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广平

近期，为了稽考、核实有关民国时期的音乐资料，笔者查阅了国内出版的几本音乐书谱全目、文献总目。以往虽也常翻阅过这些音乐书目，但只是有针对性地稽核而已。此次则认真地将这些书目完整地阅读了一遍，并找来民国时期有关的出版业书籍，一一读罢，忽觉顿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音乐出版业；传统音乐在音乐出版业中的独领风骚；音乐家们在音乐出版舞台上的群英萃聚，令笔者从中窥见到民国时期音乐史上的另一番风貌。

《中国音乐书谱志：先秦—1949年音乐书谱全目》(增订本)、《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这两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音乐史料信息。前者最大的特点是，收录了许多非正式出版物、油印本，甚至还有杂志剪贴本，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涵盖了所有文本的史料；而后者最大的特点是，数据详尽，且大多数条目均有提要，弥补了前书的缺憾。另外，其出版年限较近(2013年6月)，因此辑录的书目更加全面精准。此外，除了书、谱之外，此书目还辑录了唱片出版类目，这对于了解民国时期传统音乐在中国人的音乐生活中的状况十分难得。当然，稍感缺憾的是，唱片部分只收录了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的馆藏，不能涵盖民国时期唱片出版的全貌。编者在“编辑说明”的“愿景”中，已提到要“修订与补遗”(1)钱仁平主编：《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页。

以上两本音乐书目各有千秋，相得益彰。本文以《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为主要依据，辅以其他音乐书目及相关民国出版业史料佐之。文献的分析，按图书、期刊、乐谱、唱片分类，另增加音乐出版社分析一项，对音乐出版中引人关注的音乐家及传统音乐的出版进行了分析。试求通过民国时期音乐出版状况分析，窥见当时音乐之概貌，借与同仁们分享及探讨。

一、民国时期出版概况

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总量，据《民国出版史》(2)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77页。提供，收录的中文图书共124040种(收书率约为90%)。在124040种图书中，艺术类共2825种，占出版总数的2.28%。而音乐类图书共1117种，占艺术类总数的39.54%(此数据与前面提到的两本音乐书目略有出入，本文均以《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为依据)。(3)吴永贵：《民国出版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0页。可见，民国时期音乐书籍的出版，在总的图书出版数量中，尤其是艺术类书籍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普遍以为，民国时期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文化娱乐更是万念俱寂，音乐事业的发展自然萧条冷落。而事实却非如此，虽然民国时期历经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使得出版业，包括音乐出版业的发展几经艰难竭蹶。但翻开《民国出版史》《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和《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2)》等史料，那一幕幕感人心肺的事例、一个个令人敬佩的出版业精英，让人坚信中华民族正是靠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浴血奋战，不畏强敌，坚守不渝，一次次地使自己的民族涅磐重生。

音乐出版也同样跌宕起伏，历尽艰难。翻开《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如同一幅幅民国时期音乐著述、出版的画面跃然眼前：埋头写作的音乐家们；飞速旋转的印刷机器；人们在书店、图书馆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学童们捧着音乐课本在歌唱着……。很难想像，在那哀鸿遍野、山河破碎的年代里，竟然出版了470种音乐专著，88种音乐期刊，1334种乐谱以及1323张唱片。下面从图书、期刊、乐谱、唱片、音乐出版社、音乐出版中引人关注的作者、传统音乐的出版状况思考等七个部分进行分析、论述。

二、民国时期音乐图书类出版状况分析

民国时期音乐图书类共出版了470种，其中音乐理论类有211种，音乐史学类有81种，音乐教育类有151种，音乐工具书有9种，其他类音乐图书有18种，共出现了三次出版高峰期，即1931年、1936年、1948年。

(一)民国时期的三次音乐图书类出版高潮期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音乐图书类出版状况，似一部跌宕起伏的交响乐，出现了三次出版高潮期。从1926年起，开始显现逐渐上升趋势，至1931年形成第一次高潮，达到24种，为后期第二次高潮做了充分准备，而此时，正值北伐战争至“九·一八事变”期间。至1936年达到音乐图书类出版的第二次高潮，达到36种。之后，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音乐图书类的出版迅速下滑到类同1912—1926年间的个位数出版水平，到1944年只有5种的低谷，这种情况持续了抗日战争的整个时期。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迅速上升到1948年的第三次高潮，这也是民国时期音乐图书类出版的最高峰，达到38种，这时，也正值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总决战的关头。在三次音乐图书出版高潮期，均以音乐理论类为最多，共92种；音乐教育类次之，共59种；再次是音乐史学类，共29种。

图1 1912—1949年音乐图书类出版数量统计图

从三次音乐图书类出版高潮期可以看出，战争不仅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也深深地影响着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但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中国的文化人(包括音乐家、出版家)用文化的力量去振兴民族向上的精神，去拯救危亡的国家。也正是在那样的恶劣环境下，文化才更凸显出它独特的魅力和功效。

(二)民国时期音乐著述的作者群体及著述内容分析

在民国时期的音乐家群体中，有部分是现行音乐教材、音乐史论著作中常常出现的人物，如王光祈、萧友梅、黎锦晖、丰子恺等。而另外有一些人的音乐著述，在今天的音乐教学和音乐生活中，已鲜为人知了，如柯政和、朱稣典、裘梦痕、萧剑青、沈秉廉等。但在民国时期的音乐出版物中，他们的著述却也占了相当比例。这充分说明，他们在当时的音乐界也颇具影响，也为中国近代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的贡献。

1.音乐图书类出版主要作者出版时段及著述内容分析

图2显示，民国时期，音乐著述最丰、学术价值最大、对后世影响最深的音乐家，当数被誉为“近代音乐学之父”的王光祈，他的18种音乐著述主要集中在第一次出版高潮期，有15种，其著述内容主要集中在中西音乐文化的介绍和比较方面，其中，主要是音乐史学类著述，共10种。

图2 1912—1949年音乐家群体出版物统计图

而单从音乐著述的数量来看，最多的是丰子恺，主要是编著和介绍西洋音乐常识及普及性音乐知识。丰子恺的28种音乐著述分别集中于第一次(11种)和第三次(9种)出版高潮期，有20种，其内容主要是音乐理论(11种)和音乐教育(6种)。

朱稣典的17种音乐著述，分别在第一次(8种)和第二次(6种)出版高潮期，其内容也主要是音乐理论和音乐教育。

柯政和的17种音乐著述，主要集中在第二次出版高潮期，有13种，而其内容主要是音乐教育，而且主要是普通学校的初级音乐教育。

缪天瑞的14种音乐著述，则分布于三次出版高潮期内，分别为6种、3种、5种。内容则以音乐理论为主，有10种，主要是翻译西方音乐著述，其中译著为8种。

另外还有萧友梅8种，裘梦痕7种，刘质平6种，吴梦非6种，黎锦晖5种，萧剑青5种。

以上分析，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这11位音乐家的著书时段及著述内容，并可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他们在乐坛活跃的状态。

2.一个作者在同一出版机构出版最多数量音乐著述分析

民国时期，一个作者在同一出版机构出版音乐著述的现象也很普遍，如王光祈的18种音乐著述，有15种都是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柯政和有13种音乐著述在北平中华乐社出版；丰子恺有7种音乐著述在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这也说明，这些出版机构极为重视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给予音乐家们极大的支持和帮助，为音乐图书类的出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民国时期音乐期刊 出版状况分析

民国时期，共创刊出版了88种音乐期刊。

(一)音乐期刊创刊的时段分布

首先，民国时期的音乐期刊，创刊并正式由出版机构出版发行的时间相对较晩，1927年才由北京爱美乐社创刊出版第一份音乐期刊《新乐潮(月刊)》。这也反映出中国音乐人在音乐信息出版方面的意识稍显滞后。

图3 1912—1949年音乐期刊创刊时间统计图

其次，音乐期刊的创刊有两个时段的高潮期。第一个高潮时段是“七七事变”后的1940年，有9种。此前，从1933年至1939年，每年创刊均不超过3种。此后，又下滑为每年不超过7种。另一个高潮时段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有14种/年，较1945年陡增了三倍多。此后，逐年下滑，至1949年10月前，又下滑为只有4种/年。

(二)音乐期刊发刊期数分析

1.发刊数量较多的刊物：

(1)《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音月刊》，自1929年1月创刊，先后由青主等人担任主编，共发刊63期。

(2)《音乐教育(月刊)》，江西省推行音乐教育委员会主办，缪天瑞任主编，1933年4月至1937年12月，共发刊57期。

(3)《新音乐(月刊)》，重庆，1940年1月创刊，先后由李凌等人担任主编，共发刊49期。

(4)《广州音乐(月刊)》，广州音乐院广州音乐编辑部，1933年11月创刊，四年左右，共发刊28期。

2.发刊数量少的刊物：

(1)仅存有创刊号的刊物有10种，如《今虞琴刊》《救亡歌声》等。

(2)其他刊物，多数发刊不足10期。

从上述数据来看，由专业音乐院校或专业音乐委员会主办、综合类音乐刊物，办刊持续时间较长。林林总总的88种音乐刊物，在今天来看也相当可观。

四、民国时期乐谱出版状况分析

(一)乐谱出版总量

共1334种，其中，声乐类836种；器乐类75种；地方戏曲、音乐戏剧类312种；曲集类111种。

(二)乐谱出版时段分析

图4显示，民国时期的乐谱出版，也有三次高峰期。第一次高峰犹如一座独秀的奇峰，凸立于1929年，这一年可谓是“黎锦晖儿童歌曲年”，出版的73种曲谱中，黎锦晖就独占了56种，充分彰显出他为中国近代儿童音乐教育做出的突出贡献。第二次高峰是全面抗战开始后的1939年，主要内容都是抗战歌曲。最后一次高峰是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出版社多集中在解放区，内容也多是反映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必胜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4)笔者注：由于有些曲谱在《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中，没有标明出版时间，故在图表中的数量要少于实际总量。如曲谱部分共列有1334种，但有126种无出版时间。虽不十分准确，但为了让读者更加直观，还是列出图4，以供参阅。这种没有标明出版时间的情况，在其他部分中也有存在，这也许是在所难免的。

图4 1912—1949年乐谱出版数量统计图

(三)乐谱内容分析

1.从图五中可以看出，民国时期乐谱的出版以声乐类为主，共836种，占了乐谱总量的63%。其中，抗日救亡内容的声乐作品有156种，占19%，反映出当时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激情和抗战到底的决心；儿童歌曲及学校音乐教科书也占了很大比例，有114种，占14%，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对儿童与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视及推广。在儿童歌曲及歌舞类曲谱中，黎锦晖的作品占了大多数，本文将在第七部分中专门叙述。(5)笔者在查阅《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时发现，在声乐类曲谱中，大约有13种不属于声乐曲谱，如《标准口琴名曲选》《二胡曲选》《风琴练习曲》《扬琴工尺谱》《国乐集》《粤乐名曲集》等，本应将其调整到曲集类曲谱中，但因笔者没见到曲谱原件，无法确认是否有误，故还是遵从编者的编排。

图5 1912—1949年出版乐谱分类图

2.器乐曲类乐谱，有75种，占总量的9%。其中：

(1)国乐类有42种，占了56%。包含了胡琴、琵琶、古琴、箫笛及民乐合奏。说明在这一时期，对国乐的发展还是十分重视的，并不是我们误解的那样，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的大背景下，就不重视国乐了。从出版时段上看，也一直持续，较西方音乐乐谱出版还强。

(2)西洋器乐类有33种，占44%。钢琴和风琴作为音乐教育的主要工具，被广泛应用，乐谱的内容也以教科书为多。而西洋器乐曲曲谱的出版还较少，这也反映出西方音乐在此时的中国，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口琴，作为价格低廉、携带方便、学习快捷的一种大众化乐器，曾经在中国老百姓中风靡一时，广受大众喜爱。当时中国的大城市中，拥有几十万口琴爱好者，口琴乐谱的出版当然功不可没。

3.地方戏曲、音乐戏剧类乐谱有312种，占23%。其中，京剧71种；昆曲37种；其他地方剧种58种；歌剧31种；歌舞剧98种。

(1)戏曲中，以国粹京剧为主，共71部，占传统戏曲的42%。整个传统戏曲乐谱的出版在时段上比较均衡，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尤以三四十年代为盛。这也说明了传统戏剧在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和大众的审美取向。

(2)歌剧、歌舞剧，在1928至1933年形成第一次小高峰，主要以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为主。地域上以上海为中心。第二次高峰是从1942年开始，以秧歌剧为主，共产生49部，占歌剧、歌舞剧总数的38%。这应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定的文艺方向有直接关系。地域上也以延安及边区为主，类型也多为小型歌剧。

4.曲集类乐谱有111种，占13%。其中，宗教圣咏占了绝大多数，共78集，占曲集类总数的70%。其次是世界名曲有18集，也占总数的16%。宗教歌曲集从20年代起开始出版，到三四十年代更盛。说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宗教信仰的限制是比较宽松的，使得西方宗教文化大量传入，其中以基督教、天主教为多。世界名曲主要在30年代出版。

五、民国时期唱片出版业状况分析

唱片出版业在民国时期也十分繁荣，约出版了1323张。众多国际知名唱片公司都来华投资出版，当时国内大约有25家唱片公司，可见当时的唱片出版业的繁荣景象。

从各唱片公司出版数量来分析(见图6)，其中尤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最为突出，据《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辑录，共发行443张唱片，占总数的约37%。其次，分别是高亭唱片公司(222张)、胜利唱片公司(220张)、蓓开唱片公司(119张)。其他唱片公司的发行数量较少，有的仅发行1张。故仅以出版发行超过20张的唱片公司为分析依据。(6)由于《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中，唱片类所收录的仅限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馆藏，故不能窥见民国时期唱片出版发行的全貌。此外，唱片出版发行的年代没有标明，出版发行的时间段没有办法进行分析。但仅就洋洋1323张宝贵的唱片，足以令人兴奋不已。这些有声资料，对于我们聆听、感受、研究民国时期的音乐发展状况，是多么弥足珍贵！

图6 1912—1949年唱片出版数量统计图

从唱片出版发行的内容来分析(见图7)，京剧494张，约占唱片总数的37%；曲艺、说唱类318张，约占24%；粤剧92张，约占7%；民族器乐类88张，约占7%；越剧81张，约占6%；歌曲类74张，约占6%；评剧和沪剧各40张，各约占3%；昆曲22张，约占2%；其他地方剧种62张，约占5%；西洋器乐曲12张，约占1%。

图7 1912—1949年唱片出版分类图

从以上数据来看，在1323张唱片中，传统戏曲、曲艺及民族器乐曲占了93%；而歌曲及西洋器乐曲类的唱片则数量极少，只占7%。通过对唱片这种大众娱乐媒体的分析，让我们对民国时期国人的文化生活和艺术欣赏的趋向一目了然。

而从各唱片公司发行唱片的内容来看，则各有侧重。首先，作为国粹的京剧，当之无惭地成为唱片业争相出版的龙头。如高亭唱片公司在发行的222张唱片中，有111张是京剧，几乎涵盖了京剧的所有经典剧目，为我们研究民国时期的京剧艺术留下了宝贵的音响资料。长城唱片公司发行的41张唱片中，有35张是京剧；而太平唱片公司虽然只发行了7张唱片，但全部是京剧。其次，广东的粤剧，除国粹京剧之外，在民国时期各地方剧种中居于首位，这也反映了粤剧在国内外，尤其是海外华人中的地位和影响。如德国壁架唱片公司虽然只发行了20张唱片，有17张是粤剧，另外3张也是广东曲艺；歌林唱片公司在发行的12张唱片中，有11张是粤剧和广东地方音乐。特别是新月唱片公司发行的23张唱片中，除1张是由梅兰芳演唱的京剧外，全部是广东地方戏剧和音乐，其中收录了尹自重、何少霞、吕文成等广东音乐名家的演奏，是研究广东音乐的珍贵资料。

六、民国时期音乐 出版社分析

民国时期，涉及音乐出版的社、局、店，共有105家之多，图8中所列，都是出版过5种以上音乐书籍的出版机构。

图8 1912—1949年音乐书目出版机构统计图

1.从出版社所在地域分析：上海最多，共53家。其中，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57种；上海中华书局出版43种；上海开明书店出版22种。其次是北平，共10家。再次是重庆，共8家。另外，桂林、南京、香港等地，也有4家以下的出版社参与音乐书籍的出版。共涉及18个省、市、地区的出版社、书局、书店。

2.音乐期刊社的地域分布：主要也集中在上海，有17家。其次是：重庆7家、延安6家、北平5家。另外，粤、港、闽地区共有11家。

3.唱片出版社的地域分析：也几乎都集中在上海。从以上三类出版社的地域分布来看，基本上都集中在上海。

上海不仅是全国城市中最大的书刊消费市场……同时上海城市读者的阅读趋向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些出版部门的选题走向。

尤其是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三大出版机构，可称得上是民国时期全国出版业中真正的巨无霸。(7)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这种文化出版地域的分布状况，也更凸显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特殊地位。

七、民国时期音乐出版中引人关注的作者分析

(一)黎锦晖的歌舞音乐出版及他为出版业所做的贡献

虽然黎锦晖的音乐理论著述并不多，但他仍然是民国时期出版音乐图书最多的音乐家。在翻阅《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总目》歌舞类乐谱这一部分时，作曲者一栏频频出现“黎锦晖”的名字，共有90次，占了总数836种的11%还多。一个人的音乐作品，占了整个民国时期的乐谱出版总量如此大的比例，实为罕见。从中可以看出，“黎氏歌曲”对当时社会音乐生活的影响之大。

1929年，是黎锦晖歌舞类作品出版的高峰期，以儿童歌舞音乐为主，并开始转向城市爱情歌曲创作。出版的作品集有60%以上都是在这一年，共56种，这也是他儿童歌舞音乐创作的最高峰期，主要的代表作都于这一年出版。黎锦晖后期的音乐创作，主要以明月歌舞团演出的爱情歌曲为主。这一部分作品，也正是在当时被称之为“靡靡之音”的那些歌曲。

在出版界的有关史料中，还记载了黎锦晖在出版业工作的经历，使我们了解到，黎锦晖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他一生中，比较集中的编辑出版活动，是在1921—1926年左右，活动的舞台是全国第二大出版机构——中华书局。1921年春，他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的邀请，从北京到上海，担任了中华书局教科书编辑，不久，他又转任国语部部长。1922年初，黎锦晖又兼任了中华书局出资承办的国语专修学校的校长，他利用这个国语人才培训学校，做了一系列既裨益于中华书局又有利于国语推广的大事，也为后来推行“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理念，创作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歌舞表演曲奠定了基础。

他后来离开中华书局编辑岗位，从事专门的音乐人生，实际上是以他这些年在中华书局业余开展的音乐舞蹈组织，以及取得的成就和名声为基础，而自然延伸的结果。(8)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18页。

(二)冼星海的音乐作品出版

在查阅出版音乐家音乐作品的出版社时，陡然发现冼星海的歌曲作品几乎都由重庆的出版社出版。他的歌曲集《保卫祖国》，1938年11月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初版，并于1939年、1941年重版，收入了冼星海的55首歌曲。《黄河大合唱》则是由重庆生活书店最先于1940年7月初版(此时的冼星海已离开延安奔赴苏联)，1946年3月，又由上海中国音乐社出版。仅《黄河大合唱》，就有10个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他的歌曲集《反攻》，也于1940年8月由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41年6月再版，集中收入了冼星海的38首歌曲，冼星海还为歌曲集写了自序。这期间，冼星海共有7种歌曲专集被出版社出版。由此可见，当时，在全国上下、不分党派、一致抗日的大形势下，文艺工作并没有因为沦陷区、解放区、还是国统区而阻隔，共产党员冼星海的音乐作品，照样可以在国民党统治的重庆出版。由于出版业精英们的努力，使得冼星海的一系列抗战歌曲、特别是《黄河大合唱》等，及时地发挥了激励、鼓舞全国军民的抗战热情和斗志的积极作用。

(三)王光祈的著述领域全窥及与出版业的关系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近代音乐学之父、比较音乐学的奠基人”的王光祈，除了在中西音乐比较、作曲技术、乐曲解说、西洋器乐理论等方面的理论著述颇丰，还曾有中外关系方面的译著，并与中华书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据《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记载，在谈到印行《少年中国》期刊时，提到有关王光祈与中华书局的关系：

通英、德、法、意及拉丁文，著译四十余种，大多由我局出版。原约其回国后参加中华书局工作，不意于1936年1月12日病殁于波恩。(9)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40页。

1930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王光祈关于中外关系方面的译著《库伦条约之始末》《西藏外交文件》等，说明他不仅关注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同样始终不渝地牵挂着整个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八、民国时期传统音乐 出版状况的思考

人们往往对清末民初音乐发展的总体定位是：受西洋音乐的影响，加之学校音乐教育采用的是西方教育模式，继而认为，传统音乐受冷落、发展缓慢，甚至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中，传统音乐在民国时期所占篇幅极少。但从民国时期音乐出版的史实来看，传统音乐在此时的社会、民间、业界，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在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仍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关音乐演出的情况，不在本文论述范畴内)。从民国时期的音乐出版状况，尤其是乐谱和唱片类出版中，更证实了这一点。从前面对乐谱和唱片出版发行的分析来看，传统音乐依然是出版发行的主项。当然，此时的西洋音乐在乐谱出版方面，也呈现出上升趋势。两种文化的碰撞，中西方音乐的相互融合，在乐谱出版业中也彰显无遗。而在唱片出版业中，传统音乐则占据着绝对优势。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在看待民国时期的音乐发展进程时，我们是不是忽略了传统音乐的扎实根基和传承与繁衍？

结 语

在图书出版领域，既有其特有的发展规律及经营模式，更有出版人“与中国同命运，共沉浮”(10)王学哲、方鹏程：《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杨德炎“序”，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的文化理念，他们肩负起“救亡图存，思想启蒙”的历史使命。

自近代印刷图书的出现以至20世纪，图书杂志一直是社会文化传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媒体。……是推动近代中国文化教育、思想意识以至社会知识和消闲阅读的最重要的传播工具。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图书杂志的出版，成为必须涉及的范畴。(11)王学哲、方鹏程：《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陈万雄“序”，上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的音乐出版状况，让我们窥探到民国时期音乐发展史上的另一番风貌。民国时期虽然战乱不断，但出版界、音乐界的前辈们，不屈不挠、坚守不渝、励精图治，出版了大量的音乐出版物，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承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们的业绩应载入中国音乐发展的史册。民国时期的社会音乐生活，绝不仅仅弥漫着西洋音乐，孩子们不光唱着洋腔洋调的学堂乐歌，在中国的城市农村、街头巷尾，依然流溢着那传唱了千百年的乡音俚曲、古韵华腔。民国时期音乐出版的史实充分证明：传统音乐这条川流不息的大河，从没有断流或歇息过。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始终都离不开传统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