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琪琦　王冬云

摘    要： 曹禺是中国现当代最著名的话剧家，他的成功与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其生命体验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孤独体验、愧疚体验、生离死别体验和爱情体验。孤独体验，直接奠定曹禺话剧苦闷风格的基础。愧疚体验、生死离别体验、爱情体验，成为曹禺话剧创作的素材。这些体验，对话剧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等产生深刻影响。

关键词： 曹禺    生命体验    话剧创作

中国现代史上出现了许多话剧家，曹禺无疑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潘克明在《曹禺研究五十年》中曾高度赞扬曹禺，认为曹禺的剧作在现代话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的成熟[1]。曹禺一生创作了如《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多部著名剧作，塑造了一批诸如周朴园、繁漪、陈白露、金子、仇虎、愫芳等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曹禺在话剧上的成就主要源自他独特的生命体验，其生命体验主要表现为孤独体验、愧疚体验、生离死别体验与爱情体验。

一、孤独体验与创作

孤独体验是文艺心理学的范畴，不是指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而是指人自我意识深化的一种心理反应。作家的孤独体验是激发其文学创作的主要动因，正如海明威所说：“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2]

曹禺从小的性格就是忧郁、孤独、苦闷的，以至于他父亲说：“你小小的年纪，哪里来的这么多苦闷？”[3]苦闷是曹禺作品的一个标志特征，这种特征正是源于曹禺的孤独体验。曹禺的孤独体验主要来自于其幼时母爱的缺失、封建大家庭的压抑气氛和年龄稍长之后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同情。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于一个旧式封建官僚家庭中，全家欢喜，然而家人对他降世的欣喜之情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就被其生母离世的悲痛给粉碎了。为了曹禺健康成长，曹禺的父亲万德尊把薛氏的双生妹妹薛咏南接到了万公馆，之后薛咏南就成了万德尊的第三任妻子。薛咏南待曹禺视如亲子，对他百般疼爱，按理来说，他的性格应该不是孤独、忧郁、苦闷的。但在曹禺五六岁时，奶妈刘氏与薛咏南发生矛盾，告诉曹禺薛咏南并不是曹禺的生母，他的生母早就病死了。这个消息对于性格敏感的曹禺可以说是晴天霹雳，使他产生了失去生母的悲哀与痛苦。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曹禺只能发泄于笔尖，在话剧创作中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极度关注。

曹禺对女性的关注达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在话剧创作中，他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有敢爱敢恨、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专制色彩的繁漪、陈白露、花金子等，也有温柔端庄、秉性高洁的四凤、愫芳、瑞珏、鸣凤、梅等，这些形象无疑是现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的一抹亮色。曹禺依靠自己缺失母爱的独特体验和对身边女性命运的思考，将其融入话剧创作中，展现了对女性生存命运和未来出路的关注。曹禺曾说：“我愿用最美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4]其中不乏曹禺对生母的幻想和思念。

曹禺的父亲万德尊一辈子以振兴万家为己任，但他性格软弱，一生不得志，有一种怀才不遇的痛苦和忧郁，因而经常乱发脾氣，打骂下人，以此舒缓对现实和自己的不满。他将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并对子女严格要求。弗洛姆认为，父亲对子女的爱是有条件的，只有子女符合自己的要求，并且让自己觉得“你同我相像”[5]，这个时候才会爱自己的孩子。当然，从本质来讲，子女要想得到父亲的爱，关键还在于对父母的顺从。可能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万德尊经常对不符合自己要求的曹禺的哥哥万家修破口大骂，父子关系极为紧张，整个家庭因而陷入压抑沉闷之中，曹禺变得愈加孤独苦闷。

沉闷压抑的家庭气氛和父亲的独断专行对曹禺话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男性形象的刻画上。男性群体在中华民族印象中历来是刚正、果断、勇敢的，然而曹禺话剧中的男性大多被赋予迟疑、懦弱、优柔寡断等性格特征[6]。无论是周萍、周冲、方达生、焦大兴、曾文清，还是周朴园、曾皓等，他们的性格都具有软弱性，他们的存在似乎都是为了反衬女性角色的光芒。这种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曹禺的家庭有关。

曹禺的贫富观念早已有之，童年时代的佣人段妈经常向曹禺讲述她家乡的悲惨故事，成为曹禺第一位启蒙老师。当时的曹禺年纪尚小，不懂得段妈的悲惨命运，但是段妈向他讲述其遭遇时的那种痛苦心情，给曹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社会的黑暗、穷人的悲苦遭遇使曹禺更加苦闷，精神更加压抑。

也许是受到了段妈的影响，曹禺从小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穷人的命运。在他八九岁时，有一天万德尊让曹禺赋诗一首，曹禺思索片刻便哼出“大雪纷纷下，穷人归无家”[7]。华北水患时，涌入天津的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饥民，以及马路旁边搭满了灾民的窝棚等，都给曹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着与社会的不断接触，曹禺的内心更加关注穷人。大学时期他和同学到内蒙古远游，途经太原看到了妓女的惨状，那景象一直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为了探寻妓院的真实情况，他深入妓院聚集地调查，一排排鸽笼似的小房子、一个个脸色蜡黄的妓女，妓院里的真实情景令他触目惊心。

残酷黑暗的现实刺激着曹禺悲悯的心绪，由于性格敏感，注定曹禺对于穷人的遭遇不会视而不见，他将自己对穷人的怜悯之情通过话剧创作宣泄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日出》第三幕中对妓院的描写，读者阅读到这一幕时，都会感受到精神上的压抑。

二、愧疚体验与创作

愧疚体验往往和个体内心深处的矛盾情感有关。曹禺对其父万德尊就有这样的矛盾情感。曹禺对父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在《曹禺访谈录》中，他曾说道：“我对我的父亲又是爱又是恨，又是怜悯。”[8]每当曹禺想起父亲挑剔兄长、打骂下人，就对他充满厌恶和恐惧，但想到父亲给幼时自己洗澡，内心又充满温情。尤其是万德尊去世后，曹禺记忆中的父亲竟然多了一份莫名的慈爱，对父亲的厌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烟消云散，反而增添一份愧疚之感。曹禺整理父亲遗作《杂货铺》时曾说：“可惜再也找不到这个《杂货铺》了。我大学毕业时已知道它的价值了，但是再也找不到了。从这个《杂货铺》可以看到我父亲的思想。”[9]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出曹禺对父亲的愧疚与怀念。

在话剧创作中，曹禺对父亲的愧疚主要表现为他反对简单化地刻画剧中人物形象，如对周朴园、焦母的形象刻画。曹禺既刻画了周朴园专制强横的一面，如逼繁漪喝药，又刻画了其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如多年保持侍萍住过房子的原有布局，甚至连侍萍生完孩子夏天不开窗的习惯也都延续了下来。曹禺的话剧中似乎没有纯粹的坏人，作者在刻画他们可恨的一面的同时，写出他们可悲的一面。在曹禺的创作理念中，他反对从道德层面划分一个人物的好坏，他认为“有时太过分地强调他的‘反面，这种写法是不太妙的"[10]。

三、生死离别体验与创作

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亲人之间的生死离别，曹禺却多次经历了这样的痛苦体验。生母薛氏、姐姐万家瑛、哥哥万家修、父亲万德尊的次第离世，对曹禺的打击都很大，尤其是父亲的去世。1929年，曹禺的父亲因中风猝然离世，年仅18岁的曹禺在全家人不知所措时承担起了处理丧事的责任。所有人对他的报丧都以冷漠对待，曹禺饱尝了世间冷暖，体会到了无限的悲凉。

死亡是人类一直关注的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在谈到人的无意识心理时，认为存在两种相反本能动向。一种是对生的动向，一种是对死的动向，艺术家往往对死亡有着本能的迷恋[11]。学者殷国明也认为艺术的诞生地其实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艺术[12]。经历多次与亲人生死离别的曹禺，不可避免地开始对死亡的思考，他将对死亡的恐惧融入话剧创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死亡意识。

曹禺的话剧作品中充满大量的死亡情节，《雷雨》中四凤、周冲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鲁贵醉酒而死;《日出》中小东西在绝望中自缢身亡，陈白露厌倦糜烂腐败的都市生活吞安眠药自杀，小书记黄省三因无钱养活家庭而无奈毒杀自己的三个孩子;《原野》中仇虎精神过度紧张而选择自杀，焦大兴和小黑子则成为焦阎王的替死鬼;《北京人》中的曾文清吞鸦片自杀，成为封建家庭的殉葬品。曹禺在话剧中大胆书写死亡，使作品具有一种悲壮美，同时客观真实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

四、爱情体验与创作

有研究者认为不懂曹禺的婚恋生活，就很难深入曹禺的戏剧世界，斯言极是。曹禺一生有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清华大学法律系的才女郑秀，第二任妻子是他的学生方瑞，第三任是著名京剧旦角李玉茹。其中郑秀和方瑞对曹禺的话剧创作影响较大。

1931年，还在北京贝满读高中的郑秀在清华大礼堂观看《娜拉》演出时认识了曹禺。当时曹禺第一次见郑秀，就对她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以至于当他得知郑秀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时，立即邀请她参演话剧《罪》，并借此机会接近她。在《罪》这部话剧中，曹禺扮演男主公拉里，郑秀则扮演拉里的女友汪达。在排练中，敏感且富有幻想的曹禺被郑秀深深地吸引，之后，开始对郑秀的大胆追求。与郑秀的热恋直接激发曹禺创作《雷雨》的热情。1933年的暑假，曹禺在郑秀的陪伴下创作出了轰动中国话剧史的《雷雨》。《雷雨》的面世固然与曹禺多年来的看戏、编戏、演戏有关，但这部戏中女性角色的塑造、男女两性的恋情及诗化氛围的烘托明显与郑秀有关[13]。在《雷雨·序》中，他也公开表示了对郑秀的感谢，并且在1936年《雷雨》出版時，曹禺还专门为郑秀印制了一册精装本，上面题有“给颖如——家宝”几个大字，不仅表现了曹禺对郑秀的深深爱意，还表现了曹禺对郑秀的谢意。

可惜的是，曹禺和郑秀的这段婚恋并没有维持太长的时间，主要源于二人的性格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差异。曹禺是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艺术家，爱幻想、敏感而高傲，对生活极不讲究，厌恶洗澡;而郑秀是一位认真严谨的法学家，严肃务实，对生活讲究，爱干净。两个性格和生活习惯迥异的人结合后，经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陷入冷战，对此曹禺默默忍受，并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从此开启了第二段婚恋。

方瑞与郑秀不同，她性情温和、善解人意。方瑞没有上过大学，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而且会画山水画，写得一手好字。她非常崇拜曹禺，经常帮他誊写稿件，并在他苦闷时给予鼓励和安慰，这使在不幸婚姻生活中挣扎的曹禺获得了情感上的慰藉，他把对方瑞的爱恋融入对愫芳这个人物的塑造中。从此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繁漪、陈白露、金子等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充满了反抗和斗争精神的女性转变为愫芳、瑞珏、鸣凤等知书达理、善解人意、具有奉献精神的女性。这种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曹禺这一时期的婚恋体验。

正是曹禺独特的生命体验——特殊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身世，使他的话剧作品充满苦闷的气息。其中孤独体验直接奠定曹禺话剧苦闷风格的基础，愧疚体验、生死离别体验、爱情体验成为曹禺话剧创作的素材，这些体验对话剧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等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潘克明.曹禺研究五十年[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1.

[2]海明威，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25.

[3]田本相，刘一军.曹禺[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1.

[4]王兴平.曹禺研究专集[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139.

[5]艾·弗洛姆，李健鸣译.爱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40.

[6]张国宁.“生命三部曲”：曹禺的心理宣泄与自我确证[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7：14.

[7]田本相.曹禺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31.

[8]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100.

[9]田本相.曹禺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8.

[10]曹禺.曹禺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387.

[11]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图书馆，1984：214-217.

[12]殷国明.艺术家与死[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8.

[13]王俊虎.论老舍与曹禺的婚恋择偶观[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1，13（6）：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