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琳

优待革命战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走向胜利的重要经验。“红军是土地革命斗争中最勇敢最积极的战士”，他们以顽强斗争、浴血牺牲换来了人民的新天地。红色中国甫一降生，中华苏维埃工农兵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其中规定：凡因战争或在红军服务中而残废者可入国家设立的残废院休养，休养期间一切的费用，均由国家供给。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了《红军抚恤条例》，特别强调：“在残酷斗争当中，因伤病而残废和死亡的红军战士，更应为每个战斗员的模范，而必须给以抚恤的。”在延安时期，这些优抚伤残革命军人的政策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创新。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特殊的新型学校，它不仅是医治荣誉军人身体病痛的医院，还是“培植和医治他们底心”、学习革命理论的一所学校。

“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长达两年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中国革命从此开创了新局面，中华民族争取彻底解放的战争开始了新篇章。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整个中华民族危急。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是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大决战，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但中國人民也为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其中军队伤亡达389余万。诚如全面抗战爆发之际陕甘宁特区政府颁布之《抗日军人优待条例》前言所述，“中华民族此次对日抗战，悲壮惨烈，亘古未有，前方将士报国之忠，赴义之勇，实足以动天地而泣鬼神。”故而“为了安慰已死将士之灵，激励抗战将士之志”，所以，“为求尽一点未死者之责任”，而优待那些为国负伤受难的将士，《条例》第八条规定：“抗日军人因战争受伤残废得入残废院休养，一切生活费用由国家供给。”1937年冬，八路军前线作战的大批伤员为了恢复健康，学习本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渡过了黄河，陆续回到后方，在一一五师后方留守处云阳，建立了临时残废院。在半年后的1938年6月，残废院改名八路军荣誉军人教导院。

小小名称的变化，其后却蕴含深刻的道理。“因为抗战军人为挽救民族国家的危亡，在战场上光荣负伤以致残废，这是一种民族的荣誉。”“为教育广大人民，尊重并爱护为人民而流血的民族优秀儿女，改称为荣誉军人，是涵有深远的民族教育的意义。”八路军荣誉军人教导院到底是如何成立的呢？还要从一起“请愿”事件说起。精心医治、妥善处置伤残红军战士是一件对革命胜败有着直接影响的大事，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的1936年深秋，也是一件难事。为解决红军伤残战士的诊疗、休养问题，中央卫生部先后在陕北的蟠龙、青化砭、安河、云岩和甘肃曲子镇，成立了五所“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总计收容有3000名左右伤残人员。但因医院设备较差，药品缺乏，加之个别医护人员对伤病员关心不够、照顾不周，伤病员们意见很大。还有些伤员治愈之后，或因体质过差，或因成了残废，不能返回部队，他们不愿留在医院，纷纷要求回南方老家。为能尽快回到老家，在1938年正月十六（2月15日）那一天，他们就派出了200多位伤员代表聚集到延长，打算前往延安向党中央请愿。

这时，时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的何长工同志比较妥善地解决了这起事件。他先请来伤病员代表谈话、了解他们的要求，随后联系鲁迅师范学校腾出窑洞将他们暂时安顿下来，稳定了大家的情绪。同时，他打电话及时将事件原委报告给毛泽东同志，寻求指示。电话中，毛泽东真切地讲：“这些同志大部分是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残废了，没有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去也是合理的。是些好同志啊！”接着，他满怀愧疚地说：“长工，这个事情我们没搞好啊！”随后，他让何长工转告这些战士，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帮我们整整官僚主义。当听到领袖温暖的安慰和诚恳的道歉后，伤员们深受感动，一个中年伤员捶胸顿足地讲：“长工同志，请你转告毛主席，我们不去延安了。”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毛泽东把残疾战士安置问题作为事关全军将士士气的大事来抓。不日，他专门把何长工从延川找来，详细询问残废医院和伤员的情况。谈话中，他强调要尊重伤员的人格，准备将残废医院改名为荣誉军人教导院，并决定由何长工担任院长。随后，他提出：要召集伤病员代表和卫生部门一起在延安开会，并叮嘱何长工要多请些伤病员代表来，让大家大胆提意见，帮中央想些好的办法出来。最后，他指示何长工尽快准备出一套筹建荣军教导院的方案来。就在“请愿”发生后第十天的2月25日，毛泽东就给何长工回信，批准了方案，指出：“你提的办法，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请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

2月底，荣军教导院成立大会在抗大旁边的房子里召开了，60多位代表，伤员和医护人员各占一半，同时八路军总部、供给部、卫生部的同志也参加了会。为消除伤员们提意见的顾虑，毛泽东带头作自我批评，坦言说：过去工作没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缺乏主动精神去抓这工作，需要谅解。这种民主的气氛打动了大家，伤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很多同志回家的想法，毛泽东郑重承诺：“有的同志要求回南方老家。这个问题请周恩来副主席同国民党交涉，保证送你们回家去。”他还表示：等全国胜利后，还要把他们接回来。后经与国民政府谈判，2800多名荣誉军人通过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被安全送回家乡。对那些因伤重而不能回家的荣军们，毛泽东也明确指示卫生部门和荣军院负责同志，“今后大家都要照这里讲好的去办。”当月，荣誉军人教导院总院就在延安正式成立了。

“从积极方面办，变无用为有用”

中共中央高度关注荣誉军人的教育和休养问题，诚如毛泽东所讲，“不要小看残废工作，它可是直接关系到扩大红军、巩固部队和提高战斗力的大事。”1938年年末，毛泽东参加了第一次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并讲了话。会后，他又召集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等人，在杨家岭自己住处专门听取了荣军院政委王群的报告。王群讲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除一些具体问题之外，他特别谈到：有些荣军因抗战致残，居功自傲、骄傲自满、经常闹事；荣军伙食标准低，生活艰苦，桌椅、板凳、床铺都很缺乏；政治工作薄弱，方式方法生硬、主观、简单、粗暴等。听罢王群的报告，经过与会同志们热烈讨论，毛泽东明确了今后荣军工作的方针。由于荣军工作政治上的极端重要性，同时，为尊重荣军同志们的心理考虑，毛泽东强调：“荣誉军人学校比教导院好，这样没有消极的方面，要按学校办，从积极方面办，变无用为有用。”针对王群提出的待遇较差、物资发放滞后和师资短缺等具体问题，他也明确指示：（1 菜金由原来的每天5分，提高到中灶待遇的每天7分。被服发放次序为先前方、后伤病员、再荣军同志、最后是后方人员。（2 供给部为每个荣军单位发两口行军锅。（3 从陕公抽调睡觉木板和桌椅板凳，移交给荣校。（4 陕公校长成仿吾帮助解决荣校师资问题。这次会议决定王群担任荣校校长兼政委。经过紧张筹备，八路军荣誉军人学校于 1939年5月5日正式成立。

有了中央的正确指导和毛泽东的坚定支持，王群领导的荣校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王群改变了过去以休养为主的消极办法，而采用教育和生产结合起来的积极方针，逐步建立起管理、生活、教育、生产各种制度。按照办学校的原则，设校长、政委和校部；按照伤残人员的驻地，划分一、二、三、四大队；按照生产性质和规模，大队下辖若干中队、分队。行政管理干部力求精简，大队以下干部均从轻伤员中选拔充任。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针对荣军们普遍存在的“三怕”（怕将来没出路、怕找不到爱人、怕被人看不起）心态，荣校领导王群、卢富贵、赵华生等同志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们花大力气用革命理论武装学员头脑，组织每周一小时的政治课、一两个小时的时事报告和专题报告会；组织党员过党日活动，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干部轮流上党课；举办军人晚会、青年晚会、军人联欢大会、军民联欢大会等等。1940年5月5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它既是荣校正式建校一周年纪念日，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诞辰纪念日。这天，校长王群为荣军同志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先是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和成就，接着给大家讲述了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分析和他为中国革命指出的光明前途。听完了报告，学员们情绪很高，大家高呼：“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方法”，“要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奋斗终生”。除了教育工作外，荣校还特别注意选派一些因伤致残的同志担任领导职务，以他们和普通学员的“同理心”，帮助学员重新树立自信和自尊，逐渐养成“残而不废”的健康心理。曾任荣校生产科科长的何炳文就是荣军干部，他久久不能忘记总部首长临别时对他的嘱托：你最合适去荣校工作，因为你了解伤残荣军的心理和想法，知道残疾人最看重的是平等，是对他们的尊重、信任和以身作则。正是有了这些全面系统的思想教育和细致入微的情感关怀，荣军们渐渐安下心来休养，走上了活泼、愉快、进步、朝气蓬勃的道路，努力提高自己。

“做到更进一步的丰衣足食”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进行了愈加疯狂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特别是进入1941年，随着国民党顽固势力日益转向反动，边区遇到了极大困难，“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为克服困难，争取最后胜利，陕甘宁边区广大军民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荣军英雄们也不甘落后，自觉行动起来，参加开荒生产，改善和丰富日常生活，除双目失明、從事专门生产工作及重病号外，约有90%以上的残废军人参加了有组织、有纪律、有领导的私人生产。生产是从种菜、喂猪、养鸡养鸭、养羊开始的，接着大家开始发豆芽、磨豆腐，后来在干部带领下，又开始开荒种玉米、高粱、小米等农作物；入秋后，还要到离学校40多里的山上砍柴，并背回学校，以备日常烧柴。从1940年4月开始，学校陆续建起了手工业工厂，从事烧炭、制鞋、织袜、纺纱织布、硝皮、采药、制挂面、制纸烟等生产活动。在商业经营上，设有百货店、小食堂、骡马店、中药铺、酒坊等。对荣校的手工业生产，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亲笔回信感谢荣军同志们送给他的布鞋和卷烟，并指示大家“要把工业生产搞好”。特别是纸烟，还曾是荣校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春节“礼品”，领导们称赞它是“地地道道的边区国产香烟”。荣军同志们克服了正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生产上取得了很大成绩。1943年5月，荣校只有25万元生产基金，到了年底，该校获利达2000万元。1944年2月初，在荣校劳动英雄授奖大会上，该校边区特等劳动英雄郑洪凯向同志们宣布了自己新的生产计划：一条毛毯，三斤棉花，并节省全年残废金、津贴、衣服等捐给公家。他更是向吴满有发出挑战，提出今年的生产要比去年增加一倍。经过全校半年多努力，到了1944年夏末，全校共开荒1637亩，节约经费1373多万元，自己生产供给校方经费开支730余万元，全校自给经费达到了70%。

为什么荣校的学员们能创造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个奇迹？正因为他们的热情、乐观、自信的积极心态，和他们吃苦耐劳、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虽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但他们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生产建设的热忱。一条腿的袁世海同志，刮大风时，负责同志和医生嘱咐他快休息，他笑着回绝说：“陕北刮风是常事，刮风就休息，要谁来生产呢？”学员张志仁同志也是一条腿，组织上叫他在家搞些私人小生产，但他还是要参加公共生产去开荒。出发时，组织上要他骑着牲口去，他却硬要和其他同志一样，背着行李、拄着拐杖，走四五十里山路去参加生产。在建造边区大礼堂时，按规定双目失明的同志本可以不参加募捐的，但他们“不愿例外”，纷纷讲：“大礼堂有我们一份，一定要去。”于是主动去背椽子，每人背六根，由勤务员在前面带路，一个拉一个从山上背下来。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没有双脚的罗福春同志，双膝跪在地里劳动；一条腿的封前启、李玉发同志，拿着镰刀在地里跳来跳去地干活，异常活跃。荣校学员以苦为乐的精神，深深感染和影响了身边人。曾当选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的荣校干部何炳文回忆说，荣校的英雄模范有的是，谁都比他强。他只不过替他们受了个荣誉，开了个会，领了个奖。后来他的妻子感慨地和后人讲述这段历史道：“你爸这个劳动模范，是拿命换来的，是拿心换来的。”

“荣校的前景是辉煌的”

荣校学员虽身体有残疾，但他们并“不愿因残废而不作一点儿工作，仍要在民族解放事业中，尽自己还能尽的责任，作还能作的工作”。要更好地重新工作，必须要学习。王群非常重视学员的文化学习，在他的支持下荣校办起了小报《荣校生活》，他专门给毛泽东写信，请其为小报撰写发刊词。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将发刊词寄来，他写道：“你们抗日有功，是人民功臣，党和人民不会忘记的。你们不要骄傲，不要悲观失望，不要以功臣自居，要谦虚谨慎，要提高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有的是工作，你们做不完的工作……”这段简短真切的寄语增强了荣军们学习的信心，大家纷纷表示不能辜负了毛主席的期望，一定争取不当文盲，好好学文化。

这些荣军们，虽然他们的身体已远离沙场多年，但灼热的心还在，他们憧憬着光明，他们在学习中前进。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少数人能够看书、读报，有的仅能写简单的日记和字条，多数人文化程度很低，甚至是文盲。故而，荣校将学员按文化水平分为五个队，因材施教，一队水平最高，五队水平最低。每队配一位政治教员、一位文化教员，每周上四次政治课、五次文化课。学员们发起了战胜“三难”（写难，记难，用难）的竞赛。文化课教学注意造句用词，不仅记单字，而且记成语，帮助学员做到能讲能写能用。正是靠着正确的教学方法和学员自身的刻苦努力，特别是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和革命的意志作保证”，学员们的文化水平有了“惊人的进步”。例如，在刚进荣校时一个一字不识的荣军，半年光景已认识了500多个字，一年之后，能寫简明日记和信件；一个炊事员，在七个月的工作中能争取认识300个字；还有一位粗通文字的人，一年之中，就能作文章，还能写简单报告和作笔记。

为丰富荣军们的业余生活，也为了更好地学习革命理论，荣校在每个学员队组建了俱乐部，并在校部组织了总俱乐部。这个总俱乐部，后来发展成了文工团。文工团曾排演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新秧歌，还组织排演过一些大型古装剧目。文工团经常为学员们演出，逢年过节还要到中央大礼堂为中央机关演出，朱德总司令为它取名为“雪花剧团”。学员们每月可在本队俱乐部看到娱乐晚会和自编自演的小喜剧，隔两个月还可到校部总俱乐部看剧团演出的秦腔，逢年过节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还要派文艺团体慰问荣军学员。1945年春节，联防司令部政治部所属宣传队来到荣校驻地下寺湾，不仅为大家演出了拿手节目《人民领袖刘志丹》，而且在整风精神的鼓舞下，战胜困难，连夜排演一个反映荣军克服困难、学习文化的小节目，受到了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继续在工作中发挥我们的光荣！”“踏上自己的新岗位！”这是荣校学员毕业的誓语。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大批学员恢复了健康，提高了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组织上给他们分配了工作，重新奔赴抗日前线或去往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的岗位。1940年5月，有几百位学员奔赴延安，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转年3月，又有彭纪球、刘元全等18位干部重返前线。肢体不全的他们已书写了一段抗击日寇的英雄故事，但他们的残躯将会在民族解放的康庄大道上创造出更光荣的未来。他们向着光明的前途迈进着！“荣校的前景是辉煌的。”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展开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又发动重点进攻，妄图一举消灭党中央。为保存革命实力，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但仍留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同月，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荣校的轻残军人撤离延安，转战陕北2000余里，东渡黄河。1948年4月，人民解放军收复了延安，荣校迁至延安七里铺，这所特殊的新型学校完成了它光荣的历史使命。

（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11期。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