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宇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2019年10月18-19日，由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主办，“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秘书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联合承办的“2019中华思想文化国际传播研讨会”于北京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的宗旨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角，多领域、多层次、多学科地探寻中华思想文化海外传播的理论创新与提质增效之道。本次会议共收到80余篇专业论文，100余名专家从“中华美学思想核心词阐释”“中华儒学思想核心词阐释”“中华文学艺术核心词阐释”“中华政治思想核心词阐释”“中华思想文化关键词的多语种翻译”“一带一路与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新媒体时代中华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等七个方面展开深入讨论。教育部语信司司长田立新、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贾德忠、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段鹏、术语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韩震等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震主任还在会议闭幕式上做了全面总结发言，他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已经统一在同一个过程之中，文化的创新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得以实现。我们必须认真寻找和创新对外表达中国立场和中国声音的话语方式，提升我们对外文化传播的能力。各专家学者从自身的研究领域出发，围绕分议题先后做了主题发言，并进行了热烈的学术讨论，现择要归纳总结如下：

一、中华美学思想核心词阐释

“美是什么？”这个问题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古代中华也不乏美学思想的阐释。中国传媒大学张晶教授在开幕式后的主旨发言中，谈到了中华美学中的重要范畴——“兴”。他在《感兴：情感唤起与审美表现》一文中指出，“兴”这个范畴概括了创作主体从创作冲动的发生到审美意象的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情感唤起”的过程，是由主体所感受的自然情感到审美情感的转化与升华。“兴”作为中华古代艺术发生学的基本观念，到今天仍旧充满生命力，它足以表明中华美学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在闭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中，则对“赤子之学”这个中华美学核心范畴和术语的特点及演变流程进行阐释，并指出其在今天仍彰显出的强大生命力。中华审美文化的孕育、产生和传播、发展与汉字有着密切的关系。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在《中华审美文化的四个元关键词》一文中强调，中华审美文化的孕育、诞生、成长乃至生生不息，与四个汉字密切相关：人、文、天、道。这四个汉字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中华审美文化的核心观念。生命的美学向来是哲学家思考的问题之一，中华哲学的核心就是生命，生命本体论的宇宙观几乎是中华哲学家的共识。大连理工大学韩振江教授在《从生命哲学到“神与物游”——儒家美学的运思路径初探》一文中，从天道的本义就是生生不息出发，对生命哲学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再谈到人是天地间一切生命的自觉者，具有“情其性”的自然情感，即儒家的“仁爱”思想。由此引申出审美主体“神与物游”情感状态，通过详尽地梳理儒家美学的发展路径，从而指出审美在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流。美学思想不仅对先人的生活活动产生着影响，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也存在着对于美学的思考。安徽大学吴怀东教授在《苏轼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思想发微》中指出，苏轼通过对陶诗的评论，将“质”和“绮”这一对一直处于矛盾和对立的美学要素统一起来并加以融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新的美学思想——“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这不仅是诗歌的美学思想，也是宋元以来绘画以及园林艺术的美学思想，对中华美学有着重大贡献。河北大学孟丽讲师在《中国诗论话语中的“情”与“景”——论明代诗论家谢榛对诗歌理论的认识》一文中指出，谢榛将“情”与“景”看作是审美经验中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他建构了一种审美关系，促进了诗学理论的发展。在今天，传统美学依旧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思考。

二、中华儒学核心词阐释

儒学是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华思想文化的“核心词”，必然绕不开儒家文化。在会议闭幕式上的主旨发言中，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提到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天下大同”。在《“天下大同”：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文中，他强调了孔子及其弟子提出的“天下大同”思想对于认识历史和做好中华思想文化的整理与传播工作的积极意义。辽宁师范大学张庆利教授在《孔子的“雅言”思想》一文中，围绕《论语》中记载的“雅言”展开论述。他认为，“雅言”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更是一种艺术实践，它反映了春秋时代的语言标准，也代表着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极大发展。河北师范大学孙秀昌教授谈到了孔子思想中的一个根本话题——“义利之辨”。他在《“义利之辨”的韵致及其两个层面》一文中指出，“见利思义”和“见危授命”是“义利之辨”的两个层面的价值裁断。从这两个方面探讨，可引入到更深层次的、诉诸生命践履且同人的生命意志与生命意义息息相关的价值论话题。武汉纺织大学王菊英副教授在《荀子“明于天人之分”辨正》一文中，对《荀子》中的“明于天人之分”这一哲学命题进行客观阐释，以努力解释荀子思想的本义，阐扬荀子哲学的精髓。北宋理学是儒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气象”是北宋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南京大学李昌舒教授在《论北宋理学的“气象”》一文中指出，“自得”是自身的内在道德修养，是成为圣贤的关键因素。而“气象”就是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的外在显现。因此通过圣人之气象来揣摩、领悟圣人之道，是“成圣”的重要途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李笑野教授在《〈易经·乾、坤〉两卦中的“君子”涵义述要》一文中，对《易经》的《乾》《坤》两卦中影响整个中华文化价值观的“君子”理念进行梳理和阐释，旨在说明这一理念在人格形象塑造上的重要作用及其所具有的核心、稳定、持久的价值观念。武汉大学谢远笋讲师在《“为己之学”阐释的三个维度》一文中，将儒学的核心概念“为己之学”诠释为“学以为己”“生命的学问”和“内容真理”三个层面，从而得出结论：教育应当是成“人”的，而不是一味追求成“才”，所学的内容也应当体现在立体的生活中，是活生生的人的学问，而不是平面化、冷冰冰的对象化知识。北京大学孟庆楠副教授在《儒家史视域中的“〈诗〉言志”》中，将目标聚焦于儒家“《诗》言志”的重要作用上。他指出《诗》不仅包含着个人的意愿、情感等复杂的心理因素，而且还可以让听闻者根据所赋之诗来了解观知赋诗者之“志”。“《诗》言志”的含义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地被解读，从而丰富和发展起来。

三、中华文学艺术核心词阐释

中华古代文学源远流长，蓬勃发展，所涉及的范围囊括了诗、词、赋等多种文体。河北大学胡海教授在《刘勰声律论的“内听”难题与相关文术》一文中，谈到了刘勰《文心雕龙·声律》篇中一个制约文章写作的“内听”难题。胡教授指出，只有掌握声律规则，并通过阅读和朗读经典、精研事理和关照生活以及大量写作训练，来掌握尽可能多的声韵组合，才能解决文章写作中的内听难题。安徽大学王勇讲师在《论“浮华”与汉魏文学》一文中，对汉魏时期“浮华”之士创作的“论”体文进行分析，从而观察出文学参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并深化对文学和思想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河北大学刘洁副教授在《“诗世界”略辨》一文中，通过袁枚的“到处自开诗世界”这一文人佳话和王禹偁“子美集开诗世界”这一诗学评语的语境分析，探究“诗世界”这一特殊用语的内在文化机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李凤霞副主任在《唐诗中的意象美在英语译文中的再现》一文中，介绍了中华古典美学思想中的“意象论”以及中华古诗中存在的意象美，探讨了在汉译英过程中如何保留和再现中华古诗中的意象美的问题。大连外国语大学刘璇讲师在《“感兴”与“灵感”的诗学话语来源》一文中，通过对中华古代文艺思想中的重要范畴“感兴论”和西方文艺思想中的“灵感说”进行对比阐释，旨在说明东西方文化来源的关联性以及在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差异性。

四、中华政治思想核心词阐释

中华古代政治思想的探究可以追溯到殷商、西周时期，悠久的历史使我国产生了许多直至今天仍闪烁着光芒的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李春青教授在闭幕式主旨发言中提到了儒学核心范畴之一的“中”。《在政治与道德之间——论“中”的语义演变及其文化意蕴》一文中，他指出，这个范畴体现着儒家学者的政治诉求和道德理想，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通过深入研究“中”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历史演变，对我们了解和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具有现实意义。武汉大学姜海龙讲师在《说“天下”：电视讲稿中的普及“天下”》一文中阐述了“天”这一术语的历史演变流程及现代转化。他指出，传统的普天之下的“天下”概念逐渐从历史中消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激发出来的中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唤醒了人们心系民族国家安危并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上海财经大学白振奎副教授在《汉代的“父母官”歌谣与“为民父母”文化——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为民父母”的梳理》一文中，提到了“为民父母”这个中华古代重要的政治文化术语。他从民族文化基因的角度挖掘了“为民父母”的成因，并归纳了这种基因在汉代政治文化中所表现出的鲜明时代烙印。这些正是汉代“父母官”歌谣产生的深厚的政治文化土壤。

五、中华思想文化关键词的多语种翻译

思想文化术语的翻译是传播中华思想文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由于对历史和文化意义的认知缺少正确的方法或缺乏历史文化知识的积淀，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不少问题。在闭幕式上，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先生针对中华思想文化的术语与翻译做了详细的阐述。他首先将“术语”与“科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接着又分析了古今术语及其各自的翻译，最后强调术语学科在信息网络时代的重要性。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系列问题，河南大学郭尚兴教授在《中国思想文化术语翻译的方法论：历史文化语用学》一文中，建设性地提出采用历史文化语用学视角进行翻译工作。这种翻译视角的提出，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贡献了一份力量。黑龙江大学陈雪教授在《认知术语学视角下的中医术语俄译问题研究》一文中，则将翻译工作具体而微到“中医术语”领域。他指出，一门科学理论的术语是以某一自然语言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该术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这种语言主体的语言特质和文化特质。因此，只有把握认知视角下术语的特点和本质，才有助于术语翻译的顺利进行。从认知术语学角度出发，分析中医术语翻译实践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解决路径，能为中医外译提供全新的解读视角。上海师范大学李照国教授在《论中国经籍英译中信息的熵化及其成因》一文中，通过熵定律理论，对中国经籍翻译中的信息传变问题作了概要分析总结，旨在梳理对外翻译中信息传变所涉的各种因素，为翻译中完整准确地再现原文提供新的途径。太原工业学院赵丽丽讲师在《“走出去”战略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研究——以山西省非遗的英译为例》一文中，对外宣翻译的实施主体、方法策略、技术手段、传播媒介等方面进行阐述，充分肯定了它们对于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河南科技大学张优副教授在《非遗文化关键词的“地方性知识”翻译规范探究——〈河南省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参考〉非遗名称英译刍议》一文中，结合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文化阐释理论，探究非遗文化关键词中地方性知识的跨文化翻译问题，并指出规范的非遗术语翻译标准最终可以提升中华非遗文化话语国际影响力。

在会议上，学者们也对具体作品翻译工作的成效各抒己见。扬州大学陈丹丹副教授在《〈尚书〉中轴心话语“德”的阐释与传译》一文中，重点研究其轴心词“德”及其派生词的古今阐释，以及西方学者在翻译《尚书》过程中，对其古代阐释赋予了新的现代诠释。他指出，汉字的象形表意特征，使得《尚书》中的核心词汇从一开始就带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因此，在传译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诠释空间，这是阐释的开放性，也是翻译的历史局限性，不必拘于评价阐释和翻译质量的对错。九江学院桑龙扬教授在《儒家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翻译困境与破解之道》一文中，抓住了经典古籍《论语》《孟子》《中庸》中的“仁”“义”“礼”“君子”“中庸”等儒学核心概念和关键术语的英译特点，指出儒家核心概念和术语在对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多元化的翻译策略及破解之道。合肥师范学院吴礼敬副教授的《对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命名、解释和翻译的一些思考——以源自〈易经〉的词语为例》一文，则涵盖了更广泛的内容。他从“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出版的6册《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丛书中，找出源自《易经》或者与《易经》直接相关的词或短语50个，分析其含义以及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的具体方法，这样有利于全面、准确地传递中华文化的真实样貌，促进海外各国对中华文化的了解。衡阳师范学院吕剑兰讲师和美国德州大学大河谷分校郎勇教授在《〈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在美国的传播》一文中，分析了《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在美国图书馆的收藏情况排名、美国亚马逊图书馆网上的读者评价以及排名前十的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情况和进入排名的全部作品的构成情况，总结得出中华文化典籍“走出去”的三个重要启示。中华文化典籍要真正地“走出去”，实现在世界范围内有效传播，“翻译工程”任重而道远。

六、一带一路与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构建了一个互利互惠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在推动着包括亚欧大陆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传媒大学龚颖元讲师在《对外翻译传播效果影响因素国别研究——以土耳其为例》一文中，分析了土耳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其与中国的紧密联系，从而指出土耳其语对外传译的重要意义。无独有偶，中国传媒大学于秋阳讲师也关注到了对外翻译传播的重要影响。他在《“一带一路”对外翻译传播影响因素研究——以孟加拉语为例》一文中提出，非通用语外译可以在多个层面上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为“一带一路”对外话语的构建和创新提供深厚土壤。土耳其语和孟加拉语在世界语言系统上占有一席之地。除土耳其本土外，保加利亚、希腊等国有百万余人使用土耳其语，目前仅西欧、澳大利亚和北美就有四百多万人使用土耳其语了。而在“一带一路”沿线涉及的64个国家，语言近60种，涵盖了世界九大语系的不同语族和语支。其中，占比大于0.25%的语言有26种，孟加拉语排在第八位。由此，土耳其语和孟加拉语外译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北京外国语大学韩笑主任在《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传播的策略思考》一文中指出，作为东盟十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马来西亚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以及马来西亚自身的华人文化等因素，都对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相比老一辈而言，新一代马来西亚华人青少年对祖籍国的感情已经淡化。韩主任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也针对性地给出了相应的传播策略分析，以期突破在传播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淮北师范大学杜明业教授注意到了徽州文化在“一带一路”中的传播现状，他在《“一带一路”与徽州文化对外传播研究：问题与对策》一文中对徽州文化在“一带一路”国家中的传播存在着明显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同时指出，徽州文化涉猎广博，在文学、艺术、建筑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应重视传承徽州文化，促进其海外传播。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在《丝绸之路，一座人类审美文化交往共生的金桥》一文中，把丝路审美文化的特殊性归纳为四个方面，并指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推动丝绸之路各国交流沟通的五种途径。运城学院王小丽副教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关公文化国际传播研究——基于拉斯维尔“5W”模式的阐释》一文中，运用拉斯维尔的“5W”模式，阐述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关公文化在文化交流建设中的重要桥梁作用，这有力地弘扬了关公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更加恢弘的气势。

除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华思想文化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明交流也十分密切。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范祥涛教授在《中国历史典籍在英语世界的早期转译和传播》一文中，研究了《尚书》《史记》等作品的英文转译情况，总结了历史典籍翻译的特点和启示，从而考察了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和影响。山东大学邱凌副教授在《当今国际社会“和”思想的认知及传播现状》一文中，分析了当今国际学术视角下的“和”思想呈现，以及国际主流媒体对“和”思想的解读和评价。他指出，国外学者对“和”理念本身多是持积极的评价态度，但是就国际社会对“和”思想以及文化的认知和传播现状来看，“和”思想的传播和认同还有待提高。湖北大学郝祥满教授在《作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人文地理核心词——以“长江”“五山”文化传播为例》一文中，从“异域之眼”来看中华文化的符号及其概念传播。他以日本人的视角去看中华思想文化，并从中华思想文化的代表符号中，阐发它们所代表的中华之美、中华之制度、中华之审美思想等内涵。比如日本平安时代的汉诗集《凌云集》和《文化秀丽集》中对长江和洞庭湖诗情画意般的描绘，就蕴含了日本人眼中所看到的中华山川之美和文化意象。英国著名诗人柯勒律治的《忽必烈汗》一诗，选择了中华历史中的人物忽必烈作为描写对象，也体现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中国传媒大学杜寒风教授在《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中的忽必烈行为描写》一文中，针对柯勒律治在诗中对忽必烈的行为描写而引起人们对忽必烈的不同认识与评价，甚至是恣意解诗、丑化作品形象的情况，指出柯勒律治对忽必烈是怀有敬畏之心的。因为忽必烈代表的是东方神秘的文明与不可阻挡打通欧亚大陆的扩张意识，这是诗人对在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忽必烈这样帝王的崇拜与向往之情的写照。南开大学赖文斌博士生在《宋明理学的跨时空释译——〈宋明理学哲学导论〉介评》一文中通过对美国威斯里安大学教授安靖如和旧金山州立大学副教授田史丹所著的《宋明理学哲学导论》一书进行分析，提出以朱子学和阳明学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既是东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同时又具有跨地域的普遍性价值。宋明理学在800多年的历史中对中华和东亚及欧美国家的哲学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七、新媒体时代中华思想文化的交流传播

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在改变受众信息接受方式和认知方式的同时，也推动着传播方式的改变。中国传媒大学黄俊香副主任在《微视频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选择》一文中提到，讲好中国故事，事关我国国际形象的树立与国际地位的提升。微视频因其画面叙事力强、篇幅短小、互联网传播等特点，而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有效手段。中国故事借助融媒体时代的技术和平台，也实现了内容和形式上的创新。中国传媒大学何伟教授等在《四川话说唱歌曲中的地域文化传播研究》一文中也指出，地域文化传播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改变自己的传播平台和渠道。四川方言与说唱文化相结合，近乎完美地做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流行的融合。同时，借助网络综艺等新媒体平台，将亚文化推向了更多的受众，为四川说唱文化自身赢得了掌声的同时，也大力提升了文化传播的影响力。哈尔滨工业大学张扬副教授在《多元化课程范式视域下的双语慕课课程建构探讨——以中国文学与文化外宣类双语慕课课程为例》一文中指出，库克的二元语言教学理论、黑格尔语言理论和史记课程教学实践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中华文学与文化类双语慕课课程的建构，体现了授课教师与学习者间的多元范式对话关系。在新媒体时代，各种视频软件兴起，影视剧的创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南昌大学何世剑教授在《中华美学精神的国际传播与影视剧艺术创作》一文中，将影视剧艺术创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海外传承与弘扬结合起来。他指出内蕴中华美学精神的影视剧创作与国际传播，有助于解决当前世界性的现代性危机和问题。优秀的中国影视剧创作者、表演者都应当自觉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这就把中华思想文化的国际传播这一理论层次外延到了操作运用的实践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