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晓楠 张 媛

(大连理工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4)

二战结束后，世界全球化、信息多样化要求国家不断加强综合国力，提高政治经济地位。文化的崛起，恰恰也是民族崛起的表现之一。德国通过实施文化战略，不仅提高了国家实力，还重新树立了国际形象。作为一个在二战中战败的国家，德国经历了分裂和统一，再到欧盟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短时间内修复重创，不仅恢复经济和军事政治实力，还提升了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让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其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和其制定的文化外交、文化体制、文化政策等战略为文化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面对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其他国家的崛起，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德国通过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不断创新与完善文化发展新模式，走向了文化强国的新征程。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一)西方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研究

18世纪末，受法国大革命的法兰西民族爱国主义意识的启发，法国文化传播力进一步增强，产生文化战略的思想萌芽，各国开始重视文化因素对本国政治经济的作用。但在这一领域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却始自20世纪初。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世界各国的许多学者在文化历史的相关专著中，都不同程度地讨论过文化因素对政治领域和国际话语权的作用和影响，但对于文化作为国家战略，却鲜少有升至学术水平级别的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学者们才对文化强国战略实现感性认识到理性思维的飞跃。

文化力量的战略思考和研究首先开始于欧洲和美国。虽然当时并未有西方学者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但他们都意识到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其中，以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和约瑟夫·奈(Joseph S.Nye Jr)的学术观点为代表，对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塞缪尔·亨廷顿详细论述了文化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发展，预测今后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矛盾的主要来源是文明的冲突。而约瑟夫·奈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其著作的《注定领导：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权力与相互依赖》、《硬权力与软权力》等中都提到了“软实力”对于国家权力实现的重要意义，并指出“软实力是可以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引诱达到其目的的能力。这种吸引力来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随着软实力的概念的提出，其他西方学者也开始对软实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关作品包括兹比格涅夫·卡齐米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 - 美国的首要任务及其地缘战略》、泰勒·考恩的《创造性毁灭：全球文化与文化多样性》，马修·弗雷泽的《软实力：美国电影的全球统治》等，这些书都讨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发展和应对全球化问题的不同观点。

总之，西方学术界不仅讨论软实力的重要性，从多角度全球化的背景下，还专门分析了文化软实力在某些国家的发展。

(二)德国和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研究

自1960年以来，联邦德国议会也开始重视文化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政策指引和惯例纳入德国议会的特殊议程，对此进行查询和监督。几乎每年议会提出的各种书面报告中都谈到有关德国文化强国的战略对议会的指导、监督和调查。冷战结束后，德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逐渐加大了对文化政策的科研成果。不同国家的学者围绕目前冷战后德国的文化政策和欧洲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运用政治学理论、社会学以及跨文化交际的方法，结合各自实践经验进行国家文化战略制定。

随着中国文化强国战略在政治和经济上逐渐奏效，西方国家开始对此警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措施是漠视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将可能威胁国际秩序的健康运行。此外，由于西方学者存在“寻找潜在的威胁”的思维方式，很容易造成对中国的软实力误解，阻碍了对中国的文化政策新趋势的把握和正确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基于他们对社会历史的期望和担忧决定了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他们担心中国会对国际造成威胁，其实这些都是中西方道德和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同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已经从重点打造硬实力向提高软实力转移，这是一个国家走向理性和自信发展的象征。

二、德国文化强国战略的选择

(一)德国文化强国战略内涵

德国文化强国战略是根据其自身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制定的，且随时代的进程不断演变的立体多元的文化政策体系，旨在强化其核心文化价值观，促进国民文化认同和融合，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国际政治地位和综合竞争力。这一战略对内表现为提高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对外表现为提升文化吸引力和国家形象；其特点体现为去中心化的既相互制约又分工合作的高效系统：国家制定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强调文化与政治、经济、科技的融合，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创新文化管理体制，重视文化政策制定；国家从财政、激励结构、体制机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干预，具体的事务则由非政府性质的文化机构展开，这种模式不仅体现了国家的统一意志，更可以发挥公民社会参与文化外交的积极作用，可谓德国文化政策的精髓。

(二)德国文化强国战略体系形成的原因

德国文化强国战略体系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等依据。从历史上看，德国曾是一个由很多邦国组成的国家，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一个后起的大国，直到普法战争胜利后才建立起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在世界的形象跌至谷底，直到两德统一之后经济实力得以强大，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德国对于统一的民族是十分渴望和珍惜的。这也体现在其文化政策和管理上联邦政府的更多的直接介入，包括1998年成立的德国文化部和不断增加的财政预算以支持重大的文化活动。从政体上看，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州拥有相对独立的管辖和财政权力，这即是德国文化治理中联邦和各州相互合作、竞争、制衡的根本所在。二战后，德国国际地位和形象一落千丈，成为德国人心中的芥蒂，这直接导致德国在国家战略中选择避开政治因素，用文化加强国际交流，提升国际形象，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也是德国在文化政策制定上考量多元的、民族融合的概念的契机。

(三)德国文化强国战略选择的目的

文化外交是德国文化强国战略的一个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对外文化外交政策所标榜的和平功能实际是德国文化强国战略选择的隐蔽手段，以对外援助、文化交流、经济互助的形式将德国的价值观逐渐渗透到其他国家当中去[1]。这种智慧且隐蔽的外交战略选择，是德国文化外交界的政治精英共同选择的结果，是对二战后政治经济资源枯竭的战败国德国的国际形象、经济复苏的重新挽救。政客们认识到，通过文化与政治的相融合可能会改变千疮百孔的德国现状，重拾国际友谊和重振民族信心，德国国际硬实力的丧失需要无形的“软力量”来滋补和拯救。德国要想重获国际社会的信任，重新回归国际舞台，必须尽快融入国际文化民族大家庭，而文化就是拯救德意志民族的重要战略。一种以文化为核心元素的外交政策，作为国家复兴的重要发展战略诞生了。

为了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德国积极采取了多种措施，诸如借助歌德学院来推广德语，提高德语的国际影响，展开科教文的国际交流合作，再或者与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文化对话”，从而树立德国在国际的良好形象[2]。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战略调整，德国最终逐渐恢复了国际形象，从政治衰败走向民族复兴甚至夺得了国际话语权，活跃在国际舞台，对德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德国文化强国战略实施的成效

(一)实现教科文融合发展

德国的文化政策在科学技术、教育上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并实现了教育科学文化这三者的融合，这种融合发展的理念主要源于德国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不仅发展语言文化，教育事业和科技发展更注重这些的融合，为增强德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实力，增强国家软实力奠定了基础。

德国文化政策主要是建设文化与教育项目，展开与其他国家机构或院校的国际交流项目来保持友好的国际关系。这种文化政策促进了德国与他国的互信，满足了其他国家对德国文化学习的需要。此外，德国也采取了很多促进文化外交政策的措施，例如设置各类奖学金，为在德国发展学习的学者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促进了德国本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展开德语交流项目，提高德语的国际影响力；在第三世界国家设置学校来帮助其度过国家难关，获得其好感度，以及对外大力宣传职业培训来推动文化一体化进程等等。

在世界范围内，德国的文化以及科技研究成就、教育事业都获得了其他国家与他国国民的认可，并且在前端研究项目中，德国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这些都进一步增强了国际社会对德国文化的认可和接纳。同时，德国设置文化与交流司作为对外交流机构，旨在进一步促进教科文的充分融合，进一步推动德国对外教育事业、科技发展等方面文化的发展。

(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德国制定的文化强国战略的成就主要还表现在文化产业的大力发展。德国相当重视文化产业在德国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因为德国作为自然资源匮乏依靠进口的国家，在其他方面发展的效率较低，文化输出创造的效益无疑资源消耗最小最高效，并会产生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一系列的正面积极影响。基于这种效应，德国将文化产业称为“文化与创意经济”，覆盖面极其广泛，主要包括图书出版、电影、音乐、广告设计、建筑设计等十一个领域。经过多年发展与持续不断的努力，德国文化创意产业成就不凡，在所有产业跃居第三。根据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和弗劳恩霍夫研究院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6年德国文化创意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营业额、文化企业数量还是从业人员都获得显著增长，该年文化产业总产值居然高达988亿欧元，与1016亿欧元的传统产业老大机械制造业有得一比。

从微观来看，德国北威州经过20多年来的发展，一举获得文化产业的成功。作为欧洲最核心发达的文化产业枢纽，这有赖于其悠久的文化历史，更在于文化战略的正确调整，使其具有文化基础性资源丰富，文化艺术门类多元化、布局多中心，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等显著特点。在这艺术门类云集的文化产业中心，不仅坐落着展品丰富的博物馆和国际级别的大剧场、音乐厅，更是在视觉艺术、媒体艺术、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等文化领域百花齐放，可圈可点，其中莱茵-鲁尔地区是该州传统经济和文化核心区，该地区工业文明和工人文化成为北威州当代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随着鲁尔地区的经济转型，文化艺术蓬勃发展，原先发展传统煤炭、钢铁业的鲁尔区华丽变身为文化产业园，实现了产业的升级转型。直至今日，北威州作为德国经济大州，其文创产业所带来的经济贡献不容忽视。自2010年至今以来，文化创意产业的生产总值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呈稳步增长趋势，其就业人数也蔚为壮观，屡创新高，这种蓬勃发展的势头在其他产业都是极为鲜见的[3]。

(三)文化产业战略和政策创新发展

德国文化强国政策的制定表现在文化产业战略的创新，其制定的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产业政策为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一，设置文化创意咨询服务机构，为各地区的文化企业提供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事务中心的组成主要是专业知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和商界人才，还会定期召开文化交流论坛、圆桌会议等，促进文化产业经营者与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的沟通交流，形成了文化事业百家争鸣的繁荣格局。第二，加大对优势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如在电影制作行业，德国特地设置基金支持电影事业的发展，如德国联邦电影基金，为德国影片制作提供创作资金，从而促进电影市场的发展;在电子游戏产业，德国不仅首次设置“德国电脑游戏奖”，对那些具有正面社会价值指导的电脑游戏作品进行奖励，还通过制定制度去规范来引导和规范游戏产品创作者的创造；在图书出版市场，德国以法律形式将图书价格固定下来，这一举措有效提高了图书创作者的创作收益的稳定性、提高了图书出版质量，进一步激发了图书创作者的创作激情[4]。第三，制定多层次的资金扶助政策，如设立艺术基金和文化奖项，联邦德国政府制定文化基金、艺术家社会保险制度，州和地方政府也设立联邦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德国翻译等基金加大扶持，还通过资助艺术家出国、艺术作品收购为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提供后台保障。文化奖项如“德国文化奖项手册”，对优秀德国艺术家颁发奖金。第四，通过资金补助和建立地方组织机构提升低收入民众的文化消费力，如文化共济会的建立和“文化背包”倡议，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免费参加文化活动的机会。

四、德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困境

(一)文化外交战略中既有的内容上的不合理性

默克尔上台后大力推动其价值观外交，其在2006年3月29日的议会演讲中提出德国的价值观包括人权、民主和宗教自由，该种外交观念把社会主义与民主人权对立起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强烈的敌对情绪。默克尔价值观外交的思路是，人权政策和经济利益是互不抵触的，为了民主，可以允许经济上的损失。人权应当优于经济利益，贸易也应当为此让步。默克尔这种被现实戳得千疮百孔的价值观外交与德国一向重视贸易的治国理念背道而驰，从而招致德国内部利益相关者的不满，也引起了德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的倒退，例如与中国和俄罗斯[5]。在民众不满情绪下，默克尔不得已调整立场，强调人权与经济是并重的。但是实质上默克尔仍旧倾向于人权外交。默克尔这种大搞人权的文化外交方式以民主人权为挡箭牌，引起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不满，其特点表现为：与具有“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国家结为伙伴，以此制衡与他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的国家，特别是攻击这些国家的人权状况;增强与“民主国家”的关系，结成制度联盟，开展制度之争等；“民主国家”要合作起来对付“非民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等等。

(二)非典型性移民社会中的文化融入任务艰巨

统一后的德国由于移民人口的大迁入被冠之以“非典型移民国家”之称，与此同时也引发了许多移民问题，如政府对移民法律政策、组织结构和社会措施尚缺乏准备，使得德国的移民问题非常棘手[6]。虽然政府采取措施对国内对待外国移民的排外暴力行为进行阻止，但收效甚微，非但没有解决移民的问题，更增加了了社会一体化的难度。此后德国采取了一系列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两者矛盾，但却无法彻底解决移民文化与德国主流社会的冲突。原因归咎于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以社会尊重和包容移民文化为核心理念，要求较高，难度较大，要求移民者快速融入主流文化，从而加速移民文化和德国主流文化的一体化进程。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移民群体的很多习俗与社会格格不入，如穆斯林男权主义、包办婚姻等。在政府对待移民群体的态度和政策上也有很多不公平之处，如对穆斯林礼拜的时间和形式进行干预限制，不允许其土葬。加之，德国右翼分子和新纳粹分子更试图挑起争端。例如在德国萨克森州的一次有关移民和避难的议会会议上，一名德国右翼议员以种族主义歧视等字眼侮辱黑人，还扬言德国移民中的亚洲种族与德国社会永不会达成真正的融合，更有甚者这种排外现象连犹太人幼儿园都不能幸免，被新纳粹分子在墙壁上喷上“犹太人滚开”的字眼。这些极端的排外仇视情绪在整个德国政治界引发关注和忧虑。有德国政治家曾言，“每4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有敌视外国人的情绪”[7]。综上所述，德国实现移民社会的文化整合之路可谓任重而道远。

(三)民族意识淡薄和极右翼思潮的阻碍

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淡薄问题自古有之，在拿破仑入侵之前德意志处于豆剖瓜分的状态，民族成分复杂，因此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心理，导致文化一体化进程停滞，民族意识十分淡薄，直到拿破仑的铁骑再次征服普鲁士，《蒂尔西特合约》这个耻辱条约的签订引发了施泰因·哈登贝格的资产阶级改革，促使这个民族才第一次觉醒[8]。后两次是俾斯麦统一德国和1990年的两德统一，都是来源于民族意识的推动作用。除了民族意识淡薄，极右翼思潮也是文化一体化的阻碍因素。当前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蔓延到欧洲的每个领域包括政治领域。极右翼势力不仅排外和仇视外来种族并排斥难民移民，同时反全球化、反穆斯林、反欧盟，对文化一体化以及德国的全球化都具有阻碍作用[9]。极右翼势力以组织或政党的形式登上政治舞台，影响着德国的政治格局与决策。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极右翼激进政党选择党出人意料地获得了12.6% 支持率，成为获得选票率第三的主要政党，将会首次进入联邦议院，加剧德国乃至欧洲传统政治的乱象状态。其实早在2013年的德国大选中，德国极右翼选择党已为获得选举支持做好准备，虽最终以0.3%的选票之差败走麦城，未能进入议会，但是在短短时间内就能如此接近成功，这个速度令人咋舌[10]。极右翼势力的突起意味着德国未来发展将陷入更复杂的局面，甚至对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局势、社会发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极右翼空洞的政治主张是包裹着糖果衣的炮弹炸药，借助欧债危机和难民危机的大环境推行其政治主张，获得德国民众的支持，从而在欧洲经济低迷期兴起并壮大，从主流政治舞台的边缘位置走进了国家议会和地方议会，对多元文化整合以及政治局面控制都具有极强的破坏作用和冲击。

五、二战后德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启示

(一)积极打造宣扬本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国际平台

为改善二战后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使德国国民获得统一的文化认同意识，1951年德国决定设立歌德学院，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德国语言文化，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作为德国对外文化政策中的一股重要的柔性力量，其价值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和认可。歌德学院致力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传播德国正面的、积极的国际形象，更是以德语文化为核心，进一步创造出得到更多文化认同的凝聚力。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在德国歌德学院的启发下，我国也探索出一条宣传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即成立孔子学院，旨在通过对外教授汉语来传播中国文化。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对汉语学习的与日俱增，我国的孔子学院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成为中外友谊合作的桥梁，肩负着传承民族文化、代表国家的重任。

从表面看，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日渐扩大，显示了我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恰恰也暴露了我们在文化价值输出方面的匮乏。与历史悠久的歌德学院相比，我国的孔子学院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对国外合作院校依赖性大、活动内容窄，主要是中文语言学习、中国画、中国功夫、毛笔字练习等。近年来，随着外来文化的扩张，我国历经几千年沉淀的许多优良文化在西方价值观的不断冲击下被淡忘迷失。而德国对外文化政策借助歌德学院成为了德语文化为核心，传播德国正面形象，获得国际文化认同的国际文化合作交流机构，而不仅仅是文化的传递者。因此，一方面，中国不仅要在广度，更要在深度上传播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在输出自己文化的同时，也要注重与他国文化的交流。

(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德国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地位，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产生同步效应，加大政府扶持政策和社会投入力度，联邦和各州政府对文化经济的扶持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组织、政党基金会等多个层面同时展开，较好地解决了政府投入、企业赞助、基金会扶助和企业自身有效经营的关系，形成一套规范成熟的管理模式。这种以“行业自律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管理方式，不仅能控制成本，还能发挥行业自律的监管作用即作为首道屏障从源头上过滤不法行为，除此之外该种监管方式还能取代政府在微观上监管文化产业行为。

对于我国而言，政府机构管理模式是最大的短板。我国是政府主导型的“泛行政化”的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具有社会成本高，但管理效率低下的缺点。我国的行业协会组织体系散乱、官办色彩浓，政府依附性强，这些都制约了行业协会在市场监管中发挥作用，因此我国亟需对行业协会的组织机构和运作模式等进行改革，建立权威专业的监管机构，从而塑造好良好的文化产业市场环境、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除此之外，政府应营造有利的文化氛围，可以通过利用制定政策方针指导，派遣人员、设置机构等方式，对地方文化建设发展提供意见咨询、解决和指正问题，为创作者营造有利的文化氛围，塑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还可以过滤掉粗制滥造、抄袭、罔顾事实的文化作品。政府还可以制定媒体作品分级制度，加强文化产品审核制度，从而规范文化产业市场。

(三)增强文化自觉，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用费孝通的话解释，所谓的“文化自觉”其实是一种对生活圈子里的文化的自知之明，以及对未来发展历程的充分认识。一言蔽之，文化自觉是一种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德国作为欧洲后现代国家，相较于英法等国，它的历史是断层的，文化是缺失的，没有一个能让全民族汇聚在一起的文化性的力量。人民渴望组成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因此，二战之后，德国重视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通过歌德学院推销民族文化和价值观，以此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鉴于此，中国要增强文化自觉，就要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即既推动社会发展，又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既凝聚人心，又提升民生幸福;既促进经济增长，又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结合我国当前国情，增强文化自觉需要从三方面深化认识:一是立足于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当前的社会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二是加强文化的对外传播，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三是坚持文化积累和沉淀，完善长期性的文化建设，最终形成优秀的中华文化。我国文化建设的实践也表明：有了高度的文化自觉，中国才得以屹立于世界之巅，向国际展示自己的文化面貌，才能以蓬勃的生命力，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民族富强。当今世界局势激荡，挑战重重，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波涛汹涌，我们要在国际浪潮中抓住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发展机遇，增强文化自觉，重视文化地位，从而积极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同时，在世界多种文化交流的基础上，我们要保持自己文化创新完善自我，同时要保持高度清醒甄别意识形态渗透的危害，将文化自觉切实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