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雨青

摘    要： 《豆棚闲话》中《介之推火封妒妇》《范少伯水葬西施》《首阳山叔齐变节》等小说，把过去的定案历史故事推翻，借由平民百姓之口，对故事中为人称颂的理想性正面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及观念，进行“反理想”的颠覆——将儒家理想道德典范放进世俗生活之中，削弱他们身上具有的传奇色彩。这种改写和重构，表明艾衲对正史文献、传统道德权威性及纯洁性的怀疑、颠覆和解构，具有“反理想”性。与传统文人作为叙述主体不同，这样“众声喧哗”的叙述模式具有世俗性，作者借由平民百姓闲谈的形式解构儒家道德典范的形象，借着“俗”的形式表现自己对“雅”的质疑和反思。

关键词： 《豆棚闲话》    “反理想”    复调    雅俗

“改写”现象大量存在于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的生成史。小说作者不仅通过自己的经历、知识储备进行虚构，还采集原本已有的旧文本、旧故事作为素材进行增删改编，形成一个新的文本。汉魏六朝小说从先秦诸子故事和史传故事中取材，唐传奇中有不少是对六朝志怪的演绎，宋元话本多辑采唐宋文言小说，明代拟话本又多取宋元话本旧事，演绎成文……递相承继，革新变旧。这种情况在明清之交创作的《豆棚闲话》中也有所体现。《豆棚闲话》使用了类似西方《十日谈》的叙述形式，以人们在豆蓬下轮流说故事为纽带，“莽将二十一史掀翻，另数芝麻帐目”，对历史故事进行反向的“改写”。《介子推火封炉妇》重新诠释了战国时期的介之推高隐的名节故事;《范少伯水葬西施》“将一千古美姝说得如乡里村妇，绝世谋士，说得如积年教唆”;《首阳山叔齐变节》将先秦时期的守节楷模的故事改编成了两朝交替、臣子易节的故事……艾衲将历史故事的理想人物进行了“反理想”的改写，体现了他对前代文本中儒家传统理想道德形象的怀疑，艾衲借着俗文化的形式与观念表达这种怀疑——在俗文化的形式外壳下，是他对儒家理想價值和政治现实的反思。

《豆棚闲话》对历史故事的这种“反理想”改写经由不同的叙述声音讲述，但又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体现了作者在叙事方式上的实践和创新，其“反理想”的故事内容设置则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关切和对现实黑暗的讽刺。

一、雅俗的变更——《豆棚闲话》叙事方式的“复调”性

《豆棚闲话》叙事手法的运用不止一个平民叙述声音的创新体现了“雅”“俗”的变更。

从文体上看，《豆棚闲话》作为小说本身就是一种“俗文学”，但相对“文人小说”来说，《豆棚闲话》更具有世俗性。《红楼梦》及《聊斋志异》等文人小说虽在文体上被定义为“俗文学”，但作者均为文人雅士，且内容并不俗，具有文人趣味，如《红楼梦》中主人公们成立诗社，将“雅”和游戏联系在一起，或设置“雪天烤肉”这样的情节，化“俗”为“雅”;《聊斋志异》虽由蒲松龄搜集故事集成，但蒲松龄本身落榜文人的身份使《聊斋志异》的叙述风格简练典雅，讽刺内容多站在精英阶层的视角上。

《豆棚闲话》从叙述层面对精英阶层的价值观念进行了“反理想”的颠倒。豆棚下说故事听故事者均为“中等小家”，与传统独白小说不同，故事叙述中没有精英的人控制讲述声音，且小说人物不受作者支配，故事叙述过程更像是一种复调式的自由交流，展示多声部的世界，即“小说的作者不支配一切，作品中的人物与作者都作为具有同等价值的一方参加对话”①。理论层面上，艾衲对《豆棚闲话》叙述层次这样的处理使《豆棚闲话》类似于巴赫金（1895—1975）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概括并定义的“复调小说”。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并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独白小说，而是一种具有“多声部性”“全面对话性”的小说，即“复调小说”：

……在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一个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中，而且相互间不发生融合②。

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如果非说个人意志不可，那么复调结构中恰恰是几个人的意志结合起来，从原则上便超出了某一人意志的范围……③

巴赫金概括的复调小说定义强调了复调小说中人物的独立意识是具有完整价值的，小说中的人物不单是作者全知视角下描写的客体，故事情节并非在作者统一的意志下展开，而是有着一定的“主体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④。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主人公，关注的并不是用一些生活中稳固的、特定的客观特征回答“主人公是谁”这个问题，而是主人公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对这个世界和他们自己的看法和评价。除了主体性之外，巴赫金概括的“复调小说”还具有“对话性”和“未完成性”的特点。

“对话性”分为人物和人物的对话、人物内心的对话及作者和人物的对话。人物内心的对话一般是表现人物的自我排解、调侃、质疑等，这种对话更类似于内心的意识，巴赫金引用了《罪与罚》中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段内心对话：“决不会成功？不让这件婚事成功，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去阻止吗？你有什么权力？”⑤直观地体现出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思想变化，这样的人物内心变化在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中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巴赫金认为作者与小说主人公的公平对话仅仅体现在艺术视觉的层面，“我们确认的主人公的自由，是在艺术构思范围内的自由，……他的自由如同客体性的主人公的不自由一样，也是被创造出来的”⑥。即主人公的自由是一种“相对自由”，这种自由本身是作者刻意安排的，巴赫金认为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的平等对话不代表作者的立场不存在，而是作者的立场和意识不将主人公的立场和意识变为客体，也不对主人公的立场和意识作出评价或妄下定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切能突出作者存在的东西，如环境、日常生活的客观描写都是不存在的，作者只能以平等的地位进入小说中参与对话。由此看来，这种作者与小说主人公的“对话性”是建立在“主体性”的基础上的。而“未完成性”是指小说中的争论是没有结果的。

由此可见，《豆棚闲话》并不完全符合俄国复调小说的基本特征，不能简单地将其界定为“复调小说”，但从小说中叙述层面的主人公表现出的“主体性”和作者与小说主人公的“对话性”来看，《豆棚闲话》是具有“复调性”的。艾衲在《豆棚闲话》中将在豆棚下讲故事、听故事的人均安排成可以独立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对故事进行讨论的“主体”。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同，《豆棚闲话》中对环境、日常生活的描摹是存在的，对故事听者、叙述者是如何聚到一起，豆棚为何要搭起来、豆藤的四季变化有串词、旁白式的处理，如：

……无论行道之人汗流浃背，头额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无处存着……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⑦

《豆棚闲话》中并没有对叙述层面的人物进行特征上的细节性描绘，只点明他们都是普通百姓，他们细节性的身份、性格并不由作者直接描写，而是通过这些叙述层面的主人公自己的叙述表达对这个社会的独立思考，由此反映他们的身份、社会地位与性格，有着独立于作者的意识。作者确实处在作品中作为一个小说叙述层面的人物参与主故事的叙述、倾听和讨论，在《豆棚闲话》第五则故事《小乞儿真心孝义》中，从一开始作者就作为主故事叙述者出现，不再有描写豆棚下众人情状的旁白出现，作者以平等的地位进入作品参与对话，作者在讨论中并没有要求其他叙述层面的主人公和自己或是主流思想保持一致，而是在其余叙述层面主人公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解构和怀疑中不断探求，两者的关系是平等的，作者也不做评价、不下定论。虽说小说中的这些形象都是作者塑造的，都是作者多重思想的代言人，但在形式上已经有了小说主人公“主体性”层面上的突破，作者安排他们表现出自己的“主体意识”，并和作者一起参与故事讨论，使小说中体现出的思想论断更加立体、复杂。

巴赫金亦指出复调小说中的人物在地位平等，具有“主体性”的同时又处在一个统一事件中，《豆棚闲话》中豆棚下的“中等小家”们都是平民百姓，且都参与了豆棚下纳凉、听故事、讲故事的活动，但都是独立的个体，年龄各不相同，且有着不同的经历，性格各异，价值观也不尽相同。他们作为小说人物和小说中的故事叙述者各自是保持独立的，代表着不同的普通民众的个人意志，超越了仅作者一人个人意志掌控的小说叙述方式，比单声部丰富，同时都处在同一个大故事中，形成一种和谐的“复调”。

“复调小说”的理论源头是狂欢文化，在古希腊罗马狂欢节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积极的参加者，狂欢节文化对狂欢化文学有着直接的影响，巴赫金认为任何艺术形式都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

……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史诗、雄辩术、狂欢节。随着哪一个来源占据了主导地位，就形成了欧洲小说发展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狂欢体（它们之间当然存在许多过度形态）。在庄谐体中，恰恰应该寻找上述第三条线索中各种变体发展的源头。这也就是指狂欢体这条线索，其中包括引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那个变体⑧。

巴赫金将这个“变体”称为“对话型”，“对话型”是一种“狂欢体文学”。狂欢节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参加者。所以在狂欢化文学中，平常难以兼容的因素都令人惊讶地结合到一起，使狂欢化文学消除了其他一些文学体裁的壁垒和封闭性。《豆棚闲话》中豆棚下的乡老们和作者都是故事叙述者，同时是听故事的人，叙述层面的主人公们都处在对话过程之中，《豆棚闲话》的特殊之处并不是小说关注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展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方式，而是底层人物自己出来说改写过的故事，并以此作出对主流文化中的典型道德楷模的评价，使小说中的评价声音的阶层发生了改变。

这种类似“复调小说”的叙述形式的出现体现了艾衲在叙事过程中跳脱了文人作为叙事主体所代表的“雅”，而转向普通百姓饭后谈资话语中表现出的“俗”。艾衲借由“中等小家”纳凉时的谈资对历史故事进行改写，并安排不同的叙述声音，在听故事和讲故事双方的讨论中，由说故事的一方交代故事来源，如“却见《野艇新闻》有《范少伯水葬西施传》，《杜拓林集》中有《洞庭君代西子上冤書》一段，俱是证见”⑨。提升了民间流传故事的可信度，整个故事线索由以俗文学的形式串联起来。隐含作者或实际作者通过这些不同的声道阐发与广为流传版本不同的“反理想”历史故事，反映了易代之际文人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戏谑和对政治现实的怀疑，并委婉地借助“俗文化”的形式与观念表达这种文人的怀疑。

二、委婉的讽刺——《豆棚闲话》“反理想”改写内容的现实意义

作者通过多重叙述者声音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冷眼看世情，寻得豆藤下的一片理想之地，在关照生活现实的同时使用了近乎荒诞的笔法解构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典范，批判人性中的嫉妒、贪婪、残暴。这样的“反理想”改写可以说是作者在创作中的求新，作者在生活绝望中对事态的讽刺，展现了明末清初生活的某些切面，表现了艾衲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在当时有一定的规劝作用。

除了通过对历史故事的“反理想”改写进行讽刺之外，《豆棚闲话》的每一则故事都有一些现实的讽刺意味，旨在针砭时弊、警醒众人。

无论是贬责石尤，唐突范蠡，还是反驳叔齐，艾衲的真实意图是评者紫髯狂客所揭示的“鼓励忠义，提醒流俗”，“其间警戒世人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极艳，而惨伤寥落寓乎其中，世人一时不解也。……作者深意，俟人善读”⑩。

《豆棚闲话》中这种委婉的讽刺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反理想”模仿实现，具有戏谑性，这种“委婉的讽刺”类似于“戏拟”（parody）这个概念。“其实，戏拟的目的或是出于玩味和逆反（围绕超文加以讥讽），或是出于欣赏;戏拟几乎总是从经典文本或是教科书里的素材下手”{11}。《豆棚闲话》中的三篇文章《介之推火封妒妇》《范少伯水葬西施》《首阳山叔齐变节》均是从经典文本出发，并突破惯例的预期，在经典故事文本的基础上进行“反理想”的改写，这样的“反理想”改写主要体现在对经典故事文本夸张的逆反和扭曲的戏谑上，唤起读者兴致的同时有着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

除了《豆棚闲话》中小说内容的现实意义之外，《豆棚闲话》对历史故事进行的“反理想”改写在叙事方式上的创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艾衲藉由底层平民百姓之口，以讽拟的方式将世俗的故事情节套在儒家理想道德典范的身上，这是一种对历史上的道德典范的常人还原，历史上的理想人物多少都受到世俗的影响，甚至为世俗所困。这样的创新使世俗的普通人获得叙事主体的地位，与以往代表着“雅”的叙事主体平起平坐参与世事的讨论，这样的故事叙述和讨论更加代表着“俗”文化的立场，思想上更贴近平民大众，更加真实地反映百姓对世界的看法，这种叙事层面的由“雅”转“俗”更加能够贴近现实，更加真实地反映现实，反映流俗、针砭时弊更加有说服力，从而起到劝民向善的目的。

韩南在《中国白话小说史》中这样评价艾衲：

艾衲居士从来不写标准的儒家道德故事。他也关心道德，但关心的是堂吉诃德式的利他主义，如游侠精神等。他也不喜欢浪漫爱情和隐逸避世。他的目光注视着的是更大的哲学问题，即历史的因果关系：宇宙是为善的还是为恶的？……在思想最阴暗的时候，他想象中的宇宙是马尔萨斯式的{12}。

乱世中的艾衲对现世有着深入的思考，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13}的情况下;在他开始怀疑历史上被肯定的儒家传统道德观的时候;在他无法改变世界中的“反乌托”性的时候……艾衲只有通过对历史故事“反理想”的改写警醒世人，并通过世俗百姓之口以众声喧哗之势抨击陈旧腐朽的儒家道德观念，这种委婉讽刺的背后是否是为了疏离政治？这种俗文学的表现形式和“反理想”改写是否隐没或压抑了纷争？《豆棚闲话》看似只是一部文人记叙闲暇时世人调侃的短篇小说集，但其中涵盖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暗流、社会政治的矛盾发人深思，是一个易代文人在创作过程中思考如何从现世的“反乌托邦”中建造出新时代的“桃花源”，試图在文学中建造一种真正合理的“人间秩序”的创作实践。

注释：

①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5.

②③④⑤⑥⑧⑨⑩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上海：三联书店，1988：29，50，82，325，105，159，14，114.

⑦王秀梅点校.豆棚闲话·醒梦骈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0：1.

{11}[法]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邵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42.

{12}[美]韩南，著.尹慧珉，译.艾衲[A].中国白话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196.

{13}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天地不仁章第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