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唤醒小火车吧

2020-03-28朱斌峰

安徽文学 2020年3期

朱斌峰

暌违多年的廖亮打来电话，说他不日将归。我站在银城嘈杂的街头，用耳朵捕捉着两千里之外的声音，忽然有种大雪将至的感觉。廖亮总算肯回901看看了，他会像一片雪花那样飞回来吗？

三十年前的冬日，大雪覆盖远山近岭，起起伏伏，仿佛白色的马群环绕着901缓缓奔走，山坳里的风打着让人眩晕的旋儿，似乎只有从雪野里尖尖钻出的南山铁塔岿然不动。铁塔是发射塔，30多米高，塔顶挂着花朵般绽放的大喇叭，塔下伏着火柴盒般密封的电视差转机房——那就是901捕风传声的尖耳朵和铁嘴巴吧？

那时的901是个保密的小三线工厂，在20世纪70年代，一批批南腔北调的工人高呼着“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口号，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远离银城25公里的深山里，建起这座生产火车的机车厂。他们把生活区放在岭上，厂房藏在山谷里，建起盘来绕去的铁路隐蔽线，只让一条铁轨穿过茂密的山岭通向大山外。他们建起了粮站、食堂、学校、邮电所、卫生院、灯光球场、工人俱乐部，与周边的山村隔绝，就跟悬浮在山野里的孤岛似的——它们对外只有一个代号：901。

那儿的家属区、工厂车间零散地分布在岭上岭下，却能统一行动起来，靠的就是广播。整个厂区安装着28个大喇叭，只有一个广播站准时播送着起床号、上下班号，而铁塔上的大喇叭是其中挂得最高、叫得最响的。那时还没有电脑、手机之类的玩意儿，厂里人只有通过电话房的总机接转分机才能接听到电话，接收山外的消息主要靠读书、看报、听广播。后来，电视出现了，厂里计划在南山上建一座电视发射塔转播电视节目。于是，在一个义务劳动的日子里，厂里青工和子弟学校的学生排成长长的队伍，就像一条欢快的履带机，将红砖和铁件一块一块地从山下传递到岭上，铁塔和电视差转机房就这样建成了。

也许是挂得太高了，铁塔上的大喇叭经常哑掉，尤其是在北风呼啸的冬天。我不得不在雪花飘飘中攀上铁塔，修理它的铁嗓子。我蹦蹦跳跳做过热身运动后，戴上皮手套，沿着铁梯往上爬。风在脊背上卷来卷去，仿佛一条凉凉的蛇直往身体里钻。我攀到高处，用万用表检测喇叭头，看它是音膜震坏了还是线圈烧断了，如若喇叭坏了就用备用的喇叭换上去。整个过程中，我只抬着头盯着喇叭，不向塔下看，隐隐觉得铁塔在风中微微晃动。我掩饰住心慌，晓得塔下还有个比我更害怕的人，那就是廖亮。我不用往下看就晓得，他准会仰着脸，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他准会一动不动，在心里暗暗地帮我站稳身子;他准会紧紧闭住嘴巴，不让惊叫声从肚子里冒出来。我修好喇叭后，会吹响口哨，模仿广播员的口吻播报起来：现在播送广播找人，请施小慧同志听到广播后，马上到广播修理员身边去——我晓得我的喊声很大，但立马会被风捎走，不会传到施小慧的耳朵里，也许只有塔下的廖亮和雪地里的松鼠才会听到。我连播三次，才舒口气滑下铁塔。我一下塔，廖亮就会扑过来紧紧抱着我，就跟久別重逢似的，难道在他眼里，我每次上塔都是一次死里逃生、历险归来？

那样的冬日，施小慧就坐在901厂机关大楼的广播站里，她穿着毛绒绒的滑雪衫，对着工作台上的麦克风播报什么，她的声音很好听，会被扩大成一圈圈的涟漪传向整个厂区。她会按时播送号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字正腔圆地播报本厂新闻，用唱片机放放音乐，让全厂每个喇叭都响起来，让激昂的声响在大山窝里回荡。整个厂没人不熟悉她的声音，她好像是厂里的报时鸟。每天早晨，只要喇叭响起，就会有工人家属拍打孩子的屁股喊：还不快点起床！广播都响了;就会有铃声响成一片的自行车像潮水一样，从家属区涌出，被厂房吸去;就会有小火车鸣响长长的汽笛，呼啸着从山谷里奔跑——整个901似乎都是被大喇叭叫醒的。其实，我觉得施小慧更适合在厂幼儿园当老师，她喜欢讲童话，《阿拉丁神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等，而那样的天气极适合讲白雪公主的那些事儿。

那样的冬天虽然冷，却冻不住什么。那些蓬松的白雪跟春天的绿树一样，只是901的掩体而已，厂房里机床仍在轰轰作鸣，行车仍在缓缓滑行，家属区大人们仍在生火做饭，孩子们仍在街道上迎风奔跑，小火车仍在雪野里奔驰。那辆小火车是厂里自制的，每日在大山和银城之间来回三趟，为职工通勤并运送物资。它披着绿皮，嗷嗷地欢叫着，在山谷树林围成的隧道里钻来钻去。它时隐时现，让山野微微颤动着，就像滑行在时光深处的地铁。

很多年过去了，我和廖亮早就离开901各奔东西了，那座铁塔还在，可喇叭却哑了，小火车锈在铁轨上了。接到廖亮的电话，我恍惚看到那辆绿皮小火车正在驶来，向着很久前的冬日驶去。我的耳边响起了孩子们朝着小火车的喊叫声：小火车，汽笛响，铁轨穿行轰隆隆，绿色车厢手牵手，听命令，齐行动——

我和廖亮是901子弟，那时二十出头，刚从技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我干的是广播修理员的活儿，就是保障全厂的喇叭能发声。廖亮的工种是机车电工，专门伺候那辆通勤的绿皮小火车。机车厂子弟从小到大没有为未来担忧过，我们的鞋子是工厂发放的劳保品，那种翻毛皮鞋真的很牢固，能走很远的路。我们晓得工厂就是个庞大的机器，要让它轰鸣起来，需要各种各样的工种，我们会子承父业成为那台机器上的螺丝钉。

当然，工种是有优差之分的，广播修理员并非好行当，可自打广播站里有了施小慧，就有技校毕业生很乐意去修理喇叭了。廖亮也有那份心思，他父亲廖老头就是广播修理员，他去修喇叭比我理所当然。可他从小恐高、怕黑，只好与高空作业失之交臂了。我从小就爱往廖亮家跑，与他父亲混得挺熟，经常帮廖老头打个酒，买个烟，跑跑腿儿，于是就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成了廖老头的徒弟。我跟着廖老头爬水泥杆，去摘杆上的喇叭花。我看出他总是先迈左脚往上爬，就问：师傅，为什么先要迈左脚啊？廖老头愣了愣：是吗？……哦，这有啥奇怪的？我师傅就是这样迈步的哦。我想我的祖师爷可能是左撇子，就没有再多问，爬杆时慢慢习惯先迈左脚了。我不惧怕爬水泥杆，可有些怕爬铁塔，最担心的是厂里开大会时扩音机出故障，台上人讲话台下人听不到，那就是工作事故了。厂里人不担心旱涝灾厄，生产机车跟春夏秋冬无关;也不担忧衣食住行，那些都由国家供给，只担心出事故——如若违反技术规程，导致事故发生，不仅要受到惩处，而且会有损职业荣誉。犯了安全事故的人，怎么好意思“五一劳动节”站在台上，豪气冲天地跟工友们一起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呢？幸好，工人俱乐部的扩音机是晶体管的，除了有时会发出啸叫声，一直没有坏过，我的担心多余了。

我毫无悬念地生活着，虽然有些多虑，却从未担心过会跟廖亮分开。我和他从小就形影不离，按廖老头的话说就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我一直像哥哥一样罩着他，他怕黑，难免会有同学从黑夜的路灯下钻出来，用张牙舞爪的影子吓唬他。我只好陪着他夜行，还得任由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在初二刚上完第一节物理课后，他曾莫名其妙地说过，他想发明一种灯，大大的灯泡能在夜晚总跟着他，只要他脚步一响就会亮起来，像太阳一样光芒万丈地照耀他前行的路。我摸着他的头，笑他痴人说梦。我想我可能会一辈子都要做他想要的那种灯了，虽然我的光头亮度比不上100瓦的灯泡，可每次班上有同学作弊闯祸，我都会明晃晃地成为班主任打击的目标。其实，我很想像那个会画画的青工那样蓄一头长发，可我的父亲是个铣工，他喜欢一丝不苟地在铣床上把工件削磨得光滑顺溜，我的头就只能保持良好的光洁度了。

廖亮是我的玩伴，也是我师傅的儿子，我俩就像相互咬合的齿轮，非常亲密。其实，901的子弟并不是都能成为要好的朋友的。小火车站对面红砖楼上住着来自上海的工程师们，他们的子女斯斯文文，男孩过早地戴上了眼镜，喜欢抱着《少年文艺》之类的书看;女孩穿着上海亲戚寄来的时髦衣裙，一派花枝招展的模样——他们显得礼貌而又骄傲，像是精心培育的品种。东西岭上的家属区里住的是军人出身的人家，他们的孩子大多很顽劣，满山沟疯跑，捉到山村里的鸡烤熟后，就学着父亲们的样儿喝酒吹牛皮，有些像野生的品种。北岭家属区里的工人是由东北的老厂集体迁来的，祖上三代都是工人，那里的孩子会用轴承制作滑板车，在被修理得光滑的土坡上滑来滑去，哪怕是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都能娴熟地推着铁环在柏油路上奔跑——他们热爱铁器，更像是901的亲生子。还有一些从院校分配来的技术员、卫生所的医生、子弟学校的老师，他们住在单身宿舍楼里，我们只能在灯光球场上看见他们打篮球、跳交谊舞的身影，就像是移植而来的品种。这样的901就有些泾渭分明了，在这样的厂里，我的光头能备受廖亮的信赖是可喜可贺的。

我家和廖家是东岭上的邻居，父辈一代都曾是军人，可子辈还是不一样。廖亮身子细弱，胆子小，或许那是他从小就没有母亲的缘故吧。我头大胆肥，陪着他走夜路，带他去水塘里钓鱼，却在带领东岭的伙伴跟西岭的孩子干仗时撇下他。那时，我们的父母都上班去了，他不敢独自待在家里，就会乖乖地坐在工人俱乐部前的小书摊前，花上一角钱，翻来覆去地看连环画。他的胸前晃荡着两户人家的钥匙，一串是他家的，一串是我家的。他就一直坐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街头，等着我鼻青脸肿地回来。

我和廖亮拥有一个共同的秘密，那就是去小火车站前，去看红砖楼里的女孩施小慧。施小慧的父亲是个瘦高的高级工程师，传说廠里生产的每一辆火车都是从他画的图纸上开始的。她的母亲是子弟学校的英语老师，听说她说得最流利的是俄语。施小慧在红砖楼里说的是软软的上海话，一离开那儿就说普通话。我和廖亮共同见证过她从跳皮筋到跳舞渐渐长大的过程，亲眼目睹过她的连衣裙像莲花一样盛开起来，共同期待过她跳着跳着忽地滑倒的样儿。我俩日复一日地游荡在小火车站前，张望着红砖楼，像一对踩点的贼。终于有一天，施小慧穿着背带工装裤，摇着迷迷蒙蒙的日光走过来，突然四脚朝天摔了一跤，摔得眼泪都落下来了。我和廖亮相视一眼，没有上前扶她一把，却捂着嘴偷偷地笑了，就像默契的同谋心照不宣地快乐起来。施小慧去银城幼儿师范学校上学的那段日子，是我和廖亮最寂寞的时光。那时的夜晚，南山的铁塔在六集连放香港武打片《霍元甲》，所有家属区的黑白电视都扑闪闪地亮着，把拳打脚踢声、乒乒乓乓声传出来。而我和廖亮会从那样的夜晚游出来，站在小火车站前踢石子，等待或目送施小慧坐着小火车从银城归来或远去。幸好，施小慧幼师毕业后又回来了，分配在广播站里当起广播员。我和廖亮不知什么时候就长大了，唇上长出胡须，喉结鼓了出来，开始互相躲闪着不去谈论施小慧，成了各怀异心的同案犯。

我成了廖老头的徒弟后，去廖家就不只是找廖亮玩了。廖老头咋咋呼呼爱喝酒，爱躺在躺椅上收听收音机里刘兰芳说《岳飞传》，从脾性上看或许我更像是他的儿子。其实，在901师徒就形同父子，厂里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关系，有的只是技艺相传的师徒、同生共死的战友，这就让师傅、战友叫起来分外亲切而响亮。那时的901有红砖房、绿机车、黑铁轨，有我也有廖亮，当然还有别的什么。

作为广播修理员，我可以冠冕堂皇地出入广播站，装模作样地检查那儿的播音设备，甚至故意在那些铁家伙上留下小毛病，以便下一次修理它。施小慧对我的到来，既不热情也不嫌烦，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她播报新闻时，双手捧着厂里专用的方格稿纸，以持之以恒的激情，抑扬顿挫地朗诵着，不时抿一下嘴唇，显出庄重之下的调皮来。她眼睛睁得很大，有着旁若无人的梦幻感，仿佛灵魂出窍跟着电波飘远了。她的声音就是一只只腹部储藏着歌声的鸟，在厂区上空飞来飞去。

施小慧不播报新闻时，就眯着眼看我磨洋工，嘴角漾着笑，就跟猫看老鼠似的。

我摆弄着万用表，处心积虑地找着话题，不知该从“大干红五月”青工大比武，还是从厂团委主办的周末舞会谈起。

施小慧咯咯地笑了：那个谁，我给你讲个童话吧。

我一愣，我晓得技校里曾有男生把女生带进空旷的大仓库里，用讲鬼故事的方法，吓唬女生钻进自己的怀里——也许窄小封闭的广播站更适合讲鬼故事的。

施小慧低声讲了起来，讲的是安徒生童话里的《豌豆上的公主》。她说：从前有个王子，想找一位真正的公主结婚，国王和王后为他挑选了好多公主，他都不满意。后来，他发现一个姑娘睡在20张床垫和20床柔软的鸭绒被上，还能被床板上的一粒小小的豌豆硌得睡不好觉，觉得那姑娘才是真正的公主，就娶她为妻，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了——这个童话也许要告诉我们：只有拥有娇嫩的肌肤，只有对一粒豌豆都敏感的女孩，才是好女孩。

施小慧说得声情并茂，眼睛亮晶晶地注视着我，语气中似乎把我当成幼儿园的小朋友了。我觉得她很适合主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开始广播啦”那档少儿节目。

没过多久，我就能邀请施小慧去厂里的周末舞会跳舞了。夏夜的灯光球场上，一串串五颜六色的灯泡挂得像葡萄一样，把月亮挤得离我们更远了。我如愿以偿地拥着施小慧跳起舞来，我的动作笨拙，可她的身子是温软的，碰撞在我有些僵硬的身上，就像细浪拍打着堤岸。我小心地抱着一团湖水，鼻子里萦绕着从她身上飘来的夹竹桃的气息。我能感觉到四周青工的目光在艳羡妒忌地飞向我，其中就有廖亮毛桃般的细眼儿。可我心知我和她并没有抵达他们想象的那样美好的地步，我和她的身体还相互陌生着，跳舞只是我磕磕绊绊地传电的方式，而她就像没有接受到我的电流一样。我只能尽量屏住呼吸，留在甜蜜却不安的梦里。

有时，施小慧会坐在幼儿园的木马上，抬头寻找着天上的月亮，半晌才说：901就像个井，我真想去上海啊！我晓得从上海来的工人子弟有人陆续返城回沪了，对他们来说，回上海仿佛就是返回人间的天堂。我有些羡慕施小慧，她还会说上海话，还有一个故乡，而我的档案上的籍贯是我陌生的地方，我已经不会说父母出生地的方言了。直到现在，我还是怕人问我是哪里人，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们，是该说籍贯地还是银城，可无论怎么说，我南腔北调集大成的口音都会出卖我，仿佛我是个说谎的人。每次遇到这样的问话，我只能认真地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可施小慧说那话时满眼忧伤，我不知该怎样去安慰她，我不希望她飞回上海去，又不敢打碎她的梦。我觉得901其实是个挺好的地儿，少女们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幻想。

我知道廖亮也喜欢施小慧，可他没有理由和勇气走进广播站，只能在喇叭响起“嘟嘟嘟”的起床号里醒来，又在广播里施小慧的“晚安”声中睡去，他安安静静地上班下班，一不小心成了技术能手。在“五一”节那天，厂里奖励给他一个搪瓷杯，白瓷上就有大大的红五角星，我毫不怀疑他会成为优秀的八级电工。我晓得他从小爱琢磨事儿，以前工人俱乐部还没建起时，厂里常在灯光球场上露天放映电影，《南征北战》《上甘岭》《渡江侦察记》什么的。我们坐在小马扎上，目不转睛地看着银幕，偶尔会兴奋地喊上一嗓子：黄河黄河！我是长江！向我开炮——可廖亮会盯着旋转的放映机看，会钻出人群走到银幕背后看个究竟。我有时好奇地想：他会不会把爱情当作技术难题来攻克呢？

没想到廖亮追求施小慧的武器，竟然是金狮牌自行车。他上班不到半年就买了自行车，开始教施小慧学骑车。他俩避开耳目众多的灯光球场，在子弟学校的操场上进行着人车赛跑。施小慧挺直身子坐在车上，双手把自行车龙头盘得扭来扭去，不知是她顽皮还是车把淘气。瘦弱的廖亮跟在后面撅着屁股跑，双手紧紧抓住车后架，在帮助施小慧保持平衡——他总是乐于帮助人稳住身子。施小慧不时发出慌叫声和大笑声，廖亮跑得小脸都红了，自行车的镀锌车轮在日光下旋起闪亮的弧线，仿佛是他俩合作的成果。

不知是施小慧笨，还是廖亮舍不得撒手，他俩在操场的跑道上转了七个黄昏，还没有收到成效。我有些着急了，担心他俩就那么一直转下去，心疼廖亮会在爱情长征路上累趴下，就忍不住出手了。那天，我冲上操场追上自行车，对着跑得气喘吁吁的廖亮大喊一声：放手！廖亮一愣，手不自觉地松开了。自行车驮着施小慧向前窜去，窜出的还有她的惊叫声。我又喊：快骑！施小慧慌乱地蹬起踏板，自行车扭了扭径直向前冲去。廖亮瞪了我一眼，想起身追去。我一把拉住他，推坐在操场上。施小慧脚不敢停，飞快地蹬着车，嘴里慌慌地喊着：啊！我停不下来了！我怎么停下来啊——廖亮想爬起来去救人，却被我紧紧地拽住了。他向我直瞪眼，我嘿嘿地笑。我俩终于看见施小慧冲上操场，一个颠簸摔了下来。

我昂着头对廖亮说：你总不放手，她怎么能学会骑车？

我嘻笑地对施小慧说：你不摔上几跤，怎么能让自行车听你的话呢？

他俩都很生气，气呼呼地怒视着我。

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从那以后，施小慧就学会骑车了。

可后来的黄昏，廖亮和施小慧还是去学校操场上骑车玩儿。施小慧不再讲童话，成了一个自行车运动爱好者。廖亮坐在操场上，嚼着草根微笑地看着她一圈圈地转悠，直到灯火在他眼里亮起。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俩，有些失落，身子像瘪气的橡皮囊，随着夜色浮浮沉沉着。

我和廖亮各显身手地追求着施小慧，谁也不揭发对方的阴谋，只是默契地各追各的，谁也拿不准施小慧喜欢对方还是自己多一些。施小慧对我俩都好，仿佛把我俩当作幼儿园里排排坐、吃果果的小朋友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春天，我们变得越来越爱生气了。

901厂从计划转向市场，就像厂里的绿皮小火车滑出原来的轨道，摇摇晃晃地滑行在方向不明的铁轨上。厂里开始亏损，有时开工资就跟难产似的，而且拿到手的钞票如同姑娘们的裙子越来越节约了。工人的脸色越来越黑，对着行车机床卖力地下手时，常常会慌慌喊上一嗓子：操！他们在酒后仍然豪气冲天：咱们厂现在是不景气了，可瘦死的骆驼比馬大！即便厂里不行了，国家也不会不管我们，说不定还会把厂子搬到上海搬到东北去呢！他们就像黄昏里的飞鸟，珍惜着自己的羽毛，可“五一”节的大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就唱得没有底气了。附近原本凋敝的山村却活泛起来，村民卖起丹皮开起矿山，新楼房像春笋一样钻了出来。年轻的村民骑着摩托在厂区的街道上招摇而过，工人家属们对着那些呼啸而过的摩托，会愤愤不平地留下一句：呵！烧包什么呢？——整个机车厂恍若一方平静的水塘被风卷得打起皱来，我们在眺望南山时，觉得铁塔似乎矮了下去。

让我和廖亮生气的是，周志又在901出现了。周志是离厂区最近村庄的孩子，他家有个豆腐作坊，那些豆制品的气味曾随着他母亲的叫卖声，在家属区里弥漫着。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气味，他成了厂子弟学校唯一的农村学生，成了我们的小学同学。他没有蓝工装和绿军服可穿，没法成为少先队员，不能跟我们一起谈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也没有资格报考厂里的技校，在学校里总是低着头沉默着，一副很小心很勤勉的样儿。我们忽视着他的存在，觉得他会成为乡下的豆腐师傅。他连小学毕业时都没有跟我们合影留念，让好多同学忆起青葱岁月时，矢口否认我们有他那样的伙伴。

多年后的周志卷土重来了，他已经长成帅小伙，骑着摩托车，穿着笔挺的西装吊着花领带，昂着头微笑着游走在厂区的街道上，比油渍麻花的我们清爽多了。那时的他开私人石子场发达了，那石子场就在南山铁塔下，那儿不时传来口哨声，接着爆破声就会响起，震得铁塔颤动起来。我们似乎认不出他了，可他竟然让曾经的文娱委员施小慧出面，邀请曾经的小学同学，在已经被私人承包的大食堂里撮了一餐。我们早已忘记与他共有的往事，只能闷头吃喝，可他却能叫出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他大方得体，在大食堂“厂兴我荣厂衰我耻”的旧标语下，神闲气定地做了一回主人。此后，他来901更勤了，遇到我们就会远远地抛来一支阿诗玛香烟，仿佛是我们衣锦还乡的伙伴。我们只是礼貌地跟他打打招呼，并没有想把他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可周志跟施小慧越走越近了，他给施小慧买流行歌带，送他家山头上长出的桃李，还屡屡走进厂机关大楼的广播站里，让厂区的大喇叭里播放起他从银城捎来的流行歌曲。那时，广播站开辟了一项点播业务，当有人过生日、结婚、参军、考上大学时，亲朋好友只要花点钱，就能在广播里为他点上一首歌送上祝福。于是，我们常常能在喇叭里听到施小慧热情洋溢地说：下面，请听周志为他的同学点播的一首歌《爱你在心口难开》，他要用歌声祝同学天天美丽、年年开心——周志点播的歌曲都是那些想打动少女的流行音乐，有着蓄谋已久的味儿，听起来真闹心。那让901渐渐骚动起来，最初发表感慨的不是我，不是廖亮，也不是总给施小慧写新闻稿的总装车间青工，而是工人家属们。她们在菜市场、在工人俱乐部前、在家属区的楼道间窃窃私语：这世道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一个乡下人怎么就能开厂发财呢？还跟厂里姑娘泡上了？她们咬着耳朵说：这算什么事啊！那施小慧真是太傻了，一个901的子女、一个漂漂亮亮的女子，怎么能跟一个乡下人谈情说爱呢？真是把施总工程师的脸丢尽了，把901的脸丢尽了。她们善解人意地说：那施家女子真是眼皮浅，一个豆腐坊的儿子，现在是有几个钱，可毕竟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一个暴发户能管一辈子吗？有她吃苦的日子呢！——我真怀疑周志就是一块尖利的石子，挟着风声飞来的。

我找廖亮商量削周志，901把打人称作削人，似乎让打架斗殴成了机床上的工序，有一种技术活的意味。我想周志是我俩共同的情敌，甚至是整个901不欢迎的人，廖亮没有理由不同意的，他应该像在机床上削刨铸件的同学那样欢天喜地地嚷：对！削他狗日的！我早就看那小子不顺眼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邀请廖亮参加战斗，可没想到他听完我的行动计划后一声不吭，只用黑眼珠定定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从机床上诞生的次品。我心里窝着火，催他：廖亮，你说话啊！他这才哼哧着：这样不好吧？谁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哦。我气得站起来，丢下一句话就走：我晓得你胆小，你不干，有人愿意跟我干的！廖亮喊了几声我的小名，但没有追上来，也许他晓得我是犟驴劝不住吧。我气呼呼地走着，眼前闪过小时候的廖亮呆坐在街头小书摊前看连环画的身影，就在心里原谅了他。

当天晚上，我和几个同学开始行动了。我们在小火车站前的道班房里藏起身，按下电钮，用铁道口黑白相间的栏杆，挡住了骑着摩托而来的周志，然后冲出去围住了他。周志吃了一惊，赔着笑掏香烟。我上前伸手打掉他的烟，将手里的老虎钳砸在摩托上。有人喊：嘿！这摩托还挺硬的嘛！有人抖着腿笑：嘿！你小子在广播站点播的歌真好听！有人上前摸摸周志的脸：嘿！以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小子这么白啊，是吃豆腐吃的吧？周志在四周铸铁般的脸庞中葨葸了，恍惚又恢复了当年在学校的样儿。围观的同学哈哈大笑起来。就在我伸出手封住周志的衣领准备朝着他的白脸下手时，施小慧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住手！你们要干什么？我回头看见廖亮骑着自行车驮着施小慧而来。施小慧的到来打断了我们的行动，夜气游来游去，铁道口的栏杆掀了起来，周志骑着摩托窜去，同学们星散了。我站在黑黑的月光里，心里漫上忿恨，那不是因为削人未遂，也不是因为施小慧嗔怒地骂了我，而是觉得自己被廖亮出卖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他是想让我在施小慧面前暴露出丑陋的面目？难道他是想以乖巧的告密向施小慧示好？难道他真是一个心怀公平、友善的人？难道他知道只有施小慧才能阻止我的行动？

从那以后，我跟廖亮反目了，我不再跟他说一句话，901长大的孩子讨厌软弱，更痛恨抛弃和背叛。

削人未遂事件后，周志不再出现在901街头了，施小慧不再理睬我和廖亮了，这是个令人半喜半忧的结果。时间仍在嘀嘀嗒嗒地走着，这事转眼就被风吹走了。

901越来越低迷了，厂里忽而放起长假，忽而减人增效，像被甩上岸的鱼折腾起来。工人们暗地里寻起活路，有的忙着找关系调动工作，有的偷偷外出给私营厂干些技术活，只有厂房里冰冷的机床行车沉默着。机车厂自建厂以来一直生产内燃机车，就是喝油的那种火车。以前那種吃煤的圆脑袋冒白烟的蒸汽机车，只有一些工人在东北制造过。而那时已开始盛行电力机车，机车厂生产不出那种吃电的火车，只能在窄轨上有气无力地滑行着。曾是军人的老工人在酒后还在意气风发地说起当年第一辆火车出厂的事儿，那红旗飘飘、锣鼓喧天的场面，让他们久久地激动着。可青工们越听越烦，在街上狂捣台球猛看录像，幸好那辆通勤的绿皮小火车还按时在大山和银城之间来回。

廖亮更加精心地伺候着绿皮小火车，检测和解决着那辆车上的电线电路故障，被厂里的孩子亲切地唤作“小火车医生”。我还在修喇叭，让起床号、上下班号在大山窝里准时响起，努力地把901叫醒，把绿皮小火车叫醒，把蜂巢般的厂房叫醒，告诉全厂工人新的一天来了又走了。我尽心尽职地工作，有些担心如若哪一天喇叭不响了，一些工人会不会在梦里不再醒来。我和廖亮互不搭理，廖老头当然是看在眼里的。他并不在意两个后生的龃龉，他烧得一手好菜，偶尔烧点菜喊他的儿子和徒弟一起喝喝酒。他醉红着脸说：你俩为个女子闹别扭，真是没出息！他用手敲敲我俩的头说：我就不信你俩能为这事赌一辈子气！我和廖亮不说话，低垂着眼喝酒，就像面前摆着空镜子似的。

廖老头上了年岁，关节炎总是复发，就改行去铸铁车间当仓库管理员，管理着那里的铁料和铸件。很多人对铁是有误解的，多年后的今天，好多人捏着嗓子在赞美乡村和农人，赞美粮食和蔬菜，却对废铜烂铁嗤之以鼻，仿佛那些事物只适合拾荒的老人。没有人会想念油黄的吊葫芦、在头顶滑行的双刀大刨、铸件上啃出的燕尾槽，他们只知道铁是冷的，却不知刨刀削起的铁屑是热的，不知道机床行车在做什么，甚至不知工人们为什么要戴安全帽。银城一个响当当的作家曾牛皮哄哄地说：当市场经济大潮来临时，那些爬在国营企业旧体制上的寄生虫就变得凄惶了。我上前给了那家伙一拳头，让他明白人的拳头也会变得像铁一样硬的。廖老头是热爱铁的，他把铁料摆放得齐齐整整，还擦得锃亮发光，让仓库里弥漫着一股干净、冰凉的铁味儿。那大仓库就像粮仓引得我觊觎了，我想从那里偷些铁件料，救济自己的生活。自打施小慧不再搭理我们，廖亮很平静，还跟往常一样上班下班。而我就隔三差五地找伙伴喝酒，喝得大喊大叫，把肚皮拍得啪啪响，才不会那么揪心，喝得倒在床上像头猪，才能一夜不失眠。我已欠下小酒店一定数额的钱，再去小酒店老板娘的脸色就不好看了。我得弄些钱，好在酒液里生活着。我并不觉得偷窃大仓库里的铁料是羞耻的事儿，就像败家子想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变卖一样心安理得。我们一生下来就习惯用901的东西，就连家里的写字台、床板都是厂里配送的。我只是想逃过廖老头的眼睛，那老头虽然一喝醉就会眯眼打瞌睡，可一直警惕着，他要是抓住我这个家贼，眼里会喷出火的。我多少有些怕那些一丝不苟的父辈——那些用裤带教育过儿子们的前军人们。我想如若能配到大仓库的钥匙，那就能游刃有余地跟铁料打交道了，否则即便躲过廖老头的眼睛，那仓库的大铁门和永固牌大铁锁也会把我拒之门外的。我不是电焊工，总不能带着电焊机去切割那铁门铁将军吧。

那个周末，趁着廖亮不在家，我买来白酒和卤鸭，钻进廖家请师傅喝酒。我故意挑起关于军人的话头，廖老头果然再次说起他在部队的时光，说起当年当通讯兵的他骑着摩托奔驰在一望无际的戈壁上的事儿。那些事儿我早就听得耳熟能详了，可我再次佯装兴趣盎然的样子聆听着，心里盘算他会在什么时候醉得分不清南北。厂里好多老工人喝酒时爱吹嘘当年如何如何，把自己一清二白的历史说得万紫千红，仿佛往事就是一碟下酒的佳肴。就连平日总藏着舌头的保卫科长喝多了，都会说自己曾经是神枪手，一粒子弹能消灭一只飞鸟，其实他当年是修桥铺路的工程兵，未必是以射击为主要技能的。我熟知父辈们的脾性，暗地里嘲笑过他们吹牛皮放大炮，可等到了他们那么大年纪时才明白了一个道理——人老了，与其说是靠回忆生活着，不如说是靠虚构生活着，也许吹吹牛皮会弥补往日的失意，会在索然退场前挽回一些体面和尊严：如今的我不也是喜欢在后辈面前，酒气熏天地把自己苍白的过往，说得天花乱坠吗？那时我并不懂这些，只是边听廖老头说事，边在心里发出咕咕唧唧的笑声，直到看见他醉倒在椅子上。

我试探地唤他：师傅！师傅……再来一杯啊。

他眼皮紧闭着，张大嘴巴发出粗细不均的呼噜声。

我蹑手蹑脚走过去，翻起他的上衣，找到挂在裤带上的钥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油泥盒，抓住最大的钥匙按上去。看着油泥盒上清晰可见的钥匙印，我心知银城老街上的那个老头一定能按那印痕为我配好一把钥匙的。我刚想把油泥盒揣进裤袋里，头顶上的灯泡晃了晃，一团黑罩了下来，一只手突然伸过来夺走了油泥盒。我惊回头，看见廖亮站在我身后，是他把黑色带来的。

我伸手去夺油泥盒，他抬手闪开。

我低喝：把东西还给我！

他退了两步，紧紧攥着油泥盒，瞪眼看着我，哑着嗓子低叱：我晓得你要做什么！

我恶狠狠地盯着他：你管我要做什么！

他不再说话，用手指抚平油泥盒里的钥匙印，搁在桌上。

我气得脸上的肉动了动，拿起油泥盒冲出廖家。

我跑到路灯下，将油泥盒狠狠地抛向远处，我想抛掉的还有别的什么。

我也想过：假若厂里不行了，我会去南方，听说那儿有个特区，遍地都是黄金等着人去捡。而廖亮准会一直待在901，他是那么胆小听话，外面的世界应该不适合他去闯荡的。如果我俩没有反目，我会带着他去南方，可现在看来我只有独自前行了。

转眼冬天就到了，南山铁塔上的喇叭又坏了，我背着崭新的大喇叭向铁塔上攀去，雪似乎比往年厚了，风似乎比往年尖了，我换好喇叭，忍不住低头瞥了一眼，只见塔下依稀立着廖亮。我眯眼细看，风卷起跳舞的雪花，根本没有廖亮的影子。我抬眼看向起伏的雪野，眼里落上了一片凉凉的雪。

在冬天来临之前，施小慧去银城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播音员培训班。银城有广播电台，那儿的发射塔比901南山的铁塔高，那儿有更多更优秀的播音员，施小慧就是去那儿学习的。施小慧不在厂里的日子，我接替了她的部分工作，就是每天早上5：55分去广播站开机，播送起床号，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放放上下班号，但从不敢在喇叭里发出自己的声音——面对话筒我总觉得自己的舌头短了半截。幸好，这并不影响厂里人起居作息，整个厂区就像小火车滑在惯性里。

施小慧回来后的第一个变化，就是开始转播银城新闻，以前厂里从不转播地方台广播电视节目，因为901不属于银城管辖，它需要来自更远地方的声音。施小慧回来后的第二变化，就是常常念念有词背诵着拗口的话，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提拉着五斤鳎目;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什么的。我曉得那些莫名其妙的话叫绕口令，她是想把舌头练得更灵活些，练成牧羊人精美的鞭子吧。她的归来让本厂新闻播报得比以前更标准了，可厂里那种激动人心的新闻越来越少了。

又过了数月，我发现施小慧似乎患上梦游症了。她每天晚上九点会准时出现在小火车站前，沿着铁轨走。她穿得紧绷绷的，跳在枕木和铁轨上，越走越快。月光把铁轨镀成银亮的细线，时隐时现地游向山外。她的脚步就踩在那条细线上，像是在一根细弦上跳舞。可她穿得过多，看上去体态有些臃肿了。我不明白天气还没那么凉，她为什么要穿那么厚的衣服，难道她是想化蛹为蝶吗？她表情模糊，不时小跑起来，就像要甩掉身后的什么。她的动作看上去并不像梦游那样迟钝，似乎有着清醒的倔强。我起初怀疑她是想顺着铁轨走到银城去，可那是怎样浩大的工程啊。我渐渐发现，她总是在八千米处转身往回走，像是在按照固定的程序运行。她还抱着头做青蛙跳，那样子就像在锻炼身体。我觉得她这样做比背诵绕口令能强身健体，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只是担心她的安全，虽说那时的夜色里，通勤的绿皮小火车已经睡去，不会冲出来撞人了，可那深陷于山坡里的轨道处，未必不会有坏人和野兽出没的。我藏在山坡上的林草间不远不近地跟着她，不能让她感觉到我的存在，又不能让她消失在我俯视的视野里。有时候，隔上一段距离看一些事物会更美好。

那天晚上，月亮太亮了。我悄悄跟在施小慧身后，被铁轨牵着走。施小慧跟往常一样走着跳着，只是脸上的表情清晰起来了。她甩动长头发，脸上有哀伤也有愤怒，跟她以前笑靥如花差别太大，难不成月光不仅能切割出白昼和黑夜，也能把人变成两种模样？我偷偷窥视着她，又回头看看月光下的901，第一次感觉到夜晚的施小慧和厂区陌生起来。远处，起伏的山岭仿佛野兽的脊背，车间的机器低鸣声像是从隧道里发出来的，家属区的灯光醉眼般在岭上凋落着——它们离我那么远，难道那就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901吗？我恍恍惚惚，就像在梦境里。施小慧在枕木上做蛙跳，她跳得自暴自弃，像是在折腾自己的身子，也许我们只要把沉重的肉身折腾完，灵魂就能飞到月亮上吧？

忽而，施小慧停了下来，蜷缩着身子蹲在铁轨上，抱着肚子呜呜地哭了起来。

难道她是被黑夜里的什么吓住了？难道她是跳得肚子疼了？我愣了愣，慌忙冲下坡跑到她的面前，轻声喊：施小慧……別怕哦。

她没有抬头，对我的出现并不意外，只是哭声更响亮了。

我想摸摸她的头：你……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她号啕起来，把月光都打湿了，肩头抖动得厉害，哭声变成撕心裂肺的呼叫。她捶打着自己的肚子喊：该死！该死！

我诧异地看着她，不知所措。

她突然强硬地停住哭，站起身来，掏出手帕仔细地擦去脸上泪痕，半晌对我一笑：谢谢你！我没事了。

我晓得女人的脸是六月天说变就变，却没想到她会变得那么快，快得像《聊斋》画皮里的人物。我小心地问：你真……没事？

她扬扬头：我能有什么事？……走吧，回吧。

我跟在她身后往回走，没再说话，觉得铁轨有些发软，看着她又恢复出白天挺身而立的身影，疑惑刚才的情景只是一个梦，也许她根本没有哭过。

走着走着，耳边传来风声，我惊回头，看见铁轨另一侧的山坡上荒草摇曳，露出一个人来，那人就是廖亮，我明白了：想来廖亮也一直在陪着夜行的施小慧，可他不是从小就怕黑吗？

后来的夜晚，施小慧还是每晚都要在铁轨上来回走一趟，只是不再蛙跳了，走得像柳树一样优雅了。她从不往身后看，她知道两侧的山坡上有两个人一左一右地跟着她，一个是我，一个是廖亮。我和廖亮隔着铁轨走着，就像没看见对方一样。我们仨就这样走着，谁也不知道能那样走多远。没过多久，一个传闻在工人家属们的嘴里传开了，她们神经兮兮地说夜晚的铁轨上有狐狸在游走——这些多嘴多舌的婆姨们啊！好在她们没有惊动厂里保卫科，好在保卫科的人也懒了，要是换在以前，厂里准会组织青工来狩猎狐狸的。

那些夜晚，我好几次梦见过绿皮小火车。我梦见它在厂区的铸铁车间、冲铆车间、总装车间里，像积木一样组装起来，驶上铁路隐蔽线就不见了，却听到铁塔下的南山轰轰作响，似乎火车钻进大山的肚子里了——这个梦有些像施小慧讲的童话。我梦见小火车奔驰着，在八千米处忽然撞到一头迎面奔来的牛，倔强的犄角撞弯了，牯牛变成红红的薄纸飘了起来——在我出生前，绿皮小火车是撞死过附近山村的牯牛的，可等我出生后，山村的牛听到小火车的汽笛声都会远离铁轨了，我怎么还会做这样的梦呢？更为离奇的是，我梦见我独自走在深夜的铁轨上，忽然感觉到铁轨微微颤动起来，接着一道光从远处射来，接着小火车轰隆隆地跟着光迎面奔来，身影越来越大。我竟然没有想到要避开火车，而是兴奋地迎着它奔去。我不是想卧轨自杀，而是想拥抱什么。我恍惚感到那越来越近、越来越强、越来越大的光，像大手一样抚摸在我的头顶上。忽地，小火车在我面前停了下来，一大片白光照得我睁不开眼，可我却分明看见施小慧正站在车头的白光里跳着舞。我大声喊叫：施小慧！施小慧——于是，我就醒了，发现隔壁家的猫正转着蓝眼睛看着我。

我没想到施小慧竟然怀孕了。

这个消息是从工人家属们的嘴里悄悄传出来的，她们的嘴也许就是天生的小喇叭。施小慧不再夜行，变得深居简出了，但大喇叭仍会准时响起，她的声音仍然悦耳动听地传遍整个厂区。偶尔露面的施小慧的确变了，身子越来越像球体了，脸上失去水分了，仿佛一夜之间从少女变成妇人，从她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变成巫婆了。我真不明白那个眼睛发亮、曾指挥各种工种合力组装过机车的高级工程师，怎么能让女儿违规操作呢？那个会说英语和俄语、总亲切地对孩子们说同学们好的子弟学校老师，怎么能坦然面对女儿不婚而孕呢？我依稀记得：当年施小慧的父母就是灯光球场上唯一的一对跳交谊舞的中年人，他俩在众目睽睽之下，紧紧相拥而又舒展有力，把一曲探戈跳得优雅极了，把刚刚学舞的青工们都震住了。虽然他俩再也没有跳过第二回，可翩翩的舞影跟厂图书馆里的那本《青春万岁》一起烙在了我的记忆里，也许我爱施小慧就跟她的父母之舞不无关系。面对怀孕的施小慧，我没法像她的父母那样平静，觉得901一下子就黯淡起来。我心里像是发生了一场事故，有些东西轰然倒塌了。我这才不得不承认时光是能让事物生锈的，否则厂房怎么会灰暗起来，机器上怎么有了锈迹斑斑的表情呢？

一天晚上，我像上紧发条的闹钟仍沿着铁轨走来走去，似乎想在那儿找回什么。没有施小慧的夜晚，月亮更亮了，在打磨着镀亮着伸向远方的铁轨。在八千米处，我遇见了廖亮，不会吸烟的他坐在枕木上一口一口地吸烟，被烟呛得咳嗽着，像个小老头。我走过去，想跟以前一样伸手去摸他的头，却停住了，沉默地站在他面前不知该说什么。

廖亮从膝盖上抬起头，盯着我：那个……是你的？

我茫然：什么？什么是我的？

廖亮目光焊在我脸上：施小慧……肚子里的孩子啊！

我张大嘴：怎么会？

廖亮哦了声，喃喃道：那会是谁的？谁的？他抓挠着头发，像是思索一个技术难道——看来那孩子也不是他的。

我对这个问题没有兴趣，反正不是我的就够了。我抛去一支香烟，想打断他的苦苦思索，怕他为这个问题抓狂。

廖亮眼睛发亮：那会不会是周志的？

我摇摇头：不会！周志那小子已经没有消息好多年了！

廖亮转过脸看向远处，眼神聚在一点上不动了，半晌才恍然大悟地叫起来：我晓得了！我晓得是谁的了！

我好奇地问：是谁……谁的？

廖亮兀自点头：这就对了！那一定是她去银城参加播音员培训时留下的！

我转动脑瓜想了想，忍不住点点头：是有这种可能。这么说来，那是银城播音员留下来的，那算不算901的孩子啊？

廖亮眯起眼睛：也算吧？那要等到孩子生下来，在咱们厂里上户口才算吧？

我想是这个理儿。

不管怎么说……至少那是施小慧自己的孩子！廖亮说得很平静，可我看见他的眼角滑出一粒晶莹的东西。

廖亮起身往回走，我跟着他走，心里有股想踢他屁股的冲动，那是少时落下的毛病。

我们沿着来路，穿过夜色走回各自家。我这才想起忘了问他为什么不怕黑了？

施小慧在還未生下孩子之前，忽然就从901消失了。工人家属们又热烈地议论起来，有人说她是去银城寻找孩子的父亲了，有人说她到外地打胎休养去了，也有人说她调动工作去银城广播电台上班了，而我宁愿相信她去了上海，去了她父母的来处，去了她一直梦想去的地方。

施小慧走后，901的喇叭就全哑了。厂里只有她一个播音员，也没有再安排我为她代班，也许厂里知道施小慧永远不会再回来，就让广播站自行关闭吧。现在厂里接不到多少活儿，就像吸着干瘪乳房的孩子在打滚儿，好几个车间都放长假了，一个什么都不生产的广播站关掉就关掉呗。901没有了喇叭声，没有了起床号、上下班号，就安静下来了，安静得让人发慌。一些工人上班、家属买菜、孩子上学变得慌乱匆忙起来，仿佛每个人的生物钟都紊乱了。我们还不习惯使用闹钟等计时器，即便手腕上戴着手表，那也只是习惯性的装饰而已。我们下意识地在等待喇叭响起——有时人真的需要声音来提醒的。而其中最惊慌的人是我，我好几次在宁静的早晨蓦地惊醒，以为全厂的喇叭都坏了，赶忙起床抓起工具要去修理喇叭，没出门便醒过神来，才想起那安静的早晨不是我的错。我更担心没了广播员，我这个广播修理员就要下岗了。我像被关进风箱里的老鼠，多么渴望喇叭里能传来施小慧的声音啊，哪怕她只说说绕口令也行。

施小慧走后，廖亮也蔫了。我想他没必要那样，无论怎样那通勤的绿皮小火车都会一直开下去的，否则即便有那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相连着，901也会成为孤零零的岛屿的。我晓得廖亮心事重，想劝他想开些，于是就在夜半堵住他说：你傻啊！你怎么能为个女子弄得失魂落魄的？她已经走了，走时连一张纸条都没给我们丢下，还想她干什么？天下之大，好女子也不是只有她一个！可我说着说着声音就低了下来，看着廖亮人瘦毛长的样子，就像面对着另一个自己。廖亮呆滞地转了转眼珠，一声不吭地从我身边走了过去。他的脚步有些飘，我倏地预感到他要出点事儿。

果然，那辆通勤的绿皮小火车发生机破事故了。那是个黄昏，日光像大鸟的羽毛落在大山坳里。数声汽笛响起后，刚开出小火车站的绿皮火车就趴窝了。乘客们不得不从火车上涌下来，抱怨声跟着人群起伏着。火车司机赶忙去找我们的“小火车医生”廖亮，廖亮在讥讽声里爬上爬下修起小火车电路，就跟飘在人声中的叶子似的。他的脸越来越黑，动作有些发颤，仿佛人群发出的声音是浓烈的白酒把他灌醉了。忽而，他像当年恐高症发作一样，痛苦地捂住耳朵，身子剧烈地发起抖来，然后猛地立起身，大叫一声：老子不修了！说着掷下工具，从乌泱泱的人群里游出，狂奔而去。

就这样，廖亮跑出了九十年代的901，再也没有回来过。起初他很少给家里消息，后来联系才慢慢多起来。廖老头和我每次接到他的电话，都劝他回来看看，无论他落魄归来还是衣锦还乡，901都会敞开怀抱欢迎他的。可他就是不肯回来，就连过年过节都没有回来探亲。我想他是觉得那场机破事故把他的脸皮弄丢了，觉得自己没脸再回来了吧。

在我的印象里，自从那次机破事故发生后，那辆绿皮小火车就一直趴在那儿，再也没有动过窝，只是漆皮慢慢剥落锈去了——有些事情发生未必是偶然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901广播早就不响了，车间的机器早就不轰鸣了，一批批工人和在厂里长大的孩子陆陆续续飞走了，他们并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那样，离开机车厂就会寻不到出路。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他们有的回到父辈的出生地，在比银城更繁华的地方混出头了;有的被私营工厂聘为技术人员，生活得有滋有味;有的开办起五金配件厂、汽车修理厂，日进斗金了。有个下岗的铣工办起雕塑厂，用锻钢削铁的技术锻出的奔马、大象、孔雀等铜雕，已遍布银城的大街小巷。我曾问他为什么不锻造工业铸件，而要做铜雕塑。他想了半晌才一脸茫然地说：以前咱们901，学校、医院、邮电所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动物园吧？我想他是对的，从他铸造的动物雕塑的刨面来看，他还是个具有精益求精品质的工人。

而我终究没有把修理喇叭的工种继续做下去，一不小心就成了小有名气的摄影师。我回过901，走进人去楼空的家属区，拍下爬山虎攀援的红砖楼房、长着红锈的铁楼梯、工人东村*号的铭牌，却不知那样的摄影作品别人是否感兴趣。我胸前挂着照相机，走进幽深清冷的车间，那些机床行车落满了铁灰和油污，静静地泊在暗冷的光线里。我拍下天吊、双刀大刨、卷着的铁屑，在转身离开时恍惚听到那些机器咣咣当当地响起来，各自低声诉说起什么，惊回头却见厂房还是那么安静。我当然拍过南山上的铁塔和锈在铁塔上的大喇叭，我将已经发福的身子费力地移到铁塔上，往下眺去，却不再有一丝的害怕，只见901淹没在绿色的海里。从树林里露出的楼房在微微摇晃，弯弯曲曲的街道仿佛是荡漾的水路，而四周群山起起伏伏，它们不再转着圈奔跑，而是向四面奔去的马群。我没有拍下落日下厂区的鸟瞰景，没有拍下仍留在厂里的老人，因为我的相机镜头的景深不够。我把所有901的照片都存在电脑里，一直没有展示出来。有人说摄影就是要留住时光，留住瞬间的记忆，可我什么也没留下来。

我一直没有见过廖亮和施小慧，偶尔能见到周志。周志自打关掉石子场后就没了音讯，我以为他跟我不是同类，是不会再相遇了。有一回，我应某个度假山庄之邀，去那儿拍荷花，没想到那山庄的老板竟然是周志。他还没有被时光发酵起来，可头发荒了，稀稀疏疏遮不住头顶了。我俩见面时都愣了愣，既而都笑了。我俩没有聊起过往，没有谈起各自的经历，似乎我们成为今天的模样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后来，我偶尔会去给他的山庄拍风景照，以供山庄做宣传画册、办摄影展之用。他从不给我酬劳，只是请我喝酒。

那次，我俩坐在山庄亭台的二楼上喝酒，喝得西天呈现出血红的颜色。我醉了，他也醉了，就勾肩搭背起来，有几分像曾经的同学了。

我笑：周志，你搞度假山庄，为什么总爱举办舞蹈演出、诗歌朗诵会啊？那跟你的山庄有什么关系？

他乜斜着眼笑：你说呢？

我摇着被酒液泡着的脑瓜：我跟你不熟，怎么晓得你肚子里的心思？

他收住笑，把头拱过来：你应该晓得……我就是在看到施小慧跳舞时喜欢上她的……当年她在工人俱乐部台上，跳过“朵朵红花向阳开”呢。

我嗍嗍嘴，像被火燙了。

他扳正头，盯着我：你真的跟施小慧……断了联系？

我摇着脑瓜：不信？我骗你做什么？我只晓得她去了上海，起初做过寻呼台小姐……现在早就没有BP机，没有寻呼小姐了……我能跟她怎么联系？

其实，我找过施小慧。我曾根据昔日女同学提供的地址，去上海找过某弄堂，可那里已经变成大广场了。夜幕降临时，我一个人在广场上溜达，忽然看见一个女子的背影像极了施小慧。她在给怀里的孩子讲童话：很久很久以前，大山里住着一只大灰狼，就喜欢追兔子……我心里一阵狂跳，觉得老天爷真是够意思，竟然让我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施小慧。我捋好舌头，对着那背影喊：施——小——慧——那女子闻声回过头来，警惕地看向我。我慌忙移开眼神，从她身边走过，边走边喊，佯装着喊前面的人。我不能说那女子不像施小慧，而是她太年轻了——虽说隔得时间太久，我们难免会认错人，我就曾在酒醉时怀疑过周志是否真是我的同学，但这种事多少有些尴尬，我是不会告诉周志的。其实，我听到过一些有关施小慧的传闻，说她漂洋过海，去澳大利亚结婚，生下两个混血的儿子了。我也没有跟周志说，不想让他知道施小慧怀孕生子的事儿。

周志目光飘向远处的枫林：哎，以前……施小慧舞跳得好看，背诵课文的声音也好听！

我鸡啄米似的点头，我就算酒喝得再多，也不会问他：为什么你的山庄吧台小姐，那么像施小慧啊？

我对廖亮离开901后的经历也知之不多。他在南方漂泊过好几个城市，做过好多的职业，现在已在椰树下办起了声控灯厂。那个厂专门生产那种一有动静就能应声亮起的灯，那种灯遍布银城新旧小区的楼道里，为夜晚回家的人照明。我不晓得生产声控灯是否需要机床，但知道那需要跟玻璃和电子元件厮混，而不是跟钢铁铸件打交道。我在酒醉后，偶尔会盯着家门前的声控灯看，在辨认那只灯是不是廖亮生产的。我不知道廖亮生产那种灯，是跟层出不穷的住宅楼盘有关，还是跟他从小怕黑有关，我宁愿相信后者。在廖老头去南方跟他儿子一起生活之前，我从他收藏的相册里发现，廖亮的确发达了，他在温暖的南方筑起巢，成家立业，有了老婆、儿子、房子和车子了，就连身材也大反转地鼓了起来，要不是他胖脸上一对细眯眼还在，我都怀疑那就是陌生人的照片。我是个多梦的人，却难得梦见过廖亮，梦见小时候的他举着明亮的灯泡，奔跑在夜晚的铁轨上。他小心翼翼地举着灯泡，就像举着一朵喇叭花，脚步坚定得像小马驹，跑得嘚嘚作响。奇怪的是，从小就没有母亲的他嘴里分明在喊着妈妈！妈妈——他越跑越快，背影越来越小。醒来后我想：南方的廖亮会不会梦见我呢？他是不是有意抢在我之前去南方的呢？

我现在游走在银城，很少回901了，往往回去一次就意味着有一个老工人师傅的故去，仿佛为老人们送行才是我回去的理由。我每次都是坐着汽车回去的，因为那辆绿皮小火车的确停开了。

廖亮真的回来了，他回来的时候大雪已经来过了。

我在银城高铁站迎来了他，其实从南方到银城坐高铁只需要五个小时，并没有想象的那么远。虽然我俩在微信中视频过，可看到对方时都愣了愣，才认出彼此来。我甚至听见他和我面面相觑时，时间里有三秒钟的咔咔的卡壳声，就跟照相机稍纵即逝的曝光似的。廖老头已经过世了，我没法向廖亮问候师傅的安康，他却给我健在的父母带来了广式糕点。我把他安排在银城国际大酒店住下，他不肯让我召集星散在银城的同学聚聚，说是要跟我单独好好聊聊，可我俩在一起时却找不到多少话题，说话就跟掠过水面的石子一样。廖亮变了，不只是身体发酵了，就连口音都变了，听起来有些别扭。他虽然还像小时候那样不爱说话，可言行举止不自觉会露出老板的做派，看起来严谨而慎重，我感觉自己就像代表银城在接待一位招商引资的外地客商。我在心里埋怨自己：为什么那么多年，一直诚恳地劝他回来看看呢——有些事情真是画蛇添足了。

我陪着廖亮坐车绕着盘山的柏油路，去了901。那时，雪停了，雪后初霁的日头显得很干净，毛茸茸的雪铺在山峦上，就像在掩盖抑或特意装饰什么。山道上雪没有融化，留下了冷清的车胎印。那条通向山外的铁轨和枕木被雪盖住了，就像一条笔直的沟壑似的。我们看见南山上的铁塔，就知道901很近了。我俩走进厂区，去厂房看了看，那儿除总装车间已被改造成养殖场外，其他车间仍像以前一样空旷着，可墙壁上杂草正从雪里挣扎着露出来。我们去家属区看了看，我家和廖家的旧居门锁着，可门上还贴着褪色的春联，看来在我们之后还有人住过。

廖亮没说什么，只问我：这里的大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高，厂区也没以前那么大了嘛？

我睃了他一眼：是吧？其实，它们都没有变，是你长大了吧？

廖高垂下眼，没有再说话。

我俩在901转了一圈，走到小火车站前站住，避着风抽烟。

廖亮抬眼看向不远处的小火车，嘴里喷出一团团烟雾。小火车不再发绿，顶上堆着厚厚的雪，车身锈黑，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不过，有数个孩子正在站台上堆着雪人，笑声还是明晃晃的。

我的目光滑过对面的红砖楼，落在曾经的人民银行旧址上。那儿已变成邮政储蓄点，在白色的街道上难得地绿着，一群退休老工人正排着松松垮垮的队伍，看来这天正是领取退休金的日子。我看见好几个老头双手背在身后，手里握着小收音机，那些小收音机正在播送着什么。我鼻子有些发紧，就扭过头看向廖亮。

廖亮转脸看向我，突兀地说：我想在这儿投资搞旅游，你看能行吗？

我愕然地张大嘴：什么？

我想把绿皮小火车开起来，开辟成旅游观光线。

我怔怔地看着他。

你来修大喇叭，我们让厂里的广播再响起来，让大喇叭唤醒小火车！

我终于听出他说的这些话是地道的901话，那种话跟银城不一样，跟上海话、东北话不一样，跟任何地方的口音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