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忠华 王 榕

内容提要 村庄治理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如何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有研究尽管意识到集体经济对村庄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主要聚焦于村庄民主选举上，且表现出“静态”的特征。本文以河北省X村作为研究个案，探讨集体经济的不同内部要素对村庄治理所形成的不同维度和不同阶段的影响。研究发现，X村的集体经济对该村治理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在产权维度上，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为村庄有效治理奠定了秩序基础；在运作维度上，集体经济的管理规则和管理过程激励了村民对村庄治理的制度化参与；在资源维度上，集体经济的治理绩效为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提供了资源保障。集体经济消失之后，其制度遗产对于维持村庄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廓清集体经济对于村庄治理的影响，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找到村庄有效治理的实现形式。

一、问题的提出

村庄治理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村庄“有效治理”的实现形式已成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例如，2014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探索不同情况下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再一次把“治理有效”作为农村振兴的基础。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探索村庄社会的“有效治理”也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议题，已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集体经济对于村庄治理的影响是这一议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年来涌现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看，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种进路上：一是“资源”进路，认为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二是“产权”进路，认为集体经济的形式和产权安排制约着村庄治理的实践模式。每一种进路内部又可细分出若干观点。

第一，从“资源”进路来看，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主流观点认为，集体经济能够正向地促进村庄治理的发展，能够提升村庄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水平。欧博文认为，在集体企业效益良好的富裕村更容易实现村庄治理。这是因为，一方面，集体企业与村民利益相关，村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较高；另一方面，村干部容易得到村民的信任而不必担心落选问题，减少了推行村庄民主的阻力[1]O' Brien, Kevin, J.，“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s Villag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32）,pp.33-59.。何包钢强调，财富分配方式与财富发展水平对村庄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相对平等地分配村庄财富是村民参与选举的重要动力。在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由于村庄的资产雄厚、村委会职位的吸引力较大，村民参与选举竞争的动机也相对强烈[2]何包钢：《经济因素是如何影响村民选举的？》，《村民自治进程中的乡村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2001年。。贺雪峰和何包钢进一步发现，集体经济资源的多少会影响到村庄治理的实践模式：集体经济丰富的村庄更加关注集体资源分配的合法性，往往形成“分配型”村庄治理；集体经济贫乏的村庄则更加关注经济资源的提取，往往形成“动员型”村庄治理[3]贺雪峰、何包钢：《民主化村级治理的两种类型：村集体经济状况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北京〕《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6期。。胡荣更加明确地指出，并非人均收入等一般经济指标决定着村民选举，人均集体收入和相对生活水平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4]胡荣：《经济发展与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上海〕《社会》2005年第3期。。肖唐镖和石海燕基于全国抽样数据发现，经济发展对村庄治理的民主自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除民主选举外，它还增强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水平[5]肖唐镖、石海燕：《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运行的区域特征与经济背景：基于一项全国性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但也有学者认为，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条倒U型曲线。高亭亭以省为分析单位提出，在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省份，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最高[6]Epstein, Amy, B.,“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Experimenting with Democracy”, in China’s Economic Future：Chal⁃lenge to U.S.Policy—Study Papers，Washington,D.C.：U.S.Congress,Joint Economic Committee，1996,pp.403-421.。史天健发现，经济财富的增长增加了半竞争性选举的可能性，但其影响力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减小。中等发达的村庄进行民主选举的动力最大，贫困村的村民往往缺乏政治参与的热情，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会阻碍村级民主的发展[7]Shi, Tianjian,“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999(Vol.22,no.8),pp.425-442.。孙秀林也指出，村民人均收入并不影响村庄治理，但人均集体收入具有显著的曲线影响效果：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初期，人均集体收入有利于提升民主化水平；但当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均集体收入就会成为村庄民主的阻力[8]孙秀林：《村庄民主及其影响因素：一项基于40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

还有学者认为，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之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贫困村具有改善村庄治理的强大动力，因为正是村庄经济发展的落后、村庄事务难以管理等问题，使村干部有更大的决心来改善村治模式以提升自身的合法性[9]Lawrence, Susan V.,“Democracy, Chinese Style：Village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94(32),p.61.。相反，富裕村的治理则更容易嬗变为村干部治理。村干部通过村庄企业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他们更容易压制或阻碍普通村民的治理参与[1]Oi, Jean C.,“Economic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Village Self-governance,”Maurice Brosseau, Suzanne Pepper and Tsang Shu ki(eds.),China Review 1996,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96,p.135;Oi,Jean and Scott Rozelle,“Elections and Power：The Locus of Decision Making in Chinese Villages”, The China Quarterly, 2000(162), pp.513-539.。在集体经济丰富的村庄，村干部有更多的潜在租金收益，落实村民参与、管理和监督制度会妨碍其租金获取，村干部因此倾向于通过分享租金等办法来抵制这些制度的落实[2]付明卫、叶静怡：《集体资源、宗族分化与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北京〕《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3期。。

第二，从“产权”进路来看，不少学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深刻影响着村庄治理的发展水平和运作方式。例如，项继权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的集体化形式对村庄治理的影响不尽相同。相比于南街村排斥私有制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在向高村和方家泉村公私兼顾的“新集体主义”模式下，村庄治理的民主水平更高，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更加广泛[3]项继权：《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南街、向高和方家泉村村治实证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邓大才、黄振华等人进一步探索了集体产权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机制。一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利益相关程度与村庄的自治程度呈正相关关系。没有产权关联，就没有共同利益。此外，产权与治权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产权制度自身的安排，而且取决于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对称性，对称性越强，产权和治权的绩效也越高[4]邓大才：《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条件研究：从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视角来考察》，〔北京〕《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6期；邓大才：《产权单位与治理单位的关联性研究——基于中国农村治理的逻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这一观点得到其他实证研究的支持——当前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单元多在村民小组，治理单元则设在行政村，这种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的偏离弱化了村庄治理的绩效。二是产权的集中性和稳定性及其不同组合塑造了不同的村民关系和权力结构。产权越集中于村庄，产权稳定性越高，村庄越强势；产权越集中于村民，产权稳定性越高，村民越强势[5]黄振华、张会芬：《农村产权单元与自治单元的关联性及其治理效能——基于全国25个省（区、市）296个村庄的实证分析》，〔银川〕《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上述研究进路尽管不乏启示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的盲区。具体体现在：第一，现有有关村庄治理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民主选举”上，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过程性因素相对关注较少；第二，“静态”地考察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产权结构，没有看到集体经济的“动态”变化给村庄治理所带来的影响；第三，对集体经济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产权、资源要素上，没有看到管理制度、管理实践等其他因素对村庄治理的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选取河北省X 村作为研究个案，考察集体经济对该村治理所造成的复杂影响：一是考察X村集体经济内部要素对该村不同治理因素所形成的影响；二是考察X村集体经济变迁对该村治理所形成的“动态”影响。我们希望，通过对X村案例的研究，能够进一步深化有关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关系的研究，从而为更加精准地找到村庄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提供智力支持，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

二、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一）核心概念

本文的研究主题是：回应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立足村庄社会，探讨“集体经济与村庄有效治理”之间的关系。因此，“集体经济”和“村庄治理”构成了本文的关键词。其中，“村庄治理”是一个包含地域和价值的概念。“村庄”在本文中特指X村，是河北省迁西县H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治理”在本文中则指村庄公共权力、村民等行为主体围绕公共事务所进行的协商与合作。借鉴既有的研究[1]肖唐镖：《近十年我国乡村治理的观察与反思》，〔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本文把村庄治理的内在要素划分为治理结构、治理规则与过程、治理绩效三个方面。治理结构主要指村庄权力结构，即各主体间的权力及关系；治理制度是约束行动者行为的各项规章制度；治理过程即以村庄公共事务为内容，各主体以权力结构和制度规范为基础所进行协商与合作过程。治理绩效是治理的结果，主要包括经济增长、社会分配、公共参与、社会秩序等要素[2]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接下来有关村庄治理的分析将主要围绕这些要素而展开。

集体经济的本来含义指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按劳分配，其典型代表是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含义也发生嬗变，共同劳动不再被看作集体经济的必备要素，只要生产资料由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经济效益用于实现集体成员共同利益的经济活动，都可以纳入集体经济的范畴[3]韩松：《论农村集体经济内涵的法律界定》，〔广州〕《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本文认为，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包含众多要素的概念：首先，集体经济是一种“产权制度”，协调着各主体间的权益关系；其次，集体经济是一种“治理方式”，体现在以制度和规则为基础的对集体经济的动态管理过程上；最后，集体经济还是一种经济资源，所有权由集体成员共同占有，收入则在集体内部按劳动、资本等标准进行分配。三个要素分别代表了集体经济的产生、过程和结果。接下来有关集体经济的分析将主要围绕这三个要素而展开。

（二）研究方法

本文属于案例研究，以河北省X村作为研究个案。个案研究要求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和集中性[4]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5期。。在典型性方面，X村的集体经济是全县第一家也是全乡唯一一家集体矿山企业，其对于村庄治理所发挥的影响非常显著，对周围村庄也形成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在集中性方面，从2001年至今，X村的集体经济经历了建立、发展、消失的过程，集体经济与村级治理在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和过程、治理绩效方面留下了丰富的可观察资料，并为不同阶段的追踪和比较提供了机会。

在资料收集方面，本文主要使用两种方法：一是半结构访谈。笔者选取的访谈对象有X村集体经济时期村庄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如集体铁矿时期的村支书兼法人代表付某，曾任村会计、村主任、副书记等职的刘某。通过他们，我们详细了解了X村集体经济和村级治理的发展历程。除此之外，我们还访谈了数位党员代表和普通村民，了解村民的公共参与及集体经济的红利等问题。访谈时间主要是2018年12月至2019年1月。二是档案等公开资料。在X 村档案室负责人刘某的帮助下，我们查阅了有关集体铁矿成立及整合的实施方案和会议记录，获得了诸多一手资料，包括档案室全部档案的目录册、村级民主治理的制度性文件、村干部的职责分工表、个别年份的换届选举和工作报告，以及各种村庄介绍资料。此外，我们还查阅了《迁西年鉴》。它不仅佐证了迁西县对X村“四步决策法”的提炼，还使我们获得了H乡各村人口、村民纯收入等数据。

三、X 村集体铁矿的发展与村庄治理

X村是河北省迁西县H乡下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迁西县北部32公里处。截至2000年时，X村总计不到100户，人口在350人左右，全村总面积约1800亩，其中林地1539亩、耕地258亩。村庄板栗和矿产资源丰富。在2001年之前，X村的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板栗种植与售卖是村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全村共种植板栗树约5万株，板栗年总产量15.6万余斤，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当时，X村在H乡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民生活贫困的村庄。

（一）X村集体铁矿的发展

2000年前后，全国钢铁产业方兴未艾，X村所在的乡也陆续成立了不少铁矿。X村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该村村民和村集体都试图抓住这一难得的致富机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八和第十条规定，除按法律规定属于国有的土地以外，农村土地属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开采地下铁矿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村集体土地的征收，必须得到大多数村民的同意。能否对该村铁矿进行开采的关键在于能否赢得大多数村民的支持。

在借鉴周边村庄开发经验的基础上，X村书记付某和村主任张某达成共识，认为“个人开发只会富了少数人，只有集体办矿才能使整体村民受益、实现村民共同富裕”[1]《X村党支部事迹材料》，2005年12月1日。。他们因此决定由X村集体来开发地下铁矿资源，并将落实这一决定作为2001年度村“两委”的首要工作[2]《X村“研究安排当前工作及生活会”会议记录》，2001年2月15日。。在与X村“两委”干部商议并获得支持后，村书记和村主任多次召开党员代表会议，争取党员及村民代表的支持。“两委”班子成员和党员代表也挨家挨户地“做工作”，向村民讲解集体办矿的好处。2001年前后，围绕集体办矿事宜先后召开党员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20余次。经过反复讨论，基本形成了“集体股份制”的办矿方案。方案被制定出来后，先是在2001年2月的村“两委”会议上获得通过，再在3月召开的村党员代表会议上获得通过，最后在4月底召开的村民大会上获得通过。

1.集体铁矿的所有权结构 根据X村“集体股份制”办矿方案，村铁矿实行“集体办矿、人人入股”的原则，明确铁矿的村集体所有制性质。同时，方案还就“谁能入股”和“如何入股”问题进行了明确规定。根据方案规定，村集体保留10%的干股（即未出资而获得的股份），收入分红作为X 村公共事业建设的资金来源。其余90%的股份则以村民“自愿入股”的方式认购，认购办法是：“原则上，只接受本村人入股，且一人一股1500元。村民一次性入股，不吸收二次入股，铁矿如需扩大资金，则在原股份基础上按照百分比均摊，中途退股只退还本金，不给予利润。”[3]《集体铁矿成立会议记录》，2001年4月11日。

明确入股资格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充满利益博弈和妥协的过程。按照最初方案，只有户籍在本村的村民才可以入股，在遭到许多村民反对后，才逐渐放宽了本村村民的资格限制。对于户籍仍在X村，但在外地上学、当兵或者务工的村民也可以入股。对于部分资金不足或担心亏本的村民，他们可以自愿将自己的股份额度转让给他人，转让对象不限村籍，只是入股协议上必须写明本村村民的名字，同时载明实际出资人名字，并由转让双方自行达成分红协议。但铁矿公共事务只能由村集体和本村村民协商，外地、外村村民不得参与。通过这种方式，铁矿实际筹得股份325股，其中村集体干股占10%，本村村民占股60%，外村村民占股30%，但铁矿的所有权主体仅由“村集体”和“本村村民股东”两个部分组成。

2.集体铁矿的治权结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村集体经济收益的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和承包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须经村民会议讨论和决定后方可办理。这一规定使X 村集体铁矿的治理具有了民主基础，同时赋予了村民大会以决策主体地位。2001年4月底，集体铁矿入股集资工作完成后，X村便逐步搭建起集体铁矿的治理架构：村民大会拥有对包括集体铁矿在内的村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村民大会决定由村支书付某领导铁矿经营并担任法人代表，村主任张某则负责村务工作；三个自然村的村民小组长也被纳入铁矿的管理团队中，分别负责基建、采购和车队事务，并作为一个整体代表全体村民行使铁矿事务的管理权；村庄民主监事会负责铁矿的账目管理，有权对收支票据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入账；铁矿开采等具体工程则按照相关法规对外发包，但村集体保留决策管理权。

图1 X村集体经济的治权结构

3.集体铁矿的治理制度 X村集体铁矿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完备的治理制度，这些制度保障了集体经济运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们主要体现在决策、管理、监督和档案等方面。

决策制度被称作“四议两公开”制度，后来亦被提炼为“四步决策法”。指的是，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决定需要经过四个议事流程和两个公开程序。“四个议事流程”包括村党支部或村委会提议、村“两委”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两个公开”程序指的是决议公示程序和实施结果公开程序[1]《X村四议两公开流程图》，2011年3月30日。。2011年通过的《X村民主管理机制实施方案》对四个议事程序的权力范围进行了十分明确的规定。

表1 议事组织的决策权限划分

管理制度主要体现在对村集体的资产、资金和资源的管理规定上。根据管理制度的规定，有关村集体资产的清查、购建和处置，资金的收入、支出和结账，土地资源的发包等重大事项，从方案制定、表决、执行到归档均设有详细的流程规定[2]《X村村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管理流程图》，2011年3月30日。。

监督制度以村庄民主监事会为主体，规定民主监事会行使集体监督权，负责审查重大事项的决定程序、重大事项决策的执行情况、经济合同等，同时，还有权监督村民大会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程序。当民主监事会的意见与其他村级组织的意见不一致时，提请上级党组织协调解决[3]《X村民主监事会主要职责》，2011年3月30日。。

档案制度则体现在公开和归档制度上，按照规定，凡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党务或者村务均须依程序公开，常规的党务、村务和财务情况需按月公开。公开形式包括党务公开栏张贴、村务公开栏张贴、村档案室公开查阅等[4]《村务公开流程图》，2011年3月30日。。重要会议和工程需进行拍照和录像，并将所有纸质档案和影像资料存档。

在X 村集体铁矿的治理实践中，上述决策、管理、监督和公开制度彼此关联，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X村“两委”干部往往是领导和支持者角色，村民则活跃在决策、管理和监督等具体实践中，村民大会的决策权、村民代表的参与管理权、民主监事会的监督权之间互相制约，共同实现了村民个人利益和村庄共同利益。

4.集体铁矿的治理绩效 2001年后，集体铁矿成为X村最主要的经济来源。2008年集体铁矿创造的总收入是2440万元，2011年创收2709万元，2013年整合时总股金逾亿元。集体铁矿经营的十余年间，X村从H乡最贫穷的村蜕变为最富裕的村，村民收入和集体收入增长了数十倍，村庄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从村民收入的角度来看，在集体铁矿成立前，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板栗种植，每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0元。集体铁矿成立后，股份分红和务工工资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首先是股份分红，集体铁矿于2001年10月施工，次年每股分红1500元，收回了本金，2003年分红4600元，2008年分红高达53000元，至2013年股份整合，每股股金更是高达19万元。其次，集体铁矿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村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多数劳动力都在矿上务工，每月工资数千元。最后，铁矿的繁荣、外来务工人员的增多还给村民带来了发展副业的机会。村民2006年的人均纯收入为7150元，2012年达到16000元，长期位居H乡人均纯收入的首位[1]参阅迁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迁西年鉴（2006—2012）》，〔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2006年与2012年H乡各行政村基本情况统计表。。同时，X村铁矿采取集体股份制而非个人经营，这不仅明显提高了村民的收入水平，更保障了村民收入的平等。H乡其他村庄的铁矿均采取私人经营模式，铁矿利润归企业主个人所有，采矿区的村民仅仅获得地树征占赔偿或环境污染补偿，村民的收入不平等较为明显。但在X 村，村民人人入股、年年分红，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村里早已没有了贫困户，就连贫困边缘户也拥有几十万元的财产。

从集体收入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来看，集体铁矿期间，X 村集体占有10%的干股，每年分红所得的集体收入十分可观。2003 年集体收入为25 万元，2008 年为120万元，2011年则达到215万元。集体铁矿成立以来，村集体收入累积数千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X村的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绿化环境等在H乡非常优越，村民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也较高。

表2 X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主要用途[2]均摘自X村公开资料，对有出入的数据，选择较为保守的说法，各种事项时间不分先后。

（二）集体铁矿时期的村庄治理

在集体铁矿成立之前，X 村的村民自治制度虽已确立，但因为集体收入较低、公共事务较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也较低，存在着“制度空转”的困境。一是村庄民主选举的竞争程度不激烈，村党支部书记付某和村委会主任张某连选连任。二是民主决策的需求较少。集体资金的来源主要是三项提留、集体资产经营收入和财政转移支付几个方面，村庄经济常常处于入不敷出状态。X村的集体事务较少，主要是三提五统、地树承包、计划生育等常规事项，且基本形成固定的处理方法。1990—2000年议事会议记录的页数尚不足2001—2010年集体经济蓬勃发展期间的五分之一，足见当时议事需求和议事次数之低下[1]参阅《X村档案目录册（1995—2017）》。。三是村民参与村庄民主管理的积极性相对较低。X村“两委”干部的工作目标以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书为依据，村务管理主要是将县乡的通知或要求予以贯彻和执行，村民往往是被通知和被动员的角色。四是民主监督亟待完善。村民监督的渠道仅限于党务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村委会报告工作等，村民监督的意识较为薄弱。

2001年铁矿发展以后，铁矿不仅为广大村民和村集体提供了丰厚的分红收入，而且还凝聚了广大村民的共识、加强了村民与“两委”之间的信任合作关系。X村对于集体铁矿的治理过程本身就是村庄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集体铁矿的蓬勃发展，X村的权力结构、治理制度和治理绩效也发生明显改善。

1.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 2011 年《X 村村级民主管理机制实施方案》将该村的权力结构归纳为“党组织领导、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策、村民委员会执行、民主监事会监督”[2]参阅《H乡X村关于规范村级组织民主管理机制实施方案》，2011年3月。机制。与X村集体铁矿成立前比较，这种权力结构出现了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民主监事会的成立。民主监事会整合了监督的权力和渠道，使民主监督趋于制度化和常规化。二是作为议事决策机构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实际权力和地位明显提高，而且各种议事组织之间的决策权力界限清晰明确。三是村庄的权力结构更加平衡，不同权力主体的产生流程和权责界限有着更加明确的规定，不同权力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机制。

图2 X村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

2.村庄治理的制度及过程 集体铁矿的成立带来了村治内容的变化，集体经济的治理与集体收入的分配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内容，这些事务关涉全体村民的利益，促使治理规则不断趋于完善、民主参与变得更加广泛。一是民主选举的竞争程度较低，主要干部连选连任。2001—2013年间，村“两委”进行了四次换届选举，村支书付某和村主任张某四次连选连任。随着X村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的显著增长，村民选举的竞争程度并无明显变化。在访谈过程中，有村民指出：“再争，你能超过这些人哇？达不到他们的水平。我们选举没一个人争。”“我们这年年的，你看别的庄，拉票给点钱啥的，我们庄，选举上，一分钱没有花过。”（访谈记录201812）这表明，集体铁矿的发展绩效提高了村民对于“两委”干部的认同感。

二是民主决策的议事范围更加广泛、议事流程更加规范。事关村民重大利益的项目都需要经过党员代表大会和村民大会的讨论决定。《X村村级民主管理机制实施方案》规定，凡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均需经过“四步决策法”。X村2001—2010年间议事会议记录的页数为1990—2000年间的五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集体铁矿成立后，村里的民主决策需求更加旺盛、议事会议召开的次数更加频繁。访谈中，有村干部谈到“四步决策法”时指出：

啥叫四步决策啊？就是支部会、村委会提议，村“两委”商量，商量完写上会议记录；拿出报告来，到全体党员会上讨论，讨论通过，再跟老百姓商量，啥啥事，这是我们村“两委”讨论，党员大会同意的，中不中；全体党员说中，通过，村民代表，代表全体村民，说中，再干。（访谈记录201812）

三是村民更加深入地参与民主管理，管理规则更加具体。首先，集体铁矿的治理结构与村庄治理结构高度叠合。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村级议事组织负责决策，村党支部书记兼任法人代表，村民小组长加入管理班子，民主监事会负责审查监督等，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村民对铁矿治理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其次，集体铁矿治理中形成的“四议两公开”制度被提炼为“四步决策法”，并被升格为村庄治理制度；资产资金资源等经济事务的管理办法也被应用于对其他村级事务的管理上。最后，入户访谈机制被X村作为一项管理制度确定下来，遇有重大决策，党员和村民代表会挨家挨户地进行沟通和协商，拓宽了村民进行利益表达的渠道。

图3 X村议事会议记录的页数（1990—2017）[1]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X村1990年至2017年包括“两委”联席会议、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村民大会等所有议事会议均记录在基层民主建设（1990—2010）、联席会议（2011— ）、党务会议（2011— ）、村民大会（2011— ）四类档案册中。其中，1992和1993年议事会议的资料缺失。一般议事会议的记录通常为1～2页，内容重要复杂的议事会议记录的页数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议事会议记录的页数能够反映议事会议的次数，而议事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手段，能够大致反映村庄治理的发展状况。

四是民主监督的权力更加独立、范围更加广泛、形式更加多元。首先，《X村村级民主管理机制实施方案》规定，由民主监事会行使集体监督权，监事会成员由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直接选举，村“两委”成员及其配偶、直系亲属不得担任。其次，监事会拥有对集体事务的决策、管理、执行、公开进行全程监督的权力。最后，民主监督的形式不仅有党务村务公开、“两委”及干部工作报告、会议记录，还将各种会议和工程的文字影像资料进行归档，以备查阅需要。至2017年，监事会的监督记录累积了37大项，其中涉及财务公开记录82项、合同协议记录282项。这说明，民主监事会较好地履行了监督权力。

3.村庄治理的绩效 村庄的治理绩效可以从经济增长与分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公共参与和政治文化、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四个方面进行考察[2]郭正林：《乡村治理及其制度绩效评估：学理性案例分析》，〔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除此之外，还可以从村庄治理产生的示范效应角度加以衡量，因为它体现了村庄治理的优越性和可推广性。

在经济增长与分配方面，集体铁矿成立以来，村民每股分红累计达四十余万，是股本的260余倍；每年人均纯收入增长逾千元，且增长幅度逐渐加大。村集体干股总收入则超过四千万元，这些干股收入多用于建设村民民居和基础设施，大大提高了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自愿入股、一人一股”的股权结构缩小了村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村庄经济平等程度较高。在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供给方面，殷实的集体收入为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完备的民主管理制度为公益事业的建设提供着流程规范。X村两期新民居建设的成果丰硕，被作为新民居建设的县级示范点，X村的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医教文娱等方面，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明星村。在政治文化与公共参与方面，村庄权力结构和治理制度日渐完善，一方面，村民通过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等自治组织，切实地行使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等民主权利，这可以从X村议事会议的次数、监事会的监督记录、公共事业兴办数量的增长等方面得到印证。另一方面，“四步决策法”、入户访谈等机制为村民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较为制度化的渠道，共同培养着X村村民平等协商的参与精神。在社会秩序与行为规范方面，X村不仅制定了村规民约，更围绕村民的选举、决策、监督等事项制定出明确的行为规范，高度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民主治理制度保障了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在示范效应方面，2010年，X村被列为河北省迁西县农村股份制发展模式、村民中心服务模式、新民居建设“六个一”模式的试验示范点，X村的发展经验被该县总结为“科学发展模式”在全县范围内示范推广[1]《关于印发2010年迁西县科学发展模式试验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迁西办字〔2010〕53号），2010年5月20日。。2011年，X村“四议两公开”的议事程序被迁西县农村工作委员会提炼为“四步决策法”，在全县17个乡镇的40个村进行试点，并成功解决重大事项187项，涉及资金3.2亿元，后在全县范围内推广施行[2]中共迁西县委研究室：《关于迁西县实施“四部决策法”创新村级民主管理的调查》，2011年9月。。

四、X村集体铁矿改制与村庄治理

（一）X 村集体铁矿的股权整合

2010年以后，宏观环境的一系列变化导致集体铁矿的经营遭遇困难。先是国家在铁矿管理方面的政策法规日益严格和规范；其次是随着集体铁矿的规模不断扩大，铁矿原有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已难以跟上时代步伐。同时，村干部、村民小组长等铁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知识和管理能力有限，村庄缺乏矿山企业管理的专业化人才，越来越难以领会和落实铁矿管理的法律法规。另外，当时铁矿石的市场形势瞬息万变，已难以保证持续盈利。在这种背景下，集体铁矿的所有制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在谈到集体铁矿改革的背景时，有村干部指出：

赚钱了，但老百姓这管理水平不中了，开会也说管理水平。因为铁矿按照上面要求越来越严格了，矿山安全设计管理规定，老规定的时候，原先打洞子，规划矿石线就中了，现在就不中了。打平场，离矿石二三十米远，再掏斜洞子。我们这个管理技术啊，没那样人，这个技术必须专业的，至少大学生，就是矿山企业管理这个。（访谈记录201812）

2013年，X村“两委”干部逐渐就铁矿改革达成共识，为减免税收和简化程序，“两委”干部提议选择股份整合的改革方式，制订了《X村铁矿股份整合的实施意见》，就整合方法、整合步骤、整合后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详细说明。3月下旬，村党员会议对《实施意见》进行审议，再召开了两次党员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在召开村民大会之前，村“两委”公示了《实施意见》和张贴了《股份整合的征求意见表》。公示期间，党员和村民代表挨家挨户地进行沟通答疑。3月29日，村民大会召开，对《实施意见》进行投票表决，会议应到代表76人，实到70人，并以70票通过了《实施意见》。

按照《实施意见》，股份整合由村“两委”统一领导和组织，村集体保留5%的干股，村民股东吸收或整合股份则遵循自愿原则。截至2013年4月25日，想要吸收股份的股东须向村委会提交书面申请，并交纳5000 万元的股份整合保证金。5 月，村委会制订个人股份整合的协议书和合同，与法定代表（即吸收股权最多者）签订合同及细则[3]《X村村委会关于WH铁矿X村采区股份整合的实施意见》，2013年4月25日。。村民大会委托村“两委”与股份整合人商议股价，三方经过反复商谈，最终确定以每股19万元的价格成交[4]《X村股份收购协议书》，2013年5月7日。。最后由村委会在三天内发放股金。在访谈中，一名村干部的话表明了当时股份整合的艰难：

股份整合，那时候开多少会啊！可以，村民大会决定，委托村“两委”跟他们（申请股份整合的村民）商议。八点多钟开会商量，跟他们整合的，他们想买这个矿的，一直到一点四十才商量下来。一开始就听群众代表意见，这个矿山值多少钱了，到多少钱卖，一开始应该要多少钱，到最后到手多少钱，我们就出手，也商量好几回呢。代表（愿意接受整合的价格是）十八九万，最后得的十九万。（访谈记录201812）

股份整合后，铁矿所有权从集体所有转变为私人所有，由私人负责经营，村民不再参与铁矿的治理。同时，除村集体保留的5%干股外，铁矿也不再成为村民分红的收益来源。

（二）集体铁矿整合后的村庄治理

2013年集体铁矿改制后，村民和村集体收入显著减少，集体经济治理的内容骤然消失，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兴办需求有所降低，村庄治理的民主参与程度也受到抑制。但是，由于X村的村庄治理制度已较为完备，村庄权力结构平衡稳固，既有公共事务依然能按村级民主管理制度进行处理。

1.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 2015年，X村举行换届大会，村支书付某和村主任张某不再担任职务，王某和刘某分别接替他们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2018年，国家开始倡导村支书与村主任“一肩挑”。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推行村支书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主任，落实村党组织五年任期规定。2018年X村经换届选举，王某任村支书兼村主任，实现一肩挑。但在治理实践中，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大会、民主监事会依然是彼此相对独立的组织，分别行使集体领导权、执行权、决策权和监督权。

2.村庄治理的运作过程 一是民主选举的竞争程度依然很低。原村党支部书记付某和村主任张某于2015年离任，当年换届选举的竞选者寥寥无几，当时的选举委员会只得去“做工作”，劝说有能力的年轻人参加选举，甚至还需要预先找好陪榜的人选以符合差额选举规定。

二是在民主决策上，公共事务减少，议事决策的需求亦有所降低，但决策的原则与流程依然有章可循。“公共事务减少了一半左右”，但依然是“动一分钱也必须经过代表会议”。2014—2017年间，议事会议的平均记录页数为2001—2013年的七成左右，但仍显著高于集体铁矿成立前的水平。一名村干部在谈到铁矿改制后X村的民主决策时指出：

现在虽然是没集体经济了，但动一分钱还是必须经过代表会。村子里有一项，贫困户、低保户，必须全体党员代表会讨论决定。遇到特殊情况村干部也怕担责任，群众说了算。重大事情就录像，老百姓特别关心的事情必须录像。（访谈记录201812）

三是在民主管理上，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明显减少，行政事务有重新占据主流的趋势。分红日减，集体财务情况也有所恶化，抑制着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有关社会事务的治理大为减少。

四是在民主监督上，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数量减少了，民主决策管理和监督的需求自然也少了。2014—2017年间民主监事会的归档仅17件，财务公开归档仅18件。

3.村庄治理的绩效 集体经济整合后，X村村民自治的制度绩效有所降低。集体经济时期的村民自治主要围绕着经济事务的决策和经济收入的分配而展开，在集体经济股份整合后，村民退出铁矿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红，村集体5%干股的收入也大不如前，难以为公益事业提供足够的经济保障。除去原有基础设施的维护、基本医教文卫服务的保留，公益事业鲜有兴办，民主自治失去了治理的诸多内容，村民们也失去了活跃的参与舞台。2013年后X村的议事会议逐年减少，民主监事会的档案记录也屈指可数。但也需要看到，改制之后，X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并未化为乌有，集体经济时期的村民自治制度和村庄权力结构基本延续了下来，村庄事务依然按照既有的轨道运作。或许正是因为集体经济所形成的路径依赖，2013年后X村村民自治虽有所衰退，但也明显优于集体经济建立前。有村民指出：“现在就是都习惯了，之前有集体经济的时候就这么搞，有这个制度这个方法。”（访谈记录201901）尤其是近来，宏观政策环境对集体经济多有鼓励，重新探索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或许可以再次推动村庄治理的发展。

五、 结 论

本文聚焦于河北省X村集体铁矿对该村治理的影响，详细探讨了集体铁矿的治理模式及其变迁给该村治理所带来的影响，检视了集体经济内部要素如何影响了村庄治理的不同维度。本研究获得的理论启示主要如下：

其一，集体经济与民主选举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关联，但对于村庄的权力结构、民主制度、民主治理、民主监督等其他维度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就集体经济与村民自治的关系，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民主选举上，或者认为集体经济可以促进村民选举的发展，或者认为两者之间呈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或者认为两者是一种负相关关系，对村民自治的其他要素则相对重视不足。X村的经验表明，不论是集体铁矿发展之前还是之后，村庄民主选举的竞争程度都不激烈。在此之前，由于村庄集体收入较低、公共事务较少，“两委”的工作主要是落实上面的政策，村民的态度较为消极被动，参与村庄治理的意愿较低。集体经济发展之后，由于其与村民利益的高度关联而激发了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但并没有相应提高村庄民主选举的竞争性。相反，由于大部分村民对村支部书记付某、村主任张某的公共精神和出色能力的认可，导致他们在集体经济发展之后的四次换届选举中能够连选连任。这表明，村庄民主选举的竞争程度与集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之间不存在正相关。相反，由于村庄“能人”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方面的贡献，集体经济发展甚至可能降低民主选举的竞争性。

但是，X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却推动了村庄其他治理要素的正向发展。由于实行“自愿入股、一人一股”的集体产权制度，铁矿建立起了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之间彼此制约的权力格局，并进而发展成为村庄的基本权力架构，为村庄有效治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基于铁矿运营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制度也上升成为村庄治理的制度体系，为村庄有效治理提供了完备的制度保障。除此之外，X村的经验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有助于促进“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提升村民参与的效能感和积极性。所有这些情况表明，集体经济的发展尽管未必会提升民主选举的竞争性，但对于村庄治理的其他要素的确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其二，集体经济变迁对村庄治理的影响：集体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村庄治理，但改制之后，原先的民主治理实践仍然对村庄治理起着重要的维系作用。

当前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静态”性，主要以“拍快照”方式考察特定时间点上集体经济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没有历时地考察集体经济变迁对村庄治理的影响。自2001年至今，X村的集体经济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2001—2013 年以集体所有权为基础的阶段；二是股权整合后成为私营企业的阶段。在后一阶段，除村集体保留5%的干股外，企业与村民并不存在直接的利益关联。这两个迥异的阶段有可能使我们从历时的角度考察集体经济变迁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当X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之时，集体经济将整体村民卷入其中，并将矿权与村权、矿治与村治、矿绩与村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十分有效地促进了村庄治理的发展。十余年的集体经济实践为X村培养了肥沃的民主自治土壤，导致在铁矿股权整合后，尽管村庄公共事务明显减少、村民公共参与频率明显下降，但村庄原来形成的权力结构、议事规则和监督体系仍能照常运转，村庄治理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可以预期，X村集体铁矿时期留下来的民主治理遗产将成为该村今后治理发展的重要变量。

其三，通过明晰集体经济和村庄治理内部的不同要素，可以发现，这些要素之间不仅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而且集体经济的内部要素深刻影响了村庄治理的不同维度。

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集体经济的产权和绩效维度，没有看到制度、管理等过程性要素的存在及其给村庄治理带来的影响。本文把集体经济内部要素划分为产权安排、治理过程、治理绩效等三个方面，可以发现，它们对集体经济本身和村庄治理具有不同的影响。从对集体经济本身的影响来看，三种要素具有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共同构成了集体经济治理的完整链条：集体经济建立时需要界定产权和治权结构；进入治理过程后，治理过程的经验积累会促进治理制度的完善，而治理制度的完善反过来又为治理过程提供了原则与规范；治理结果则体现为经济绩效的高低和经济资源的多少，它为集体经济运作提供了资源保障。三种要素分别对应了集体经济的产生、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

从与村庄治理的关联来看，集体经济的这些内部要素深刻影响了村庄的治理结构与秩序、治理规则与过程以及治理绩效。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安排为村庄治理结构与秩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集体经济的治理规则对村庄治理规则发挥着示范和推广效应，是促进村庄治理民主化的制度保障。集体经济的治理绩效则为集体经济和村庄治理的过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支持。由此可见，集体经济内部的不同要素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各有侧重，但它们彼此关联、相互作用，无法将它们剥离开来。两者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图4的形式。

图4 集体经济对村庄治理的影响机制

X村集体经济的历时发展生动地表明，村庄有效治理需要有一定的载体和条件。X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村庄权力结构的完善、治理制度的完备和治理资源的丰富，集体经济为村庄治理提供了公共参与的内容和平台，使村庄有效治理的各大要素实现良性互动。但由于X村是一个资源型村庄，囿于个案研究的局限，我们无意做出下述全覆盖性结论：所有类型的集体经济都可以促进村庄治理的发展。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未能明晰集体经济在何种情况下将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尽管发现，集体经济的民主治理遗产对X村的民主治理仍然起着重要的维系功能，但我们无法评估这一功能可以维系多长时间，是否在经过一定时间之后，X村又将回到集体经济发展前的村治模式。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