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牧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一、引言

自20 世纪90 年代提出关系型贷款这一概念以来，关系型贷款就一直是经济学家备加关注的前沿问题。目前中国企业内源融资普遍不足，银行贷款是主要外源融资渠道，为进一步扩大贷款规模，减轻资金压力，基于中国自古以来比较注重的人际交往，企业家会努力建立并维护与银行或者银行管理人员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从而衍生出关系型贷款这一概念。与交易型贷款（包括财务报表型贷款、担保抵押型贷款、信用评分型贷款）不同，关系型贷款的决策信息主要是基于银行与企业长期接触而获得的“软信息”，这类信息一般不会公开，也难以通过其他形式获取。与依靠国家支持、具有垄断优势的国企不同，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相对较差。近年来为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与银行建立合作关系，这种现象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开放逐步变得更加普遍。一般而言，良好的银企关系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贷款、更高的信贷额度以及更低的融资成本，保持企业资本的流动性，也可以帮助银行改善信息不对称、优化资金配置、提高收益水平，因此，银企关系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非正式制度。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本文选取沪深两市上市企业作为样本，重点研究基于银企关系而产生的关系型贷款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希望能对相关实证研究起到些许补充作用。

本文搜集了上市公司高管所具有的银企关系数据，以2010年到2018 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银企关系对上市贷款行为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目前的文献往往集中于中小企业的关系型贷款，鲜有文献将关系型贷款的实证研究范围扩大至所有企业，本研究进一步丰富了该部分的实证检验。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文献回顾

Stighiz 和Weiss（1981）指出，信息不对称现象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上，具体表现为如果借款方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隐瞒（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其还款能力和投资风险的真实信息，对方就无法在决策甚至整个过程中了解到借款方的经营能力和财务状况，也无法准确得知该借款方的信用等级和还款风险，从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为避免道德风险，银行一般会直接要求借款方提供第三方担保或者资产抵押，但这又会促使原本风险中性的借款方向高风险转变，最终使得抵押担保条款成为信贷机制的内生因素，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王霄，2003）。Longhofer&Santos（2000）同样认为增加抵押担保和提高利率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市场声誉机制，即如果市场声誉机制较为完善，银企双方可以保持良好沟通、充分交流信息，就可以实现双赢，关系型贷款正是这种结果的“软约束”。对银行而言，关系型贷款进一步加大了借款方与其他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本银行的竞争优势更为突出，同时也能够加大对借款方企业的影响程度，提高经济效益；对借款方而言，关系型贷款减弱了与贷款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不仅可以有效降低贷款利率从而减轻财务压力，也可以减少抵押担保来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然而，关系型贷款这一概念出现已有三十余年，学术界对其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结论。Greenbaum&Yhakor（1986）最先注意到关系型贷款与其他贷款的不同之处，他们认为企业会为了吸引银行贷款而在合同条款中增加佣金等条件，久而久之银行和企业之间会产生类似的默契。Mitchen&LorettaJ.M（1998）认为部分企业的贷款风险是由于规模所限，而这种风险可以通过建立并维持良好的银企关系来降低。Steven A&Sharpe（1990）将“关系型贷款”定义为银企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通过社会网络交流所形成的长期合约，青木昌彦（1997）则进一步强调了银行监管在关系型贷款中的重要作用。Berger & Udell（1995）指出关系型贷款的前提是银企双方长期有效的沟通，在此基础上发生的贷款即为关系型贷款，这也是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定义。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方面在创立初期可以通过关系型贷款降低财务压力，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补贴（苏骏，2010）。银行方面虽然短期效果不显著，但长期来看，可以凭借非公开信息的私有性获得专享利润，以此来弥补短期损失（Peterson&Rajan，1995）。另外，由于银企双方的长期互动，银行方面可以随时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及投资意向，便于及时阻止企业风险较高的活动，增加贷款的安全性（邓超，2010）。而银行和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必然需要不断权衡成本和效益，从而做出决策。

从成本来看，关系型贷款的成本是指其实际成本（包括显性及隐性成本）会高于传统的交易型贷款，并且在银企关系的持续过程中或者结束时会产生一定的机会成本（张杰青，2002）。具体而言，关系银行的成本除上文提到的机会成本外，还包括信息成本和培养成本。机会成本是指当宏观环境恶化或企业经营不善造成非短期亏损时，即使关系银行能够通过与企业沟通来改善经营方式或阻止冒进投资行为，其实际损失也会超过账面损失（Steven O&David，C.S，1998）。信息成本是指关系型贷款在信贷审查过程中需要考虑更多的非财务信息，这类信息不仅具有综合性，而且缺乏明确标准，因此会给信贷人员的决策增加难度，进而增加银行的信息投入成本（罗建华、申韬，2000）。在此基础上，银行需要招聘并培养更加专业的员工，即额外增加了培养成本（Steven O&David，C.S，1998）。与银行不同，企业方面的成本主要体现在转换成本和机会成本上。由于银企关系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关系银行会获得大量私有信息，在企业转换关系银行或者获得其他融资方式时，关系银行可能将该信息传递至对方，甚至向外界公开部分负面信息，这会大大增加企业的转换成本（周波，2010）。即使企业无意转换合作银行，仅仅拒绝其他表示合作意愿的融资方，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机会成本。

从效益来看，银企关系是一种长期关系，以此为基础的关系型贷款的效益也主要表现为长期经济效益。银行通过发放关系型贷款可以获得信息租金、合约租金以及竞争租金。信息租金是指随着银企关系的建立与持续发展，银行会为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类型，同时也会获得更多为自身专有的非公开信息（Steven，O&David，C.S，1998）。Stiglize和Weiss（1981）研究发现，银企关系会对企业形成一种弹性约束，即在企业业绩下滑时银行可以提高贷款利率，在企业运营良好时可以适当降低其融资成本，这种具有灵活性的贷款决策方式可以帮助银行获得合约租金。此外，Stiglize 和Weiss（1981）还认为关系型贷款可以帮助银行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迅速扩大市场份额，维持与企业的良好合作也可以释放积极的信号来吸引客户，即获得竞争租金。另一方面，在关系型贷款中，关系银行为了实现长期收益可能会为其合作企业降低财务压力，以便其在短期内快速发展（Petersen&Rajian，1994；Berger&Udell，1995）。在此基础上，企业获得了条件较为优惠的贷款帮助，也可以释放出正面的市场信号，表明银行看好其发展前景（Petersen&Rajian，1994）。

2.研究假设

由于双方成本效益情况各不相同，许多学者纷纷选取不同的样本数据，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综合现有文献，主要用关系长度、关系数量和银行与企业的社会交往来衡量银企关系。

银企关系的长度主要指二者建立并维持关系的时间。一般来说，随着银企关系的持续，银行从企业方面获得的非公开信息数量会有所增加，信息类型逐步丰富，进一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帮助银行对企业发展前景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Petersen和Rajan（1994）以美国数据为样本，以企业与银行建立关系当年作为起点来计算银企关系长度，结果发现银企关系长度虽然没有降低企业的贷款利率，但增加了其贷款可得性。Berger和Udell（1995）的研究首次使用了信用额度这一指标，他们认为基于银企关系所获得的信息可以帮助企业降低抵押品要求，改善贷款条件。然而Angelini，Di Salvo和Ferri（1998）在以意大利为对象的研究中得到了相反的结论，并提出了锁定问题，即紧密的银企关系会恶化企业的贷款环境。国内研究方面，曹敏、何佳和潘启良（2003）发现对外币的检验支持银企关系长度越长可以降低贷款利率这一结论，但并不适用我国货币。周好文、李辉（2005）则认为该结论可以推及人民币。同Angelini（1998）一样，吴洁（2005）也认为银企关系的持续会对企业贷款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笔者认为结论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数据来源差异，因此都具有合理性。据此，本文做出假设1。

假设1：随着银企关系长度增加，企业的贷款可得性会提高，同时提高融资成本。

一方面，部分学者认为当企业与其他银行展开合作时，需要付出额外成本来建立并维持新的银企关系，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财务压力，这种压力会使得原有关系银行对其还款能力和“忠诚度”产生怀疑，并采取额外措施来保证该笔贷款的安全性和盈利性，因此虽然企业可能会增加新的贷款来源，但其综合融资成本并不见得会下降，甚至银行可能会提出增加抵押或者担保等要求。Peterson、Rajan（1994）和Thakor（1996）同样发现银企关系数量增多将使得企业面临更加恶劣的贷款环境，前者认为与更多银行建立关系的企业违约概率会增大，而后者则认为每家银行所掌握的信息价值会随着银企关系数量的增多而逐渐减小，从而提高企业贷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学者认为随着关系银行数量的增加，企业的贷款条件会有所改善，这是因为随着单一关系银行的信息垄断程度不断下降，企业的谈判地位会有所上升，从而争取到更加优惠的贷款。除此之外，Degryse 和Van Cayseele（1998）发现银企之间存在某些信息敏感型服务可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Peterson 和Rajan（1994）也发现银企关系的深化能够减少贷款的抵押品要求，但没有发现其与融资成本的关系。据此，本文做出假设2。

假设2：随着银企关系数量增多，企业的贷款可得性会提高，同时降低融资成本。

寒暄捧场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交往习俗，私人交往等现象也普遍存在于银企关系中，甚至会滋生出私下寻租等行为。考虑到可操作性，本研究只选取企业高管背景作为解释变量。理论上，拥有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从业经历的企业高管，不仅在人际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还可以凭借其对贷款审批流程的熟悉极大地提高企业在整个过程中的主动性。Kroszner&Strahan（2001）发现这种情况在亏损严重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银行会增加对亏损企业的贷款帮助。国内学者罗正英，周中正和王志斌（2011）也认为随着银企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增加与深入，企业的贷款可得性会逐渐提高。而何韧，王伟诚（2009）的研究结果则表明银企之间的私人交往会使得贷款审批时间增长。据此本文做出假设3：

假设3：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可以提高贷款可得性，同时降低融资成本。

三、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8 年间我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根据以下标准进行剔除：（1）考虑到金融行业企业的负债率具有特殊性，因此剔除金融行业样本；（2）考虑到需要确定企业高管是否具有金融背景，因此剔除企业高管成员个人简历缺失的样本；（3）剔除ST、*ST 等特别处理的样本；（4）剔除极端异常或者数据缺少的样本。最终共收集到2168个企业。

在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中，公司高管的金融背景是依据国泰安公司研究数据库（CSMAR）中存在的上市公司高管的简历进行判断并对其进行赋值；其他财务数据直接取自国泰安公司研究数据库（CSMAR），或通过必要的计算获得。本文采用Sta⁃ta14.0进行相关的统计分析。

2.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贷款率LR（Loan Rate）、融资成本ALIR（Average Loan Interest Rate）作为被解释变量。许多文献给出了可靠的测度方法，本文借鉴Peterson & Rajan（1994）提出的间接测量方法，以企业长、短期借款之和与企业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贷款率；以企业财务费用减去直接融资成本（即债券利息支出）所得数与当期借款额的比值来衡量融资成本。

（2）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银企关系长度L（Length）、银企关系数量N（Num⁃ber）、企业高管金融背景B（Background）作为解释变量。其中，银企关系长度表示为企业与银行建立合作关系的时间，以企业注册建立基本账户为起点计算；以与企业有贷款业务往来的银行数量来衡量银企关系数量；企业高管背景设定为虚拟变量，根据企业高管是否有银行从业经历来确定。

（3）控制变量

在实际业务中，银行为保证贷款安全性会对企业财务状况、生产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查，因此虽然本文重点是研究银企关系对企业贷款可得性及融资成本的影响，但还需设置如下控制变量：

首先，控制企业所处行业类型IND（Industry）这一虚拟变量，行业类型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1）标准进行划分。其次，控制一些常用的财务变量，来衡量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和营运能力，具体包括资产净利润率ROA（Re⁃turn On Assets）、资产负债率ALR（Asset-Liability Ratio）、流动比率CR（Current Ratio）、利息保障倍数ICR（Interest Coverage Ratio）、应收账款周转率RTR（Receivable Tumover Ratio）和存货周转率ITR（Inventory Turnover Ratio）。

表1 变量定义表

3.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相关假设，本文构建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模型，具体回归模型设计如下：

其 中，LRi，t、ALIRi，t为 被 解 释 变 量，Li，t、Ni，t、Ni，t、Xi，t-1分别表示银企关系长度、银企关系数量、企业高管金融背景及各控制变量，由于银行进行贷款决策时财务依据为上年度指标，因此控制变量均滞后一期。αi为截距项，β1、β2、β3、γ分别表示银企关系长度、银企关系数量、企业高管金融背景、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i，t为误差项。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

本文运用Stata14.0软件对变量进行相关处理，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对于被解释变量，贷款率LR 的均值为19.93，标准差为12.63，说明沪深上市企业整体贷款规模较大，并且各企业的贷款能力具有较大差异。另一个被解释变量——融资成本ALIR的均值为1.25，标准差为3.39，基本符合现状。对于解释变量，银企关系长度的均值为16.84，说明样本企业大都成立时间较早，与银行建立关系时间较长，目前经营较为稳定。企业建立稳定关系的银行数量平均为5.12家，符合正常情况。虚拟变量企业高管背景的均值为0.35，尚未过半，说明本研究的样本企业中，高管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企业数量并不多。控制变量中，资产净利润率为2.62%，盈利能力一般；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为52.09%，流动比率为1.58，利息保障倍数为9.91，应收账款周转率均值为32.23，存货周转率均值为9.97。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2.银企关系与贷款率

本文在未对变量做出任何控制的基础上得到第二列的回归结果，随后依次控制年份和企业所处行业，分别得到第三列和第四列的结果。表3 的结果显示，在未对变量增加限制的前提下，银企关系长度与贷款率的系数为-0.208，在1%水平上显著，这支持了假设1 的前半部分，随着控制年份和行业的变化，这一结果变得不再显著。过去很多学者认为银企关系长度与贷款率之间正相关（比如Petersen 和Rajan），而本研究结果表明银企关系长度的增长会降低（而非提升）企业的贷款可得性，这是本结果与以往研究的主要差别之一。与“锁定效应”相类似，随着银企双方合作时间延长，银行能够持续细致地观察企业，发现企业存在的风险问题，并由此提高对企业的贷款要求，导致企业贷款可得性下降。需要说明的是，该“锁定效应”发挥作用的核心在于“关系长度”而非关系数量或者关系频率。

表3 银企关系与贷款率

银企关系数量与贷款率的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2的前半部分。银企关系数量的增多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多选择，但是对银行而言，客户与其他银行建立关系无形中会对本银行造成压力，为形成竞争优势会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贷款申请。

企业高管背景与贷款率的系数为0.785，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与银企关系长度相同，随着控制年份和行业变得不再显著，支持了假设3的前半部分。这一结果表明如果企业高管具有金融背景，特别是曾在银行任职，可以帮助该企业获得贷款支持。原因之一在于该高管的私人交往可能会促使银企之间更多的隐性关联。另外，高管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及熟悉程度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便于企业提前查缺补漏，从而通过信贷审核。

3.银企关系与融资成本

与之前相同，在未对变量做出任何控制的基础上得到第二列的回归结果，随后依次控制年份和企业所处行业，分别得到第三列和第四列的结果。表4 的结果显示，三种情况下银企关系长度与融资成本的关系均不显著，无法支持假设1的后半部分。对此可能合理的解释是，随着银企关系的持续，银行对企业的信息掌握得越来越全面，不仅包括正面信息，也包括负面信息，银行在各类信息中综合考量做出判断，因此银企关系长度对融资成本的影响没有显著影响。其他很多学者的实证检验结果也并不一致，这也与选择的样本与数据来源有关。

银企关系数量与融资成本的系数始终显著为负，可以支持假设2的后半部分。从银行的角度看，当企业客户与别的银行建立关系时，本银行的贷款风险会有所增加，因此银行更加可能提高贷款利率以维持与高风险相对应的高收益，Fama 的实证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对于企业而言，一方面，银行倾向于向银企关系更加紧密的企业收取更高贷款利率；另一方面，银企关系更加紧密的企业也倾向于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以增加贷款可获性。可见，银企关系数量的增加进一步强化了“锁定效应”，导致了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

与银企关系长度类似，三种情况下企业高管背景与融资成本的关系也均不显著。事实上，只有企业本身经营稳定、前景向好，才有可能吸引到银行职员前来任职；另一方面，只有企业具有科学合理的组织制度、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该高管也才可以在企业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专业优势，在和银行保持交往、有效沟通的基础上争取贷款支持。

表4 银企关系与融资成本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2010-2018 年间我国沪深两市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银企关系长度、银企关系数量、企业高管背景等三个维度指标，研究银企关系对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的作用，具体包括贷款可得性与融资成本。研究结果表明，银企关系长度对企业贷款可得性产生了负向影响，银企关系数量和企业高管背景均对企业贷款可得性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只有银企关系宽度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结合研究结论，分别从企业与银行两个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就企业发展角度而言，首先，建立健全企业的信息披露机制。建立健全信息披露机制，确保企业与银行的信息交流及时顺畅，有助于企业顺利获得债务融资。其次，保障与银行业务往来优质高效，优化企业财务管理，维护好企业信用。银行对企业的了解与认同，不仅依靠企业主动的信息披露，也依托于企业与银行的业务往来，而稳定的信用等级会对银行的决策起正向引导作用。再次，强化自身人才建设。通过聘用具有银行从业经历的管理人员，不仅能有效针对以上两个问题制定解决方案，而且其自身在银行系统的相关人脉也会推动企业的发展，同时应该不断推动高管加强自身金融技能的学习和拓展，全面提升企业的金融从业素养。最后，搭建立体化融资渠道。新产品市场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从而得以通过创造利润实现内源融资。但目前诸多企业面临内源融资力度弱的问题，其创新投入和发展需求缺乏有力支撑，企业应有效结合运营特点多措并举，充分运用VC、集合债券、合法民间借贷等不同种类的融资方式补充发展资金。

就银行自身而言，要搭建与企业交流互动的平台，从而完善信用评估机制。完善的信用评估机制，有助于银行依托历史业务数据更全面地评估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不仅利于银行挖掘潜力客户，也为银行降低业务风险、提高效益提供了保障。与此同时，银行要加强对人情借贷的监管，推动相应的行业规范来约束企业高管与银行贷款决策人之间的人际交往，避免机会主义的产生，最大化地降低不可预测的风险，力求实现稳健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