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具有集“说听一体”二重性特征的个体有声语言，怎样突破源于身体又迅疾返回身体的有限时空而获得无限的意义，就成了个体之于有声语言的身体美学困惑。为此，首先从声音的意象存在，探询有声语言二重性的发生原理;然后，针对身体的意识现象，回顾了有声语言双向性的进化功能;最后围绕生命的意义彰显，思考了有声语言多样性的人文价值。从声音到身体再到生命，讨论它的二重性存在的意义，与其说是要解答个体之于有声语言的身体美学困惑，不如说是要为有声语言之于个体的存在价值、传播效能和现实意义来一次生命美学的解惑，即从生命活动的审美实践层面来考察个体有声语言，它的时间性支撑听觉意象的愉悦感受，它的空间性揭示身体意识的自由状态，它的时空性创造生命意义的澄明境界。

关键词：个体有声语言;二重性;身体美学;生命美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一般课题“‘新时代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研究”（CJF18046）部分成果。

一、引言：个体之于有声语言的身体美学困惑

在人的五官感受世界的过程中，听觉有着其他感官所不具有的神奇魔力，尤其是在和视觉的比较中。对此，德国18世纪著名哲学家J.G.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外部的刺激”“清晰明确性”“作用的时间”“发展”几个方面比较得出听觉是比触觉和视觉“更适中的感官”，特别是：

从自我表达的需要来看，听觉也很适中，因此是语言的感官。触觉的作用非常含混，难以言状，而且也根本没有说出的必要;它只是跟我们自身有关，是一种自私自利，自我满足的感官！视觉对于最早的语言发明者来说是不可言状的，而且也不需要立即得到表达;因为视觉所及的事物仍继续存在，可用目光、手势等指示。听觉的对象却与运动相联系，会很快消失，但它们通过运动发出声音;这种对象是可以言说的，因为它们必须得到表达，而由于需要得到表达，并且是通过运动获得表达，它们就可以言说出来。听觉是多么神奇的语言能力啊！[1]

海德格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听说一体”的同步性：

人们把说话视为人借助于说话器官对思想的分音节表达。但说同时也是听。习惯上，人们把说与听相互对立起来：一方说，另一方听。可是，听不光是伴随和围绕着说而已，犹如在对话当中发生的情形。说和听的同时性有着更多的意味。作为道说：说从自身而来就是一种听。说乃是顺从我们所说的语言的听。所以，说并非同时是一种听，而是首先就是一种听。[2]253-254

这种“神奇”现象，对于既是“说”又是“听”的个体而言，那就是“说”与“听”不但几乎同时发生，而且“听”还能对“说”进行及时反馈。这大概相当于“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的关系。然而，在“听”与“说”的关系上，我们长期执拗于“我说你听”的研究，而忽略了“我说我听”的探究。

在有声语言的起源和发生、构成和特征、作用和意义的探索上，我们已经从语言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生理学和心理学、传播学和艺术学等领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然而，从哲学尤其是自我来源和自我意识的身体哲学的视角看，有声语言原初的发出者和接受者，不是“我—你”或“我—他”的关系，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我”说“你”听或“我”说“他”听的交流，而是首先建基于我说我听的“我—我”关系。众所周知，有声语言发出后的第一个接受者应该是说话者本人，这样即构成了有声语言之于个体意义的二重性。哲学意义上的二重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互相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两种属性，即一种事物同时具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性质，如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它有交换价值。针对本文的主旨而言，个体的有声语言从时间的异在性看，既是“说”的主体，也是“听”的客体;从空间的同在性看，“说”是发出的主体，“听”是接受的主体。奇异的是这对主体与客体、时间与空间不但不相互矛盾排斥，而竟然和平共处、和谐共融于一“体”——一个说与听共存的身体。这种听说相融、时空交融的有声语言“孤芳自赏”的二重性现象，与其说是一个声音美学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身体美学的困惑，因为声音美学仅仅关注声音本身的装饰、语境和效果，而身体美学思考的是包括身体的存在与自我意识，尤其是包括声音在内的身体的内在感官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国内身体美学研究的重要学者王晓华教授在其《身体美学导论》里阐述道：“审美中的身体具有主体—客体双重身份，但其主体身份无疑更为根本。是身体在相互关照和自我观照。离开了我对自己的主动观照，身体就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客体。事实上，能自我观照的身体也在观照世界。质言之，它是审美的主体。”[3]27

那么，这个审美的主体在有声语言的问题上，如何统御既是语言主体又是语言客体的身体呢？因为，我们虽然指出了有声语言之于个体的二重性特征和身体存在之于审美的双重性身份，这样不但回归了个体视域的身体，而且终结了既往美学在身体认知上分割“身—心”的主客二元思维，而回到了声音的发出者和接受者均集中于一个身体的主客一体。但是，当我们一旦进入“身体—生命”一体化的哲学追问时，一个巨大的困惑让执着于建构“身体意义”的身体美学裹足不前。这就是表现于个体的有声语言，在时间性上是如何源于身体的瞬间而又凭借记忆长久于身体的存在，在空间性上是如何利用身体的承载而又借助外物飞逸出身体的领域，在时空交叉的维度上，如何将身体发出时的原初声音而升华为身体接受后的复杂声音，看来，身体已难以承受声音的意义之重了。

二、声音意象：有声语言二重性的发生原理

意象是自然性的客观事物染上当事人的主观情绪色彩后呈现出的一种别有意味和情韵的审美形象，即“象中有意”或“托意于象”。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动物类的“杜鹃泣血”、天象类的“雨打芭蕉”、器乐类的“羌笛幽怨”，诸种声音就变成了听觉的艺术意象，这就是声音意象。器物声音如此，更何况能充分表现多样复杂信息的人的声音，尤其是能创造丰富意象的人的有声语言所创造的声音。就像黑格尔曾说的，“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口里说出与从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里说出，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4]。那么，同一个人说同一句话，也能产生如此大异其趣的听觉效果吗？张颂教授在《朗读美学》中详尽地阐述了“有声语言可以改变文字语言的意思和方向”，“可以增減文字语言的感情色彩”，“可以伸缩文字语言的美学尺寸”[5]。这种“改变”“增减”和“伸缩”的效果，最先作用于说话者本人，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瞬间实现的“说听一体”的互动性功能，声音才能从短暂的、零散的和没有内容的音响性的物象，经过自我“说听一体”的纠正、补充和完善，形成长久的、系统的和饱含内容的意象。“大声朗读文稿可以让你看出哪些词可以省略、哪些应该强调、句子有没有表达清楚，句与句之间连接得是否顺畅。”[6]“象”是声音高低、快慢的形式，“意”是声音指向和意义的内容。

探究个体声音“二重性”的形成原理，须得从发生学的角度予以探寻。源于自然科学的发生学，当作为方法用于人文科学时强调的是主客体共同作用下的发生认识论的原理探究。那么，个体声音“二重性”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依托于“生理—心理”机制。古人类学告诉我们，“人的语言能力受到三个生物学因素的制约：输入系统（主要是听觉和视觉，特别是听觉），中央处理系统（神经中枢）和输出系统（主要是发音器官）”[7]。这说明人的发音要依靠肺、喉咙、口腔和鼻腔等生理器官，这是人发出声音的物质基础，经过感官接触大千世界而首先作用于五官的神经系统，再传至大脑的神经中枢系统进行复杂的鉴别和筛选、调配和组合等运算过程后，产生变化多端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感、引譬联类的想象和睹物思人的记忆等。自然意义的发音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进化后，渐渐变成了社会意义的说话，正如马克思说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8]。其次，借助于“思维—语言”交互。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不仅是哲学意义上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而且是发生学视域下象征人类生命进化而带来的文明程度的表征，原始人由最初运用身体的动作思维、感官的具象思维到后来的借助实物类比思维、依靠图画的形象思维，到智慧人所具有的逻辑思维、理性思维，有力地促使了其有声语言由模糊到准确、由零散到条理、由单一到丰富的演进。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有声语言利用其空间的直接性和时间的瞬间性特性，立即作用于人的思维，并促使其快速反应，长此以往，促使人类发音与听音器官的日益完善。并且由于思维依托的是内部语言，而语言表现的是有效思维，因此，思维的进步推动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又促进思维的进步，最后，形成于“感知—理解”的递进。当“思维—语言”具有正常交互的功能后，集听与说于一身的个体发出的和接受的就不仅仅是声音，而是有具体内容和意义的有声语言，它不但是对声音高低、强弱、快慢和清浊的物理性感受，也是对声音的具体指向、表层意思和公共信息的感知。尤其是进入了高级阶段的理解后，对说话的“我”而言是要让“我”说得更清晰、更准确、更生动，不仅是让自己听得清楚，更是让别人听得明白，这是说话人在表达过程中对自己声音的感知后的理解要求;对听话的“我”而言就是一个随时随地的“监听器”，因为声音在向他人传送的同时，也不断反馈到“我”的大脑并对刚才说的东西进行消化和调整，让以后的“说”更加准确和完善。

“声音意象”是个体有声语言“二重性”的基本呈现方式和存在形式，其核心是声音，但这又不是纯粹的高低、快慢、强弱的声音形式，而是有指向、有内容和有意义的“声音意象”。正是因为有声语言成为了“声音意象”，才使得声音超越了动物的本能之音和自然的天籁之声，使得“听说一体”的个体不论是说的还是听的，都完成了由动物的发音向人类的发声的“华丽转身”。它除了使“声音”形式变成“声音意象”外，通过“听”对“说”适时的信息反馈，实现的不仅是个体有声语言“出口成章”和“口吐莲花”的传播效应，而且还具有两个方面的美学意义。其一是通过声音意象而形成真正的身体美学。所谓“声音意象”是声音的形象性意蕴或声音的意蕴性形象，它依托于身体的存在而又超越于身体的存在。个体在同世界的交往中或人际的交流时，惟有听觉具有主客一体的“二重性”功能，而个体的“说”能让“听”感知到声音形式而获得声音意象。当这个意象只有得到了自我身体的接纳和认同，此时的身体才既是“我”的主体，又是“我”的客体而具有“二重性”意义，在主客互动的认知和欣赏中，真正的完整意义的身体美学宣告诞生。其二是通过声音意识而形成真正的生命美学。如果说在大小、高低、快慢基础上形成的声音意象还多少有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多半还属于被动性的“听”的范畴的话，那么，只有主动性的“说”的介入，声音意象才能形成声音意识，“象”是一种呈现，而“识”则是一种鉴别。身体美学如果仅仅是身体的诸如视听愉悦的形式美，这是躯壳意义的身体美学，而只有主动性“说”的意识介入身体和适时性“听”的反馈，且是自我感觉时的身体意识的当下存在，并在听说互动的过程中主动介入，即经过“听”对“说”的有意调整而形成和谐共振，个体之声音才体现出生命美学的意义。

三、身体意识：有声语言双向性的进化功能

在由声音意象到声音意识、由身体美学到生命美学的过程中，承载声音的身体是我们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一个“关隘”，它关乎的不仅是声音意象的身体美学和声音意识的生命美学的理论性问题，而且是体现有声语言“二重性”原理，如何实现“听—说”双向性的交流的实践性功能。那么，我们还得先从“身体意识”的“身体”说起吧，正如梅洛-庞蒂说的，身体之所以具有主体性的“不解之谜源于此，我的身体同时是能见和所见。那注视着一切者也能注视自己，并在他所见之中认出他能见能力的‘另一边。”[3]1视觉形象如此，听觉声音更甚，尽管它们都可以是同时产生、双向运作，但听觉比视觉在利用时间、浓缩空间而具有更加主动和自由的意识，“听”还能随时和及时地反馈给“说”，实现调节和完善“说”的效果，而手势语和“看”是做不到的。在交流主客体关系上，“‘听能使二者无间地融合，声音渗入每一个毛孔，而‘看会使双方分开、疏离，使对方成为对象”[9]。因此，有声语言之于个体的身体意识，就是通过“我‘说故我在”介入性意识和“我‘听故我在”的承载性意识，在“听说一体”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身体的在场。这还不是物质性身体的存在意识，而是借助声音所具有的突然而至的身体震颤、无可回避的身体在场，更能向外激发联想、向内直达心灵的身体意识。

众所周知，身体是人和动物都具有的物质躯壳，人和动物也都能发出声音和听到声音，同样是肉体之身，为何人就能发出含义丰富复杂的声音，其中的原因非本文所能详述。针对个体有声语言“二重性”的题旨，围绕身体意识的主题，我们可以借用进化论的原理探寻有声语言的双向性的进化功能。“人类学的研究显示，早在300万年前南猿（Australopithecines）的警叫交际系统已经发展起来，虽然这一系统仍不能称之为语言，但是，正是这种激情的发声形成了‘动物的本能性语言，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语言起源奠定了基础。”[10]直至距今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语言才得以产生。我们可以选取一个单个的人作为典型案例，来回溯这上百万年的历史，探询个体有声语言在“说—听”双向性上的往复循环进化功能。首先，生存本能促使个体有声语言的出现。无论是采集食物，还是防御野兽，原始人通过语言满足人际沟通的首要前提是对自我声音的接受与反馈、判别与调整，因为如果自己都“听不懂”的，别人同样“听不懂”。法国思想家卢梭明确区分了视觉性的手势语和听觉性的有声语，“看来，需要造就了第一句手语，激情逼出了第一句言语”，因此，“言语的最初发明应归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11]。与需要相比，比激情更为迫切的是人遭遇危险时的本能式反应，它对听觉产生强烈的刺激，而这种刺激的信号立即又传递给发音器官，促使它发出更加尖利的声音，如此反复、长此以往，使得人类的说与听的机能不断进化。其次，生产技能催促个体有声语言的形成。人类语言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他们从洞里走出来、从树上跳下来，打磨石器，狩猎和捕鱼，单纯的手势语已经不能满足原始人的交流了，有声语言应运而生，并且，催生有声语言日益丰富复杂起来的前提是個体发音器官和听觉器官的日臻进化。比如说，同样是做石斧，长柄的和短柄的，乃至无柄的;平口的和圆口的，乃至齿口的，就很不一样。要让同伴听明白，首先得自己说清楚。最后，生命智能导致个体有声语言的完善。所谓生命智能是指生命进化过程中必然性的智慧力和正能量，这是高等动物的生命矢量。有声语言和生命智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著名语言学家穆夫温说：“语言也是一个寄生物种，其生命和活力依赖于其宿主，即说话者（的言行和性情）、他们所形成的社会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文化。”[12]生命智能表现于语言活力，语言活力体现出文化样态，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无疑是个体的有声语言使用者。

从300万年前能发出本能声音的身体到10万年前能发出社会声音，即有声语言的身体，此时的“身体”尽管在生理构造上和动物的身体没有实质上的不同，但是由于生存和生产的需要，它已经成了灵肉一体的身体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和脑的进一步发达相并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达起来了。和语言的逐渐发展同时发生的必然是听觉的相应的完善化。”[13]恩格斯运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思想，说明了人的大脑和五官，其中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在有声语言的使用中互为对象，并互相促进、互利共赢而达到谐和狀态。这种有声语言双向性的进化功能，将产生两个方面的美学意义。其一，由身体意识到身体美学。“听说一体”的身体意识本质上是声音的意识，它出自于身体又环绕着身体，通过开口的“说”传递出身体的欲求与意念，又经过张耳的“听”刺激着身体的感官和神经，这具有说与听功能的身体经由最初的分离到逐渐的结合，最后在“听说一体”的互动中走向协调完善的形式美意义。还有，说和听的身体运动，还会触及脑部、躯干和四肢，所谓“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形成声音与身体的共振，即声音的大小、快慢和长短与头部、躯干和四肢的变化相应一致。其二，由身体美学到生命美学。身体美学的首倡者舒斯特曼说道：“作为一个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学科，身体美学不但力图丰富我们的身体知识，而且力图丰富我们富有生命力的身体体验和能力。”[14]其实身体美学和生命美学本没有一道天然的鸿沟，在强调“生命力”的体验和发挥“生命力”的效能上，二者异曲同工。相对于视觉所具有的空间的多向性、时间的零散性、认知的客观性和效果的迟缓性，听觉更具有空间的单一性、时间的规律性、认知的主观性和效果的即时性，因此，听觉更符合感性、震颤和自由等生命美学的要义。

四、生命意义：有声语言多样性的人文价值

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反思无疑是哲学和美学的永恒使命。当我们体验并指出个体有声语言有着“听说一体”和谐互动的形式美、“音义一体”表里一致的意蕴美时，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声音所包含的身体意识，更是声音应具有的生命意义。其实，当原始人开始用声音表达现实的诉求时，已经在呈现既依托身体又超越身体的生命意义了，如原始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一次寻常的狩猎活动，本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可是一旦诉诸于语言，便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初民们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由形象的再现而至于生动的表现。又比如汉字“美”的释义为会意的“羊大为美”，古人在造字时兼顾了它的读音，双唇音“M”，这和中外大多数民族对母亲“Ma”“Mather”使用的都是相同的发音部位。就我们的母语而言，说明“汉语、汉字的象形性根基使它本身充满了意象性和暗示性，其表意的至高境界在于‘不落言筌，以追求‘象外之音或‘言外之意”[15]。其中人文性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义，首先是说话者本人通过听觉的反馈而感受到声音在形式、情感和意蕴等方面的多样性人文价值，进而在“说”与“听”的来回往复中，通过“听”不断校正“说”，让语言表达的主体满意或基本满意后，再传达给社会听众。

我们习惯了在主动性的“看”中发现世界，以为“听”是被动性地接受世界，其实“听”的前提是“说”，没有主动性的“说”何来“被动”性的“听”？就这个意义而言，“听说一体”的同时共在，不但是我们发现和感受世界的完整方式，而且这本身就是生命意义的人文蕴含。因为，有声语言，特别是艺术性的有声语言在满足实用性功能后，最终要传达一种价值，这是一种包含并超越科学的、伦理的和审美的人文价值，也只有这种价值才能完整地彰显生命意义，进而通过多样性的价值演绎多元化和立体式的生命存在。首先，表现声音和谐的形式。借用声乐理论的说法是悦耳的乐音、明快的节奏和悠扬的旋律构成声音的形式美。《吕氏春秋·适音》阐述了和谐之美的“适音”概念，“夫音亦有适：……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那么，一种声音是否具有和谐的形式美而吸引听众，其前提是说话人自己听起来是否舒服，如果自己都不舒服的声音，别人也一定不会舒服的，就像使用麦克风讲话的人，先要对着麦克风找找距离、试试音量，这个行为就是自己说话自己听。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生理构造和相近的心理结构。其次，传递声音美好的情感。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里说道：“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由身体的刺激而产生的情绪，进而引发心理的激荡而爆发的情感，实为“应物斯感”的“莫非自然”之情，这是没有价值倾向的情感，当然也无所谓美与丑。然而，要让自己发出的声音饱含真诚而恳切、优雅而含蓄、热烈而奔放的美好情感，除了说话人有高尚的情操外，还要有能够激发起包括自己在内的听话人的共鸣，再反馈给说话人，从而形成良性的互相促进的激励机制。通过感动自己而感动他人。最后，感悟声音独特的意蕴。在有声语言多样性的价值链上，如果说形式是入口、情感是中介，那么最终一定要抵达的内容要素是意蕴。听话者之所以能感悟出来自同一个生命个体的说话者的存在，是因为能听“懂”内容和含义，正如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分析的那样：“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16]著名文学理论家勒内·韦勒克也通过语言艺术的文学来证明声音的象征性，“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的系列再生出意义”[17]。这与中国民间讲的“锣鼓听音，说话听声”是一个意思。当然这种“言外之意”如果不被自己听懂，那说话者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有声语言的。

随着文明的进步和个体的成长，声音呈现的生命意义逐渐由简单的音节到繁复的句式、由浅层的感受到深层的感悟、由语音的能指到语义的所指的演进和深化，这与其说是有声语言的日益复杂，不如说是生命意义的不断丰富，亦即有声语言体现的生命意义的丰富。对此，海德格尔说道：“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2]1。人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融合了人类或个体求真、向善、爱美而具有的人文价值，这个价值体现的生命是包含功利而又超越功利、依托身体而又超越身体的生命意义。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自然的声音变成了社会的声音。人之为人的首要规定就是远离动物的野性而具有人性，其重要标志就是有了具有情感含义和思想意义的语言。当300万年前刚刚走进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只能发出本能式的惊叹、嚎叫和借助手势的喉音和鼻音，用赫尔德的话说就是，“当人还是动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语言。他的肉体的所有最强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灵的所有激昂的热情，都直接通过喊叫、声调、粗野而含糊的声音表达出来。”[1]5随着生活范围的扩大，生产对象的增加，在经历上百万年单一性的音声向复杂性的声音漫长的转变过程中，语言交流的主体，只有完成自我的交流才能进行人际的交流。自然的音声逐渐变成了社会的声音，其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就是人类生命意义的体现。二是生活的言语成为了艺术的语言。人类最早的有声语言即“言语”一定是表达有关吃喝拉撒的生活，它音节单一、一词多义、没有句法，只要能传递日常生活的信息就行。就像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韦尔斯所说的那样：“最初的语言可能是少数惊叹词和名词的集合。可能用不同声调来说这些名词以表示不同的意思。”[18]随着词汇的丰富、节奏的掌握和情感的加入、内容的理解，出现了最古老的原始歌谣，如《周易》爻辞《屯·六二》：“屯如，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用最简明的词语和急促的节奏，再现了事件的经过和内心的情绪、结局的释然。

五、结语：有声语言之于个体的生命美学解惑

根据最广义的哲学解释：物质存在于宇宙的时间和空间中，声音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它只能落实和聚焦在个体的身体时空上，由于身体更多的是指涉物质性的存在，因此，发源于身体又迅疾返回身体，在时空的状态上几乎没有变化的个体有声语言怎样突破这有限的时空，进而获得无限的意义，就成了个体之于有声语言的身体美学困惑。为了解开这个困惑，本文选择的途径是：先是紧扣声音的意象存在，探询有声语言二重性的发生原理;然后针对身体的意识现象，回顾了有声语言双向性的进化功能;最后围绕生命的意义彰显，思考了有声语言多样性的人文价值。从声音到身体再到生命，我们讨论个体有声语言的二重性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换言之，我们探求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与其说是要解答个体之于有声语言的身体美学困惑，不如说是要为有声语言之于个体的存在价值、传播效能和现实意义来一次生命美学的解惑，即从生命活动的审美实践层面来考察个体有声语言。正如潘知常教授说的：“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地表现自由的生命活动，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也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的满足。美学之为美学，研究的无非就是生命超越的问题。”[19]由声音进至的声音艺术、由语言进至的语言艺术，最终都要体现为人类的审美活动。“说”与“听”无疑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其中的“听说一体化”更是个体生命“根本需要的满足”。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声音的本质是“言说”一样，生命的本质也在于运动，而声音在任何时候、任何情景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如文章开头引用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里所阐明的“它们通过运动发出声音……并且是通过运动获得表达”。由此可见，声音天然地禀赋了身体的特征和生命的本质。

回到文章的主旨，落实到声音的时空性存在，借助美学尤其是生命美学强劲的理性光芒，有着二重性特征的个体有声语言在从身体到生命、从身体美学到生命美学中，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奇幻魅力呢？

（一）有声语言的时间性支撑听觉意象的愉悦感受。

通常说声音稍纵即逝，说出去的话瞬间就消逝在空气中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除开技术性手段外，个体有声语言的声音除了留在自己的记忆里之外，还可以在“说—听”的互动中，循环往复短时间地保留。如前所述，这是因为个体有声语言具有自己说的话自己有优先听的便利条件，所谓“听说一体”二重性的延时效果，尽管这个延续的时间很短暂，但足以在声音反馈中构成听觉意象。在有声语言的运用中，或许并不是一张口说话就能立马产生愉悦的听觉意象，但正是因为有了“听”反馈给“说”的回传机制，就能够将当下听到的声音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送到大脑皮层相应的神经元，先进行音量、音速、音色和音质的形式判断，再进行含义、意义和象征等的内容审理，从而获得愉悦或痛苦的心理效应。如果听觉收到的是刺耳震耳或模糊含混的声音信号，反馈机制立即告知“说”的生理—心理系统，于是“说”就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进行调节和完善，使之再“说”出来的声音，显得悦耳动听和便于接受，最后获得像欣赏艺术美一样的听觉意象的愉悦感受。

（二）有声语言的空间性揭示身体意识的自由状态

如果说时间对于有声语言是极为短暂的，那么空间对于它就是非常广大的。它既发出于身体的有限性空间又超逸身体无限性空间，因为它一方面紧紧依托于身体，“我言故我在”，在我的言说中让自己感受到自我身体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这声音的短暂性和出口后声波迅速消逝在空气中，使得自我身体很快就失去了现场感，于是就陷入了该声音是否存在过的困惑。这种困惑其实就是身体感受与身体意识的矛盾。就声音的发出和接受的身体感受而言，它是物质性的声波，属于身体感受;就发声的意欲和听声的意义而言，它是精神性的声音，属于身体意识。通过我们对有声语言的空间性分析，就能得出一个初步的认识，那就是有声语言一定会从它有限的身体感受出发而进入它无限的身体意识，有声语言的空间性揭示了意识语境中的身体，在本质上是属于自由的状态。这种超越物质性的身体和声波的自由，不仅是声音本身的释放，而且是声音意义的解放，由“自说自听”到“我说他听”，实现了声讯路径的封闭性到开放性、内容理解的固定性到多样性、传递效果的局限性到无限性，有声语言已经开始走出“自说自听”的个体状态而进至“我说他听”的人际语境的广阔空间了，即有声语言由一个的“我”的身体扩展到了无数个“他”的身体，从而显示出身体由存在到意识的自由状态。

（三）有声语言的时空性创造生命意义的澄明境界

有着时间性意象的愉悦感受和空间性身体的自由状态的有声语言，已经具备了语言艺术的天然潜质和语言美学的基本要素。当然，创造这种语言艺术和建构这种语言美学的绝对不是语言本身，而是使用语言的主体——由身体主体到生命主体的人。于是，个体的或人类的“生命”就呈现在有声语言时间性意象和空间性身体的交汇处，或时空坐标的原点上。在不论是同自我还是同他人的语言实践中，形象性的声音意象转化为愉悦性的身体意识，再升华为超越性的生命意义，此时生命之美的澄明境界悄然而至。援用狄德罗的“美是关系”的思想，那么，有声语言所体现的自我关系也罷、社会关系也罢，都是人类的生命关系。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语言的本质是“语言说”，即语言实践的交谈，自我的内心交谈尽管是有声语言实现交际功能的前提条件，但不是它的真正目的，有声语言的真正目的和有效价值是有效的交流。因此，有声语言视域下的生命美学，就应该是为现实生命而建构和谐的语言场景、发挥自由的语言功能和企及超越的语言意义，不但让自己爽口悦耳，而且使他人先悦耳再愉心，在“声声入耳”中知事明理、传情达意，进而在心领神会中“道破天机”，在将语言及其艺术的听觉效果和享受推向高峰体验中，实现生命美学所追求的澄明境界。

具有时空合一性的有声语言在由个体而至人际的语言实践中，创造出了澄明境界的生命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体的共在性。在“说—听”或“我—你”的语言场域中，通常认为只有一个主体，那就是发出声音的那个说话人是主宰整个交流活动的主体。其实并非如此。一方面，在个体有声语言的实践活动中，“说者”固然是最先的或第一个主体，然而“听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接收器，它要在内部神经系统中，通过内在语即思维，主动介入语言表达的神经元，调节和修正、影响和操控着“说者”。在“说—听”系统中，“说”是显在主体而“听”是隐在主体，因为没有“听”的存在，“说”永远是单方面一厢情愿而毫无价值的自言自语。另一方面，在群体有声语言的实践活动中，“说者”主体面对的“听众”并非是一群被动的接收器，他们包括眼神、表情和距离，还有建议，甚至直接拒绝的言行等反馈的信息，都将直接或间接影响着“说者”。有人指出没有对象感的交流是无意义的，作为交流“听者”的对象，才是主导交流活动真正看得见的幕后主体。有声语言交流场域中的“听者”和“听众”，就是杨春时教授的“对象主体”概念，这两个层面的三个主体构成了“主体间性”，它“要求对象主体要尊重、同情、设身处地、将心比心，通过互相倾诉和倾听的对话，进入对象主体的内心世界，才能充分理解对象主体。”[20]247

二是对象的共时性。由于杨春时在《作为第一哲学的美学——存在、现象与审美》一书中认为，“主体间性源于存在的同一性”，而“这个同一性就是我与世界的共在”[20]14，那么，这个世界上由于有了生理意义上的“人同此心”和心理意义上的“心同此理”，因此就有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没有主客二元对立的主体间性。运用主体间性的理论，在有声语言的实践过程中，从空间性的角度看，“我”说与“我”听和“我”说与“他”听的现场交流都处于同一个空间，那么，从时间性的角度如何看有声语言对象的共时性呢？有声语言在交流过程中，不论是自我内部的“听说一体”，还是他我外部的“听说一域”，在时间性上都是同时发生和同步进行的。如此神奇的同频共振，这般美妙的心心相印，打破时间阻隔，穿过时间屏障，可谓“天涯共此时”。加上前面论述的空间性距离的消逝而带来的“天涯若比邻”的穿越奇迹，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有声语言的发出主体犹如“海上生明月”，而有声语言的参与主体犹如“海内存知己”。对象的共时性与主体的共在性联袂登台，生动而鲜明地表现出语言的艺术魅力，凸显出生命的澄明境界。

三是意义的共享性。作为物质形态的有声语言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存在，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实现“口吐莲花”般澄明境界的生命意义的绽放，还需要言说中的有声语言与“听说一体”的“我”和“听说一域”的“他”在同处感受语言形式和同时明白语言内容的基础上，共同感悟语言的意义。为此，必须依次实现有声语言的三个递进以显示它的共享性成效。首先是声之形的悦耳。在声音形式的四要素上，分别做到音量的高低有度、音时的长短有限、音频的强弱有序、音色的美丑有别;没有这个美的声音形式就没有声音意义的共享性，“听”的一方就会天然地拒斥“说”的一方。其次是声之韵的动心。这个“韵”不是一般意义的押韵或韵律，而是表达主体在饱含深情和情真意切的语言活动中显示出来的魅力，它让人心旷神怡而又充满蕴藉无穷的意味，在声音的韵味上生动地体现出别有寄寓的意韵、声情并茂的情韵、独具特色的风韵和内在魅力的神韵。最后是声之志的传神。这是通过语言交流而流露和展示出来的思想和观念、情操和境界、理想和志向，具体表现在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气质、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等方面，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書”，与这样的智者交谈，那真是“如沐春风”“如饮醇酿”。

综上所述，围绕人所共知的有声语言传播性的话题，针对鲜为人知的个体有声语言二重性的论题，如果仅有声音意象的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声音美学的介入;而如果仅有身体意识的身体美学的实证也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生命意义的生命美学的论证，以此揭示人类有声语言所蕴含的“音义交织”和“听说一体”的生命奥秘——具有艺术魅力和美学意义的生命奥秘。正如中国当代生命美学的领军者著名美学家潘知常教授所说的：“美学作为人类生命的诗化阐释，正是对于人类生命存在不断发现新的事实、新的可能性的根本需要的满足，也正是人类生存‘借以探路的拐杖和‘走向一个新世界的通道。”[21]

那就让我们拄着这根生命智慧的“拐杖”，借助从个体有声语言“二重性”的“我—我”传送到“我—他”传播的“通道”，在超越身体美学的局限中，走向生命美学视域下语言传播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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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范藻，四川传媒学院有声语言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学及文艺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