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实践方式: 内地香港合拍片的解域化生成
2020-03-13司若,赵璐,黄莺
全球传媒学刊 2020年3期
司 若, 赵 璐, 黄 莺
合拍片通常是由资金、设备、人员、技术等经济诉求所推动,其资源配置和生产方式受市场支配。作为一种跨区域合作实践,其结果往往呈现产业链、价值链的构建与重组。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在商业诉求之外,还有其政治性的“外部”利益推动(尹鸿、何美,2008);但随着内地电影市场商业化和“走出去”战略步伐的加快,两地合拍片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汇入并引领新主流影片类型化创作浪潮的趋势。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实践可追溯至20世纪初:黎民伟兄弟创办香港民新公司前后,曾多次赴内地拍摄有关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纪录片和其他戏曲片;香港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1925年)便是由香港民新公司在广州摄制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两地的合拍片由内地联合具有“内地背景”的香港“左派”电影公司肇始——1980 年香港海华电影公司和内地的福建电影制片厂合作拍摄了动作片《忍无可忍》(赵卫防,2010)。此后,两地合拍片一直存续,继而拍摄了《垂帘听政》《火烧圆明园》《少林寺弟子》(1983)等影片;此外,内地还协助香港拍摄了《少林寺》(1982)、《投奔怒海》(1982)、《似水流年》(1984)等。整个80年代,两地合拍/协拍的影片达 31 部(钟宝贤,2011)。港产片票房在1992年达到顶峰之后,1993年出现历史拐点,香港电影开始由极盛而转向衰败。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此后香港电影市场越来越多被“西片”占据。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和国家的港产片市场也都日益衰落,曾经年产两三百部并以电影出口顺差为主的香港市场,几乎成为电影进口逆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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