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用·修辞·认知:网络社交场域的“数字识读”及其能力辨析*
2020-03-13陈文敏吉首大学湖南吉首416000
●陈文敏 (吉首大学 湖南吉首 416000)
在人类文化史的发展之中,口语和书写的融汇互动塑造着精神交往的时代样貌。1957年,英国文化学者理查德·霍加特的《The Uses of Literacy》(《识字的用途》)一书标示了左派利维斯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怀旧情绪以及对大众文化变革的隐忧。从霍加特所在的无线电时代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大众“识读”的语境改天换地。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特利2009年出版了《The uses of digital literacy》一书(中译本《数字时代的文化》),从文化研究进入“数字读写”这一问题域。literacy指具有写、读或某种知识能力的状态或质量(素养),digital literacy可视为数字素养之下的“数字识读”,内含着读取信息、识辨信息、书写表达等多维因素。当前有不少从教育学、认知心理学层面进行的新读写能力研究(New Literacy Studies):如新伦敦小组(New London Group)1996年以来的“国际多元读写项目”(International Multiliteracies Project),80年代澳大利亚的“教育研究网络中的读写能力”(Literacy in Education Research Network)、2003年加拿大的“多元读写项目”(Multiliteracy Project)等[1]。学界相应形成了“基于批评读写能力形成的理论观,基于社会符号学理论形成的多模态读写能力观,以及以媒体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媒体读写能力观等。”[2]随着社交平台不断迭代,人们对于展形象、求交往、寻慰藉、看新闻、学知识、获信息的需求都集中于此,数字识读是在传统识读基础之上形成的、发生在网络社交情境中的一种数字文明,当网络化生存几乎成为全龄化状态,数字识读有哪些特征、其识读能力受何影响、又有何影响,值得我们从网络人类学做出深描分析。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下位概念——语用、修辞和认知入手,剖析数字识读是何、如何、为何、何为,以初步探寻从“霍加特之问”到“哈特利之思”的中国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