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惠敏 刘魁

摘 要：当今活跃于学界的生态帝国主义的阐述不外乎两种视角，以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为代表的生物视角和以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为代表的政治经济视角，二人虽阐述的角度不同，但同作为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谱系”中的一员，对于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均具有至关重要的研究价值。从时间维度上说，福斯特明显晚于克罗斯比，而就研究范围而言，福斯特却广于克罗斯比。本文立足于二人对于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思想解读，剖析二者实质、目标上的共通点，又从内容、形式等角度分析二者的差异，形成对二人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思想更为直观、立体的认识。

关键词：生态帝国主义;克罗斯比;福斯特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12-0035-03

在生态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作为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提出者——克罗斯比和集大成者——福斯特著作的研究络绎不绝。相较之下，克罗斯比角度独树一帜，福斯特则更为深刻尖锐，二人不分伯仲，均是对研究帝国主义在生态领域掠夺行径的重要参考。

一、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思想

（一）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思想

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作为世界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发表多部颇有影响力的著作并首次提出了“生态帝国主义”一词，开启了全新的研究领域——对帝国主义的生态批判，时至今日中外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仍然此起彼伏。他的一系列著作以环境史为背景，利用历史、地理、生物等领域的知识，以时间为线索，探究美洲、新西兰等地是如何沦为“新欧洲”的。在《生态帝国主义》一书中，他对“生态帝国主义”做出解释：“我们以为帝国主义造成被占领国土的破坏也许不止船坚炮利，帝国主义对生态的影响远较武力军事带来的灾难更加深远和广泛。”[1]他旨在说明军事侵略之前，生物侵略的“号角”已经吹响，并为军事侵略做好了铺垫。

研究发现克罗斯比所述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有其特殊性。为何这种侵略只在美洲、大洋洲成功，而在其他地区失败了呢？从地理位置上说，亚洲、非洲与欧洲版图相接，便于军队驻扎，耗费更少，安全性更高;从文明演进程度上说，同时期中国、印度、波斯文明繁荣昌盛，物产丰富，更能吸引欧洲的侵略，然而他们却选择了重洋之外、充满未知危险的新大陆。除了人文因素外，克罗斯比还提及两个自然方面。

1.新大陆的自然优势

首先新大陆属于海岛地形，几乎与世隔绝，长期缺乏竞争力使得岛上物种奇特，成为以打猎、采集为生的土著居民的“雨露”。可以看看澳大利亚，在欧洲人登陆前，当地土著族群没有坚固的房屋，没有定居的村庄，没有文字，没有酋长管辖地，更没有国家，法国探险家的总结颇具代表性，“他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和没有理性的野兽差不多的人。”[2]其他新大陆也大同小异，他们大肆虐杀动物，无节制地焚烧土地，使得当地生态失衡，异常脆弱，成为外来物种寄居的“温床”。

此外，新大陆几乎全部或至少三分之二集中于南北温带地区，冬暖夏凉，雨热不同期，与欧洲的气候极为相似。欧洲人长期以来赖以获取食物和纤维的植物，以及获取食物、皮革、动力、骨制品和肥料的动物都易在地中海气候里生长繁衍，长途跋涉的欧洲人着陆后，就像来到了后院，丝毫没有不适感，而随之而来的动物、植物，以及动植物身上的寄居者也似来到了天堂。相似的气候使得它们能很快“生根发芽”，而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更是使他们“所向披靡”。于是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甘蓝、猪、蜜蜂等这些本属于欧洲人的东西成了新大陆生态的重构者。

2.亚非地区的排外性

早期，欧洲也曾试图侵犯亚洲和非洲，但都没能成功，其中蕴含自然和人文双重缘由。非洲、亚洲位于赤道附近，纬度低，气温高，长期生活在温带地区的动植物根本无法适应与本土水热条件完全不同的气候，更不用说繁衍生息。而亚非地区文明发源早，历史上也多经历过瘟疫虫害，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生态链，因此，欧洲的病菌无法攻破已经形成的生物罩，自然无法破坏固有的生态稳定性。

另一方面，亚非地区的文明就整个人类史上而言也是发展相当早的，相比于新大陆的原始，亚非地区的科技、器具并不落后，并形成了特有的符合自身繁衍需求的农耕文明，欧洲文明在此面前丝毫没有吸引力。此外，周边邻国众多，地区冲突更为频繁，作战经验丰富，缺乏本土和人数优势的欧洲人想通过野蛮的军事征服实属不易。

（二）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思想

如果说克罗斯比是生态帝国主义批判的缔造者，那么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则是集大成者。他的作品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贪婪本质的揭露从政治经济制度延伸到了制度支持下的生态掠夺，将当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与资本主义掠夺的本质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并试图探寻当前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通常学界對于生态帝国主义的理解更倾向于此，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掠夺别国生态资源的一种理论和行为。在2018—2019年的著作中，福斯特阐述了帝国主义在生态领域新的掠夺形式——水资源掠夺和大气、海洋资源掠夺，并警示我们处于新的危险阶段，其标志是核武器和气候变化的出现。

1.水资源掠夺

在全球资源日益枯竭的同时，帝国主义将掠夺矛头指向了淡水资源。美国各项权威报道发布后，总统特朗普宣称“饮用水问题可能成为下一代面临的最严峻问题。福斯特揭露跨国公司和投资者通过购买廉价土地以控制绵延其中的河流和地下水，而最新的国际土地交易案例中更是明文规定：“占有土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资源使用权”。通过集中水资源、管控主要河流来达到地区的霸权目的。另外，面对全球水资源普遍短缺的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提出建立一个对全球主要淡水资源进行统一管控的世界水资源管控组织。一旦此举施行，在技术、资金各方面均处劣势的贫穷国家既没有发言权，也失去了对本国水资源的管控权，不过是帝国主义生态霸权的又一扩张。

2.海洋—大气掠夺

除水资源外，福斯特还关注到了海洋—大气掠夺。海洋面积广大，鱼类繁多，海底矿产资源丰富，无疑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垂涎的目标之一。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凭借自身的海洋领土面积优势、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并利用海洋管理私有化制度所提供的经济杠杆控制和利用外围国家，为自己谋取利益。另一方面，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碳排放总量超过了50%，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就在于他们，尽管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上要求发达国家负担更多的生态债务，减少碳排放，然而美国的碳排放量仍居世界首位，而受气候影响更大的却是低纬度国家。海洋—大气掠夺较之以往生态掠夺似乎更加隐秘，影响却更为深刻和持久。

二、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思想的深度契合

（一）生态侵略的严峻性

无论是福斯特的生态批判，还是克罗斯比的生物扩张，二人都明确肯定了生态侵略的危害。克罗斯比的大量研究中反复陈述了生物是如何从领地的“租客”升职为领地的“主人”。他在书中这样提道“另一方面，外来的动植物也在铺天盖地地繁殖。一些地点长满了非土生植被，灭绝和取代了原有植物。……此时的新西兰仍然被各种外来疾病困扰，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猛增。”[1]他还列举野猪的侵入， “温和潮湿的气候以及丰富的蕨类根茎让新西兰成了猪的天堂，到1810年，大量的野猪开始向北岛出没，几年之后它们在该岛到处都是……”[1]动物植物彻底改变了迁入地的植被特征和动物种群，而病菌更是造成当地人口的大量锐减，在克罗斯比看来，这种生态侵略通过不易察觉的方式却能够十分迅猛地给当地生物族群造成毁灭性伤害。

而福斯特则主要阐述制度支持下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掠夺。2019年，在《人类世帝国主义》一文中，福斯特犀利地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地球环境不是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的固有空间，而是为了无止境的贪欲而进行经济扩张的王国[3]。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自身的大国地位不合理并且无限度地掠夺落后国家的煤、石油等资源，过度开采和垃圾排放使得当地生态变得异常脆弱，从而导致全球生态紊乱。据统计，按照目前全球碳排放量计算，到2035年，全球气温将同比上升2℃，由此导致的灾害对低纬度国家无疑是雪上加霜，使得贫者更贫。

（二）资本主义的劣根性

阐述生物入侵的同时，克罗斯比还提及了欧洲人的侵略过程。“他们以毛利人感兴趣的欧洲商品、装备和权力方面的知识以及获取渠道为交换，用12把斧头买了200英亩土地，”[1]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本就包含着侵略和扩张，他们渗透进血液里的贪婪使得他们看待外面的一切都如此不纯粹，他们的商人思维必然会导致利益至上，侵占土地，掠奪金银，即使他们带去的病菌导致的伤亡也会通过售卖高昂药物试图从中获利。克罗斯比笔下的生态帝国主义表明资本早已与生物密不可分。

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是贯穿福斯特思想始终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基于阶级剥削的资本积累体系，并遵循由市场竞争实施的运动规律，对自我扩张没有任何限制。”[4]利用制度的便利，他们从最开始的直接掠夺土地到如今廉价租用土地、开设工厂，以转嫁污染，从掠夺金银、能源扩展到如今的掠夺水、海洋资源等，“对于诸如能源、水、食物等自然资源的渴求甚至比认同感、宗教、民族荣誉更能引发争端。”[3]资本主义就是以追求利润为生的，无限度地追求利润必然导致野蛮掠夺，即使许多欧美国家试图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思考出路，其实质也是为了从中牟利，必定不会做出损害自身利益的决定。

三、生态帝国主义批判思想的差异比较

（一）生物侵略和制度批判

同为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二人的批判途径却大相径庭。作为地理历史学领域的专家，克罗斯比更多地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集中于生物入侵的角度，他主要从地理、生物学角度进行剖析。他认为欧洲对于美洲、大洋洲的成功殖民得益于殖民者偶然或蓄意地将动物、植物和病菌带到“新欧洲”，大量物种的成功“落户”挤压了当地物种的生存空间，原有物种逐一灭绝，破坏了原本的生态循环，再加上欧洲人肆意地开垦土地，种植粮食，到后期，当地似乎已成为另一个欧洲。而“隐形杀手”病菌随人和动物登陆，它们繁殖速度极快，且传播广泛，造成土著居民大量伤亡，以致根本无力抵抗素质优良的殖民者。动物、植物和病菌早在军队到达之前就充当了殖民者的先锋军。

而福斯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之一，他主要描述了当今帝国主义侵略在生态方面的表现，根本的却是批判掠夺行为背后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的精髓所在，为了争夺中东石油资源，不惜发动战乱，为了获得粮食，他们用极少的租金为诱饵，将南亚、非洲变成他们的产粮基地，用廉价的工资租用人力，反过来又将粮食高价卖给他们。发达国家利用海洋管理大国的身份，凭借技术、资金支持，将公共海域据为己有，禁止散户捕鱼，将其出让给大型跨国企业，以获取更多利益。为了解决淡水资源短缺问题，他们企图重新分配全球淡水资源，其根本目的却是为了保障自身的用水权益，从而更好地控制发展中国家。福斯特坚称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这种生态掠夺就不会停止，地球就始终无法成为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乐园。

（二）弱化人和突出人

在他们的批判中对于人在生态帝国主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汤姆·格里菲斯认为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中人只起到带领作用，至于生物如何落地生存纯粹是自然的过程，它否定了人类在开疆扩土过程中的能动性[5]。在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中，人起到的是传播媒介的作用，人将动物、植物和病菌带到新大陆，之后的生物扩张是由生物自行完成，即使有人的参与，也不过只是加速了这一过程，无法使其发生根本性变化。换句话说，只要有地理大发现，不论殖民者是否意图占有土地，外来物种的登陆迟早会改变当地的生态系统，生物侵略依然存在，美洲、大洋洲还是会沦为“新欧洲”。而且与人相比，这种生物扩张更加隐蔽，毁坏性更大，影响更为深远。

而在福斯特对帝国主义的生态批判中，自始至终他都将人作为一切的始作俑者。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生产也是由人完成的，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他将资本主义制度操纵下的资本家、政治家一并批判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下，政治与金融资本密不可分，当权者的政治行动需要财力的支持，而当政者也必然维护在背后支持的财团的利益，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为了资本家服务的。因此，无论是掠夺資源，还是污染转移，都是在维护本国或者说资本家利益前提下人所采取的行动，在这里，人是主动的，是操纵者。没有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人的决策，这种生态帝国主义就不复存在。

（三）生物的必然和历史的必然

在克罗斯比对生态帝国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很难忽略掉一点，即物种的优越性，其内部遵循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欧洲的动物、植物和病菌为了掠夺狭小的生存空间，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进化，其生存的能力要远高于尚未开化的美洲和大洋洲的生物，因此，它能够经受住海洋的考验来到新大陆，并且凭借其极强的繁殖力“开疆扩土”。殖民者到达之前，当地土著居民大肆虐杀动物、开垦土地，却未能形成自己的耕种文明，反倒使当地生态极其脆弱，加上与欧洲相似的地理气候条件，殖民者能很快适应新生活，因此美洲、大洋洲迅速沦为“新欧洲”。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内部隐含着一种生物的必然性，即优胜劣汰的原则。

而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中蕴含的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更替阐明人类会历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人类经历的一个阶段。只有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人类才会思考自身的出路，并进行不懈斗争，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揭示的就是这样一种制度的必然性，既然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存在，那么帝国主义侵略扩展到生态领域只是时间问题，而对其恶行进行揭露和批判，才能够引起公众的反思和抗争，才能进步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产主义社会。

四、结语

不论是克罗斯比的生态帝国主义思想，还是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都暴露出生态帝国主义影响的持久性，欧洲殖民者将旧大陆永久变成了“新欧洲”，而福斯特的生态扩张仍在不断发生，且丝毫没有终止的预兆，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产生，体内流淌着资本主义贪婪掠夺的血液，成为帝国主义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一环。而在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全球帝国主义的纵横深入给当今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大的挑战。一方面，在生态发展上要努力获取自主权，防止资本主义的“利益陷阱”，探寻健康永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另一方面，日益频繁的国际资源流动要求各国加大防疫力度，警惕外来物种（尤其是细菌病毒）的入侵和颠覆。

参考文献：

[1]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M].许友民， 许学征，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2][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M].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John Bellamy Foster，Hannah Holleman and Brett Clark. Imperialism in the Anthropocene[J]. Monthly Review，July /August， 2019，p. 70.

[4]John Bellamy Foster. Late Imperialism： Fifty Years After Harry Magdoff 's The Age of Imperialism[J]. Monthly Review，July / August 2019 （Volume 71，Number 3） .

[5]J. Donald Hughe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World： Humankind's Changing Role in the Community of Life[M]. London：Routledg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