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

(河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二十届年会于2019年12月12日至13日在杭州隆重召开。年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主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承办，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协办。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单位的6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年会主题进行研讨，学术气氛热烈，盛况空前。

一、大会概况

2019年12月12日上午，大会在杭州良渚君澜酒店隆重开幕。开幕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会秘书长徐勇教授主持。首先由浙江大学副校长严建华致辞。严校长介绍了浙江大学在人文社科建设方面的成就，肯定了浙江大学教育史学科取得的学术成果，并祝大会圆满成功。接下来由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张东燕致辞，她代表中国教育学会祝贺教育史学会成立40周年，肯定了教育史研究在以往历程中取得的学术成果，并期望大会深入研讨，推动教育史学科向纵深发展，对教育史学科在新时代的发展寄予期许。最后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张斌贤教授致辞。他回顾了学会发展的历史，肯定了学会所做的工作。认为教育史年会队伍不断壮大，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学术成果逐步丰富，研究生访学情况也大有改善。展望教育史学会的未来，提出了学会工作努力的方向。对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和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为年会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张斌贤教授宣布了新一届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理事名单。

40年前的今天中国教育史学会在杭州成立，纪念学会成立40周年是这次年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四十周年庆典由学会副理事长、浙江大学肖朗教授主持。首先播放了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制作的庆典视频《薪火相传，砥砺前行》。视频回顾了学会的发展历程，展示教育史前辈的期望和鼓励。在视频中，华东师范大学孙培青教授、江铭教授，浙江大学金锵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吴式颖教授、高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董宝良教授，河北大学闫国华教授、姜文闵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李明德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刘新科教授等十位老先生对40年前第一届教育史会议情况进行了回顾，并对教育史学科的未来发展祝福寄语，情真意切，期望殷殷。在场的教育史学者都感到非常震撼，有的甚至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接下来由学会副理事长、华东师大杜成宪教授以《我们这四十年(1979-2019)——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小史》为题，回顾了学会成立以来的发展史。杜老师从“我们叫过的名”“我们开过的会”“我们换过的届”“我们论述的题”四方面回顾了四十年来教育史学会发展成长的历程，使我们对教育史学会的历史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大会向当年的参会代表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当年合影老照片，由13位代表上台领取，以此向奠定学科基础的前贤们表达敬意。荣誉证书致敬语：筚路蓝缕，学科之基亲奠于前贤；继声承志，学术之兴有望于来者。欣值卌载盛会，同仁饮水思源，谨向先生致以崇高敬意。同愿高山常青，启沃学林；北辰恒驻，导引航津。接下来，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名誉理事长田正平教授、理事长张斌贤教授、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刘立德编审、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顾建民教授、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执行院长温正胞教授为四十周年特辑新书，举行了首发仪式。该特辑共包括《教育史研究2018年度巡礼》、《教育史研究的当代进展》(上下)、《薪传——教育史分会成立40周年纪念文集》四册图书。这是教育史分会对学会成立40年最好的纪念之一。

在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的主持下，邀请田正平教授、贺国庆教授、王保星教授、曲铁华教授、周慧梅副教授和林伟副教授对教育史学会成立40周年的历程进行回顾与展望。各位老师结合自己参与学会活动的故事和历程，讲述了进入教育史学科的经历和对该领域的研究心得和学术情感。老师们对教育史学科未来发展表示期许，随着国家的强盛，我们正迎来教育史学科发展的春天，这是一个应有作为也大有可为的时代，教育史同仁们应该向前辈致敬，与同辈共进，为后学加油！

大会主题报告环节由宁波大学贺国庆教授主持，刘训华、郭法奇两位学者分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宁波大学刘训华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国教育史学专业化百年历程省思——基于首届全国教育史年会教授群体的历史考察》中认为中国教育史学的专业化是一个漫长过程，回望过去的百年，在科技革命、思想革命和思维革命的前提下，如何走好新时期教育史学专业化的道路，在研究领域和知识内涵拓展、研究队伍的培育、学会组织建设、教育文化传承等方面着力，既是当前教育史学科发展需要回答的现实命题，也是不断专业化过程中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郭法奇教授在他的报告《新中国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70年回顾与展望》中回顾了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70年的历程，对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进行思考与展望，并提出四个建议：第一，外国教育史教学和研究应尽中国学者的责任；第二，应拓展和加强国别史和通史的研究；第三，应注重培养具有多语言能力的外国教育史研究人才；第四，应推动建立和完善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解释框架。当天上午的议程在两场主题报告之后结束。

12日下午和晚上以及13日上午，本次年会举行了十四场分会场报告和两场研究生论坛，展示了师生代表们教育史研究的最新高水平成果。分会场的汇报和研讨的主题主要包括：教育史学理论与发展趋势、中外教育史学科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制度、近代中国大学与学人之历史、近代中国大学与学术之历史、近现代中国大学的学科史、近现代中国大学的理念与政策史、近代中国教育家、近现代教材与教科书的历史、现当代中国教育史、中国教师政策史及教师教育史、外国教育思想、西方教育经典的阐释与新解、美国高等教育史、美国初等和中等教育史、中外教育史视野中的杜威、留学教育史、边疆及边区教育史、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科举及招生考试制度史、中国教育管理与制度史、历史语境中的教育学知识与学科、现实关照下的教育史、女性教育史、特殊教育史、职业教育史、社会教育史、欧美教育史、亚洲教育史等。

13日下午14:00，本次年会继续在君澜厅举办了大会主题报告，杜成宪教授和刘海峰教授分别担任主持人。浙江大学刘海峰教授的报告《跌宕起伏：中国高校招生考试70年》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高考制度的建立发展：1952年高考制度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升学考试的新纪元，高考录取标准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从保证数量到政治要求再到注重分数选拔，高校招生考区的扩大方便了各地考生投考；第二，高考存废与评价跌宕起伏：从50年代的高考存废之争，到“文革”前的高考废止与改革，高考评价历经曲折；第三，高考录取人数与录取率的起伏增减，体现了渐进发展的历程；第四，招生考试70年的发展趋势：经历了从计划到市场、从政治到教育、从保密到阳光和从精英到普及的过程。

杭州师范大学张学强教授的报告《言说的逻辑：庄子关于语言与教育关系的界说》主要探讨了：第一，庄子是一位被严重低估的教育家；第二，“道”能否言说；第三，言说之于教育的种种局限性分析；第四，教育中言说的消隐与回归；第五，语言在教育中的运用及其旨归；第六，言说力量来自于言说者与听者信任关系的建立，言说源于听者的疑问并呈现出开放性与生成性，言说以个体真实而自由的生命存在为旨归。

韩国首尔大学禹龙济教授在报告《教育史学在韩国的境况与课题》中认为，与中国相比，韩国的教育史研究存在研究者少、研究力量处于初级阶段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两个突破口是非常关键的：其一，韩国教育史学疏忽了现代的研究，应该注重与现实问题的关联；其二，有必要出版长篇著作，为教育史学的复兴和推动东亚教育史学的发展做出贡献。禹龙济教授还表示，以后将进一步推动与中国同仁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中韩教育史学科的发展。

辽宁师范大学谭皓教授的报告《七七事变与日本人北平留学生活的变动》主要探讨了七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七七事变前后日本人在华留学概况：日本留华学生主要分为官费、公费、自费三类；第二，私人教育空间的学习体验：北平留学生主要通过聘请私人教师教授汉语，进而研习相关学问；第三，学校教育空间的变动：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都有接收部分国际留学生的名额，七七事变后，国际留学生名额急剧减少；第四，社会教育空间人际往来与学术交流的流变：北平沦陷后大批知识精英南下，限制了留学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往；第五，课外活动的变质：在华日本留学生公然违背中央政府规定，参与了“东方文化事业”的工作，承担起对华殖民奴化工作；第六，余论：日本留华学生的复杂性：在华留日学生评价存在两极现象。

华东师范大学张礼永副教授从三个问题展开自己的报告《教育欺负的历史剪影》：为何要研究欺负？为何要研究欺负的过去？发问卷还是搜史料？张礼永老师认为，第一，教育欺负是一种历史的存在；第二，传统私塾里的欺负是阶级属性的一种表现；第三，近代学校淡化了教育的阶级属性，但因人员的扩大，欺负现象更加复杂了；第四，新中国解决了教育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理想的生生关系也有构建，故而今日的欺负与昨日的欺负不尽相同。

陕西师范大学吴婵老师在她的报告《童工拯救、儿童观变迁与儿童权利的转移：基于对美国强制入学运动的研究》中阐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童工问题与强制入学运动的兴起；第二，强制入学运动的开展与执行保障机制；第三，强制入学运动作为“最好的童工法”在各团体、组织、个人、委员会、州和联邦政府等的努力下与其他入学运动共同促成童工状况的改善；第四，儿童研究、儿童权利保护与公共观念的转向；第五，从家庭“私领域”到“公领域”：儿童归属与管理权的转移。

主题报告结束后，本届年会闭幕式正式开始，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学王晨教授主持，教育史分会理事长张斌贤教授，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肖朗教授、王保星教授、黄书光教授、申国昌教授、曲铁华教授、张亚群教授、刘立德编审、程斯辉教授、张学强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吴巨慧、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执行院长温正胞出席了闭幕式。

理事长张斌贤教授通报教育史分会理事会换届工作，并宣布了秘书处人员换届名单。经理事会表决，教育史分会特聘请江铭教授、孙培青教授、田正平教授、杜成宪教授、周洪宇教授、刘海峰教授、贺国庆教授、徐勇教授八位同仁担任顾问，理事长张斌贤教授为各位顾问颁发了聘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刘立德编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谷更有教授、《新课程》社长“教育薪火”书系总策划郝二军先生分别致辞。

浙江大学肖朗教授作为本届年会承办方代表做大会总结。肖朗教授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 431 篇，教师论文 177篇，学生论文 254 篇，(据年会论文摘要集统计，论文总数没问题，教师和学生论文篇数可能略有出入——作者)提交论文数在历届年会名列前茅，反映了大家参会的热情、主动性和积极性。教育史分会年会已成为全国教育史同行的重要平台。两天的会期内，共 8 位代表作大会主题报告，14 场分会场报告和两场研究生论坛，展示了教育史研究的高水平成果。本次年会具有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的特点，为大家提供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

教育史分会向本届年会承办方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协办方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致谢献礼，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吴巨慧书记、杭州师范大学执行院长温正胞教授分别致辞。最后是下届年会承办方华东师范大学代表黄书光教授致辞，欢迎大家明年相聚上海。

二、教育史学与学科建设

这届年会收到的教育史学与学科建设的论文共有42篇，择其有特色的介绍如下：

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与河南大学赵国权教授合作撰写的《教育史视域下庙学、庙学学与庙学史刍议》认为，在古代“庙”为主祀孔子的重镇，“学”为育才重地。“庙”与“学”结合后形成中国教育史上独具特色的“庙学合一”现象，二者的结合体被称为“庙学”，亦即各级各类官学的代称。庙学作为践行儒学的特殊物质载体，既是一种历史、政治、文化符号，更具有普遍的教化功能。用历史、文献和比较法，从概念、学科、史学三个维度，来解读庙学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提出建构一门新的“学问”即“庙学学”和专门研究领域“庙学史”。

陕西师范大学李忠教授在《中国教育史学史的演进特点、趋势及问题》中指出：未来中国教育史学的健康发展需要处理好几个问题：其一，固守于“用”的教育史研究定位；其二，教育史研究中的概念以及概念体系建设；其三，教育以及教育史研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四，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其他教育学说之间的关系；其五，外来教育史学理论与本土教育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

河北大学傅松涛教授的《教育历史没有如果，教育史学必须假设》，认为教育历史中存在大量“如果性”内容，只有进行科学性假设才能不断拉近教育史学史实与教育历史事实的距离，推进、改善和提升教育史学的真实性信度与质量。

华中师范大学李先军教授的《论加里·麦卡洛克的新社会教育史学》指出，当前我国教育史研究缺乏对现实问题的关照以及历史解释，对教育史学家麦卡洛克社会教育史学理论的特点及价值进行了阐释，强调了新社会教育史学方法的多元化特征。

广西师范大学李斌博士的《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心理学研究的发端——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与廖世承的教育心理学研究》指出，廖世承通过借鉴美国教育心理学理论，以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科为学术研究平台，促成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心理学的发端，进而对近代中国教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华中师范大学王莹老师的《西方教育史研究的分期、特点与新趋势》一文认为，西方学术界的教育历史研究表现为，第一时期是 18 世纪末出现在德国的“辉格”主义特征。第二时期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设立教职、创建期刊和专业会议。到 21 世纪，西方教育史呈现出许多新的研究趋势。

华中农业大学王晓慧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属于教育史研究吗？——兼论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演进》，认为基于相同的教育关怀与理论基础、共同的研究对象与目标、同样的历史语境与教育系统、相似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都面临现代转型与框架再构，尽管二者存在学科归属的差异与矛盾，但仍可讨论彼此的联系与交叉，以互相加深各自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江泓老师的《“对话小历史”与“连接大历史”：公共历史视野下的教育史研究》，通过反思教育史研究者在创造知识与推动社会变革两方面所承担的责任，提出将“对话小历史”(口述历史)与“连接大历史”(跨学科知识编纂)作为推进教育史研究发展的新路径。

华中师范大学范青青老师的《从研究生到知名学者的成长轨迹及其启示——以全国教育史研究会暨第一届教育史年会中研究生为例》一文追溯了田正平与霍益萍的学术成长轨迹，探析他们的基本学术素养。认为两位教育史学者从学生到学者的成长轨迹和史家素养透析着教育史研究生成长的启示，即教育史研究生要在勤于阅读中注重史料功夫；在善于思考中增强全局意识；在敢于质疑中力求学术创新；在乐于实践中践行知行合一。

三、中国教育史研究

中国教育史研究是教育史领域的重头戏，每届年会收到的论文最多，本届也不例外，共收到论文265篇，占全部论文431篇的61%强。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浙江大学田正平教授的论文《忠厚诚笃，家国情怀——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札记》，全面展现了郑天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所思、所想、所行，揭示了培植其高尚人格和操守的深厚土壤，呈现了其在学术上造诣深厚、在家国面前牺牲一己的君子形象，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很好借鉴。

华东师范大学黄书光教授的《论海派教育家的创新务实与人本追求》一文，强调作为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和社会发展的引领者，海派教育家围绕不同时期的学校现代化变革扎根本土、务实求索，其精神文脉与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具有相融共通之处。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刘立德与杨燕的《新中国小学师资培养教育学教材建设 70 年回顾与反思》一文，探讨了在多重动力推动下小学师资培养教育学教材的四次变革，并指出经过 79 年的发展，我国小学师资培养教育学教材正向专业化、特色化和科学化迈进。

华中师范大学申国昌教授的论文《民国时期高等师范学校教师日常交往研究》，主要通过研究民国时期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教师的日常活动和交往，描绘了一幅丰富多彩的教师日常交往图景，为当前大学教师日常生活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教师与朋友、同事、学生关系的构建提供了一些启示。

华南师范大学黄明喜教授的《陈白沙：明代心学教育的开篇者》一文，指出陈白沙在教育上勇于突破程朱理学教育的思想窠臼，创造性地提出了“以自然为宗”“静坐中养出端倪”的教育理念，为其后阳明心学教育流派的勃兴奠定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

厦门大学张亚群教授的《通专结合培养模式的变革：历史省思与现实选择》，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经历了从欧美通才教育到前苏联专才教育，再到当今通专结合模式的变革。通专结合培养模式适应了现代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变革的需要，对于培养创新人才、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西南大学谢长法教授的论文《民国大学学人的学术精神追求》，通过研究一群成长于清末民初、接受了传统教育和现代文化影响的近代大学中的“学人”，呈现了一系列有知识、有担当、有信念、有风骨的君子形象，为当今社会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精神追求。

南京师范大学胡金平教授的《70 年来小学教师培训政策价值取向的变迁》一文，指出新中国以来我国小学教师培训目标、内容、重点等政策规定均发生变化，其变迁核心是培训政策制定者价值取向的变化，与整个社会流行的主流价值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以及倡导的教育理念等密切关联。

浙江大学商丽浩教授的《“教育财政”视角下国家政策的变迁——基于 1987-2019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的分析》一文，以 1987-2019 年《教育部工作要点》为研究对象，基于 NVivo11 质性分析软件，对政策文本进行编码与分析，以“教育财政”为视角考察 30 余年来国家政策的变迁。

安徽师范大学孙德玉教授以《新中国成立初国立安徽大学教师队伍建设透视——以教育系为例》为题，总结出国立安徽大学关于教师队伍改革的措施，并分析了措施的作用与对当今高等教育的启示。

西华师范大学喻剑和乐山师范学院杜学元的《论陶行知的儿童劳动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剖析了陶行知儿童劳动教育的历史背景以及核心内容。陶行知儿童劳动教育的历史贡献和现时价值在于真正地将劳心和劳力结合起来，这对我们树立正确的儿童劳动教育观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湖北大学赵厚勰教授以《学校生活家庭化目标的追求与实现——民国时期教会学校人际关系研究》为题，通过研究民初教会学校中的师生与中外同事间的人际关系冲突，挖掘了当时教会管理者在其中的作用。

南京晓庄学院刘大伟老师的论文《从政治影响到人性反思：教科书里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之场》，认为在形塑国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过程中，历史教科书发挥了重要的“记忆之场”作用，并体现出从政治影响走向人性反思的趋势。他强调，作为呈现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历史教科书，还需要成为构建完整全面的、突显仪式性的、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记忆之场”。

贵州师范大学李兴韵老师的《竺可桢本科教育的思考与实践》一文，指出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担任校长时确立了培养社会各业领袖人才的教育目标，通过“时时强化学生学习信念”“良制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名师保障学生学习质量”“科研提升学生学习方法”“实习丰富学生学习途径”“严格规成学生学习效果”六大途径提升本科生培养质量，至今仍不乏借鉴价值。

首都师范大学林伟老师的论文《竺可桢与中国现代学术及大学之建立——以竺可桢与哈佛大学渊源考述为基础》，指出竺可桢将美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引入中国，打造了与此相关的专门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机构。另一方面，竺可桢将追求真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大学精神和举措引入中国现代大学。

井冈山大学梁尔铭老师的《泰和三举：迁赣时期国立浙江大学的在地化探索》一文，介绍了国立浙江大学西迁途中，在泰和进行的在地化探索。传颂至今的泰和三举，是高校服务地方的有益尝试，为当今高校和地方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南京大学牛力老师的《民国时期大学学术版图的演变——基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候选人的分析》一文分析了 1947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产生的 150 位候选人的学术经历，发现该群体在各大学间的分布、流转与迁徙呈现出民国时期大学的学术格局及其演变。

南京师范大学任小燕老师的《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立法进程》一文，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指出晚清民国时期校董会制度的教育立法进程受到多重因素影响，从民间制度走进国家立法，从制度失序走向制度规范，从制度危机走向制度平衡，最终完成了校董会权力的合法性转向。

四、外国教育史研究

外国教育史研究相对于中国教育史研究而言力量显得单薄一些。年会共收到这方面的论文108篇，占全部论文的25%，与以往研究状况是吻合的。主要介绍以下几篇。

湖南师范大学易红郡教授的《英国古典大学自由教育传统的演变》一文指出， 19 世纪中后期，英国古典大学的自由教育传统受到冲击，经过两次对抗后，古典大学开始进行自然科学教育，科学研究成为重要职能之一，人才培养目标也趋于多元化。

宁波大学陈慧星学者的《二战以来美国产学关系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模式演进——基于 1942年到 1979 年的历史考察》一文指出，从 1942 年“曼哈顿计划”实施到 1980 年《拜杜法案》颁布以前，美国产学关系发展经历了一个快速扩张的时期，大体可分为“扩张(二战以来至 20世纪 50 年代末)”“矛盾(20 世纪 60 年代)”“调整(20 世纪 70 年代)”三个阶段。伴随着美国产学关系的发展与变革，美国产学关系模式由教师咨询顾问的单一模式，向研究园区和产业耦合等更广泛、更复杂与更富有成效的模式演进。

东北师范大学白玉平学者的《国际教育与国家利益：战后美国国际教育政策评析》一文认为，二战之后，美国政府成为了国际教育项目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富布莱特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的通过使美国国际教育项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展开。美国的国际教育伴随其国际参与度的加深不断提升，国际教育也成为美国在海外拓展影响力的重要基础。

四川外国语大学孙贵平老师的《20 世纪上半叶基金会慈善演进与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一文，认为20 世纪上半叶慈善基金会的资助是美国研究型大学崛起的重要动因之一。基金会的资助理念与组织架构伴随研究型大学的发展而演进，从小规模的个体资助向大规模、多学科资助转变，最终侧重交叉、前沿学科的高质量资助。基金会在科学研究、师资配备、研究生培养等层面的支持也促成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

北京师范大学杨雪芬学者的《美国学术职业变迁中的观念冲突与耦合——基于非终身教职教师权益保障的分析》一文，通过分析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高校管理者在保障非终身教职教师权益问题上的博弈，探讨了学术职业变迁过程中管理主义价值观与学术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厦门大学杨忠学者的《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竞赛：美国衔接中学与中学后教育的策略》一文认为，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竞赛作为美国中学在课程之外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环节，以及美国衔接中学与中学后教育的重要策略，成功地为美国中学与中学后教育之间搭建了沟通的平台，为我国构建符合国情的中学与中学后教育衔接策略提供了启示。

河南大学邢孟莹学者的《课程知识观变迁视域下巴格莱课程思想探析——基于赫尔巴特学派、杜威的比较视角》一文指出，巴格莱以“多样”的知识观、“现实”导向的课程观开辟了适合美国课程发展的道路，并构建起一套以“永恒价值”为核心内容的课程理论体系，对我们思考大数据时代知识与价值标准的选择与建立有着重要启示。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杜光强教授的《〈十人委员会报告〉与美国中学课程价值对等理念的提出》一文认为，研究发现《十人委员会报告》对 20 世纪美国中学课程变革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现代学术课程与古典课程具有价值对等的理念，这一理念对于中学随后开设更多的学术课程来打破古典课程在中学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为接下来更多的学生通过接受更完整的中学教育而受益提供了保证。

福建师范大学李安琪学者的《西方“教育科学化”历史路径与轨迹探析》一文，从教育科学化教育思想的确立、学校及课程的变革、教学方法与研究方法的改进、学习条件和环境的改善四个方面展示了西方历史科学技术影响教育并使教育发生变化的过程，反映了科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给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

北京大学郭文革学者的报告《从“七艺”到现代课程的转折点：拉米斯教材范式》认为，“拉米斯教材范式”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知识组织和分类方式，为今天的分科教学、教科书产业奠定了基础，是从古代“七艺”到现代课程体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