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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鸦片战争时清廷局势变化

2020-03-23陈昕昕

商情 2020年4期
关键词:主站鸦片战争士大夫

陈昕昕

【摘要】历史有其固有的发展规律与特性,被后人认知。可即使是今天我们站在当下的立场着眼之前的历史,有些事情是非功过却也琢磨不清,更不用说古人们的“正在发生”的立场上了。李世民评价魏征的一句话成为当今脍炙人口的名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历史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事实真相,更多的价值在于我们对于历史的启发和在探讨中生成的附加价值。不论之前、当下亦或是未来,一些历史总会是刻骨铭心,正如鸦片战争后社会的变化,会带给我们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鸦片战争清政府抚夷与剿夷社会变化

一、未有之变局

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光绪元年(1875年),李鸿章又在《筹议海防折》中称:“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李鸿章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形势的分析,“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则表明了当时中国所对峙的列强势力。可贵的是李鸿章他不同于保守的顽固派,他处在当时的阶段却能正确的看待晚晴所处的局势实为不易;他和一些洋务派更不同于顽固派,他们不仅看清了局势还敢于冒险尝试向前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虽然并没有改变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但是促进了中国近代化,他们在当时迈出了这一步实属不易。

清朝也是历史上一个典型的由少数民族统治的政权,在鸦片战争的前期乃至鸦片战争后,一个不可被忽视的阶层值得被思考,那就是士大夫阶层。“闭关锁国”固然有着很大一方面的因素,但是鸦片战争开始后即使林则徐、魏源、黄爵滋等人已经认识到和西方列强的各方面差距后,清朝却没有马上实行变革,很大的原因在于士大夫阶层。“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短短几句话已经总结了清朝士大夫阶层大部分人麻木、迂腐等特点,鸦片战争后可以说不论军事还是政治上,都与列强有着很大的差距,双方对比之下,清朝统治下的中国真的是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二、抚夷派和剿夷派

鸦片战争前,对于如何对待列强,清政府内部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主要分为抚夷派和剿夷派,也就是主和派与主战派。随着过程中的各种结果,道光帝也在主站主和间举棋不定,这也使得清政府内部派别争论更为激烈。

在道光帝决心迎战后,却出现用人失误的问题,从而引出不断失城的连锁反应。于是道光帝又倒向主和派一方,虽然中途有官员奋勇抵抗,但是道光帝一意妥协,最后耆英、伊里布与璞鼎查还是签订了《江宁条约》。

在这一过程中,主和派主要凸显的人物是琦善、伊里布、耆英等人,琦善的妥协态度则是建立在他亲身了解到了当时英国的军事实力后所下的态度,主战派别的官员中也不乏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但是不了解英国的官员,而期间道光帝所派不乏像奕山这样虚报奏折而导致对英国预估不实的官员,这些种种因素也导致了道光决策时忽主站,忽主和的不坚定立场。

从鸦片战争的过程来看,道光帝的举棋不定十分影响形势的走向,士大夫们在决策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会来源于揣摩圣意。其中固然有坚定站在主站或主和的坚定立场的官员,但也不乏与道光帝一样没有坚定决心的官员。如果道光帝坚定决心势必与英国决战至终,侵略者一路遭遇顽强的抵抗,他们也不一定能入侵的如此迅速。假使英国一开始的意图也许只是想要一个和平的条件与环境经商,那么清政府的不明确态度也给了英国一个可乘之机。

三、社会变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从古代史迈入近代史,同时鸦片战争也使得中国发生根本性变化。通过一系列条约,中国直接遭受到的侵犯包括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司法、关税等主权都开始丧失,传统的经济形态也被冲击。当然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看到的影响,而更加深远的影响和隐患是,清廷为赔偿大额的白银增加的税费直接影响农民的利益得失,甚至沉重的赋税使他们无力支付。由于康乾盛世,使得清朝时期的人口大增,嘉庆九年(1804年)纂修的《巴陵县志》在讲到该地经济、人口分布和各行各业居民状况时写道:“十分其农,而佃种居其六。”农村百分之六十的人口是佃户,其余百分之四十,则是地主和自耕农。道光中编写的《江阴县志》,叙述该县风俗,说到“农之家十居八九,农无田而佃于人者十居五六”。当时该地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绝大多数居民是农业人口,而增加赋税会使得大多数的农民积贫积弱。另一方面列强在华开设工厂,会使得许多手工业者或者失业,或者沦为廉价劳动力,鸦片战争使得中国多数人口都陷入苦难的状态,也使得清政府陷入失威局面。

在鸦片战争后不久,清政府就迎来了大规模的起义运动,这其中最著名的则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运动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产物,其参与运动的多数为农民阶级,源于鸦片战争后国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太平军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或许是因为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使农民有了精神寄托,或许是因为《天朝田亩制度》,使农民有了希望与目标,无论如何太平天国的动向、举措和号召力都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下的社会正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朝着不可预估的方向发展,以一个不可预算的速度发展着,并且这些变化都一点点的成为清朝的隐患。

参考文献:

[1]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

[2]王文泉,劉天路主编.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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