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骏飞

（黑龙江科技大学，黑龙江 哈尔滨150022）

一、引言

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不断地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前进，并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有必要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鼓励产业升级，鼓励企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逐步转变，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升级，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和低端代工，向技术、品牌和服务等价值链高端全面升级（张二震，2017）。

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促使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优化生产。企业创新的提高和突破是世界各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截至2018 年底，中国制造业整体规模占据全球范围内领先地位。然而，依靠转型前制造业以较低劳动成本所积累的贸易顺差类型的扩张路径正面临着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和边缘化的发展瓶颈。因此，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以实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越来越成为当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在当前中国的发展中，地方政府在要素市场上对关键因素的定价和分配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非市场扭曲。而要素市场的扭曲短期能够调动资源，但长期对于技术创新以及市场化进程具有阻碍作用。此外，要素市场的扭曲和中国企业价值链攀升时受阻的情形常常并行发生。由此，需要深入研究要素市场的扭曲是否阻碍了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其作用机理是否与要素价格的扭曲对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相关？

因此，本文重点研究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由于要素市场扭曲引致的R&D 投入减少将如何对全球价值链的跨越式发展产生作用？本文将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出发，研究要素市场的扭曲及其对R&D 投资的作用效果，进一步研究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这对中国进一步实现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目标，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并且巩固和完善要素市场，有着深远的理论与实际意义。

文章的边际贡献包括几点：第一，在研究层面上，本文深入微观企业，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等匹配了30824个微观企业，从而更加深入地解释了要素市场扭曲与微观企业在价值链攀升的表现。第二，本文考虑了要素市场扭曲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的地区性差异，进一步考虑中东西部地区的不同影响。第三，本文分组检验了劳动力、资本、技术不同要素密集度产业的效应，这是基于不同要素市场扭曲有所差异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与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过程相比，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水平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自1978 年以来，我国开展了渐进增量式改革，逐步实现最终产品的价格市场化。但在要素市场中，各级政府对于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仍具有分配权、管制权和定价权。结果，诸上X因素流动受阻，市场价格差异以及投入要素的价格粘性等问题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部分学者对要素市场的扭曲进行了测量，并对扭曲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扭曲的表现形式和途径也较为复杂，具体包括税收、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贸易与产业政策、金融压抑、汇率管理、政府监管等方面。Grossman & Helpman（1994）、Gordon&Li（2009）以及Acemoglu&Robinson（2012）等学者开展了颇有影响的一系列研究。聚焦于中国经验的研究包括Hsieh&Klenow（2009）、李飞跃和林毅夫（2011）、张晓晶（2018），涵盖要素市场分割、价格扭曲等多角度内容。Ljungwall and Tingvall 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创新支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受到我国较为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影响，其增长效应低于其他国家。Claessens et al.（2008）、Khwaja & Mian（2005）、余明桂等（2010）发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出于向具有要素定价权、分配权的政府建立一定的政治联系的目的，部分企业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从而获得更具价格优势的劳动、资本等投入要素。Boldrin&Levine（2004）则进一步发现，在存在大量寻租机会的经济体中，进行创新活动的企业为了获得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保护和垄断，会主动向当地政府寻租。因此，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产业转型，其内部资金将具有两种资金运用抉择：一是为降低要素投入成本，获取寻租收益而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二是通过技术的革新，增加R&D 投资，促进公司的生产竞争力提升，赚取创新所得的超额利润。Murphy et al（1993），Connolly et al（1986）等发现，当社会经济体存在大量的寻租机会，企业选择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的几率上升。通过建立寻租关系，企业获取了超额收益，进一步吸引各种投入要素从实体生产投资方面向建立非生产性的寻租中不断转移，对企业研发等活动产生了转移与挤出，进而导致该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动力下降。Gill&Kharas（2007）发现，在意图实现产业转型同时又存在严重寻租关系的国家中，企业为了获得政府对研发和技术创新的补贴，会伪造企业的创新活动和成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大幅降低。进一步研究中国的情况，发现中国企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投入会因为企业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以获得低廉的要素成本而被挤压（安同良等，2009）。此外，张杰等学者发现，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监管的不断加深，能够在短期内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并拉动经济增长。但其带来的要素市场的扭曲会对地区内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与扭曲程度成正比。

上述研究关注的是要素市场扭曲与创新生产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有学者将其扩展到研究创新效应对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的影响。

洪银兴（2015）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第一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国内产业由传统制造转型向高端制造，最终实现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但这种方式的困境在于，该方法是在现有价值链的基础上实现升级，而原本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国家会通过打压等方式，使国内企业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第二是打造和建立现有全球价值链以外的由中国公司主导的全新的全球价值链。

在传统的微笑曲线当中，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主要由研发与营销两部分构成，而组装与加工环节附加值较低，构成了价值链低端环节。相比通过低廉的劳动力占据价值链低端环节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和欧洲等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研发和营销能力占据了高端环节。通过延伸到微笑曲线的两端，制造业企业可以实现从生产的低端环节转向高端。在现有的研究当中，Hubert（2007）发现知识创造是影响产业链提升的基础推力，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也是知识创新不断发展带来的结果。Altenbur⁃gi Schmitz和Stamm（2008）则认为，发展中国家想要实现本土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攀升，技术创新是主要渠道。Gereffi和Joon koo（2012）则进一步聚焦于中国，认为中国想要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技术创新是核心因素。王金波（2014）证明通过推动制造业技术创新，可以实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蒋含明（2018）的研究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主要是通过抑制企业内研发投入以及企业间的国有资源配置两种渠道阻碍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本文构建全球价值链指数，当指数越低时，表明生产越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环节（研发设计阶段），附加值较高。

那么，要素市场扭曲是如何通过创新效应阻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呢？

本文研究的作用机理在于要素市场的扭曲刺激企业建立寻租关系而减少R&D 投入，从而抑制技术创新，阻碍价值链攀升。具体而言，由于政府控制关键投入要素（劳动力以及资本）的定价与分配权，从而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能够提升获取超额利润的可能性。这种情形下，企业将把用于技术创新的内部资金转移至用于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企业投入研发促进技术创新的动力更低。而且企业较长的研发周期和获益周期与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短期内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的需求相悖，所以对于投入产出周期较长的企业来说，较难获得政府扶持。由此引发中小企业为获得低廉的要素投入（土地、资本等）选择地方政府偏好的，即技术含量低，所需技术创新投入也较低，常位于全球价值链较为低端的生产环节中，进而阻碍价值链进一步攀升。

归纳现有文献，很少有学者从要素市场扭曲影响全球化背景下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角度开展研究。对于要素市场的扭曲分类实证研究也有所欠缺，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扭曲随着地方政府不同的针对性政策而有所差异。此外，我国特色性的开放进程带来了从沿海到内陆，东中西部要素市场的扭曲差距，而对不同地区的扭曲的研究也有所不足。对于要素市场扭曲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抑制作用的中介效应的讨论也有所欠缺。因此，区域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越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越低，导致“低端锁定”效应，抑制价值链的攀升。同时，随着地区政企寻租关系加深，要素扭曲抑制了地方企业的研发支出，从而阻碍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最终影响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

本文将研究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问题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价格扭曲整体上压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攀升行为。

问题2：抑制企业内研发投入，从而降低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是要素市场扭曲阻碍我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途径。

三、模型、数据及数据说明

图1 和图2 分别表示2000-2006 年中国平均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变化和平均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从图上我们可以知道2000-2006年中国平均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变化和平均全球价值链位置基本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

图1 2000-2006年中国平均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变化

图2 2000-2006年中国行业平均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

1.计量模型设定及指标

（1）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主要考察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其中企业技术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主要途径。因此，我们将本文的计量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pos_gvcijt是本文的核心被解释变量，表示t 时刻i 企业在j 省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fmdjt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表示t时刻j省份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innovijt是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选用t 时刻企业i 在j 省份的研发投入；X 为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有制类型（ownership）以及赫芬达尔指数（HHI）、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企业出口密集度（expint）、资本密集度（capital）；δt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随时间变化的特征；εijt为随机扰动项。

按照前文的理论判断，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系数β0应该为正，说明市场扭曲程度越高，越会抑制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企业创新系数β2应该为负，说明企业研发投入越高，越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攀升；本文重点关注的变量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fmdjt）和企业创新（innovijt）的交叉项系数β1。按照前文的分析，系数β1符号应该为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全球价值链攀升存在抑制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会因为企业创新而削弱，说明企业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渠道。

2.数据及变量说明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主要有四个来源：首先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变量包含所有国有企业以及达到500万以上销售收入的非国有企业的基本信息和相关财务信息，用于测算企业创新与其他控制变量；其二是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海关产品数据库数据，包含HS 六位产品的进出口数据；其三是1995-2011 年WIOD 数据库（2013 年版），其中投入产出表涵盖40 个国家以及35 个行业；其四是樊纲等（2011）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包括1997-2009年中国各省市场化指数。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产品数据库中企业代码编制方式不同，我们使用企业邮编、电话、注册地址、名称等特征进行匹配。同时，WIOD 数据库中的行业分类标准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中的分类标准不同。本文通过行业对照关系将两个数据库进行匹配。

（2）变量说明

①全球价值链位置

全球价值链指标测算的数据来源是跨国投入产出表（ICIO），参考Koopman（2014）和王直等（2017）构建的全球价值链指标计算体系的做法，最终可以计算得到行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

其中positionjt表示行业j 在第t 年的全球价值链位置，PLvjt为j 行业在在第t 年的上游度，PLyjt为j 行业在在第t 年的下游度。根据公式（2）计算得到2000-2006 年中国各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2000-2006年中国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变化

本文所使用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是在行业层面的指标上进一步计算得到的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为了计算得到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我们需要用到海关产品数据库，运用出口并进口中间品的企业相关数据，因为这类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模式与价值链指标计算所运用的中间品的含义相同。因此，我们把进口和出口产品的金额作为计算企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权重。具体做法如下：

上述表达式中，i 表示企业，j 表示行业，t 表示年份。pos_gvcijt表示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σa和σb分别表示在企业总中间品出口第a种中间品出口所占的价值权重和在企业总中间品进口第b种中间品进口所占的价值权重。PLvat和PLybt分别表示对应第a 种和第b种产品所处行业的上游度和下游度。这一指标综合体现了企业的生产结构（产品分布于多个行业）、产品国内外增加值率、进出口中间品生产阶段数等。

②要素市场扭曲程度

本文借鉴张杰等（2011）中所构建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指标，该指标同时包含要素市场发展指数和产品市场发展指数，反映出要素市场相比产品市场的滞后水平。计算过程如下：

其中，下标j 和t 分别表示地区和年份，productmarketjt和factormarketjt分别表示分省的产品市场化指数和要素市场化指数。

但该指标的缺陷在于只能比较某一地区不同年份之间的要素市场扭曲差异，难以对不同地区的要素市场扭曲情况进行描述。为了弥补上述指标的缺陷，我们借鉴林伯强和杜克瑞（2013）的做法仅用要素市场发展程度来测度扭曲程度，通过计算地区要素市场与基准要素市场发展水平之差衡量。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除了可以比较同一地区不同时间点上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变化，还可以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扭曲程度差异。具体做法为：

上述表达式中，max factormarketjt表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最大值。fmd2jt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①原式应为fmd2jt本文考虑到两种不同要素市场扭曲计算方法下，回归系数之间的可比性，简化为

③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选用了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企业所有制类型（ownership），其中包括本土企业和外资企业，采用虚拟变量衡量，0 代表本土企业，1 代表外资企业；赫芬达尔指数（HHI），运用销售收入计算，i 表示企业，j表示行业，t表示时间，N表示行业内总企业数；企业规模（size），选用企业从业人员对数衡量；企业年龄（age），选用企业经营年份加1 取对数衡量；企业出口贸易密度（expint），expintit=exportit saleit，其中exportit、saleit分别表示企业出口额与企业销售额；资本密集度（capital），选用固定资产净额/企业员工数取对数表示。

本文所用到的所有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第（1）列我们验证了全球价值链位置与贸易增加值率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说明越靠近全球价值链上游研发设计，增加值率越高。而增加值率的高低代表了企业的竞争力，说明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竞争力。在（2）和（5）列中，本文用fmd1 来度量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而（3）和（4）列本文则进一步使用fmd2 来进行检验。在第（2）列中，我们讨论了要素扭曲水平对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机制。如表3所示，要素市场扭曲的系数符号为正显著，则说明要素市场越扭曲，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产生的负面影响越大，它反映出，如果区域要素市场扭曲严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将偏向低端，远离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研发设计环节，导致我们常说的“低端锁定”效应。同时，该实证结果也表明改善要素配置的市场扭曲局面是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有效途径。

为了进一步研究企业创新是否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渠道，在第（5）列中我们加入了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与企业创新水平的交叉项，以便更好地反映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第（5）列我们可以发现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同时企业创新符号显著为负且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创新在促进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回归结果中，我们最关心的是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企业创新交叉项的系数，以论证要素市场的扭曲是否会抑制企业的研发投资，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最终会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产生负面影响。通过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在第（5）列中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对全球价值链攀升存在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会因为企业创新行为和更高的研发投入而削弱，从而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证明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我们在第（3）和第（4）列用fmd2 度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来对我们之前的结论进行验证，防止因为变量选取导致的结果偏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考虑了各地区在空间上要素市场扭曲的变化程度，也考虑了各地要素市场扭曲在时间上的动态特征。从最终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用fmd2 度量要素市场扭曲程度的情况下，我们依旧可以得到企业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渠道。

表3 基本估计结果

五、稳健性检验

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了企业创新投入，使企业将更多的投入放到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的活动中，而不是投入到技术研发中，从而导致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形成“低端锁定”，即企业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渠道。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排除由于变量测量误差、变量测量方法、模型设定等的影响，我们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

1.变量替换

在前文中我们使用的全球价值链位置反映的是相对值的概念。为了进一步支持前面所得到的结论，我们用表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绝对上游（PLv）和绝对下游（PLy）的位置指标。运用该指标的好处是不会因为相对值计算，模糊了绝对值概念，从而忽略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变化。此外，我们还使用文献常用的企业研发支出/企业销售额指标（rd）来表示企业创新水平进行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在表4中，列（1）至（2）中报告的回归结果是使用上游度作为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标的检验结果。上游度指标越小，说明企业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的上游研发设计环节。从实证结果来看，以上游度作为解释变量，要素市场扭曲与企业创新的交叉项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下游度指标和上游度正好相反，下游度指标越大，说明企业越靠近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的上游。从表4第（3）和（4）列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第（5）列用企业研发支出/企业销售额指标替换原有指标，结果依旧成立。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2.缩尾处理

由于数据在统计和计算的过程中可能导致连续变量出现异常值，从而影响到实证结果的可信度和真实性。为了避免数据异常给实证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对照数据按照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在处理后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再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变量替换检验结果

表5是数据缩尾处理后的实证检验结果。在第（1）和（4）列中，我们可以知道用fmd1 衡量要素市场扭曲，其与企业创新水平的交叉项在缩尾处理之后的回归结果依旧显著为负，说明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途径。我们用fmd2 替换fmd1 作为衡量指标，第（2）、（3）列回归结果依旧证实了我们前面的结论。

表5 缩尾处理检验结果

表6 地区分组检验结果

3.地区与行业分组

（1）地区分组检验

由于政府寻租行为的差异，不同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也存在差异。与此同时，不同地区政府对企业创新行为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由于东部地区的开放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政府对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创新的激励也较高。而中西部地区政府为了拉动地方就业，会更加倾向于鼓励企业从事促进当地就业的工作，从而抑制了企业创新行为。为了进一步确定不同地区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将样本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

表6是地区分组检验结果。总体而言，要素市场扭曲和企业创新交叉项的估计系数在三个分组中都显著为负，这说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企业创新能力越削弱，公司越难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第（1）列中，东部地区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负，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我们前文提到的结论。而第（2）列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途径，且交叉项系数远远大于东部地区，说明中部地区企业创新在要素市场扭曲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第（3）列回归结果和第（2）列回归结果相似，说明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是要素市场扭曲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更加重要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政府寻租行为产生的要素市场扭曲影响小于中西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在东部地区中政府不断鼓励企业创新活动，因此交叉项系数较小。

（2）行业分组检验

不同性质行业存在不同的行业属性，要素市场扭曲影响全球价值链的攀升途径也可能存在差异。对于劳动力密集行业，过多的研发投入反而会加剧要素市场扭曲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而对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要素市场的扭曲，会导致原本提高企业生产能力的研发和创新不足，导致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难以实现攀升。

表7 是行业分组检验结果。在第（1）列中，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交叉项的估计系数为正，且

表7 行业分组检验结果

4.劳动与资本扭曲

为了进一步探究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机制，我们借鉴Hsieh&Klenow（2009）的做法，将扭曲程度区分为劳动扭曲和资本扭曲，这样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判断不同性质的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对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如表8所示。第（1）、（2）列我们用劳动力扭曲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第（3）、（4）列我们用资本扭曲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第（1）列将劳动扭曲与全球价值链位置进行回归，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扭曲程度越高，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低。如果劳动扭曲长期内未能解决，将导致企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第（3）列则是用资本扭曲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得到的结论与劳动扭曲相似，不同的是，资本扭曲的系数明显大于劳动扭曲，说明在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中，资本扭曲是主要阻力。在（2）、（4）列中，我们分别加入劳动扭曲、资本扭曲与企业创新的交叉项，回归结果都显著为负，说明无论是资本扭曲还是劳动扭曲，企业创新都是影响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渠道。同时，资本扭曲与企业创新的交叉项系数大于劳动扭曲与企业创新的交叉项系数，说明这种影响更多地体现在资本扭曲。

表8 劳动与资本扭曲检验结果

5.中介变量模型

我们在估计实证结果时，可能会因为错误的使用计量模型，引起最后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同时，交叉项存在概念模糊、系数意义不明确的缺点。为了防止由于模型设定所引起的系统偏差，我们选用中介变量模型作为交叉项的检验模型。首先，我们设定基准回归模型：

我们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企业创新，构建中介变量模型，其模型设定如下：

实证结果具体如表9 所示。第（1）列的要素市场扭曲的系数是显著为负的，说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就越低。第（2）列要素市场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低，越有助于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第（3）列将企业创新加入模型中，发现要素市场扭曲系数大小减小，同时显著性有所下降，说明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企业创新行为，从而影响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

表9 中介变量模型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2012年G20峰会上，全球价值链成为正式的议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成为关注的热点。本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的攀升效应进行的实证研究。已有文献表明，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大，社会经济体存在越多的寻租机会，企业选择与政府建立寻租关系的几率会上升。而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效应，集中表现为制造业各生产部门集中于生产过程的低附加值环节。本文采用2000 年至2006 年中国制造业各生产部门的生产与贸易数据进行估算。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效应，反映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越大，企业寻求寻租关系的动力越大，那么更多可被用于投资于技术创新的资金会被运用到其他活动当中，这种做法抑制了公司的技术创新，使企业极易位于低附加值的全球价值链环节当中。技术创新在二者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本文通过分组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与东部地区相比，要素市场扭曲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即对于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抑制作用更强。这一结论对于不同的模型设定、计量方法和指标测度都保持稳健。

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鼓励企业积极响应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迈进的号召，推进供给侧改革，创新要素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逐步减少市场对创新要素的行政干预，推动资源向具有高创新力的企业流动，减少产能过剩。同时，推进人才创新，大力培育高素质人才，推动高新人才市场自由竞争，提升优质企业的创新力。改善科技资金的运用状况。促进政府职能的不断转变，打造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政策体系，同时促进企业内部要素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考虑到要素市场扭曲对全球价值链影响的地区性差异，鼓励东部沿海地区依据自身转型发展需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生产部门，在我国内部延伸产业链条，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最终达到培育世界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