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灾难文学创作逐渐受到文坛重视。“5·12”汶川地震更是激发了文人们的创作热情，中国灾难文学创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同时以“灾难”为主要题材的文学作品也显示出了创作危机。阿来《云中记》的问世，弥补了中国灾难文学创作的短板，这部小说克服了以往灾难文学创作“即时性”的弊端，从更深的层次挖掘“灾难”带给人类的启示，从而拓展了灾难文学的书写空间，开启了中国灾难文学创作的新篇章。

关键词：自然神性;万物有灵;阿来;云中记;灾难文学;众生平等

汶川地震后，中国文坛出现了大量以歌颂祖国、歌颂汶川人民、歌颂集体主義、歌颂英雄主义为主题的诗歌。许多诗歌的创作者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将“汶川地震”这一事件转化为共性化的情感抒发，此时诗歌创作的话语形态和精神内涵显示出了模式化的特征。这种模式化创作产生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创作者没有处理好灾难发生后“即时性”创作和“延时性”创作之间的关系。鲁迅曾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1]，文学对于灾难的书写需要时间来对苦痛的情绪进行沉淀和咀嚼，这样才能展现出灾难文学的深度与深沉。其次，很多创作者没有灾难意识，没有挖掘灾难对人、对社会产生的深层影响。事实上，灾难的发生，对国家、民族、个体的影响是深远的。阿来《云中记》正是以汶川地震为契机，重新思考作为个体的人在自然灾难中的价值，从自然神性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灾难之间的关系，他的书写超越死亡，透过表面获得更深层次的意蕴。《云中记》用万物有灵和众生平等的观念，抚慰了死难者，净化了生存者的灵魂。《云中记》中的苦难书写没有把苦难符号化、数字化，而是在灾难发生后冷静下来认真地体察人、大地、自然等从中经历的改变，进行深度书写，拓展灾难文学的意义空间。

一、自然神性

有一位美国作家曾说过，当他看到一朵小花奇妙的结构时，他就回头望向蓝天，他以为一定能看到上帝。当然，这个“上帝”不是指教堂里的上帝，而是欧洲古典哲学里斯宾诺莎讲的自然神性。沈从文也曾言：“宇宙实在是个极复杂的东西，大如太空列宿，小至蚍蜉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且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变易，俨然都各有秩序，按照固定计划向一个目的进行。然而这种目的，却尚在活人思索观念边际之外，难于说明。”[2]这两位作家都在强调自然神性推动世间万物的衍生与发展。阿来在《云中记》出版后，接受访谈时谈到了这种自然神性，“你看整个自然秩序，你感觉有一种伟大的看不见的力量，在做出巧妙的浑然天成的安排，就像有神在安排。其实它是自然本身天成的一个秩序。我是喜欢把这个理念贯穿到写作中去。”这种自然的秩序，非人类力量所能改变，它具有超然于一切的神圣性。

阿来在《云中记》扉页中写道：“大地震动，只是构造原理，并非与人为敌”。在作品的尾章他又写道：“不要怪罪人，不要怪罪神，不要怪罪命，不要怪罪大地……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3]345他写地震的发生、写云中村的消失，是平静悲壮的，没有透露出丝毫对于地震、自然灾难的痛恨，反而透露出作者对于大地的温情。阿巴和地质勘察的专家余博士谈论云中村的消失原理时，有这样一句话：“大地上所有一切都不会消失，只是换一种样子。”[3]314阿来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人们地震只是一种自然神力的安排，自然的神力不会让世界消失什么，而是让世间万物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这种神力具有美感，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自然界的力学的崇高”下了一个定义：“自然界当它在审美判断中被看作强力，而又对我们没有强制力时，就是力学的崇高”[4]。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自然界的各种强力本身具有审美性，就如大地的震动、火山的喷发、大海的汹涌澎湃本身都有着大自然的强力之美、寂灭之美和悲壮之美。大自然本身的审美性与现实的悲剧发生了冲突，以自然灾难为书写对象的《云中记》选择以自然神力为媒介，将现实的悲剧过渡到文学写作中的美学呈现。阿来在《云中记》中体现出了自然神性安排的强力之美，一场地震使云中村村民死伤大半，由于地质的变化，云中村也面临着消亡，但是这种消亡本身带着一种壮烈之气。云中村是大地上的村落，是人类生存的地域，它是大地的一部分，最后倒塌的云中村仍然是大地的一部分。他试图运用这样的观念宽慰生者的灵魂，不要对大地产生怨恨，将人置于一个宏大的自然观中去体察。阿来的这种自然观念超越了生与死，使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

二、万物有灵

19世纪，泰勒提出了“万物有灵”的假说：“万物有灵观的理论分解为两个主要信条，他们构成一个完整学说的各个部分。其中的第一条，包括着各个生物的灵魂，这灵魂在肉体死亡或者消灭之后能够继续存在。另一条则包括各个精灵本身，上升到强大的诸神行列”[5]。可以将泰勒对“万物有灵”观念的定义简单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人的灵魂并不随着肉体的消亡而消亡;第二，不仅人有灵魂，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物都有灵性或灵魂。“万物有灵”是人类对于世界最初的解读，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这一观念逐渐被其他观念替代。阿来面对自然灾难和其带来的巨大创伤，他重塑了“万物有灵”的世界，超越了狭隘的当代文化模式，清晰而深刻地认识到世间万物和人类一样，都具有灵性。

《云中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描写地震后死难者灵魂：“身体很痛，灵魂一点都不痛，只是从身体中飘出来，停在半空里，惊讶地看着被损毁得奇形怪状的身体。灵魂不痛，只是讶异。灵魂也发不出声音，就飘在那里，讶异地看着自己刚刚离开的那个破碎的身体”[3]102阿来在小说里重新塑造了一个有灵的世界，主人公阿巴作为祭师生活在这个有灵的世界，面对地震带来的伤亡和幸存者无法接受的残酷现实，他试图相信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在肉体毁灭后，仍有灵魂的存在，阿来细致地描写阿巴孤寂而又隆重的安抚灵魂的过程。他通过这种方式安慰活着的人，告诉他们逝去的亲人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正如文中阿巴用祭师的身份抚慰亡灵一样，在现实世界中，阿来也在用文字祭奠着死难者。现实与虚构交叉融汇，共同构成了阿来“安魂”的双向面，体现出了深层的人道主义情怀。小说中除了写出人肉体消亡后仍有灵魂存在这一观念外，同时生活在云中村的植物、动物乃至云中村脚下的大地都有着灵性。压死阿巴妹妹的巨石旁有一丛鸢尾花，当阿巴在巨石旁和妹妹说：“我来告诉你仁钦的事情吧”[3]67，一朵鸢尾花突然绽放;当他说道：“仁钦出息了，是瓦约乡的乡长”[3]67时，又一朵鸢尾花倏忽开了。再如文中对大地的描写：“大地在哭泣，为自己造成的一切破坏和毁灭……大地控制不住自己，它在喊，逃呀！逃呀！……大地喊：让开！让开！……大地喊：躲起来！躲起来！”[3]99大地此时具有了灵性，在这段描绘中大地成为了主语。在阿来的笔下，大地和人一样承受着深重的灾难，大地体会着人的苦痛。可以看出阿来想表达的是：人类及其灵魂，动物、植物甚至大地都是息息相关甚至可以相互交融，自然万物不但具有灵性，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实现其生命的转换和交融。他构建了一个具有灵性的世界来慰藉逝去的生命，激发生者生存下去的决心，体现了灾难文学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阿来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职责应是理性而又深沉的。

三、众生平等

世间万物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尊严，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所有的生命与自然物。这种尊重不仅要求我们和世上其他自然物之间存在空间上的平等，而且还要求地位上的平等。这种平等在阿来的笔下不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而且体现为人与万物众生之间的深度对话，可以说这是阿来小说中体现的自然观，这个自然观构筑了阿来对人、事、物的看法。阿来写阿巴招魂的情节，实际上就是一个从“小我”走向“大我”的过程，也就是从“我”走向“我们”的过程，阿巴最终选择和云中村一起消失，这里便体现出阿来强调众生的观念。阿来的《蘑菇圈》获得鲁迅文学奖后，他在授奖词中说道：“佛经里说，天下众生不止众人之众，而是所有的生命。这些生命和人类都是‘一云所雨，‘一雨所孕的结果。共存共荣才是真的众生平等，而只有超越人的社会才是更广大更美丽的世界。”[6]阿来在《云中记》中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人和动植物之间的平等，还有此岸和彼岸、生灵和死魂、人和大地之间的平等。

在小说中，地震发生后，一个被救出来的人躺在阿巴身边，他望着天空问阿巴：“地为什么要这樣，天为什么要这样？”[3]151这一问问出很多经历灾难的人的心声。在灾难发生后，很多人叩问苍天大地，为什么给人间降下如此灾难。地震发生五年后，阿巴用这样一句话回答了幸存者：“大地上压了那么多东西，久了也想动一下腿，伸个脚。唉，我们人天天在大地上鼓捣，从来没想过大地受不受得了，大地稍稍动一下，我们就受不了了。大地没想害我们，只是想动动身子罢了。”[3]345藏族佛语中的“无情有性”，实际上指的就是众生平等，不论是有情识的人类、动物，还是没有情识的大地、植物、山川，都有平等生存的权利。阿来将人和大地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体现了“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共生”的观念。此时的大地不再是施加灾难的主体，而是和人类处于同等地位的客观存在。云中村自村民全部搬离后，便成了一个废村，逐渐被野草覆盖，人类曾经的生存痕迹被自然抹去。然后一群鹿出现在云中村，它们为云中村重新带来了生机，这些鹿和生存在云中村的阿巴形成了新的关系。能够带给云中村生机的不仅有人类，还有动物和植物，它们和人类一样能够让曾经经历苦难的云中村孕育新的生命、焕发新的生机。阿来安排鹿重回云中村，是在强调人与自然万物在生命基础上的平等关系，这是承认万物皆有平等对话的独立价值。阿来不仅构建了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同时也构建了一个众生平等的世界，从万物平等的角度看待自然灾难，沟通自然万物和人类的关系，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用一种全新的角度诠释灾难，深刻地展示了人类在面对自然灾难时应有的姿态。阿来不仅承担了作家记录灾难的责任和道义，更展现出了面对灾难应有的思想和视野。

四、结语

中国文坛虽在近几年才开始逐渐重视灾难文学的书写，但是很多以灾难事件为主题的作家仍然很难处理好灾难文学与灾难意识之间的关系。中国的文学和世界文学相比，在书写灾难、书写悲剧方面，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这就要求作家在面对“灾难”，面对“事件”时，认真而准确地考察其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义，革除灾难文学偏重于“记事”的弊端，拓展灾难文学书写意义的空间，使灾难文学超越灾难本身。从这个层面来说，《云中记》代表着中国灾难文学的转型，面对自然灾难，阿来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世间万物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进行英雄式的歌颂，把悲剧变成“喜剧”。从这个角度来说，阿来的《云中记》在中国灾难文学创作史上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记念刘和珍君[C]//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73.

[2]沈从文.烛虚[M]//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24.

[3]阿来.云中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9.

[4]康德.判断力批判[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99.

[5]泰勒.原始文化[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112.

[6]清影.阿来|文学不应该漠视自然[EB/OL].[2018-10-12].m.kdnet.net/share_1298.

作者简介：张思远，辽宁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