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思

古书画修复，是个磨工夫的手艺。

徐建华在故宫待了四十二个年头，屋外那条狭长安静、红墙高起的甬道，他走了四十二年。这辈子，他只安安静静地做了一件事，就是在这里修复宫里上上下下的书画文物：上到一墨千金的国宝《游春图》，下到乾隆花园的一张贴落。

“干一行就是一行，就是拿来张卫生纸，也得把它裱好喽。”

在这个拼速度的年代里，他依旧按照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和这座偌大的紫禁城一起，安静地守在这里。

师傅的背影

徐建华，面容微腴、头发花白，格子上衣外面套了一件旧衬衫。因为母亲是旗人，他说起北京话来圆润透亮，京韵京腔。采访时，他正拿着鬃刷，唰唰唰地往画上洒水，嘴里叮嘱着动作要领。徐建华是裱画科里年龄最长、资历最老的修复师，给作品接补颜色时，记者看到的是他握着毛笔、细纹密布的手。

五年前，干了一辈子文物修复的徐建华正式退休，但裱画室里徒弟多、师傅少，院里请他回来工作，他就每天挤一个小时的公交仍来上班。

这天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八点前就到了单位，从神武门的存车处骑上车，一路经过修葺一新的建福宫和四角挂龙的雨花阁，七转八绕到了办公室。裱画室的小院，位于慈宁宫的后身，是清代老太后颐养天年的地方，如今，成为整座故宫唯一有门禁的部门。

屋里，一张宽大挺实、披麻挂灰的红漆裱画案前，徐建华喝足了茶，戴上老花镜，细细观瞧上面的几幅隔扇。那是他这几天留给徒弟高翔的作业。此刻，几幅乾隆花园里“臣字款”的隔扇画页，已经修复如初。

晨晖时分，东面的阳光透过窗格斜射进来，一棱一棱地铺在地上，也挂在他雪白的头发上。

在故宫工作了四十二年，徐建华记不清他度过了多少个这样的清晨。一代一代，师傅传给徒弟，徒弟又变成师傅。

虽然世世相传，然而裱画技艺的起源时间，至今仍不可考。不过，从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可以判断，这项手艺在晋朝就已存在，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故宫的六百来年历史呢？徐建华说，这份儿分量来得厚重。

沉甸甸的回忆是从师傅们的记忆开始的……

“1954年，老师傅们是院里从上海、南京、北京请来的，都是大鉴定家张珩、郑振铎跟徐邦达亲自推荐，解放前，他們就已经非常有名了。”那一年，正值盛年的修复师们从五湖四海被请进故宫。这其中，就有“苏裱”名家、后来成为徐建华师傅的杨文彬，还有古画修复大家张耀选、孙承枝等人。

苏裱，是装裱派别中的一种，细腻淡雅，修旧如旧，主要流行于江南一带。在清代，皇帝偏好这种装裱方式。皇家藏画，或送至南方装裱，或请南人北上。所以，这次各地的裱画师们进宫后，也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一间院子，南方人在前屋，北方人在后屋。前者水平高，主要负责修复一级文物，“主修画心、不管装潢”。

裱画师们各个神通广大，院里的领导如获至宝，不敢轻慢，即便是物资困难的年代，也坚持给他们发糖发蛋、发茶发烟，他们被叫做“糖蛋干部”，工资拿得比院长还高。

然而，老天也给了他们“九九八十一难”。

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冬天极冷，手被冻得伸不直，再厚的棉衣也挡不住寒风。“太和殿顶上一见白，人的手上就生冻疮”。南方师傅从小没见过这阵仗，受不住的，就回去了。一同北上的苏裱名家洪秋生，就因为冻得厉害，没多久就申请调去安徽博物馆了。

不过，让他们更头疼的，则是环境气候变了，书画装裱上的规矩跟着也变了。徐建华回身指指身后的墙，说，修复中有一道工序叫“上墙”，意思是把修补好了的画作贴到墙上，撑平晾干。以前在南方，气候湿润，师傅多用木墙。但到了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就得改用纸墙了。两种墙质的伸缩性，以及对纸产生的拉力差别都很大，一不留神，就容易撕裂画心。

技艺早已熟稔于心的师傅们，进了故宫，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重新来过。

徐建华搬来一本《中国书画装裱大全》，上面有一段讲他师傅杨文彬修复米芾《苕溪诗卷》的始末。

1963年，这幅价值千金、颇具传奇色彩、甚至牵连着一桩命案的国宝重器，辗转到故宫时，已是四分五裂。领导看着它皱眉说，就请杨文彬先生主持修复工作吧。艰难的修复过程如今化作书上一个个复杂拗口的装裱名词。面对一堆从北宋年间流传下来的碎纸片，杨文彬巧夺天工，拿出了一身的绝活儿，最终，顺利使作品重现神采，全无破绽。

“启功、徐邦达、谢稚柳来了，都主动给我师傅递烟。能在1949年以前靠书画修复吃上饭，凭手艺站住脚的人，都不是一般人。”徐建华合上书，嘴角一扬。

当然老先生们也有自己的放松方式。“那时师傅挣一百一十元钱，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家眷又不在北京，发了工资干嘛去啊，几位师傅一合计，干脆下馆子吧。”

徐建华说，那时故宫外面有洋车，出门一招手，“洋车！”拉起来就走。负责京裱的张师傅是地道老北京，知道哪儿的馆子好。“点菜点菜！”张师傅边看菜谱边招呼，“这菜多少钱？才几毛钱？几分钱？好家伙！这钱得花什么时候去！”

他描述得活灵活现，让那些老先生的身影晃动眼前。

他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1974年，第一次进故宫修复厂时，徐建华二十三岁。

来前，他花了一毛钱进故宫，问看殿大爷修复厂是干嘛的，大爷说，是学技术的，年轻人都想来。

20世纪70年代物资紧缺，没有工服，没有套袖，进门只分给他一条围裙。冬天，屋里没暖气，取暖靠烧煤；门口也没有门禁，几十颗镏金门钉里有一个是机关，跟武侠电影里似的，按下去门才会开。

因为在南京当过兵，徐建华听得懂无锡话，这点特长，让他成了杨文彬的徒弟。

见面的第一天，师傅对他说：“既然干就好好干，这行苦，干好不容易。”

这行苦？有多苦？在部队当了五年空军的他，心想这还能苦过当兵去？

随后，他便赶上了杨文彬主持修复《清明上河图》。

上一次修复《清明上河图》，还是在明代。如今画作已是布满灰尘，伤痕累累。徐建华说，整个修复过程，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杨师傅的样子：“连着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烟一根接一根地抽。”那个耗神费力的身影，让他隐约明白了这行的苦。

不过，徐建华是家里的老大，自幼扛苦。跟随杨师傅前，他已跟着其他师傅上过半年大课，学下了徒弟的规矩礼数和基本技能。每天早上，不管师傅来不来，他都会把师傅的马蹄刀磨得又快又亮；而备纸等书画修复的基本活计，他也操持得老练麻利。

到了冬天，他还负责生火。下班前把报纸、煤球准备好，第二天不到七点就生上了炉子。烧到煤块在炉膛里烫起来，师傅来时，屋里已是热热乎乎。

“当徒弟，你就得处处用心。”第一次穿画绳时，徐建华总穿错，师傅啪地一掏就过来了，变戏法似的，可自己怎么也没看明白其中的诀窍。晚上下了班，他就骑车奔了住在小石桥胡同的师傅家。

“杨师傅，这怎么弄啊，我怎么穿了好几回还是不成啊？”

杨师傅抽了口烟，笑着看他：“你这个线团总搁自己怀里待着就对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师傅一句话就道破了机关。这些诀窍“抓住了，就是你的，抓不住就溜过去了”。所以，老师傅们聊天时，他从不懈怠，常常是竖着耳朵站边上听。不知什么时候，他们就会讲到糨糊的浓度；讲到托纸的选择；讲到宋末明初多竹纸，因为朝廷都在产竹的南方；讲到宋代的绢织得细密，所以破而不散……

长时间的恭谨，换来师傅多年的经验，更修炼了自己的悟性。

“他们上午聊，下午我就按着师傅说的方法做，旁边还有一个师傅没走，也会问问他这么做行不行。”第二天一早，杨文彬进屋后，看见炉子生上了，茶沏好了，刀磨完了，笔备上了，再打开案子上的画，发现下一道工序也做完了，就会冲着站在旁边的徐建华点点头，“师傅觉得行，他也很高兴。”

慢慢地，徐建华从师傅那儿零存整取地掌握了各个朝代用纸特点和选纸方法，学会了各种装裱格式，托绫子、打糨子、做立轴、做册页。三年出徒，一门不落。

老师傅们觉得小徐不错，便把自己的好茶叶分给他喝。

1977年，院里决定启动《游春图》的修复工作。这次，主修仍是杨文彬，而助手成了徐建华。

他们面对的，是隋代著名画家展子虔唯一的传世作品。解放前，大收藏家张伯驹用了二百二十两黄金才换回它来。历经了上千年的光阴，此时的《游春图》已丧失了昔日神采。

古书画修复，讲究“洗揭补全”四个步骤。洗，是指去除画心上的污迹和霉斑，但处理不当，则会连颜色一同洗掉。《游春图》是一千多年前的重彩绢本的青绿山水，年久颜色失胶，更易掉色。所以上水淋洗前，要先用一定浓度的胶矾水轻刷在画心正面，达到固色效果，“一遍胶往往不够，晾干后用小绒布擦，掉色的话要再刷一遍”。徐建华说，《游春图》绢薄，对胶的要求高，必须得小心翼翼，光上胶固色，他就前前后后刷了三遍。

而这才是破题，文章还在后头呢。把命纸、背纸都去掉，画心背后露出的补条足有上千个。面对一堆伤痕累累的“绷带”，留哪个，换哪个，他必须都在脑子里记着。“补条上有画意，弄不好，小人的鼻子眼睛就没了。全揭下来不行，拼不上去了。怎么办？揭一半潮一半，涂上糨子，把它贴回去，之后再贴另一半。”就这样，如履薄冰，反反复复，补完之后，徐建华算了算，一共用去纸条七百多份。

浩大繁复、步步惊心的修复工程持续了半年，不知是不是隔了几十年的缘故，他只说得云淡风轻。

1978年高考时，北京大学考古系到故宫招生，院里推荐徐建华去。多少人打破了头的机会放在他面前，他婉拒了。他说，去了出来当官，可自己的手艺就断了。

“为什么老师傅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别的心，一心想干这个。”

故宫的古书画修复技艺，徐建华，成了第二代传承人。

守護与传承

学生高翔刚来故宫那阵儿，总往武英殿跑。她趴在展柜前，盯着师傅徐建华修复的那幅徐渭的《竹墨图》，怎么也看不出破绽。徐渭的画是没骨技法，十分难修，可高翔愣是“使劲看都没看出来”。

徐建华说，想干好这一行，说来说去，就是经验多不多。看得多，干得多，熟了才能生巧。

2003年，江阴市一栋民国初年的西洋小楼里，发现了四个神龛，正面雕着双龙，四周嵌满蝙蝠和牡丹。就在拆迁工人不小心把这些神龛打碎时，四份神秘的卷轴应声落地，由于破损严重，它们被紧急送往故宫修复。

随着卷轴徐徐展开，徐建华和修复部的同事发现这是四份清代诰命书，用蓝、紫、黑、红、白五种颜色的麻丝制成，是光绪皇帝亲自颁发给江阴官员的文书。

文物价值上，它们远不及这里曾经修复的《清明上河图》《五牛图》，但徐建华总会想起师傅杨文彬的那句话：“书画勿论价格都要同等对待，就像医生看病不论穷富，医德最重要。”

四份文书中的三份还好，原绢尚全，只需对画心略作修补即可。而那份《章润华之父母诰命》则着实给大伙儿出了个难题：原先长240厘米、宽30厘米的画绢，如今只剩下个巴掌大的残片，所有的部分都需要重新补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