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尔·戈登

任何一个不太自负的传记作家迟早都会意识到，我们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珍尼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对记者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我们这群有强烈窥私欲、穿着毛衫坐在开着冷气的档案室里翻阅私人信件和日记的人。虽然我曾探究过T.S.艾略特和亨利·詹姆斯这两位对传记尤为抵触的作家的生平，但直到我亲眼见到詹姆斯的死亡面具的那天，这个问题才开始令我不安。

那是1997年6月，哈佛庭院郁郁葱葱的榆树冠下，人们正搭建着毕业典礼的大帐篷。在前往霍顿珍善本馆的途中，我脑海里浮现出1910年艾略特在轻摇手扇的波士顿贵妇间毕业的场景，还有那位同意被塑造成“沉默的圣女”的波士顿演讲教师。在当时，几乎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与艾略特的关系。随后，我又将想象的时间轴倒退半个世纪，想到住在珍善本馆对面昆西街20号的亨利·詹姆斯。1867年，二十五岁的他依然跟父母和妹妹爱丽丝住在一起。这位在家中备受保护的儿子正在创作他第一批以美国内战为背景的小说。这些作品刻画了那些找到不同于战士的一类英雄精神的男性。故事中，他们展开的是远离野蛮兽性的心理斗争，而此时他参加内战的两个弟弟——病弱的威尔金森和颤颤巍巍的鲍勃——被派遣到了西部战场，践行着当时流行的行动派（参战派）男性气质。

那是我在霍顿珍善本馆的最后一天，也是我最后一次有机会见到许多未公开的詹姆斯的信件，其中一些还挂着“留给埃德尔先生”四十年禁启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