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华栋

脱欧之后，英国正在寻求更为全球化的定位，需要“重新定义”与全球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然而，无论是英美关系还是英欧关系，都面临着众多不确定性。后脱欧时代的英国与全球主要国家间如何碰撞，存在太多的未知数。

“这并不代表着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前1个小时模仿了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序幕的终结”演讲，并向国民许诺英国将开启“伟大国家剧目的新篇章”。

不过，剧情不同的是，丘吉尔版“序幕的终结”演讲之后，“二战”中的英国和盟军随后迎来了更多标志性的胜利。但在约翰逊版演讲之后，“全球化的英国”和全球主要大国如何碰撞却存在太多的未知数。

未知数之一是英美特殊关系。作为丘吉尔的“小迷弟”，约翰逊必然要在脱欧之后高举其偶像亲手打造的英美特殊关系“牌匾”，可问题是现在的英国和美国已远非当年，谋求更为紧密的英美特殊关系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在经贸层面，一个更为“内向化”的美国是英国最初决定脱欧时没有料到的。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一上台就表示，一旦英国脱欧，英美将立即着手签订更为紧密的经贸协议。然而，政治性的表态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今年1月份，在英美交流中再次暴露了双方在数字服务税、农产品贸易以及世贸组织等领域的核心分歧。英美要想在经贸领域实现大突破，英国恐怕得作出更大的让步。

在外交层面，一个更为“单边化”的美国是英国最初决定脱欧时没有料到的。长期以来，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对于“谋求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美国来说，有着很高的价值。然而，脱欧后的英国丧失了作为美国影响欧盟对外政策的桥梁角色。同时，脱欧后的英国也遇到了一个不断“甩锅”的美国。约翰逊在这次演讲中强调了脱欧之后英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是要继续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很难想象已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美国该怎么与英国开展合作。

即使在英美特殊关系最“硬核”的安全合作层面，今年年初美国与伊朗之间的“斗法”也难免让英国不得不再次审视美国对跨大西洋军事安全政策协调的“诚意”。在美国力推印太战略的今天，英国在自身军事人员数量下降和军事装备更新换代的成本约束下，不仅将降低其对亚洲安全合作伙伴提供国防合作的能力，更有可能降低其在美国军事安全合作中的重要性。

或许，英美特殊关系迎来的是“重新定义”，此后是不是更为紧密则需要时间来检验。

不仅于此，需要重新定义的不只是跨大西洋关系，还有跨英吉利海峡的英欧关系。

英国脱欧将深刻影响欧盟的政策走向。在经贸层面，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一直是欧盟内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主要动力，也是维持欧盟内部开放派和保守派均衡的重要砝码。英国的退出叠加当前全球贸易治理格局变化，使得欧盟必须调整其当前在投资审查、贸易救济、政府干预经济等多方面政策。至于长期备受各方关注的英欧贸易谈判，英国设定了退出欧洲单一市场、不接受欧洲法院管辖、独立贸易政策和人员自由流动终结四大红线，欧盟则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双方核心分歧如何在年底前解决仍然前景不明。

在外交层面，相比于跨大西洋外交协调的嫌隙，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外交理念更為契合。更为关键的是，分手之后双方对彼此的依赖将进一步上升。英国丧失了外交政策天然的发声器，欧盟则丧失了自身的第二大经济体、从联合国到二十国集团等重大国际组织的有机组合。然而，未来英欧之间如何构建紧密的外交协调关系，欧盟能否继续保持原有对中国以外亚太地区的外交关注度也将需要时间来检验。

在军事安全层面，以北约为核心安全依赖的英国和推崇自身防务体系建设的欧盟原本存在着观念对立。然而，英国脱欧未必会使欧盟军事安全得到进一步强化。一方面，少了英国的制约，法德两国推进欧盟防务一体化更为顺畅；另一方面，成为旁观者的英国也带走了欧盟宝贵的军事力量和集体防御能力。英国期待脱欧之后在军工产业领域与欧盟保持密切联系，但这可能仍要看未来英欧贸易伙伴关系如何定义。

脱欧之后，英国寻求更为全球化的定位。在外交大臣拉布的四大外交目标中，无论是推进自由贸易，还是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抑或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无疑是其重要的合作伙伴。

正如英国驻华大使吴百纳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所提到的，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两国尤其有责任确保联合国为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作出努力。英中两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的合作不会受到脱欧影响。英国将一如既往保持开放和创新，期待继续与中国开展密切合作，应对两国人民和全世界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

1942年11月份，丘吉尔在迎来北非战役关键性胜利之后说：“这不是结束，甚至这也并非结束的序幕已然到来，但或许，这是序幕已经结束！”或许，这种“忧患”和“不安”才是新世纪“序幕的终结”演讲背后应有的心态和意境。

（摘自2月5日《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