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去的时候，我就将水杯端在手中，一双手把住水杯，仿佛搂着毛茸茸的月光，心中有一缕皎洁的暖流在涌动。我居住的小区，距离古都学院有二十多公里吧，况且，小车要穿过古城的喧嚣，越过古城的热闹，在不甘寂寞的平安大道上行走一大段，古都学院才会露脸（我是去过一次的）。

果然，小车一进城墙北门，耐下心缓慢而行。我无奈地朝车窗外扫了几眼，行人比田野上的麦穗还多，他们仿佛在镰刀的刈割中晃荡、摇摆，失去了重心似的。我不觉迷糊了，似醒非醒，似睡非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清醒得如同一根根针，我惊叫一声：水杯！我的水杯呢？小车司机李明回过头来问我：达诺老师，怎么了？我窘迫了，揉了揉眼睛，说：没什么，没什么。并非是我梦见水杯丢失了，似乎有一种天籁之音在提醒我：达诺，你的水杯呢，你手中的水杯呢？怎么？水杯丢失了？水杯不翼而飞了？提醒我的声音像着了火，我仿佛逃生似的，惊叫之后，有一瞬间，对自己也陌生了。我低头一看，水杯在我的手中，在，在。乖觉的水杯，恋人似的，紧紧地靠在我的肚脐眼上，水杯不过像一个好故事一样，有了跌宕起伏，它依然在，在我的手里。凭空而来的紧张、不安、神奇、怪诞，雾霾一般，在小车内徘徊了几分钟，消弭了。小车驶过一段优雅的东西路段 ，就是古都学院了。

我的朋友狄仁在古都学院中文系担任系主任。年轻的时候，我们一同在省作家协会的《秦文》杂志担任编辑。他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诗人，连嘴里哈出的气息也带着诗性。后来，他去教书了，我依旧在苦苦地写小说（狄仁给我下了个结论，他说我的小说中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中药味）。狄仁三番五次地请我去古都学院，给大学生讲一讲小说创作，我断然拒绝了。因为，我固执地认为：小说是写的，不是说的。我赞同海明威的观点：作家不是把要写的说出来，而是把要说的写出来。而且，我的创作经验未必适合年轻的学子们。我声嘶力竭地讲一通，既作践自己，又糟蹋别人。多次推托之后，狄仁对我挖苦、讽刺，并威胁我，假如我再不给他一次面子，我们的朋友关系就画上了句号（没有想到，他对这件事情看得如此严重）。我被狄仁逼到了墙角，只好硬着头皮去给大学生们讲小说创作。

我是下午五点开讲的。

我右手端着我的水杯——仿佛劫持了迟钝的尚还温暖的阳光，走进了教室。

我将水杯放在讲台的右上方，扫了一眼，觉得距离我有点远，又向前挪了一寸。就在水杯放下的那一刻，我似乎听见水杯在含混不清地呓语，我打开水杯的盖子，端在眼前头，审视了几眼，又盖上，放下——放置在原来的地方，我还是觉得，水杯有随时逃离我视线的可能。于是，我重新拿起水杯，将它栽在话筒跟前（我一抬眼，就能目击到）。我放心了，我的水杯如同寂寞的少妇牵着的宠物，知趣地卧在我的目光中，头脑里。放好水杯，我扫视了教室一周。这是一个大教室。座无虚席。坐在前一排的那几个青年男女（也有一两个中年人）大约是中文系的教师，他们每个人手中一本笔记本（是听官员做报告的架势），教师们认真的姿态仿佛我的小说中某个段落——排列组合的汉字正经、严肃，连我自己也感动了。

开讲前，按照程序，狄仁自然要将我给大学生们介绍一番（免不了吹捧之词）。我接过话筒说，其实，我没有你们狄主任说的那么优秀，不过是个写小说的。网上不是有一句话说，在钟楼附近，一砖头可以砸倒三个写小说的。我的话一出口，有几个大学生笑了，随之，教室里的气氛即刻绵软了，舒缓了。

我讲课，从不拿讲稿（即使给全省业余作者讲课也是如此）。不翻讲稿，一双手放在讲台上，有点正襟危坐的样子（好像等待首长接见或拍照），于是，我将水杯拿过来（绝不是相声演员手中作为道具的扇子），双手掬住它。即刻，我感觉到了水杯绸缎般的光滑，感觉到了水杯善解人意的温度，感觉到了水杯特立独行般的个性，感觉到了它的温情脉脉，感觉到了它的饱经风霜。我轻轻地、悄无声息地用双手在水杯上滑动，它如同拨动的琴弦，发出来细微的美妙的声响，它似乎点拨着我，使我这个不善言语表达的小说家也能巧舌如簧，妙语连珠。

我给大学生们讲，好的小说必定有好的故事，现实主义的小说是这样，即使现代主义的小说，也有故事的构架。话虽说出了口，连我自己也觉得，这是多余的话，这和去派出所开一个证明，证明我爸是我爸的逻辑是一样的。我说，好的故事就像麦地里的麦穗一样多，抬眼就见，俯拾即是，有些作者能拾起来，有些作者却放过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缺少艺术感觉。我说，你如果有很好的艺术感觉，任何事物都可以触发你编织一篇好故事，比方说，你看着坐在你前面的同学的一条围巾，一顶帽子，一双鞋带，一个发型，看着看着，故事就降临在你的身上了。我的话一落地，有几个大学生的目光带着硕大的问号投向了我，不是质问，而是疑问——好像我的话是六月飞雪，是海市蜃楼。于是，我将手中的水杯举起来了。雪白雪白的水杯，像一只白鴿，在教室里飞呀飞，似乎随着飞动，一股清澈、清凉的流水淙淙而响。我说，我去年带上这个水杯去爬华山，一不小心，水杯掉了。幸亏，它没掉到悬崖下面去，只是落在了距离我七八尺远的两块石头之间。我一看，要将它捡回来，确实有危险。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如同一个居心叵测之人，一只手托着我的水杯，一只手把死亡的凶光亮在我的眼前。我给同行的朋友说，我一定要把水杯取上来。我一看被两块石头夹住的水杯，可怜巴巴地蜷缩着，睁大求救的双眼注视着我。我非下去不可。朋友们就和我手拉着手，构成一条手的链条——我下到那危险的境地，取回了水杯。我把水杯再举高了一些，左手指着水杯上一个豆粒大的伤疤说，水杯虽然捡回来了，却落下了一个伤疤。这个水杯，水杯上的伤疤是不是故事？我能听见，大学生们的目光像麦苗拔节发出的声响，投向了我手中的水杯。

我说，只要同学们打开想象的天窗，故事就会和水杯中的水一样，流进你的肠胃，滋润你活跃的脑细胞，使想象飞驰，诞生一个生动的故事。我说，如果要我构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会像箭一样射出去，射向遥远的内蒙古大草原。故事的主人公是家在南方的一个年轻人，年轻人独自一个人去草原上写生（他学习画画儿）。由于没有经验，他被大风雪围困在大草原上了，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草原姑娘和她的家人救下了这个男孩儿。假如，这个水杯就是年轻人回南方的时候，草原姑娘送给他的。年轻人记住了草原姑娘高挑的个子，优美的长腿，浓密而发光的头发，记住了她有点粗糙的脸庞和男孩子一样的笑声。可是，这个草原姑娘如同草原上的蓝天白云，飘忽不定，两个人几年间没再见面，而年轻人将姑娘送的水杯丢掉了，又捡回，捡回来，又丢失了……还没等我再讲下去，一个女大学生站起来说，你讲的这个故事太老套，没有新意。其实，有许多细节，我无法讲述。我说，我不过是抛砖引玉，启发同学们，我是说，一个水杯也会产生故事。

坐在前排的狄仁大概觉得，学生的提问使我尴尬了，难堪了，他走上来，半趴在讲台上，对着话筒说，达诺老师不是来给同学们编故事的，他只是在引导大家。我给狄仁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掺和。我说，这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

女学生又站起来了，她说，假如那个男孩儿是你，也在爬华山的时候把草原姑娘送的水杯掉在了万丈悬崖之下，你会怎么样？虽然，这个女大学生的声音如春雨一般滋润，但语气坚定不移，烈日一样，直直地烤着我。

我会怎么样呢？我会下到悬崖之下把水杯拾回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一时语塞，便说道，我还没有那么想。

女大学生说，老师，我想，假如水杯掉落在万丈悬崖下，它就会飞呀，飞呀，不知疲倦地飞，它会驾着一片白云，飞向南方，飞到你身边。女大学生的声音如青草一般，在草原上生长，而这座教室就是内蒙古的大草原。

我被女大学生丰富的想象力感染了。我能感觉到，女大学生口中会飞的水杯还蕴含着另一层含义。我给女大学生说，你很有想象力，按照你这个思路去构想，这个故事进展的空间会更广阔。小说就要这样写。

由于和大学生们的互动，教室里的气氛变得很青春，有了鲜活的味道。我从水杯的故事中走出来，继续给大学生们讲述小说本体论，包括时间、空间、结构，等等。

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竟然有了两次口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发觉，干扰我的是我的水杯（也许水杯的故事依旧缠绕着我）。我拿过来水杯，打开，抿了一口（其实，我口不干没有喝水的欲望），我借此机会，将水杯搁置在讲台下面（座椅旁边）。可是，我的思绪还是不能集中，还说错了一句话（我已明显感觉到，我背负着水杯的故事，它在触动我的心）。我又把水杯从讲台下面取上来，为了遮掩我的慌乱，我打开水杯，又抿了一口。我将水杯又放到原来的地方，我把目光捋直，两手放在讲台上，如作工作报告一样，直视讲台下面的大学生，尽量不叫水杯进入我的视线。

我总算结束了两个小时的讲课。

不知是狄仁的安排，还是大学生真的崇拜小说作家，我一走下讲台，学生们围上来要和我合影。有两个女大学生分别挽住了我的两条胳膊，尽管，她们的举动很自然，也很晚辈，我却仿佛陷入到了一个结构混乱的故事，我的动作机械，表情木然。我觉得，指挥我的是故事，我只能被故事牵着，走向结尾。

合影一毕，我如释重负，走出了教室，上了小车。

小车驶出古都学院大约十多分钟，我突然发觉，我的水杯不见了。我朝小车司机喊，停车！快停车！小李一边减速，一边问，达老师，怎么了？我说，我忘了带上水杯。小李头也没回，他坚定地说，你上车时，我看见你抱着水杯，咋能说忘了呢？你在座位上找找。我不相信我自己。假如我将水杯带上了车，为什么找不见呢？后排座位前后左右我找遍了，不见水杯的踪影。小李一边将车向停车道上缓慢地开，一边证据充分地说，我看见，出了校门，你还打开水杯，喝了几口呢。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小李将小车停在了一个停车牌下。我下了车，小李将坐垫搬起来，在车内找了个遍，每个角落小李都用眼睛扫荡一番，还是不见水杯的踪影。车内的座椅垂头丧气，好像冤枉似的叹气。这简直成为怪事了，小李也觉得蹊跷。

小车再次开进了古都学院。

我急匆匆地走进了教室。刚才听课的大学生们还没有离开，狄仁不知又给他们讲什么。大学生们睁大惊愕的双眼，在我身上探寻——好像我又把什么故事带来了。狄仁大概一眼读出了我脸上的焦灼不安，他从讲台上下来，拽住我的衣袖，把我拽到了講台下面，距离教室的铁门只有一步远的地方，压低声音说，老兄，出啥事了？我说，水杯，水杯，我是不是把水杯忘在讲台上了？狄仁果断地说，没有呀，我上了讲台就没见你的水杯。狄仁把目光抬向讲台，不信？你看。我向前走了两步，讲台上只有一个话筒，只有两根半截子粉笔（可能是狄仁在黑板上刚才写什么了）。瘦小的讲台如同从铁犁上卸下来的耕畜，疲惫不堪地卧在那里。狄仁说，不就是一个水杯吗？我叫学生去办公室给你拿一个。我说，我不要你的，我要找到我的，你问问，哪个学生捡到没有？狄仁说，这样不好吧。狄仁一看我没吭声，也许，我脸上的焦灼不安已升级成为无言的痛苦状了。狄仁趴在讲台上，对着话筒说，哪位同学捡到了达诺老师的水杯，送到讲台上来。狄仁连说两遍。狄仁好像不是在寻找一个物件，而是制造了一起冤案。教室里的气氛很肃穆，我似乎能嗅到愤懑的气味。一个男生站起来说，达诺老师离开讲台时，手里拿着水杯，我看见了。男生的嗓门透出了一点女腔，有些尖，有些重。一个女生走到讲台跟前来，把手机中的照片翻出来，叫我看。我一看，水杯确实捏在我的手中（这个女生确实是挽住我右胳膊的那一个），她胖胖的，嘴唇有点厚。没错，照片中的我，两条胳膊被挽着，右手紧紧地捏住雪白雪白的水杯（好像紧握自己的生命一样，我仿佛被两个公安干警架住，去法庭上接受审判）。我无话可说了。狄仁说，你先回吧，我改天送你一个水杯。我被狄仁送出了教室，狄仁说，不要为水杯煎熬了，能值几个钱？我说，不是钱的事。狄仁笑着说，怎么，这水杯有故事？哪个女弟子送的？我说，不论有没有故事，它是我的物件嘛。狄仁说，你回吧，我还要给学生们再说几句。什么大不了的物件，一个水杯，再别作践自己了。我只好说，你进去，我再找找看。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了教室，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古都学院。

手中没有了水杯，小车里似乎也空旷了。我也想不通，手中的水杯怎么会不翼而飞呢？果真如那个女生所说，它有翅膀，会飞起来？我在记忆里翻寻我离开讲台、离开教室的全过程，记忆旋转着，飞动着，翻滚着……从我离开小区到古都学院，到进了教室讲课，到讲课结束，水杯一直在我的身边，在我的思维中，在我的头脑里，怎么说没就没了？如狄仁所说，它固然只是一个物件，可它搅动得我心神不宁。

小车仿佛在磨道里戴着眼罩的老驴，步子迟钝，笨拙。我问小李：快到了吧？（我很少来长安区，再说，天黑尽了，尽管灯光很自信，很稠密，我在车内，还是分辨不出行走到了什么地方）小李大概感觉到了我的茫然、不安，说道，达老师，走了一大半路了，你困乏了，就躺在座位上。我说，不，我一点也不困。我的双手在座位上盲目地摸，摸，试图叫水杯回到我的手中（我的举动也许是潜意识）。不知是小李从后视镜中看到的，还是感觉到我在寻找什么，他说，达老师，后边的车窗下有两瓶矿泉水，你打开喝。我急忙说，不喝，不喝，口不渴。

小车一进北郊，我的目光明朗了，我朝车窗外面一看，小车已上了太华路，距离我居住的小区只有三四公里路程了。这时候，小李喊一声：达老师，水杯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怎么说丢失了？小李那一声锐叫，将我叫醒了，我觉得，手中确实有毛茸茸的感觉，有温润的感觉。是的，水杯在我的手中，它倚住我的肚脐眼，如同恋人偎着我，深情脉脉。当我在座位上坐卧不宁的时候，一双手乱摸;摸着，摸着，水杯到手了（连我也十分惊诧）。

到了小区门口，我吩咐小李停下车，不进去了。我拉开门，下车的时候，小李叮嘱我：达老师，把你手里的水杯拿好。我说，到家了，丢失不了，你快回去吧。

回到家中，妻正在看电视。是妻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记得，你出门的时候，拿着你的宝贝水杯。咋空手回来了，水杯呢？我发觉，我的手中确实没有水杯。这是咋回事？水杯忘在了小李的车上了？不，我没有健忘，也不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我的记忆如三月的青草一样鲜嫩。我记得下车的时候，小李还提醒我，要拿好水杯。我不相信自己了，我觉得，自己是自己的陌生人。我还是给小李拨了电话。果然，小李在电话中说，你下车的时候，一只手拿着水杯，一只手拉门，水杯绝没有落在车上，你再找找;你们小区门口有两个监控，你可以在监控中看看。我说，我也记得，我是拿着水杯下车的。我再找找。

我重新换上鞋，下了楼。

小区西门距离我居住的十五号楼仅仅六百五十六步（我无数次地用脚步丈量过），即使我丢失了水杯，也在这六百五十六步之内。我下了四楼（总共只有五层），一路寻找，我能清晰地看见，我的脚印重叠在这六百五十六步的脚印上;我能清晰地看见沉重的、轻松的、歪斜的、焦躁的、端庄的脚印重叠在我的脚印上。灯光下，六百五十六步之内的每一寸地板、每一片落叶都被我审视了一遍，就是不见我的水杯。我失望至极。

我不甘心就这么丢失了我的水杯，已经到家了，怎么会丢失它呢？我再次上了楼，铺开纸，写了一份“寻物启事”，贴在了小区门口。我承诺：假如有人捡拾到我的水杯，归还后，重金酬谢（水杯原有价格的十倍）。走到十五号楼跟前，我一抬头，惊奇而兴奋：我的水杯在五楼的楼顶上，雪白雪白的，如闪爍的太阳光，那光线十分刚毅，仿佛在呼唤我。我听见了水杯发出如流水般的淙淙的响声。我气喘吁吁地上了楼，给妻说，水杯找见了。妻问我：在哪里？我说，在楼顶上。妻说，你没说梦话吧？我说，你不信？咱下楼去看看。我和妻下了楼，朝楼顶上看，果然，我的水杯安详地站立在楼顶上，站立在寒夜之中，雪白雪白的，像我读过的经典小说一样吸引着我。我要当即上到楼顶去取我的水杯，妻拦住了我：你都五十多岁了，晚上还敢上楼顶？发了昏，栽倒了咋办呀？既然它在楼顶上，明天上去取也不迟。妻说得也有道理：煮熟的鸭子还能飞？我没敢上到五楼的楼顶去。

一个晚上，我在床上辗转反侧，为那个搁置在楼顶上的水杯而思虑：假如谁爬上去拿走它呢？假如风刮走它呢？假如……我被诸多思虑折磨了一整夜。

天刚亮透，妻和我一同上到了五楼的楼顶（妻担心我的安全）。果然，水杯不见了。楼顶上除了几个太阳能热水器，什么也没有。我未免要抱怨妻（不让我当天晚上去楼顶），妻反而说，也许咱们眼花了，看走眼了，楼顶上就没有放水杯，你就不想想，你的水杯怎么会到楼顶上。

两天后，妻给我打扫书房，她惊叫着跑到客厅，给我说，老头子，水杯在哩，在你书桌上。我和妻走进书房一看，我的水杯确实放置在案头（我一贯放置水杯的地方）。我看了一眼水杯，摇了摇头——它果真如大学生虚构的故事——飞回来了？我没有在生活中，我只是在故事中。

这是故事 ，不是生活。搁置在我案头的，不是水杯，是故事。

去的时候，达诺就将水杯端在手中。达诺的朋友狄仁是古都学院中文系的主任。狄仁邀请达诺去给大四的学生讲授小说创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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