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云川

(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近日，有同道邀约参加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专题笔谈，百般推辞不过，只好冥思苦想下笔作业。通过文献的浏览学习，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治理概念跃然于纸间，治理理论已达到了体系化的高度。我继续言说已成多余，只好选择一个僻静角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几个小问题敲一下边鼓，以就教于方家。

治理还是管理，差别真有那么大？在专业圈里谈话，两者的基础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无需赘言，各路专家已有精准表述。然而，其间有个倾向却值得注意，在一些专家笔下，似乎“管理”这回事儿变成了传统，成了过去的事物，甚至有一点点迂腐；而“治理”表征着先进，代表了潮流，是时代的必然选择。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又怎么解释从古至今，包括在经典管理学时代一样存在并依旧焕发着勃勃生机的高等学府；而在当下以及以现代化为鹄的的教育治理时代一样存在着机械刻板、盲动低效的教育组织。从理论角度框定，管理的最好结果无疑是井井有条，管理太死则如军营，言行一律，有效率不一定有思想；而治理的理性状态当然是生机勃勃，治理不善则如水患，组织自由散漫，个体形同散沙且效率低下。但两者之间，到底是概念范畴的差异，还是角色关系的变异，甚或是价值取向的不同，依旧模糊不清，值得利益相关者进一步深究。

治理走向现代化，真有那么急？现如今，任何事物如若不及时与现代化相关联，似乎就会产生被别人挤下历史快车的恐慌。其实，现代性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大场面、丰盛物、新技术之外，至为关键的是更加适切和谐的社会组织关系及其权利制衡系统，精致的文化精神生活方式以及在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对个体价值的把持和坚守。现代文明社会的核心特征及内在标志诸如崇尚简约、尊重弱者、注重细节、个体意识等原则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并未得到应有的认同和普及，当然更谈不上在高等教育治理的进程中有效地消化汲取了，高等教育现实改革所呈现出来的依旧是土豪般的做派和应景跟风的追潮战术。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情景之中，更为迫切需要的是明了教育治理的前提、主体和诉求等初始问题，亦即教育治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ABC”问题，至于是不是迅速地迈进了“现代化”的门槛，还是已经“很现代”或“后现代”了，以后再议不迟，现在吹牛为时尚早。

治理直达体系，真的很有必要？哲学家罗素曾告诫说不要轻易掉进体系的陷阱。举凡事物的发展，总是遵循着循序渐进，由一至多，由混沌至有序的生长过程。当我们还在上令下行的大一统科层教育金字塔里生存，并且在以计划模式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混吃打拼的时候，在“高校自主、政府调节、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的理想范式远未成型之状态下，能够戴着镣铐跳舞，偶尔抽身于被固化僵化的发展现实摆出个“创新”的姿势就已经难能可贵了，间或如果还可以挣脱近利的诱惑，偷闲前瞻一下未来的治理模型也未尝不可。但是，现在就讨论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问题，情势并不乐观，总体机缘未到。仅从“高教法”“办学自主权”“法人治理结构”“现代大学制度”“去行政化”“大学章程”等近三十年来热议的话题纠葛情形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近些年热议的“体系”问题大多流于空谈，实际只能归于奢谈。元素都没有，谈什么化学反应？个体都没转变，谈什么整体推进？局部都没响动，谈什么全面进入“治理时代”？

治理表达与治理行动，真的有关系？此间情景犹如铁道之双轨，一直并行，从不相交。三十年前，作为一个大学的基层教育管理者，我即牢牢地记得一句反思现实的流行语：“干的不如站的，站的不如坐的，坐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说的”。虽然，就事物发展的逻辑而言，时而理论做先导，实践做检验；时而实践探路径，理论做归纳，但更多的时候，理论与实践可以并驾齐驱，抑或交叉互动，要么相辅相成，要么相反相成。多种可能都有，但总不至于理论已经上了天，行动还始终在原地打转吧？如果静心从以上两个方面去审视近些年来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的研究报告和理论文章，翻阅一下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研究成果，明眼人不难看出，关于高等教育治理，目前并不缺理论表达，而是缺现实作为。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或学校太多，而一步一个脚印扎实行动的人或学校太少。

一言以蔽之，无论是管理还是治理，拆除教育体制的禁区，突破运行机制的桎梏，改变僵化的组织模式，促进教育思想的解放，容许多元化的教育实践或实验，回归教育发展的原初逻辑，关注到鲜活的教育生命个体才是根本目的，更是当务之急。为此，学界更需要沿着时空逻辑进一步深入辩驳：我们离真正的高等教育治理还有多远？如果距离太远、为时尚早，还不如专心“改善管理”，而不要天天闹着“加强管理”了。不善的管理越是得以加强，善治的教育就会离理想更远。换言之，管治愈强，善治愈远。

尊重教育规律，管理一样大有作为；违背教育规律，治理犹如海市蜃楼。高等教育治理是个好东西，总有一天会实现，但显然不是现在。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