，2014年8月，安徽省综治办、公安厅、司法厅和财政厅，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建立“警民联调”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各城市街道和农村乡镇都要参与到“警民联调”这项工作中来，“警民联调室”统一设在派出所;要求到这年年底，警民联调室在全省的覆盖率要达到60%以上，截至2015年6月底，在全省覆盖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并将其纳入综治考核。

于是，原本对新闻十分敏感的大报小报、广播电视，这时都在显著位置和重要时段，报道了安徽省加强“警民联调”工作机制的消息。特别是《法制日报》、人民网和中央电视台，都充分肯定了这种工作机制，认为它不仅能够从源头上化解或分流群众中的矛盾与纠纷，同时可以避免或减少矛盾纠纷的升级和激化，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群众利益。

2015年7月15日，安徽省五个部门再次联合召开“警民联调”工作推进会，进一步要求“建立长效工作机制”，要求“再上新台阶”。

“确实要再上新台阶啊！”面对越来越多前来参观、取经的队伍，方雅青感到了巨大压力。如何才能再上一个新台阶呢？她忽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辖区内原橡塑厂的纪委书记孙再明。橡塑厂早已破产，彼此之间十多年没见过面。人民调解员需要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孙再明正是这样的人才呀！经多方打听，方雅青终于将他“挖”了出来。

找到孙再明的时候，他已退休在家。当方雅青告诉他，要请他这个当年的纪委书记“发挥余热”，出任人民调解员时，孙再明很是激动，他在电话中直喊：“没想到。想不到啊！”

其实，方雅青也没想到，“警民联调室”——他们打开的这扇为民服务的新窗口，会被作为“杏林经验”，迅速在安徽全省乃至全国推广开来。

责任编辑   陈少侠（见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