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兰星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17-19世纪的日荷贸易贯穿整个江户时代，是近代早期世界历史中值得重视的事件。中外史学界就此有所研究，却还不足，特别是中文学术圈，迄今尚无相关专题论述。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是很特殊的国家，其地理位置在东方，但其(近现代)发展模式却偏向于西方，是一个东西文明结合的典型国家。日本近代的崛起是中国学者较为关注的问题，依传统观念来看，明治维新对日本近代化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但殊不知日本从16世纪起便开始与西方接触，至1640年日本锁国前，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已经与日本开展了近百年的贸易，而且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锁国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又在日本开展了200多年的贸易活动。由此可见，日本即便在江户锁国时代，也没有完全断绝与西方的关系。

17-19世纪的日荷贸易及驻日荷兰商馆的资料(包括史料和论著)以英、日、荷文为主。限于资金和能力，本综述参考了前两种语言的文献，除了欠缺一些原始资料，英、日文的相关成果已经能代表此领域的研究主流了。

一、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在日本，相关史料集中于长崎县立图书馆、长崎市立博物馆、九州大学九州文化史研究所、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长崎大学经济学部武藤文库、大村市立史料馆、佐贺县立图书馆、平户历史资料馆等地。

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有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早在明治时代，就有著作提及日荷贸易。1887年，路德维格·莱斯(Ludwig Riess，1861-1928年)被日方邀请至东京大学讲学。他建议日本学者前往欧洲，挖掘海牙档案馆的荷语资料，以辅助该领域的研究。由于找到西文原始资料，日荷贸易的研究迈进了一大步。随后，日本学者开始对比日荷材料，从中获取确凿史证。日、欧学者继而合作，共同开展相关研究，西方史学界的代表有梅林克-罗伊罗福兹(M. A. P. Meilink-Roelofsz，1905-1988年)等人。日本史学界的参与者有内田银蔵、幸田成友、村上直次郎、中村孝等人。这些学者重在研究18世纪以前的日荷贸易，他们认为17-19世纪日本史的重点集中于德川幕府初期及明治维新时期。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具有局限性。其实，18世纪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阶段。经济史学者速水融甚至认为，日本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贡德·弗兰克也认为，18世纪的亚洲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改变(1)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日荷贸易的系统研究始于二战前，村上直次郎是此领域的奠基者，其成果以译著为主，比如有史料《出岛荷兰商馆日志》《巴达维亚城日志》等。他的代表论著有《日荷三百年的交往》《平户贸易史》等(2)村上直次郎訳：《出島蘭館日誌》上、中、下巻，東京：文明協会，1938-1939年；日文譯注村上直次郎、日文校注中村孝志、中文翻譯程大學：《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一至三冊，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9-1990年；村上直次郎：《日蘭三百年の親交》，東京：富山房，1915年；村上直次郎：《貿易史上の平戸》，東京：日本学術普及会，1917年。。同时代的冈本良知著有《长崎开港以前欧洲船来往考》《16世纪日欧交通史研究》(3)岡本良知：《長崎開港以前欧舶来往考》，東京：日東書院，1932年；岡本良知：《十六世紀日欧交通史の研究》，東京：弘文荘，1936年。。幸田成友著有《东西史话》和《日欧交通交流史》(4)幸田成友：《史話東と西》，東京：中央公論社,1940年；幸田成友：《日欧通交史》，東京：岩波書店,1947年。。

战后初期(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史学界经历了重建过程。史学者重新整理前人成果，掀起相关研究的首轮高潮。板沢武雄、岩生成一、冈田章雄等人是代表学者，其研究较前辈们更深入。板沢氏著有《日荷贸易史》，其第一章为日荷交流史的概述(从17世纪日荷贸易兴起至幕末荷兰商馆的衰退)，第二章为日荷贸易方式、方法的变化，第三章为日荷贸易概况。另外，他还著有《日荷文化交流史研究》《日本与荷兰：近代的外交、贸易、学问》等书(5)板沢武雄：《日蘭貿易史》，東京：平凡社，1949年；板沢武雄：《日蘭文化交渉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59年；板沢武雄：《日本とオランダ：近世の外交·貿易·学問》，東京：至文堂，1955年。。岩生成一的成果以论文为主，其《近代日本的海外贸易》分析了荷兰人如何从欧洲诸国中脱颖而出，成为日本锁国后唯一的西方贸易伙伴之过程(6)岩生成一：《近世日本の海外貿易》，《歴史》25，1964年；岩生成一：《明治以前洋馬の輸入と増殖》，日蘭学会編：《江戸時代日蘭文化交流資料集》1，東京：日蘭学会，1980年；岩生成一：《江戸時代の砂糖貿易について》，《日本學士院紀要》31(1)，1973年。。其《明治以前洋马的输入及养殖》论述了吉宗将军令荷兰人(向日本)运进波斯马的情况；《江户时代的砂糖贸易》论述了近代日本从国外进口砂糖的情况，还谈及日本制糖业的发展。冈田氏注重研究荷兰输入日本之商品，包括黄金(以金币为主，日语称小判)、铁、水银、铅、鹿皮、毛织物等。其成果以论文为主，如《德川幕府初期日本军需品的输入情况》《近代国外鹿皮销往日本的研究》等(7)岡田章雄：《建設期の江戸幕府による軍需品の輸入に就いて：特に鉛を中心として》，《社會經濟史學》6-9，1936年；岡田章雄：《近世に於ける鹿皮の輸入に關する研究》，《社會經濟史學》7-6～8，1937年。。同时代，沼田次郎写有论文《江户时代的贸易及对外关系》，该文详述了长崎的外贸法则，并对日荷贸易分段论述。其著作《开国前后》从宏观方面概述了近代日本的外交情况(8)沼田次郎：《江戸時代の貿易と対外関係》，家永三郎等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第13(近世第5)，東京：岩波書店，1964年；沼田次郎：《開国前後》，東京：講談社，1975年。。斎藤阿具的专著《杜夫与日本》分析了19世纪初的日荷关系，兼论日英关系之变化(9)斎藤阿具：《ヅーフと日本》，東京：広文館，1922年。1804-1817年，杜夫任出岛商馆指挥官。。

20世纪70年代，日荷贸易的研究迎来第二次高潮。平户商馆时代是日荷贸易兴起兴盛期，日本学者多以英、荷商馆日志为资料，开展相关研究。山脇悌二郎著有论文《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日生丝贸易》《荷兰东印度公司及日本黄金》《荷兰船输入日本的织物》《近代日本的医药文化》《江户时代的绢和木棉》等(10)山脇悌二郎：《オランダ東印度会社の対日生糸貿易》，《日本歴史》305，1973年；山脇悌二郎：《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と日本の金》，《日本歷史》321，1975年；山脇悌二郎：《オランダ船の輸入織物》，《日本歷史》332，1976年；山脇悌二郎：《近世日本の医薬文化：ミイラ·アヘン·コーヒー》，東京：平凡社，1995年；山脇悌二郎：《事典絹と木綿の江戸時代》，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年。。山脇氏侧重研究荷兰船运入的舶来品，继而探索这些商品在日本的国产化进程。永积洋子翻译了《平户荷兰商馆日志》，该日志是研究日荷关系发展的重要史料。其代表论文有《平户藩与荷兰贸易》《荷兰商馆的脇荷贸易》《东印度公司贸易与个人贸易》等(11)永積洋子：《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日記》，東京：岩波書店，1969-1970年；永積洋子：《平戸藩とオランダ貿易》，《日本歷史》286，1972年；永積洋子：《オランダ商館の脇荷貿易について》，《日本歷史》379，1979年；永積洋子：《会社の貿易から個人の貿易——18世紀日蘭貿易の変貌》，《社会経済史学》60-3，1994年。。这些论文从不同方面介绍了日荷贸易的细枝末节，更重要的是提到了近代日本与东南亚的商贸联系。加藤荣一详细分析了荷兰商馆的账本，试图找出日荷贸易中的规律及日本封建经济的发展脉络。其代表论文有《1636年平户荷兰商馆的输出入商品》《从平户荷兰商馆的商业账本观察日荷贸易》《平户商馆与联合东印度公司建立之初的会计记录》(12)加藤榮一：《1636年度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輸出入商品》，《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報》4，1969年；加藤榮一：《平戸オランダ商館の商業帳簿に見られる日蘭貿易の一断面》，《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報》3，1968年；加藤榮一：《連合東インド会社の初期会計記録と平戸商館》，《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報》14，1979年。。通过以上研究，加藤氏讨论了幕藩体制下，日本与海外诸国进行商贸交流的重要性，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对欧亚经济的影响。此外，科野孝藏也对商馆账本进行了分析，其代表专著有《近代日荷贸易史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历史》。科野氏从西方经济史角度探究了日荷贸易的发展变化(13)科野孝蔵：《近世日蘭貿易史考》，名古屋：貿易之日本社，1984年；科野孝蔵：《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の歴史》，東京：同文館，1988年。。行武和博也用统计学方法开展相关研究，其代表作有《出岛荷兰商馆的会计账本——账本分析与日荷贸易的实际情况》《以史料为基础来研究近代日荷贸易的数据：平户、长崎荷兰商馆的会计账本》，他的论文以商业数据为基础，从微观角度分析了日荷贸易，试图找出荷兰人成功立足日本的原因(14)行武和博：《出島オランダ商館の会計帳簿——その帳簿分析と日蘭貿易の実態把握》，《社会経済史学》57(60)，1992年；行武和博：《近世日蘭貿易の計数的諸史料研究：平戸·長崎オランダ商館の会計帳簿》，筑波大学博士論文，2007。。

20世纪80年代，一些日本学者对个别贸易商品进行了专题研究，用部分到整体、微观到宏观的方法，来阐述日荷贸易的开展过程。还有学者从宏观经济学角度入手，将长崎纳入荷属亚洲贸易圈来进行分析。这一时期，日本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日臻成熟。

20世纪末，日本学者继承了山脇悌二郎、永积洋子等人的研究方法，继续深入探索日荷贸易。铃木康子、萩原博文、八百啟介、石田千寻等人的研究更细化，挖掘的史料更全面，研究目标与内容也更多元化。铃木康子著有《近代日荷贸易史的研究》，该书主要论述1609-1750年的日荷贸易，兼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东亚的扩张(15)鈴木康子：《近世日蘭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出版，2004年。。萩原博文的《平户荷兰商馆》详述了1640年日本闭关前的日荷贸易，系统分析了闭关后荷兰人继续留在日本的原因(16)萩原博文：《平戸オランダ商館》，長崎：長崎新聞社，2011年。。八百啓介对荷兰输入日本的商品(铜、米、砂糖)进行了细致分析，相关代表作有《近代荷兰贸易与锁国》(17)八百啓介：《近世オランダ貿易と鎖国》，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年。。石田千寻的《日荷贸易的构造与开展》介绍了日荷贸易的主要商品，他认为商品种类及数量的变化是研究日荷贸易的主线，也是研究东西方消费习惯及文化差异的重点。其另一专著《日荷贸易史的研究》指出，近代早期的日荷贸易已经是世界贸易的一部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远东的活动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18)石田千尋：《日蘭貿易の構造と展開》，東京：吉川弘文館，2009年；石田千尋：《日蘭貿易の史的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2004年。。相关专著还有片桐一男的《平成兰学的兴起——江户长崎的日荷交流史话》(19)片桐一男：《平成蘭学事始：江戸·長崎の日蘭交流史話》，東京：智書房，2004年。、金井円的《日荷交流史研究》(20)金井円：《日蘭交渉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86年。。相关论文有石田氏的《近代日荷贸易的基础研究》《近代后期出岛商品的交易过程》《江户时代后期荷兰船运来的商品》(21)石田千尋：《近世日蘭貿易品の基礎的研究——正徳二年(一七一二)を事例として》，長崎史談会編：《長崎談叢》(69)，長崎：長崎史談会，1984年；石田千尋：《近世後期における出島貿易品とその取引過程》，《史學雜誌》97(8)，1988年；石田千尋：《江戸時代後期のオランダ船積荷物について》，《鶴見大学紀要》28，1991年。等；松井洋子的《1622年日荷贸易的展望》等(22)松井洋子：《1622年における日蘭貿易の展望——商館長カムプスの報告書をめぐって》，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研究紀要》(13)，2003年。。虽然此类研究的成果较多，但给人的感觉更像资料汇编，论述分析偏少。

以上研究均为日荷贸易的专题研究，除此之外，还有些文献仅涉及相关内容。一些学者重点讨论长崎港的发展，其中必然要提到日荷贸易。中村质著有《近代长崎贸易史研究》，文中提及丰臣秀吉时代日欧交流的诸多问题，着重分析了丝割符制度被废后，长崎贸易方式的转变(23)中村質：《近世長崎貿易史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太田胜也的《锁国时代长崎贸易史研究》《长崎贸易》分析了17世纪长崎贸易方式的变迁(24)太田勝也：《鎖国時代長崎貿易史の研究》，京都：思文閣，1992年；太田勝也：《長崎貿易》，東京：同成社，2000年。。涉及相关内容的论文集有中田易直的《近代对外关系史论》；箭内健次的《锁国时期的日本及国际交流：上、下》；中村质的《锁国及国际关系》；片桐一男的《日荷交流：人·物·情报》等(25)中田易直編：《近世対外関係史論》，東京：有信堂，1979年；箭内健次編：《鎖国日本と国際交流：上·下》，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中村質編：《鎖国と国際関係》，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片桐一男編：《日蘭交流史：その人·物·情報》，京都：思文閣出版，2002年；松田毅一編：《日欧交渉史文献目録》，東京：一誠堂，1965年。。相关论文有清水纮一的《锁国时代的贸易船》(26)清水紘一：《鎖国時代の貿易船について》，《統計》27(9)，1976年。，若松正志的《长崎会所的设立》《近代早期长崎町人及贸易》等(27)若松正志：《長崎会所の設立について》，《歷史》74，1990年；若松正志：《近世前期における長崎町人と貿易》，渡辺信夫編：《近世日本の都市と交通》，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93年。，这些论文基本从都市史角度出发，分析了长崎港口的发展。还有学者较为宏观地研究了荷兰海外扩张史、东印度公司发展史，日荷贸易仅作为内容的一部分被提及或论及。大塚久雄的《有限公司发展史：上、下卷》详论了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及发展(28)大塚久雄：《株式會社発生史論：上·下卷》，東京：中央公論社，1947年。。永积昭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专设章节探讨公司对亚洲各国的影响(29)永積昭：《オランダ東インド会社》，東京：近藤出版，1971年。。

另外，有日本学者还翻译了荷兰商馆员工(包括欧洲学者)的回忆录或著作，包括C. P. 桑伯格的《桑伯格日本游记》《江户参府随行记》(30)C. P.ツュンベリー著、山田珠樹訳註：《ツンベルグ日本紀行》，東京：奥川書房，1941年；C. P.ツュンベリー著、高橋文訳：《江戸参府随行記》，東京：平凡社，1994年。桑伯格(另译为茨恩贝格，1743-1822年)为瑞典人，1775 年抵日，任商馆医生。、范·谢博尔德的《日本交通贸易史》(31)シーボルト著、呉秀三訳註：《シーボルト日本交通貿易史》，東京：雄松堂，2005年。谢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年，另译为西博德)是德国人，1823年抵日，任商馆医生，后来为日欧(美)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兰琼德的《17世纪日荷交流史》(32)オスカー·ナホッド著(Oskar Nachod)，富永牧太訳：《十七世紀日蘭交渉史》，天理：養徳社，1956年。作者德国人奥斯卡·兰琼德(1858-1933年)是日本学专家。、H.杜夫的《日本回忆录》等(33)H.ドゥーフ 著、永積洋子訳：《ドゥーフ日本回想録》，東京：雄松堂，2003年。作者杜夫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荷兰驻日商馆指挥官。。

大致来说，日本史学界的日荷贸易研究经历了史料搜集、整理、细化、分析的过程。他们重视挖掘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论证。这种研究方法(或模式)有利有弊：一方面，这为相关研究奠定了厚实基础，构筑了坚实框架；另一方面，此类模式也导致日本学者重视微观数据，轻视宏观总结。同时，日本史学界也缺乏相应的对比研究，少有学者对比平户、长崎商馆，或比较中、荷、英、葡的对日贸易，相关研究有待补充。若要全面分析日荷贸易，就需要参考西文著述，探讨商榷日、西学者的不同观点。另外，对于19世纪的日荷交流史，日本学者偏重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因为在18世纪中后期，日本兴起兰学。当时，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冲击相当大，日本人抱着好奇心态，试图了解西方文明。日本学者的研究逐渐侧重于文化交流，而忽略了贸易往来。其实，日欧(美)交流的基础是贸易，文化交流是贸易带来的客观影响，只不过东西文明碰撞后激起的兰学“火花”更绚烂。进入21世纪，日本史学者感到，有必要将日荷交流的重点转回到贸易上。双方交好的阶段正值锁国时期，两国的商贸往来是近代早期及近代日欧(美)交流的主线，其上承16-17世纪的日欧贸易时代(亦称切支丹或南蛮贸易时代)，下启19世纪培里叩关后的日本转型时代。近代日本与西方关系的发展是个完整过程，值得重新审视。

二、西方史学界的相关研究

就西方文献来说，日葡贸易(16-17世纪)的史料没有日荷贸易(17-19世纪)的史料多。因为前者的资料基本属于航行日志或回忆录，很多已经失传。而后者的资料则被较好地保存在荷属巴达维亚分部及欧洲总部，联合东印度公司与荷兰政府均专设机构，收藏相关文档。

相关方向的西文检索类书籍有库尔哈斯编著的《荷兰殖民史研究调查》，书中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文献逐一分类、简述，为后人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34)W. Ph. Coolhaas, A Critical Survey of Studies on Dutch Colonial History, The Hague : Martinus Nijhoff, 1980.。莱登大学编有《欧洲海外扩张史杂志》，书中罗列了荷兰海外扩张史的书籍清单，并进行简介，其中不乏日荷贸易的著作(35)European Journal of Overseas History, Quarterly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类似的检索文献还有兰德维尔的《东印度公司资料目录：1602-1800年》(36)John H Landwehr, Peter van der Krogt, Charles Ralph Boxer, Guünter G Schilder, VOC: A Bibliography of Publications Relating to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1602-1800, Utrecht: HES Publishers, 1991.。

相关的英文原始资料首推恩格尔伯特·坎普菲尔(另译为坎贝尔，本文简称坎氏，1651-1716年)的《坎普菲尔眼中的日本：德川幕府的文化观察》(37)Engelbert Kaempfer, Kaempfer’s Japan: Tokugawa Culture Observed, edited,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Beatrice M. Bodart-Bailey,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坎氏是德国人，17世纪末抵日任馆医。坎氏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日本，详述了出岛商馆的建筑特点及管理模式。但其描述不一定全面或准确，因为其驻留日本期间(1690-1692年)，日荷贸易正在走下坡路，他的著作仅能反映某一时段的情况。另外，16世纪初英国商馆指挥官理查德·科克斯(Richard Cocks，1566-1624年)著有《理查德·科克斯日记》(38)Richard Cocks, Diary of Richard Cocks, Cape-Merchant in The English Factory in Japan (1615-1622), Volume 2, London: Hakluyt, 2005.。按理说这是研究日英早期商贸交流的重要史料，但书中涉及日英贸易的内容并不多，其原因是英国商馆的运作不太成功，日记中反而提供了不少日葡、日荷贸易的资料。谢博尔德的《日本的风俗与习惯》详细介绍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包括描述出岛上的日荷贸易(39)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Japane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41.。

相比日本史学界，西方史学者的相关研究没有太过清晰的发展脉络，专门研究日荷贸易的学者不多。此领域的代表学者有C. R. 博克舍、格兰特·K. 古德曼和克里斯托弗·格莱曼等人。博克舍主要研究葡萄牙海外扩张史，但其涉及领域不局限于天主教国家，还包括新教徒荷兰人的航海活动。相关代表作有《海上帝国荷兰：1600-1800年》《1602-1795年在亚洲的荷兰商人及海员》(40)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Hutchinson, 1977; C. R. Boxer, Dutch Merchants and Mariners in Asia, 1602-1795, London: Variorum Reprints, 1988.。在后一本专著中，博克舍提到英国人于1673年企图重登日本岛(1624年英国商馆关闭，所有英国人离开日本)。虽然行动最终未获成功，但反映出大英帝国正在崛起，且已威胁到荷兰人的利益。古德曼著有《日本与荷兰人：1600-1853年》及《荷兰对日本影响：1640-1853年》(41)Grant. K. Goodman, Japan and the Dutch 1600-1853, Abingdon: Routledge Curzon, 2002.。两本专著中，古德曼详述了荷兰商馆的运作方式，分析了兰学的兴起、传播及影响，剖析了历代德川将军对西方文明的矛盾心理，论述了日本人学习实践西方科技(航海、西医等)的情况。格莱曼在其著作《1620-1740年荷兰在亚洲的贸易》中，重点提到日荷铜贸易，他认为日本铜是荷兰人运作亚洲贸易的重要商品，具有特殊意义(42)Kristof Glamann, Dutch-Asiatic Trade, 1620-1740, Copenhagen: Danish Science Press, 1958.。另外，巴雷维尔德的《荷兰人探索日本》介绍了荷兰人远渡日本之经过，分析了驻日荷兰商馆的兴衰及原因(43)Drs. Dirk J. Barreveld, The Dutch Discovery of Japan: The True Story Behind James Clavell’s Famous Novel Shogun, San Jose: Writers Club Press, 2001.。此外，埃尔斯· M. 雅各布斯的《在亚洲的商人：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详述了日本商品对南亚经济的影响，并从印度、孟加拉等地的贵金属、樟脑交易反观日荷贸易的进程(44)E. M. Jacobs, Merchant in Asia: The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2006.。

一些西方学者没有专门研究日荷贸易，只是在著作中论及相关内容。这些专著分几类：(1)研究近代早期荷属亚洲贸易的著作。如J. S. 福尔利瓦尔的《复式经济研究》、D. W. 戴维斯的《17世纪荷兰海外贸易的崛起》、J. 伊斯莱利的《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1585-1740年》(45)J. S. Furnivall, Netherlands India: A Study of Plural Economy,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id W. Davies, A Primer of Dutch Seventeenth Century Overseas Trade, The Hague: M. Nijhoff, 1961; Jonathan I.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2)研究英、荷东印度公司的著作。洪安团(越南人)在其著作《丝绸换白银：1637-1700年的荷越关系》中，重点分析了荷兰人用越南丝绸交易日本贵金属的情况(46)Hoang Ann Tuan, Silk for Silver: Dutch-Vietnamese Relations 1637-1700, Leiden: Brill, 2007.。类似著述还有：S. 巴塔查亚的《东印度公司及孟加拉经济》、梅林克的《1500年至17世纪30年代的亚洲贸易及欧洲人对印尼群岛的影响》、K. N. 查德瑞的《亚洲贸易与英国东印度公司：1660-1760年》、O. 普拉卡什的《印度的荷兰商馆：1617-1623年》及《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孟加拉经济：1630-1720年》、H. 福尔贝尔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作，18世纪末欧洲势力在印度的扩张研究》及《帝国在东方的竞争，1600-1800年》(47)Sukumar Bhattacharya,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from 1704 to 1740, London: Luzac, 1954; M. A. P. Meilink-Roe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Nijhoff, 1962; K. H. 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17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Om Prakash, The Dutch Factories in India, 1617-1623 : A Collection of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Documents Pertaining to India,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1984; Om Prakash,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the Economy of Bengal, 1630-1720,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Holden Furber, John Company at Work, A Study of European Expansion in India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Holden Furber, Rival Empires of Trade in the Orient, 1600-18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6.。(3)探讨荷兰与亚洲诸国开展文化交流的著作。如：马萨·凯克林的《文化商业与荷兰商业文化：欧洲实用文化对日本的影响，1700-1850年》、金博格的《德川时代日本兰学的发展，1603-1868年》(48)Martha Chaiklin, Cultural Commerce and Dutch Commercial Culture: The Influence of European Material Culture on Japan, 1700-1850,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2003; Hjalmar Henningson Kinberg, “The Development of Rangaku (Dutch learning) in Tokugawa Japan (1603-1868)”, These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1946.。

西方史学界的相关论文集有：J. L. 布鲁斯及F. 加斯特拉主编的《东印度公司及其贸易》(49)Leonard Blusse, P. H. Boulle, F. S. Gaastra, et al., Companies and Trade: Essays on Overseas Trading Companies during the Ancient Régim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Overseas History),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 Press, 1981. J. L. 布鲁斯的中文名为包乐史。包教授主要从事亚洲史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对海外华侨史有深入研究。、J. 范·古尔编有《1600-1830年在亚洲开展贸易的欧洲公司》(50)Jurrien van Goor, Trading Companies in Asia: 1600-1830, Utrecht: HES Uitg, 1986.、S. 阿拉沙拉特拉兰主编的《科罗曼德尔海峡的商人、贸易公司及商贸情况：1650-1740年》及《海洋贸易及欧洲对南亚社会的影响：1600-1800年》等(51)Sinnappah Arasaratnam, Merchants, Companies, and Commerce on the Coromandel Coast, 1650-17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Sinnappah Arasaratnam, Maritime Trade, Society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Southern Asia, 1600-1800, Aldershot: Variorum, 1995.。

提及日荷贸易的英文论文有F. S. 加斯特拉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欧洲运往亚洲的贵金属》；K. 格莱曼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日本铜贸易，1635-1736年》；都兰·保罗的《日本的荷兰人》；纳塔尼亚·登代(日本人)的《沉默贸易者的忧虑——荷兰人感觉葡人将被逐出日本》；福尔贝尔的《18世纪印度贸易中的私人财产与公司利润》；罗伯特·L. 伊恩斯的博士论文《微微打开的大门：17世纪日本的外贸》等(52)F. S. Gaastra, “The Export of Precious Metal from Europe to Asia b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in John F. Richards (ed.), Precious Metals in the Later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Worlds,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1983; K. Glamann,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s Trade in Japanese Copper, 1635-1736,” Scandinavia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Portugal: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Vol.1, “The Dutch in Japan”, History Today, Vol. 50, Issue 4, April 2000. 文章描述了荷兰人初抵日本的情况。他认为，荷兰人的“不传教”策略是其赢得将军信任，取得日本贸易成功的重要原因; Natalia Tojo, “The Anxiety of The Silent Traders: Dutch Perception on the Portuguese Banishment from Japan,”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Portugal:Universidade Nova de Lisboa,Vol.1， 2000; H. Furber, “Private Fortune and Company Profits in the India Trade in the 18th Century”， Rosane Rocher (ed.), Variorium Collected Studies Series 569, March 1997; Robert L. Innes, “The Door Ajar: Japan’s Foreign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0.。

总的来说，西方学者观察日荷贸易的角度不同于日本学者，他们很自然地将日本纳入整个荷属亚洲贸易圈、或将日荷贸易并入荷兰海外扩张史来分析，因此能从宏观或整体上洞察日荷关系的变化，论述日荷贸易的意义，弥补了日本学者堆砌史料、强调微观的缺陷。西方史学界的相关专著虽然不多，但涉及到相关内容的著作却不少，需要我们去耐心搜集及整理。

三、中文学术圈的研究

在中文学术圈，还没有学者专门研究过日荷贸易史，就连提及相关内容的著作也少，仅有郑彭年的《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高淑娟和冯斌的《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冯玮的《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等几部专著(53)郑彭年：《日本西方文化摄取史》，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高淑娟，冯斌：《中日对外经济政策比较史纲——以封建末期贸易政策为中心》，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冯玮：《日本经济体制的历史变迁：理论和政策的互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相关论文也只有赵曼婷的硕士论文《日本锁国体制的透气窗——出岛》，该文重于介绍出岛的建立、建筑，日本兰学的兴起、发展及影响，略微谈及出岛贸易的开展(54)赵曼婷：《日本锁国体制的透气窗——出岛》，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虽然中文学术圈罕有人提及日荷贸易，但对兰学的研究却比较深入。兰学是日荷贸易带来的客观影响，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不言而喻。所以在东西史学界，兰学研究已经取得重大进步。鉴于此，本文便不再累述相关研究，仅简略分类相关成果。国内兰学研究的专著有赵德宇的《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宋德宣的《日本文化结构演变论》等(55)赵德宇：《西学东渐与中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宋德宣：《日本文化结构演变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相比专著，相关论文更多(40余篇，CNKI搜索结果)。若按主题不同，大致可分几类：(1)兰学兴起原因的探析。如：史红霞的《“兰学”勃兴的原因初探》、喻冰峰的《“兰学”在日本出现的原因探析》等(56)史红霞：《“兰学”勃兴的原因初探》，《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喻冰峰：《“兰学”在日本出现的原因探析》，《日本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2)兰学对日本近代思想的影响。如：赵德宇的《西方科学初传日本及其历史影响》、李宝珍的《兰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等(57)赵德宇：《西方科学初传日本及其历史影响》，《日本学刊》，2001年第5期；李宝珍：《兰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日本学刊》，1991年第2期。。(3)对兰学发展的宏观论述。如：冯玮的《概论20世纪以前日本“西学的基本历程”》《日本“西学”的初创时代：南蛮学时代》；刘小珊的《兰学·洋学——日本人实理实用精神的启蒙》等(冯玮：《概论20世纪以前日本“西学”的基本历程》，《日本学刊》，1996年第1期；冯玮：《日本“西学”的初创时代：“南蛮学时代”》，《复旦学报》，1994年第2期；刘小珊：《兰学·洋学——日本人实理实用精神的启蒙》，《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4)中日西学(洋学)的对比研究。如：李存朴的《18世纪末以前中日对西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罗东阳的《论明清西学缺乏兰学阶段的原因》等(58)李存朴：《18世纪末以前中日对西方新世界观念的回应》，《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罗冬阳：《论明清西学缺乏兰学阶段的原因》，《东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相关硕士论文有王兵的《兰学的传播发展及其对明治维新的影响》、刘维龙的《兰学对日本近代科学的影响及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作用》等(59)王兵：《兰学的传播发展及其对明治维新的影响》，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刘维龙：《兰学对日本近代科学的影响及对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作用》，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

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偏重于日本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系统分析日荷贸易、详细介绍荷兰商馆的专著或论文还未出现。鉴于此，本人初步判断，该领域尚有较多空间可挖掘，相关研究应该具有相应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