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虐恋”一词经过网络文化的发展衍生出新的含义，专指充满纠葛又令人痛心的爱情故事。在改编剧的推动下，“虐恋”成为时下最流行的故事模式之一，体现出当下的大众文化心理：表现女性意识，追求互虐快感带来的刺激，满足自身的“白日梦”幻想。然而“虐恋”故事的空洞内核局限了其文学意义，决定了它只能成为媚俗化的商品。

关键词：虐恋;自怜;快感;大众文化心理;白日梦

随着大众文学的发展和网络文学的兴起，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进入大众的视野。“虐恋”故事在IP改编①大潮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下影视剧中的一股新风尚。“虐恋”一词不同于李银河在《虐恋亚文化》中指出的“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1]6而是指遭受精神痛苦与折磨的爱情故事。在《网络“虐恋”小说叙事模式中的女性意识》这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当下“虐恋”的叙事模式：“虽然相爱却由于某种原因却互相给对方心理和身体上的伤害，于是展开了一系列的情节纠缠，让读者十分痛心。”[2]“虐恋”模式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早有体现，随着网络小说的发展和IP改编剧的热播逐步确立了大众对其的认知，并且形成了“相爱相虐”的叙事方式。近几年热播的《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香蜜沉沉烬如霜》《东宫》都是典型的“虐恋”模式，因“虐心”情节而备受关注。

一、女性角色：女性意识的体现

“虐恋”爱情故事基本都以女性的视角进行创作，对于女主人公的塑造体现了创作者对女性的认知和期望。在“虐恋”故事中女性通常处于弱势地位、充当被伤害的角色。这一创作倾向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早有体现，男性文人往往作为创作主体，对女性的审美偏向于悲怨。“悲”为主体人物的经历或事件属性，“怨”为人物主体所抒发出的核心情绪，且具有较强的对象性以及现实的功用性[3]。男性文人描写女性面对压迫时的无能为力、情感遭到碾压的痛苦、隐忍委屈的无奈，通过凄苦的境遇和柔弱的特性展现女性的美。他们往往站在男性的角度表现出对女性的同情，同时又借用女性的境遇来投射自身的伤感。这些爱情故事实际上表现出了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判断，他们看似站在女性角度表达对她们所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同情，实际上却是对女性的一种物化，将其置于需要拯救的地位，以其楚楚可怜的姿态增添男性的魅力。

当下所流行的“虐恋”故事基本延续了悲怨风格。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作家门槛的降低，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成为书写婚姻恋爱故事的主力。当下的“虐恋”题材并不是男性文人偏好的悲怨美与居高临下的同情姿态，大量女性作家的参与和女性读者的关注赋予作品更多的女性意识，客观呈现女性的内心世界。从网文时代发展到影视剧时代，“虐”元素吸引了大量受众。在“虐恋”故事的设置中，女性角色的出身不一定凄苦，但一定是处于弱势地位：《东宫》女主角小枫天真烂漫，被男主角李承鄞蓄意接近，导致母族被灭;《花千骨》女主角花千骨命运诡异，自小被妖魔缠身，受尽偏见;《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女主角白浅化身凡人素素，失去法力，被他人欺侮;《香蜜沉沉烬如霜》女主角锦觅因服下陨丹而不知爱为何物，从而导致一系列的误会与伤害。女性角色的设置恰恰最能引起受众的共鸣心理，在当今社会，女性所遭受的不平等待遇仍然存在。而在“虐恋”故事中，作者从女性角度再现这种哀怨，将自怜意识投射到作品中去，这正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恋”心理：“个体像对待性对象一样对待自体的一种态度。实际上就是生命的能量——利比多向外投放时遭到挫折后返回投放在自身的一种表现。”[4]自怜意识是女性把目光转向自我的内心结果，激发了自我怜悯和保护的心理机制。“虐恋”故事正是女性这种自怜心理的体现，影视剧中的女性角色其实就是自我的化身，女性观众对角色的关注体现的是对自我的关注，创作者把自我内心的哀怨投射到角色身上，很容易引起女性观众的同情。

当创作者由男性变为女性，能够更客观而生动地表现当下社会中的女性意识。中国古典文学中，男性文人停留在对悲惨故事的唏嘘同情，难以深入揭示女性内心世界，当下的“虐恋”故事却更能够真实再现女性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期许。尽管女性角色在最初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代表权势的男性角色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作者在创作的过程中却赋予了角色之间互相转换的可能性，通过女主角在情感上给予男主角重大伤害来表达女性的复仇欲望：例如《东宫》中的“小枫跳忘川”、《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锦觅捅旭凤”、《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素素跳诛仙台”，都是女主角反抗自身所受欺压，通过情感决裂进行反抗的表现。在这种“复仇”行为中，女性角色凭借情感压倒了男性强权，转化为强势地位。这些情节的背后隐藏了另一种女性形象，是女性反抗男性中心地位的潜在欲望，也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不论这种情节是否符合现实情况，它真实反映了当今社会中女性努力提高自身地位、反抗压迫的精神诉求。

二、审美倾向：追求互虐快感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虐恋”故事传达出了古代爱情观，它们大多通过令人痛心的爱情来体现门第偏见和封建礼教的束缚，赞扬女性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坚贞与勇敢，是对情欲的一种肯定。这些“虐恋”故事的痛心之处或是两情相悦的人们受到压迫得不到圆满，或是痴心女子为爱付出、却被辜负。这些虐心的婚恋故事整体上对爱情进行了歌颂，鼓励人们冲破门第观念和礼教束缚，同时又赞扬了勇敢付出与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原理，人类具有爱与归属感的需求，人们需要相互关心和照顾。婚戀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以其为题材的故事也一直是文学史上的一抹鲜亮色彩。从古典爱情故事到鸳鸯蝴蝶派的世俗爱恋，以及港台言情，都张扬了自由追求爱情理念，表现了爱情的高贵与美好。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门第观念弱化，自由恋爱成为主流，传统“虐恋”故事中的重要虐心元素已然消失，这类故事已经无法再引起受众的共鸣，新的“虐恋”模式伴随着网文的流行而诞生。在这一类故事中，男女主人公两情相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或阻碍而相互折磨、相爱相虐，最终能够获得圆满的结局，观众从角色互虐的过程中收获了快感。

在当下的“虐恋”模式中，男女主人公往往会以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互相折磨，为了形成这种对立，剧情往往会设置诸多的误会或苦衷。例如《东宫》，李承鄞误以为小枫的母族杀害了自己的大哥，因而剿灭了小枫的母族，两人虽然相爱，却隔着灭族之仇;《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化身凡人的素素被仰慕夜华的素锦挖去了双眼，夜华为保护素素默许了这种做法，令素素产生误会;《香蜜沉沉烬如霜》中锦觅被陨丹所控，感知不到爱意，又误把旭凤当作杀父仇人杀害。这些误会使平淡的爱情故事波折化，男女主人公所面临的不再是追求爱情，而是在众多坎坷面前如何坚持爱情。“虐恋”故事通过展现爱情的波折来强化虐心的情节，读者和观众对于这种类型故事的期待不在局限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男女主人公反目后因为爱而不得，十分痛苦的情节更能满足受众的“享虐”心理。“霍妮指出：受虐的冲动来自对爱的需求。她认为，受虐倾向来自内心深处对自身的软弱及自己缺少重要性这种感觉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对感情的强烈需求和对别人不赞赏自己的强烈恐惧。”[1]194“虐恋”故事的前提就是相爱，再通过爱情的波折以及虐心的体验，表达爱情至上的理念。在“虐恋”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折磨和痛苦更进一步证明了爱情的重要性，观众沉浸在这样的虐心中获得了爱的满足。

由追求婚恋的自由转变为享受爱情过程中的波折，“虐恋”故事越来越注重体现虐心的情节，给观众和读者带来痛苦的体验，恰恰迎合了受众追求刺激和自我满足的心理。现代社会满足了自由婚恋的基本条件，稳定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地鸡毛”的平淡，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给大众带来了孤独感。“虐恋”模式正是模拟诸多的苦难和痛苦的一种生命体验，读者和观众通过这种刺激性体验实现对日常生活的超越，呈现出精神世界的真实性，获得一种超越平庸的快感。同时人们也期待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方法来摆脱这种孤独与无力，因而在众多的“虐恋”故事中，读者和观众通过“享虐”来掩盖这种孤独感，获得自我认可和自我满足。

三、创作需求：满足“白日梦”幻想

当下“虐恋”故事的创作处于消费主义的旋涡之中，写作故事的网文平台以及衍生出的改编剧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消费”占据了主导地位。消费主义社会奉行“内向化”原则，更为关注个体的体验，“虐恋”故事中的唯情主义、浪漫幻想都是这种“体验化”的表现。以女性为创作者和主要受众的“虐恋”故事更加注重女性的感官体验，融合了其对于男性和爱情的幻想。近年来火爆的“虐恋”故事都对男主人公进行了完美塑造，除了长相帅气，还要拥有充分的资财和权势，以满足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物质需求。《东宫》中的李承鄞是天朝的太子，未来的皇帝;《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旭凤是天界的嫡长子，颇受看重;《花千骨》中的白子画是修为高深的长留上仙，受人敬重。“虐恋”故事实际上体现出男性代表的强权与女性代表的感情间的对抗，由于种种误会男女主人公会形成对立，男性角色后期因受制于情感而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并且以男性强权的妥协为结果，渲染爱情的巨大作用，体现唯情主义的倾向。《东宫》中李承鄞放弃享受谋求已久的权势，终生等待已经死去的小枫。《香蜜沉沉烬如霜》中旭凤因为锦觅的魂飞魄散而原谅之前锦觅对自己的狠心，并求得锦觅的重生。弗洛伊德的白日梦理论提道：“我们可以断言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幻想的动力是未得到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5]在“虐恋”故事中体现出了女性对男性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希望借男性的权势来获得物质愿望的满足，及地位的提升。这种愿望与现实相悖，因此“虐恋”故事把无法实现的愿望表现出来，提供了一种“预感快感”，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此外，当下的“虐恋”故事非常注重大团圆结局，一方面是对古典文学崇尚圆满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白日梦”的另一种表现。《东宫》中的男女主人公之间隔着深仇大恨，故事以女主角的自尽而告终，但是在番外篇中却描述了男女主角在平行时空中的美满生活;《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女主角为阻止灾祸而魂飞魄散，但是经过元灵重聚，在五百年后与男主角再次重逢。“虐恋”故事为了强调“虐”，往往在叙事中安排了不可转圜的灾难，但是为了满足读者和观众对于爱情的渴求，又设定了圆满的结局。“虐恋”的大团圆结局消解了抗争的必要性和崇高性，虐的过程缺少合理的逻辑支撑，有一种“为虐而虐”的倾向，过于美满的结局也缺乏真实性。

“虐恋”故事从古代发展到当下，基本都是以女性的角度来叙述，而当下的“虐恋”模式更体现了现代女性的意识，表达她们对权力的欲望，以及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除此之外，“虐恋”故事更注重“虐”的过程，体现了现代社会人们追求刺激的心理，迎合了消费社会中的“体验主义”。但总体而言，当下的“虐恋”故事耽于想象，为受众制造了一种实现美好愿望的幻象，并且为了迎合受众的“享虐”心理刻意夸大故事中的坎坷和波折，使得故事本身缺乏完整的逻辑支撑，使其成为现代社会中的媚俗商品。

注释：

①IP为Intellectual property的缩写，即知识财产，这里的IP改编是指把小说、人物等改编成电影、电视的形式。

参考文献：

[1]李银河.虐恋”亚文化[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2009：6.

[2]余文琦.网絡“虐恋”小说叙事模式中的女性意识[J].速读，2014（10）：302-303.

[3]张旭.谈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悲怨美[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4-26.

[4]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526.

[5]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138.

作者简介：孙珂珂，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