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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灵问题”及其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2020-03-12黎学军

贵州社会科学 2020年7期
关键词:图灵测试者机器

黎学军

(广西艺术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2)

2020年6月17日,波士顿动力公司宣布开始向美国公司出售四足机器人Spot,这种机器人可以爬楼梯,穿越崎岖的地形。设计一个与人一模一样的“人”是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梦想,图灵延续了这个梦想并首先付诸了实践。图灵在其1950年发表的论文的第一句话就给读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Can machines think?”(机器能思考吗?)我们把这个问题称之为“图灵问题”。

关于图灵问题及其测试方式是为了避免困难的哲学问题的问题[1],就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将通过分析图灵的自我解答、对“思想”和“机器”是什么、怎么测量的争论三个部分来分析这个问题。随后以马克思主义机器观的视角对此进行解读。

一、图灵“躲避”哲学追问的方法

图灵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不需要进行哲学追问,他用一个现在被人们称之为“图灵测试”的交互式测试游戏(imitation game)来代替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哲学思考[2]433。

在这个游戏中有三个人,一个是询问者C(interrogator),一个是A男性被测试者(标记为X或Y),一个是B女性被测试者(被标记为X或Y)。图灵设计的游戏规则中,不但避开了面对面情感交流也避开了不见面但能听到声音的交流方式,所以A和B对C的问询必须是书面回答的,且为了避免被认出男性或女性的字体,最好的方式是打印机输出的打印稿,理想的安排是在两个房间之间有一台电传打字机通信。或者,问题和答案可以由中间人重复。询问者设计了一系列的问题,试图通过对被测试者以打印体文字的回答来判断其中哪一位是女性。询问者在游戏的最后必须精确地回答:“X是男性,Y是女性”或“X是女性,Y是男性”。

图灵在其论文中举例说明了询问者与两位被测试者之间的问答:

C:X能告诉我他或她的头发的长度吗?

现在假设X实际上是A,那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游戏中,A的目标是试图使C做出错误的识别。因此,他的答案可能是:“我的头发是波浪状的,最长的一缕大约有9英寸长。”

第三个玩家(B)的游戏目的是帮助询问者。对她来说最好的策略可能是给出真实的答案。她可以加上“我是女人,别听他的!”对她的回答,但这没有用,因为男人(A)也能说类似的话。

我们可以注意到,图灵游戏中有两个必要条件才能成立,C询问者必须与A和B隔开、交流必须以打印稿进行。即,在刨除了面对面交流且可以观察对方的情绪波动等人类情感(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也是人类“思想”中的一部分)之后,该游戏才得以成立。这实际上也是图灵对自己的新“思考”的一个定义,即在传统的人类的“思想”定义中刨除了情感因素之后剩下来的逻辑判断,这才是图灵所认可的“思想”的内涵。

以此游戏为引子,图灵抛出了自己真正想问的问题,或者说设计这个游戏的真正目的:用一台计算机替代A或B当中的一个人,C此时询问的一个是人,一个是计算机。图灵的意思是用一台机器取代A被测试者或B被测试者,游戏按照原来规则继续进行,由C询问者通过问答的方式在自己大脑里进行逻辑运算,最终要判断出墙壁后面与自己交流的是人还是机器。

图灵设计了一些问答:

Q(C的问题):将34957添加到70764。

A(被测试者或图灵认可的计算机):(停顿约30秒,然后给出答案)105621。

Q:你下棋吗?

A:是的。

Q:我的K1有K,没有其他的碎片。K6只有K,R1只有R。这是你的举动。你玩什么?

A:(停顿15秒后)R-R8配合。

图灵将这台机器的回答设想为是像人一样自然地想到的那些东西,如果C询问者判断错误A是人类抑或机器,那么就意味着机器成功地欺骗了人类,也就意味着机器具有了“思想”的能力。

图灵非常清楚,这场比赛也许会因为人类几乎没有胜算而受到批评。他认为,如果人假装是机器,人显然会表现得很差。人会因算术上的缓慢和不准确而立即被辨识出来。图灵由此反问道:“难道机器不能执行一些本应被描述为思考但与人的行为截然不同的事情吗?这种反对是非常强烈的,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令人满意地玩模仿游戏,我们就不必为这种反对所困扰。”[2]434

图灵对自己所提出的“图灵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他认为:首先,这种形式的游戏产生了一个统计的可分辨性度量,人的思想是可以量化处理的;其次,按照某种量化的方式设计出来的机器是符合自己所设想的“思想”内涵的。他的这两个观点也导致了后世学界的聚讼纷纭,即这种错位答题的方式很容易导致人类把图灵认可的“思想”等同于人类的思想[3]。

二、关于“思想”

在关于图灵问题的研究中,首要的工作就是确定有关“思想”是什么的问题。“思想”是什么?按照传统的看法,它是一种既包含有理性因素也包含有非理性因素的人琢磨事情的能力。

为了更充分了解对这个充满争议的词,我们分为三个小问题来展开。

首先,“‘思想’是什么”及其研究史。

中文语境下的“思想”通常指“观点”,比如“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关于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探究”等语句中的“思想”指的是“观点”的意思。这都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思想”是什么的回答,我们要探究的是“思想”本身,而不是它的结果。对“思想”本身是什么及其运行规律的专题研究开始于古希腊。

柏拉图首先用“智慧”的三分法( tripartite division)讨论了智力概念。他说:每人有自己的欲望,那是人的本性中冲动的一面。此外,还有思维要素、或者说是推理。第三种智慧的要素,则介乎两者之间,它听命于理性,而抑制过度的欲望。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说出了自己认可的“思想”是什么的基本原则,虽然他也没有直接定义“思想”,他说道:“一切灵魂都是不朽的,……这个自动者是其他被推动的事物的源泉和运动的第一原则。……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肯定,这就是灵魂的本质和定义,也就是说,灵魂的本质是自动。任何物体的运动如果来源于外部,那么这个事物是没有灵魂的;但若一个物体的运动来源于自身,那么这个物体是有生命的,或有灵魂的。”[4]这个说法放到现在仍然有其价值,因为它认定了只有人才有“思想”,难道我们能说接受了人的指令之后作出某种动作的狗也有思想吗?这个道理对当下的计算机也是适用的。

真正把人的思想(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人的逻辑运算能力”)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将逻辑分为演绎(从一般到个别)和归纳(从个别到一般)两个方面,同时,他在其中提出了思想在论断和证明过程中有着必然的联系,并指出逻辑学的规律是客观的非人为臆造的。亚里士多德首次展示了人思想的过程,但也没有明确说明“思想”本身是什么、从哪里来。自亚里土多德开始,希腊哲学中纯粹的思维辨证形式运动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作为一种意识活动,它研究抽象的理智内容,主张透过混沌世界的表象、得到文字上或表达中的清晰概况,得出一种对思想的永久性证明,为人类的整体文明做出了贡献。特别是在后来数学的发展从中汲取了大量的抽象的明晰性和严密性的内容作为佐证。逻辑,这种理论在一切思想领域所占的比重不是因为它的抽象性,更不是因为它难以捉摸的真实性,而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不断变化的绝对意义,这使得人们能够从中寻找必然性的立足点去观察历史。在最常见的情况下,单一的事实叙述往往不能代表事实真相,依靠逻辑才能发现两者或多者之间存在着何种特殊的关系[5]。相比较柏拉图而言,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更接近是图灵关于什么是“思想”观点的理论源头。这个问题放在图灵问题中,可以解读为“机器可以像人一样具有逻辑运算的能力”。按照亚里士多德对事物定义的看法,只要人或某种物体同样具有下定义、分析、判断的能力,那么人或某种物体都具有“思想”或“琢磨事情的能力”,那么事物的名称就是“同名同义的”,即机器也可以是有“思想”的,因为现代计算机同样具有分析事物、判断形势的能力。但也必须要指出一点,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显然也认为只有人才有思想的能力,他曾说过“唯有人类才凭技术和推理生活。”[6]

我们认可这样的观点:即便仅仅谈论逻辑运算能力,智力的复杂性质已绝非单一因素(即计算的能力)所能表示的。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在20世纪70年代曾提出:“智力是一个假设的结构,它是一个人有目的地行动,合理地思维,并有效地处理周围事物的整体能力。”[7]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它和我国心理学界对智力的看法比较吻合。我国一些心理学家认为,智力是各种认识能力的综合表现,是观察、记忆、想像、思维等能力的综合,而思维能力是智力的核心情感、动机、注意等对智力来说是非智力因素,但对智力发展有不容忽视的影响[8]90。

其次,人的思想是否能量化计算?

这个问题还要再次回溯到上面那个问题,即“思想”是什么,连它是什么都不清楚,怎么去测量它的数值就更是聚讼纷纭了。

第一种经典力学时期的流行观点:人是机器,其行为可以进行赋值计算和预测、评估,而人的行为又反映出人的思想,所以人的思想也是可以进行赋值计算的。1748年由蒙特斯奎( Baron de Montesquieu)所作的《论有规律的智力》一书中,提出了对人类智慧能力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见解。他指出,外在环境在决定人们的特性中起很重要的作用,这种差别是由于体质差别所致。他说。热使神经末梢膨胀,而使人们对暑热气候敏感,变为懒惰而怯懦。而感受寒冷气候的人则相反地强悍好动,等等。这是把人的心理活动过程还原到物理与经验来加以说明的一种早期解释[9]。近代对于智力和智力测验方法的研究正是始于这一传统。现在看来它也并非全无道理,因为人的某些行为的确可以进行赋值计算。

在20世纪初,心理学家和测验学者,已对心理属性测量的可能性,在理论上作出了明确的阐述。首先,任何现象,只要客观存在,就总有数量性质。这个原则是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E.L. Thorndike)在1918年提出的。他说:“凡物之存在必有其数量。”[10]人的心理现象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是“脑”这一高级物质的属性,它也有数量的差异。例如,人的智力有高低之分,学生的成绩有优劣之别。这高低和优劣之间就体现着程度的不同。程度之差也就是数量的不同。其次,凡有数量的现象都可以测量。这个原则是美国测验学者麦柯尔(A.W、 McCall)于1923年提出的。他说:“凡有数量的东西都可以测量。”[11]这说明人的心理属性也是可以测量的。虽然我们不能用尺来量它,用秤来称它,但是它必定会反映在人的某种行为之中,于是我们就可以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测量来推测他的某种心理属性[8]35。这里所说的“心理”实际上归根结底指的就是人的思想。

一个人的智商的测定,不管哪一种流派,通常采用文字测试与实验测试两种方式。在文字测试中,被测试者面对一些限时完成的诸如“选择同义词或反义词”、“数字的类推”、“图形的比较与甄别”等文字稿题目,被测试者被要求在一定时限内以书面稿的形式进行作答。被测试者的分数则根据测试者事先拟定好的方案来评定。实验测试方式中,测试师通常会通过对被评估者下一系列的指令,然后要求被评估者根据这些指令来作出相应的回应或动作。

比如,测试师对被测试者说“用你的右手抓住你的左边耳朵”、“拿起桌面上的抹布擦桌子”、“把头扭向右边看着窗外”等等,然后根据被测试者的响应正确与否及其反应时间来进行评分。测试师的话语相当于是计算机程序中一连串的指令,要求被测试者按照这样的指令去执行动作。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人的思想是可以用数学的方式去分割或赋值的。

这两种方式,都是考察人的逻辑运算能力的,比如类似这样的题目“一杯水,一杯酒,水入酒杯后摇匀,然后将酒杯回倒入同量的混合物到水杯中。此时,酒杯里的水多还是水杯里的酒多?”即面对不同的指令是否能在自己大脑中相应地运算并得出公认的结果出来。

至少把这个测试放到图灵测试模式里面,这个过程肯定是可以成立的。即,被测试者不需要与任何人类面对面,他只需要面对一台连着计算机主机的显示器,由显示器以文字的形式向被测试者发出同样的指令,被测试者只需要按照指令完成相应动作即可。

第二种观点:人的思想包括了不能量化的部分,所以即便对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计算,也未必能完整地勾勒出一幅“思想”的全貌图。真正实现这种测量是很困难的。到目前为止,对于某些心理属性,如智力、创造力、知识、技能、习惯、品德、理想、兴趣、态度等,我们尚不能一一加以测量或测量得还不十分准确可靠。

我们发现,这种采用文字方式进行的测试有个问题,语言或文字测验不能应用于语言有困难的人,而且对语言文化背景不同的被试加以比较时,此类测验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甚至在同一文化背景下,被试者文化程度和教育背景的不同,也会对测验结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而多少会损害其客观性。

最后,“图灵测试2”是否能验证计算机具有“思想”?一台计算机程序(此时它是询问者C)与一个人(X)和另一台计算机(Y)进行文本交互,C的任务程序是区分人(X)和计算机(Y)。如果计算机程序成功识别那个通讯员是人、那是一台电脑,它就成功通过图灵测试2。如果它不能,那么它就不能通过测试[12]。

这是一个基于图灵测试思路的另一个测试,相当于反向测试,以便验证被测试的C是否也会被X和Y的回答所愚弄。这里出现了两台计算机,而我们要验证的是被测试的C计算机是否能通过一样的游戏规则来区别谁是人、谁是计算机。美国计算机协会的科研人员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反证“图灵测试”的结果未必站得住脚,实验数据呈现一种不平衡性,作为被测试的计算机C有时候也能判断正确。

三、关于“机器”

什么是机器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可以把“帮助我们对付这类困惑的那部分技术成为机械”[13],所谓的“这类困惑”亚里士多德指的是为应对人类多变的需求而不得不反乎自然地做某事所碰到的难处。即“机器”是为了应对人类多种需求而造出来的一种技术及其实体设施。

图灵机指的是一种逻辑运算仪,一种人类事先给出任何逻辑运算或算术运算完成的计算并可提供执行说明之后的执行仪器[14]。

图灵定义的机器是基于一个隐藏的假设,即“思想”是一种可以量化的行为。为回应自己提出的设想,图灵设计了一种新定义的“机器”,即能满足他所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的数字计算机。他认为,这种用数字计算机识别机器的方式,就像我们“思考”的标准一样,只有在(与我的信念相反)结果证明数字计算机无法在游戏中很好地表现出来的情况下,才会不令人满意。现在已经有许多数字计算机在工作,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不直接试试这个实验呢?很容易满足比赛的条件。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审问者,并编制统计数据,以显示正确的身份识别的频率。“简短的回答是,我们并不是问所有的数字计算机在游戏中是否都会做得很好,也不是问目前可用的计算机是否会做得很好,而是问是否有可以想象的计算机会做得很好[2]435。在论文的随后部分,图灵详细构思了新“机器”所必备的一系列架构,比如至少有存储、执行、控制三部分组成。

图灵指出:读者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数字计算机可以按照我们所描述的原理来构造,而且确实已经构造,而且它们实际上可以非常紧密地模拟人类计算的行为[2]437。我们注意到,图灵的“机器”要运作至少要做到:研究人员对人类思想进行量化计算,给出数学公式——编程人员根据这些数学公式,转化为计算机能执行的一系列指令——计算机存储、运算、执行。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图灵试图驱离的人类情感又重新回到了他的机器当中。

AI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发明出可以像人类一样能知觉、推理、学习、交流或能更好完成这种行为的机器;另一个目标是理解这种智能行为是否存在于机器、人类或其他动物中[15]。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就必须对计算机输入“解决问题的本领”,即AI输入的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机器输入的是解决问题的“动作”,遇到特定问题的时候,AI的方法数据库里会判断需要哪一种“方法”,这就是一种“思考”过程,而选择输入哪一些“方法”不仅受到拟解决任务的限制,也同时受到了输入者思想的控制。人文精神作为一种渗透性的因素,它所关注的是人的个性、自我、人内在的主体精神品格,比如世界观、人生观、情感因素、价值观等等都渗透到了AI研发和制造的每一个环节当中并为AI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能更好地促进市场机制作用有效发挥、有利于再造知识产权保护氛围,等等。

四、马克思主义的解读

图灵问题的提出及其随后的图灵机的诞生,并未改变机器的两种社会意义:其一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其二是机器内部蕴藏着新事物的萌芽。

现代意义上的大机器工业产生以后,机器意识擦写了工具意识,众生的意识由旧的“慢”、“手工”、“师傅带徒弟”等转变为“快”、“自动”、“机器工业培训制度”等新的社会意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场手工业中,人们看到的是大工业的所由产生的技术基础。从技术的视角来看,是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又排除了产生自己的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容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当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16]439马克思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机器的出现和大规模商业应用,改变了人们的“手工业”思维方式,现代机器不仅使得人们的生产力出现了飞跃,同时它也为自身建立起了一整套的维护自身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如果说牛顿力学改变了哲学家们的世界观的话,那么现代机器就把这种改变落实到了众生的脑海里并成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了。马克思即是在这种意义上谈论机器的,他并不太关心机器的前身—工具。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立论专门写了一章“机器和大工业”,在此章节中马克思勾勒了现代机器与工具的不同、高于现代机器之上的社会意义,马克思对现代机器的研究采用的是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全局结构观,由是马克思在分析机器的前世今生时尤其注重考查机器的社会意义。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现代机器是要使商品更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工人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16]427

马克思谈论机器对社会意识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体系、合作、拜物教,而这三个方面最终导致了阶级斗争日益尖锐。

马克思笔下的机器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他所认可的现代机器体系并不是多个单机的叠加,而是由以上三个部分组成的机器自动化程度的表征。他指出,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系统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自独立但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现代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工作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系统性和连续性。一个现代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以同一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像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的工作机的系统协作为基础,只要这种操作都是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机器本身就形成了一个大的自动机。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以便提高自身的自动化程度。马克思指出,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种状态下,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16]438

单台现代机器能实现体系化,但单个企业无法实现垄断所有上下游关联企业,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就不可避免了,直到现在仍然是如此的。马克思指出,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然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连锁反应。这种连锁反应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于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每种商品又只能作为某种总成商品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马克思举了一个纺纱的例子:只要有了机器纺纱,那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的进步又会敦促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这些关联行业自觉地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另—方面,棉纺业的技术创新又引起了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也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彼时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此外,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又引起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性变革。原本的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的社会所拥有的旧式交通运输工具,已完全不能再满足已扩大了的社会分工、量级暴增的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响应工业革命的运输工具的革命也就顺理成章了。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16]441一个简单的例子,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现代化牵一发动全身的产业链动态画面。

机器对人们思维方式的改造还导致了拜物教意识的出现。马克思指出,蒙昧人的财产是微不足道的:粗糙的武器、织物、家什、衣服、燧石制的、石制的和骨制的工具以及“个人的装饰品”,这就是他们财产的主要项目[17]380。野蛮时代中级阶段还出现了铜斧和铜凿,占有欲依靠纯粹归个人使用的物品而哺育它那初生的力量,这类物品是随着发明的缓慢发展而逐渐增多的[13]380。到了大机器工业时期,机器的目的在于给人类增加财富,但财富的积累却反而来成了压迫人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这样繁多,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已经变成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17]397

马克思说了这些内容,既有夸奖机器带来的新生活的意思,也隐含了另一个意思,新的社会形态的萌芽同样也会在机器内部慢慢生长出来,机器能改造手工厂也同样能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改造。马克思指出:“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唯一的历史道路。”[16]562

马克思主义对图灵问题及其新机器仍然具有科学的判断,不管这种思维及其机器的名称被称之为什么。

五、余论

“图灵问题”及其解答给世人展示了一幅全新的世界观图景,迄今为止仍然在持续改造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其内蕴的否定自身的因素及其否定之否定的结果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范畴之内,对它的哲学反思也仍旧会长时间持续下去。

首先,根据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我们可以看到,机器总是在旧形式中已蕴藏了新形式的萌芽,每一个时代的机器既是继承了历史的实体形式,也是传承了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我们也不能否认,新思维所由产生的新机器不断地更新换代给人类世界带来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它的负面意义,但新机器中也蕴藏着对自身的否定也必须要认识到。

其次,图灵问题无法回避哲学上的反思。图灵问题回避了对“思想”是什么的定义,而人类的自我超越性决定了必须始终去追逐彼岸世界的理想与价值。尽管我们同样不能准确定义什么是“哲学”、什么是“文化”,但我们在追问的过程当中使得人类的思维水平越来越高。

最后,图灵的“思想”指的是一种逻辑运算能力,与传统“思想”定义有异有同。图灵采取了错位答题的方式,如果用传统定义去思考图灵定义,那么人可能就会陷入一种错觉的状态。但图灵定义也保留了传统定义中核心的部分,二者有区别也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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