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广东佛山528225）

佛山作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与广州地缘相连、历史相承、文化同源，在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作为粤剧发源地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以龙舟龙狮著称，它是岭南文化的分支，是广府文化发源地和兴盛地之一。所谓佛山精神的“崇文尚武”，也充分体现在“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中。

所谓“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不完全是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它只是一个松散的文学群体，没有结社，更谈不上发表宣言，但它在港澳地区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他们大多数一生未曾回过故地，只是一思远行，但他们都会暗中苦苦地眷恋着生养之地。无论身在何处定居，他们都不会否认自己是广东佛山人，与南海大地就这样始终不离不弃。这些评论家研究的对象从不限于广东地区的作家，同时也没有囿于佛山市的小说家和诗人，而是包括来自中国各地的作家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学工作者。因为他们的辛勤笔耕，原属英国或葡萄牙人统治的“异乡”文坛，从此远离了西化气息，在境外的沃土中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领地。

下面从创新性、本土性、争议性、史料性等四个方面论述“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的特色。

一、创新性

这主要表现为积极的求异性、敏锐的洞察力、创造性的想象、活跃的灵感和新颖的表述等。生于顺德、年幼时随长辈移居香港的梁锡华，是这方面的典型。他刚踏上文坛时，是以翻译家和文学史料家的双重身份出现的。作为翻译家，他从1961年起，一口气推出《圣经新释》等五本书，其中最重要的是1979年问世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以后他还陆续有一系列研究新月派作家的史料集面世。在这些论著里，作为成名之作的《徐志摩新传》，梁锡华挖掘出不少被淹没的史料，如徐志摩的情感变化、新月派诸君子和而不同的声音、当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的情形。著者没有堆砌史料，而是在关键处提出己见，如对在泰戈尔访华问题上徐志摩所作所为的批评，对《翡冷翠一夜》的重新诠释，对徐志摩的爱情观及其悲剧的评价。在写作方法上，也异于一般传记文学。作者不仅注意吸纳时贤的研究成果，而且数次征引自己独家调查所得的资料加以剖析。梁氏对传主的生平、思想、贡献的全方位了解和深入的认知，全部通过这本“新传”表现出来。虽然个别判断和评价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著者毕竟写出了一位真实的徐志摩，一个栩栩如生的徐志摩。其他“补遗”等著作，其学术价值也不仅在于提供了一些难得的史料，而且在编著中做出考订、辨伪一类的工作。如评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一书，便有真知灼见。这些著作中的史识和史料，后来被中国内地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多次引用，便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且道阴晴圆缺》系专论徐志摩及其同时代作家生平及其作品的论文集，它体现出梁锡华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再囿于史料整理与搜集，而做出了新的突破。作为出色的学者，其学术研究能达到不同凡响的境界，需要有深邃的思想和高度的思辨能力。作家要有丰富而细腻的情感，评论家同样也需要这种情感。与作家不同的是，这种情感受严密理论系统的宰制，评论家用这种严密的思维方式去分析作家的创作道路和作品的优劣处。比如现代文学史上有过“与抗战无关”的讨论，梁实秋为此长期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被加上一些脱离他原意的论述。梁锡华不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在抗战文学研讨会上发表了一篇用英文撰写的专谈梁实秋抗战时期散文的论文《风暴之眼》[1]，提及“与抗战无关”的论争，认为梁实秋并无反对写抗战作品的企图，而是主张抗战期间也可以写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作品。这实质是提倡题材和风格的多样化，左翼文人批判他完全是断章取义，为此在会上引起对梁锡华文章的不同意见和争鸣。

正因为梁锡华敢于摆脱左翼作家条条框框的制约，勇于标新立异，故他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才表现出与他人不同的求异性。也是在这次巴黎召开的抗战文学会议上，梁锡华还提出虽是“落水文人”的作品也不必一概抹杀，仍可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在高度肯定抗战文学为主旋律的会上出现的，从而显出它的挑战性。作为爱国学者的梁锡华，他自然不会愚蠢到去抹黑抗战文学，更不会表彰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文人。他的意思是文学虽不能脱离政治，可是文学毕竟不等同于政治。通常说来，文品与人品关系密切，但文品与人品也有不相合的情况。梁锡华不是“忠义文学史家”，他不以道德气节作为文学评论的首要标准乃至唯一标准。梁锡华在这次文学研讨会上初识了神交已久的夏志清。但可以肯定，梁锡华早就把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学术论著放在案头学习，由此深受其影响。这从他列入研究对象的名单许多是内地学者忽视的非左翼作家以及他十分敬仰钱钟书可以看出。应该说明的是，梁锡华虽然心仪夏志清，但并不是照搬他人。像梁锡华论述学者散文尤其是对王了一（王力）的幽默小品、柯灵的散文的评价，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爱情与色情界线的区隔，对钱钟书初出茅庐时写的作品的研究，都是别人较少论述到的，或虽论述到而没有他论述得深刻。

在鲁迅研究上，梁锡华不赞成台湾苏雪林将鲁迅杂文全盘否定，也不认同内地不少人将鲁迅杂文视为经典。在《鲁迅与现代中文》这篇长文里，梁锡华用语文老师批改作文的方法，找出鲁迅32处“文理欠通”的句子，逐条加以修正，倒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在所有研究鲁迅的文章中，像梁锡华这样细心研究鲁迅的遣词造句，以挑刺的面目出现的文章极少看到过。人们也许可以不认同他的观点和做法，但梁锡华认为鲁迅系“人世间的作家”[2]，而不是神，凡人有的弱点他也会有。这种实事求是的评说，与中国台湾地区有人把鲁迅妖魔化是完全不同的。

二、本土性

这是指由地域、文化习俗、时间累积一起作用而成、在作家及评论家中表现出的思想意识、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地区性差异，其中地域性是首要条件。和那些“南来作家”不同，原籍顺德、出生在香港的胡国贤，属土生土长的一代。出自这种草根性，他研究香港新诗采用的是本土作家的立场。他看不惯黄天石、侣伦还有黄谷柳，自始至终无法摆脱茅盾等内地作家的影响，开创不了自己的新局面，更不敢以做“香港作家”自豪，尤其是作品尽力淡化香港特色，以致与内地作家作品没有多大的差异。胡国贤认为，香港文学要真正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摆脱两岸文风的束缚，确立并大力张扬“本土意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批揭起现代文学旗帜的青年作家，其创作为香港带来了崭新的面貌，但他们也有缺陷，如对香港缺乏归属感及认同感，故胡国贤对他们评价有限。

内地学者从事香港文化和文学研究，往往强调香港文化和文学与中华文化母体如胶似漆的关联，胡国贤并不否认这一点。与内地学者相异的是，他更强调香港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正在于它本身的‘多元’性——‘多元’不离‘混杂’，但同时也可以是‘兼容并蓄’”。这种独特性的造成，是中与西、古与今不同文化不断碰撞而汇流的成果。

胡国贤研究香港文学突出本土性，却不否认“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发展历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上世纪50年代的何达等人，胡国贤无不肯定他们对香港诗坛所具有的影响。至于从东南亚或从中国台湾地区来的诗人如原甸、余光中，胡国贤也一样肯定他们对香港诗坛所做出的贡献。本来，香港新诗之所以能达到今日的高度，正是靠不同身份的诗人共同耕耘的结果。胡国贤无意排斥不同观点和不同派别的诗人，显示了他有容乃大的胸怀。

胡国贤是科班出身的诗歌批评家，他评价和研究香港新诗，还具有这些特点：一是科学地界定香港诗作者的身份。由于香港作家进进出出流动性大，因而胡国贤没有作茧自缚，认为只有像梁秉钧即也斯那样的本土诗人才是真正的香港诗人，而因各种原因移居国外的叶维廉等人，就不能称之为香港诗人。注意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和灵活性，是视野宽广包容性的体现。二是不用“纯文学”观点而十分注意政治、社会思潮对诗歌的影响。如论述香港新诗发展道路时，胡国贤注意到前期“美援文化”与“左翼文风”的对峙，香港九七回归对香港新诗的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三是描绘了香港新诗的发展概貌。如《锦瑟无端五十弦——香港近五十年新诗发展初探》[3]，是写香港新诗史必读的参考文献。可以不赞成他的看法，但他毕竟自成一家之言。四是注意文社与诗社的互文关系。文社，是香港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一种甚为别致的文学现象。以往有人谈到，但多为回忆。胡国贤的《从“文社”到“诗社”》[4]，虽脱离不了回忆的成份——这是必要的，这样做可以以见证人的身份去论述文社潮与后来诗刊的传承关系，但胡国贤不限于忆旧，他对文社潮兴起和衰落的原因作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胡国贤选取“文社”这一最具香港特色的学生文艺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亦反映出他作为本土评论家的立场与眼光。

三、争议性

这是指在学术方面，因立场和观念的差异，引发的争辩与交锋。生于顺德，初中毕业后移居到香港，后来因主办《中国学生周报》而成了“青年导师”的胡菊人，常对五四运动的历史人物做出独到的评价。上世纪60年代末，他发表《再看胡适》①，认为胡适在国难当头的数十年中，没有写过声讨外国帝国主义、反对蒋家王朝的文章，也没有真正关心过底层大众。像这样的“学术权威”，不值得大家崇敬。

对鲁迅，胡菊人也曾肯定过，颂扬过。可在内地六十年代，他看到一种神化鲁迅的倾向，便感到“又厌又怕”。在《鲁迅在30年代的一段生活》②中的结尾，胡菊人一再申明他并不是反鲁迅，只是“反神化”而非反鲁迅本人。胡菊人反对拔高鲁迅，肯定鲁迅也有儿女情长的时候和人性的弱点，出发点似乎是好的。不过，他说鲁迅对于当时的抗战隔岸观火，那鲁迅还值得人们尊敬吗？善于深文周纳的胡菊人，其论述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过，并非鲁迅研究专家的胡菊人，其文破绽太多，且他的“良好”主观愿望与文中对鲁迅的指控自相矛盾，因而在香港乃至在海外，都有人觉得同胡菊人的立论不能成立。在香港发表反弹文章的报刊主要是左媒《文汇报》《大公报》及《新晚报》，其中火药味最浓者当推张向天即黄钺。他的反驳文章，有14题66篇之多③。仅在史料方面，张向天披露号称“求真”的胡菊人，竟把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的时间1932年10月22日错成为“10月24日”，把鲁迅日记中的“镰田诚一”与“镰田政一”错为两个人，把鲁迅寄赠日本上野图书馆的《北平笺谱》错为《十竹斋笺谱》。当然，胡菊人的文章不单纯是史料错误问题，而是论述主观加武断，更荒唐的是胡菊人连自己引用过的鲁迅著作都没有仔细研读过。

张向天与胡菊人的分歧，是两种鲁迅观的对决。张向天的反驳文章虽大快人心，但火药味太浓了些，如在字里行间辱骂胡菊人，这种人身攻击同样离学术论争的宗旨相去甚远。

胡菊人还著有《小说水浒》《小说红楼》《小说金庸》，其中《小说水浒》为胡菊人文学鉴赏评论集“小说”系列学术价值较大的一种。该书对金圣叹删改施耐庵的作品及不同版本的考证，还有金圣叹的批评观、《水浒传》的艺术技巧和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特征的探讨,自成一家之言。至于他对《红楼梦》的解读，也充满着争议。

四、史料性

史料是指有助于认识历史、复原历史真实情况的一切资源，也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信息。建立澳门文学形象，必须以史料做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所发表的有关澳门文学的论述看来，不少文章是以论带史，而不是论从史出，这与澳门文学的史料缺乏整理有关。《澳门文学史》之所以难产，跟这点也分不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原籍南海、现为澳门大学教授的邓骏捷埋头做史料工作，一些史料书稿均由他一人独立完成，这显得非常难能可贵。

《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除前言、凡例外，另分五部分：工具书条目、澳门华文文学书目、澳门华文文学报刊名目、澳门华文文学作品选辑篇目、书刊论文篇目。其中澳门华文文学书目又分新诗集、散文集、小说集、诗词集、报告文学集、传记文学集、评论集、综合文集。澳门华文文学报刊名目另分为杂志、小报、报章文学副刊、校园报刊。所收集的资料，是从1976年9月—1994年12月底，范围包括世界各地的中文书籍杂志，对象为有关澳门华文文学的评论和介绍。至于戏剧评论部分，该书没有收集，而放在另一本书里出版。通过这部“初编”，可初步检阅世界华文文学对澳门文学的重视程度及其研究的基本轮廓。邓骏捷不满足于史料的罗列，还制作了“澳门华文文学书目”“澳门华文文学作品选辑编目”以及“书刊论文编目”。从这三部分可看出，无论是结集出版或被海内外杂志选辑的作品以及评论文章，新诗类数量最多。由此可见，澳门这座赌城，其实也是一座诗城。当然，散文的创作量也不容忽视，它和诗歌数量有时不分伯仲，这是因为澳门有和香港一样的报纸专栏，可供作家们驰骋。通过邓骏捷的整理，还可以发现澳门文学生产的一个特征：80年代初期各类文集的出版都不在澳门而在外地。只有在90年代澳门有自己的星光出版社、澳门日报出版社和澳门五月诗社出版部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澳门回归前虽在葡人管辖下，住在小城里的绝大部分居民仍是广东人或外省人，同根同文同种，中华文化一直深藏在澳门居民的血脉中。血缘的关系出现历时性的文化承传，体现在思想意识、民情风尚、教育文化、生活习惯上，如此世代相传，免不了影响作家的现实人生感受，这造成了澳门华文文学一直没有与中国文学母体断裂。这本《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为人们了解和研究澳门文学与中国文学母体的关系，提供了完备的资料。邓骏捷具有目录学、考据学的深厚功底，所以他的资料整理不仅信息量大，而且还有一定的学术性。《澳门华文文学研究资料目录初编》，至今仍是人们研究澳门文学不可忽视的工具书。

文学本是高度个性化的写作。从表面上看，“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有同气相求的时候，如梁锡华批评鲁迅系受到胡菊人的启发，他写批鲁文章也是为了支持他这位“老乡”，虽然他们各自为战，构不成群体，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创新性、本土性、争议性、史料性，已成为构筑境外文学研究的新高地。我们总是在不断寻找新的研究生长点，寻求境内外粤籍作家和评论家所体现的价值和意义，可我们要寻找和开垦的学术新地，总是难离地域性。境外的“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正是地域性文化研究的一座富矿，有众多被遮蔽的评论家及其著作可供挖掘。

综观“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尽管有人在自我陶醉的同时自我沉沦④，在自我超越时又自我逃离⑤，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境外的沃土中不断扩展中华文化的精神领地。他们关注对象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尤其是本地的港澳文学，这充分说明他们研究文学问题十分“接地气”。可以说，“港澳文坛的佛山籍评论家群”在唤醒本土意识、砥砺创新情怀的同时，表达了一种建构港澳文学史的期许：希望作家和评论家们在拥有家国情怀的同时，在商品社会中获得超越世俗和功利的精神力量，实现对物化世界的突围，共同构筑了中华文化的大同世界。

注释：

①1968年发表在明报。

②1972至1973年发表在明报，共计23篇。

③载香港《文汇报》1973年1月31日至4月19日。

④梁锡华在香港退休后到加拿大呈隐居状态，天天钻研梵文，以求读懂佛经原典，不再游龙戏凤于文字。

⑤1996年，胡菊人全家移民温哥华。这位杰出的报人虽然还在《明报》写三天一次的专栏，但毕竟是强弩之末。他在枫叶国成为幽人隐士，与文坛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