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采真 曹顺庆

(四川大学，四川 成都 610065)

一、民乐西渐：中国民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研究概况

18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及汉学家们开始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民歌的历程，使得这一原本闭塞的民族文化样态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进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传播的力度及影响力，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

第一，介绍传播阶段(18世纪至20世纪初)。自18世纪开始，陆续有前往中国旅行考察的传教士开始向西方介绍中国民歌，如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在其《中华帝国全志》(TheGeneralHistoryofChina，1741)第三卷中记录了包括《万年欢》《探亲家》《柳叶锦》等五首曲子的旋律[1]。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在手稿《中国古今乐篇》(1780)《中国娱乐曲集》(1779)中记录了多首中国民歌俗曲。[2]75约翰·巴罗(John Barrow)在专著《中国旅行》(TravelsinChina，1804)中收录了《茉莉花》《白河船工号子》等十首曲子的旋律[3]，根据宫宏宇的考察，这几首民歌是由同样跟随该使团的翻译家德国人希特纳(Johann Christian Hüttner)考察记录的。[4]

随后，司登德(G.C.Stent)在1871年发表了《中国歌曲》一文，其中收录了其亲自采录、翻译并用五线谱记谱的多首中国街头小调和南北民歌，如《王大娘》《十二月歌谣》《烟花柳巷》《十五朵花》《玉美针》《小刀子》等，他所引述分析的这些民间小调的例子常被后来学者引用[2]81。阿理嗣(J. A. Van Aalst)出版了《中国音乐》(Chinesemusic，1884)一书，通过比较中西方音乐的起源，介绍了中国的乐律、记谱法、调式，以及中国人的歌唱方法、和声概念、雅乐和俗乐、乐器等，此外，还记载了《鲜花调》《王大娘》《烟花柳巷》《婚葬曲》《十五朵花》《妈妈好明白》《十二重楼》等多首中国民歌，包括歌词[5]。随后，意大利人韦大列(Baron Guido Amedeo Vitale)在1896年出版的《北京儿歌》(1)Guido Amedeo baron Vitale：Chinese folklore：Pekinese rhymes， first collected and edited with notes and translation.Peking. Pei-Tang press， 1896. 周作人译作《北京儿歌》，胡适译作《北京歌唱》，徐新建译作《北京歌谣》。被认为是最早关于中国民歌研究的专著，其中关于北京歌谣的收集和阐释对民国时期的“歌谣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时，中国民歌已经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学术视野，成为后来汉学家们的研究对象。

第二，探索发展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20世纪初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民歌研究的学术研究成果多以介绍为主，包括海外华人对国内中国民歌重要学术成果的译介、侨居中国的海外学者的介绍等。1912年，A. Corbett-Smith.在出版的《音乐时代》(The Musical Times)杂志中介绍了中国古代民间歌曲、仪式音乐等，文章篇幅较短且内容较少。到了1958年，M.K.在国际民间音乐协会(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的期刊中发表简短评论，并对贺绿汀的《什么样的音乐适合中国？》、阴法鲁的《中国音乐：过去和未来》和马可的《中国民歌》等文章做了概述，表明西方学界也已开始了对中国近代音乐家学术成果的研究和评论。1966年，Robert T. Mok在其文章《中国民间音乐的复调》中对中国民间的多声部歌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他在文中肯定了中国民歌支声性复调的存在，并且提及歌曲表演中的“唱”“和”现象，他还列举并分析了湖南民歌、劳动号子等形式来证明这一观点。此时，中国民歌的理论问题也开始进入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深入，英语世界中关于中国民歌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这一时期，西方学者陆续来到中国，开始研究中国的民间音乐、传统音乐、少数民族音乐等，其研究成果逐渐传至海外，为西方中国民歌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首先，田野调查开始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民歌的重要方式。研究“花儿”的英国学者苏独玉(Tuohy.S)、罗开云(Kathryn Lowry)，研究苏南民歌的荷兰汉学家施聂姐(Antoinette Marie Gravin Schimmelpenninck)，研究仪式音乐、道教音乐的英国汉学家钟思第(Stephen Jones)，还有美国学者李海伦(Helen Rees)、英国学者施祥生(Jonathan P.J.Stock)、美国学者韦慈鹏(J.Lawrence Witzleben)等。他们都亲自来到中国，参与中国地方民歌的田野调查，并发表了大量重要的田野调查英文研究成果。其中，苏独玉是最早进入中国对民歌进行田野考察的西方学者之一，自1984年开始在中国西北地区对“花儿”进行田野调查，她于1988年完成博士论文《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想：论花儿、花儿会和花儿的学术研究》(2)黄鸣奋译为《中国传统之映照：花儿歌、节日与学术》，柯杨译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纵想：论花儿、花儿会和花儿的学术研究》。，她将民歌花儿、花儿的节日(花儿会)以及花儿的研究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花儿艺术的发展过程、符号关系和文化意义。同样研究“花儿”的罗开云也在这一时期展开田野调查，并以论文《语言、音乐和仪式：论中国西北的优秀民歌“花儿”》(1985)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又对西北节庆期间歌唱比赛中歌手之间的互动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施聂姐在1997年出版了专著《中国民歌和民歌手：苏南的山歌传统》，全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中国苏州南部地区的山歌为对象，对研究视角、背景、文本、音乐、歌手等一系列要素进行研究考察，该著作被国内誉为“西方学者详细介绍当代吴歌的第一部专著”[6]。

其次，西方学者组建了专门研究中国音乐的学术组织机构，开始建立“中国音乐学术圈”。1955年，在北美成立“民族音乐学会”( 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中国音乐被纳入“民族音乐学”中的世界民族音乐范畴。1990年，荷兰学者施聂姐和高文厚(Frank Kouwenhoven)夫妇建立了欧洲第一个传播中国音乐的机构“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取名为《磬》(CHIME)。自1991年第一届欧洲中国音乐研究基金“磬”(CHIME)年会举办以来已经举办了22届，在增进中西跨文化理解、推动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促进中国音乐包括民歌的国际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外还有北美的“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CHINOPERL)、“亚洲音乐研究会”(ACMR)等等。随着海外研究中国音乐的学术团体不断壮大，越来越多喜爱中国音乐的研究者、作曲家、爱好者、音乐家等加入进来，这也使得中国音乐特别是中国民歌在英语世界的传播范围更广、影响也逐渐加深。

同时，关于中国民歌的英文出版物大量涌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民歌以及相关主题的英文文章和书籍。如比勒尔(Anne Birrell)出版了专著《汉代的流行歌曲和歌谣》(PopularSongsandBalladsofHanChina)和《中国的色情小调：4-5世纪的中国流行歌曲》(China'sBawdy：ThePopSongsofChina， 4th-5thCentury)等。澳大利亚音乐人类学学者杨沐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民族音乐学》《传统音乐年鉴》《亚洲音乐》等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探讨中国民歌及其发展的各项问题。苏独玉还曾发表多篇期刊文章进一步拓展她的“‘传统构想’理论”，例如《文化隐喻与文化推理：当代中国的民俗学研究与意识形态》(1991)、《体裁的社会生活：中国民歌动态》(1999)、《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声音维度：音乐表现与变革》(2001)等。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其他学者关于中国民歌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1990年，罗开云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竞赛》(Contest)中发表文章《在说话与唱歌之间：中国西北地区花儿会上的赛歌》，她着重翻译了西北“花儿”的唱词，研究了“花儿会”有关民俗文化的内在联系。1993年，Cui Lili在《北京评论》上发表文章《王洛宾和他的歌》，讲述了王洛宾采集民歌素材创作歌曲的历程。1999年，Keith Dede，Kevin Stuart等人在《亚洲民俗研究》发表文章《烽火台上的欢笑：来自青海的春节歌曲》，介绍了1996年3月中国农历新年，在青海省湟中县西两旗村进行的一系列歌舞表演以及歌曲中的音乐，并提供了这些歌曲的表演环境、汉字、IPA转录的音标和英文翻译。

第三，多元深化阶段(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海外汉学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时，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不断加深、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为中国音乐跨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保障。国际学界关于中国民歌的研究进入多元深化时期。

一是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研究更加深入。更多西方学者深入中国民间，对民歌进行发掘和采集。具有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意大利汉学家史华罗和日本学者大木康关于中国明代冯梦龙《山歌》的研究《山歌：中国明代的情歌》(Shan'ge，the“MountainSongs”：LoveSongsinMingChina，2011)，华沙大学查义高的《河上歌：四川船工与川江号子》(SingingontheRiver：SichuanBoatmenandTheirWorkSongs， 1880s-1930s，2015)，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的葛融(Levi Samuel Gibbs)出版专著《民歌之王：在当代中国建立人、地域和历史的联系》(SongKing：connectingpeople，places，andpastincontemporarychina，2018)，他们都是建立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之上，内容十分详实，研究了中国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民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是跨学科视野、数字人文学科的引入。2001年，Petri Toiviainen和 Tuomas Eerola在其《基于音乐特征提取和神经网络的民间音乐比较分析方法》一文中，运用模型建构与统计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数据挖掘工具来统计分析民歌旋律的分布特征，文中使用了2226首中国民歌的歌曲库作为样本进行特征统计分析。由Yi Liu，Jie Ping Xu，Lei Wei，Yun Tian联合撰写的《中国民歌的地域风格分类研究》发表在2007年的语义计算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mantic Computing(ICSC 2007)论文集中，文中探讨了一种利用支持向量机(SVM)对中国民歌进行地域风格分类的方法。Peng Wang，Jie Ping Xu，Li Yan的文章《中国民歌自动分类的特征选择》发表在2008年的国际图像和信息处理大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Image and Signal Processing(CISP 2008)文集中，该文介绍了一种启发式的封装器方法：基于分类贡献比的选择(CCRS)，利用RBF神经网络作为分类器，对来自10个地区的517首中国民歌的74个特征数据集进行了实验。Yi Liu，Lei Wei，Peng Wang在2009年世界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大会(2009 WRI)World Congress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上发表的文章《中国民歌地域风格的自动识别》，从特征抽取、分类器选择、特征选择等方面对中国民歌地域风格自动分类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新技术手段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使得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歌的研究更加深入，另一方面促使其研究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很多留学海外的华人学子通过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形式向世界推广中国民歌文化，丰富了民歌在英语世界的研究成果。2000年，Lu-Hsuan Lucy Chen撰写了博士论文《中国民歌：古老民族的宝藏》；Anne McLaren和陈勤建《在亚洲民俗研究》AsianFolkloreStudies发表文章《中国妇女的口头文化和仪式文化：南汇的哭嫁歌》等。随着民歌在海外的广泛传播，英语世界还大量出现了以中国民歌创作的作品和对作品分析的研究成果。如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学院音乐艺术博士CHAO-JAN CHANG创作的电子弦乐五重奏《我祖国的民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音乐艺术博士Shu Min Lin的博士论文《盛宗亮小提琴独奏作品<小河淌水>演奏指南》，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生Ling Yan Zhao提交其创作的《弦乐四重奏》等，这些音乐学及作曲专业的学生以自身的专业研究，积极地向世界推介和宣传中国民歌，促进了中国民歌在西方的传播与发展。

二、他者视角：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歌的关注

18世纪至20世纪初，英语世界中国民歌的研究经历了最早的由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的介绍、传播为主，逐渐发展为汉学家、音乐学家更具多元化、专业化、学术性的研究。西方学者采用异文化研究的观念、立场、方法，与国内中国民歌的研究在视角和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对国内中国民歌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学术价值。

首先，关注中国民歌与政治的关系。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民歌和社会政治的影响关系颇有兴趣，他们认为，以民歌为代表的民间音乐在许多社会领域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例如，苏独玉认为“儒家用民间音乐来宣扬他们的社会理想，坚定了人们对音乐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力量的信念”[7]，认为花儿会“是政治舞台，宗教活动场所，娱乐和朝圣地点”[8]，苏独玉勾勒出音乐民族主义的广义维度，考察民族化音乐与音乐民族化的相互转化过程；施聂姐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民歌就被运用于政治方面的宣传。”[9]她强调了民歌作为政治教育媒介的广泛成效，还在《中国民歌研究百年》一文中指出，20世纪40、50年代中国收集的大量重要的民歌资料大多出于政治需要，这些民歌曲调被借用来为音乐设定宣传文本。[10]此外，学堂乐歌、1942年延安谈话、歌谣运动等历史事件都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

其次，对中国民歌中性俗现象的关注。实际上，中国民歌中存在着大量描写情爱的歌曲，这类歌曲与正统文学形成鲜明对比，它们代表着对传统主流文化的颠覆，不分地区、不分时代的流传于民间。中国民歌中的性俗现象在国内虽有学者提及，但是研究还不够深入，而这却是海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研究方向。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音乐人类学学者杨沐，他将民歌中的性现象称为“性爱音乐活动”(Erotic Musical Activity)，并定义为“一种民俗活动， 以民间音乐演唱(奏)为方式并以此为媒介以求达到寻求性伴的目的；这种活动是当地性俗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它常与当地婚俗有关联但却不一定相顺应， 它的目的不一定包括寻求爱情或婚姻配偶，它也不一定导致婚姻”。[11]他以调查海南民俗音乐为契机，发表了大量关于“性爱音乐活动”的文章，重点研究儋州方言区的性俗与婚俗习惯，详细论述了“Ediang”和黎族的性俗源流等。伊维德在其专著《激情、贫困与旅行：传统客家歌谣》中提到客家山歌歌词中的“柳”等隐晦词语，反映了20世纪初客家社会求爱和恋爱的实际情况。[12]安妮·比勒尔在其专著《中国的色情小调：4-5世纪的中国流行歌曲》中将吴歌归纳为以“情爱”为中心，认为其“充满了特别南方风格的措辞和意象，往往使用双关语进行性暗示。”[13]在西方学者的视野中，这类性俗民歌往往在活泼和诙谐的同时，包含性内涵的暗示或淫秽元素，并且常有双关语的使用。性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一个矛盾的现象，它一边被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一方面又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一现象显然也被英语世界的学者们所发现，成为他们研究的重点。

此外，英语世界的学者对民歌中的女性问题格外关注。在中国，从孔子的“男尊女卑”思想到新中国以来把妇女定义为半边天的拥护者，妇女的身份地位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妇女的身份和地位也常常被边缘化，这种现象成为了西方女性主义拥护者的关注焦点。在中国以男性为主的仪式文化中，哀歌传统便是一个重要但很少被研究的现象。其实，在哭嫁歌和葬礼的哀歌中，女性是其主要演唱者，西方人类学家在哀歌文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马兰安(Anne McLaren)对中国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南汇地区的哀歌曲的研究，拓展了20世纪的哀歌文化图景。尤金·安德森(Eugene N. Anderson)也注意到了香港船民在婚礼上演唱的“会说话的歌曲”所具有的“吉祥”“神奇”的力量等。

可见，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民歌所代表的民间文化具有极大兴趣，他们抛开传统的桎梏，以开放的思路和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三、中西融合：英语世界对中国民歌作品的接受

第一，早期中国民歌与西方音乐作品的融合。西方音乐文化中存在着非常丰富的中国音乐文化元素。随着传播的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音乐家们试图更多地了解、研究中国的民歌艺术。有将中国民歌运用到作品中的作曲家，例如，苏联音乐家阿拉波夫(Б·A·Aрапов)的《中国民歌主题钢琴小曲六首》；德国钢琴家亚历山大·碧乐岛(Alexander Bildau)改编的民歌集《东方民歌，西方视角》；美籍俄罗斯作曲家阿列克塞·阿巴扎(Abaza， Alexis Borison)创作儿童组曲《16首中国曲调钢琴小曲》以陕北民歌、朝鲜民歌改写而成；齐尔品(Alexander Tcherepnin)的作品《歌曲七首——谱中国诗词》中的《新年》和《红彩妹妹》，旋律直接运用了云南民歌《新年》和绥远民歌《红彩妹妹》[14]的旋律；还有班托克(Granville Bantock)的《各国民歌一百首》中的《茉莉花》、澳大利亚珀西·格兰杰(Percy Grainger)的《美丽的鲜花》等。

还有将中国民歌元素与戏剧意象联系在一起，成为典型的东方主义作品，如俄国音乐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Aaron Avshalomov)的歌剧《孟姜女》中融合了《十二月花名》《放风筝》《走西口》《大踏青》等中国民歌；新西兰作曲家杰克·博迪(Jack Body)的歌剧《艾黎》中加入了花儿的曲调；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歌剧《图兰朵特》中出现了各种变体形式的《茉莉花》等。

第二，中国民歌对西方现代音乐的影响。西方作曲家将中国民歌作为作曲灵感的来源，运用到西方现代派的音乐中。塞尔维亚的青年作曲家布兰卡·波波维奇(Branka Popovi )用二胡和扬琴创作了《在那个遥远的地方》同名作品，并运用了二胡和扬琴两件中国乐器进行演奏；加拿大作曲家西蒙·贝尔特朗的作品采用中国四川民歌《黄杨扁担》的旋律为素材，创作了具有东方意味的交响乐《火与土——梆笛与管弦乐队协奏曲》；新西兰作曲家杰克·博迪的混合媒介室内作品《打》、歌剧《艾黎》等，都运用了大量的中国民歌元素。

爵士乐与中国民歌的融合也是近年来新掀起的一股潮流，2011年的专辑《巴赫和其他中国民歌》由Domini唱片公司出版，乐队Organic Three制作。该乐队将民歌元素运用到自由爵士中去，无论是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卢·里德(Lou Reed)，还是创作民歌《螃蟹歌》《走西口》的无名中国作曲家，他们都融合得游刃有余。另外还有美国爵士音乐家Mary Ann Hurst与德州一些顶尖的爵士音乐家一起录制的CD《爵士乐模式下的中国民歌》；音乐制作人叶云川汇聚美国西岸布鲁斯黄金卡司和众多知名音乐家制作的布鲁斯音乐专辑《蓝调&中国：当布鲁斯遇见中国民歌时》等等，使得中国民歌在西方流行音乐中广为传播与接受，出现了更多创新的可能。

第三，以民歌为代表的中国音乐文化对西方音乐的影响。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发展，一批国内的音乐家、艺术家远赴海外，向世界传播中国民族音乐。谭盾的琵琶与弦乐四重奏《鬼戏》中对河北民歌《小白菜》的运用；美籍华裔盛宗亮的《小河淌水》《我的歌：为钢琴而作》《7首中国曲调 为大提琴与琵琶而作》《小白菜：为大提琴而作》中的民歌素材；陈怡的《中国民歌合唱》《中国山歌五首》《中国民歌二首》等作品，都是以民歌为旋律基础的当代音乐作品。此外，我国的一批民歌艺术家先后在世界各地唱响中国民歌，推进了中国民歌在世界的传唱度和影响力。

不仅仅是民歌，东方的旋律早已经在西方音乐家手中展开，不少西方音乐理论家、作曲家从中国音乐中吸取灵感和养分，例如美国的约翰·凯奇(John Cage)从《易经》中得到启发，将偶然性因素加入创作演奏中，创立了“偶然音乐”流派；美国作曲家彼得·利伯森(Peter Liberson)曾跟随藏传佛教大师秋阳·创巴(Chögyam Trungpa)学习，创作了一批佛教实践为主题的音乐作品。中国音乐元素在西方音乐思维中走上了一条新的发展轨道，中西传统音乐的碰撞与融合，不仅促进了西方音乐的多样化、丰富性，也激发了中国音乐艺术在异域文化中的生命力。

四、小结

总体来说，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对于中国民歌的研究在学术视野、研究方法、评判规则、观点洞察等方面与国内的民歌研究存在着较大差异，呈现出一种迥然不同的独特性，彰显出全球学术话语中的差异美。通过对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以“他者视野”拓宽研究路径。西方的汉学研究体系相对独立，有一套建立在另一种语言和规范之上的系统，使得他们的汉学教学和研究都能独立的运转自如。这个体系中包含了丰富的学科种类，不仅在音乐方面，文学、历史、政治、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有着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们往往看重的是我们的材料，而非我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往往会前往实地进行田野考察，采集一手材料，再将我们的材料重新置入他们的汉学体系进行研究。宇文所安曾说：“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中国)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15]当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民歌时，作为文化局外人，他们会无意识地将自身文化系统代入研究中，造成“以西释中”的普遍现象。当然，这种研究现象也为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他们独特论域、理念、方法与观点丰富拓展了中国民歌的研究路径。

其次，辩证借鉴，中西结合。国内学界对于“海外中国学”进行的范式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国内学术圈参与国际社会科学研究、寻求自身发展的重要行为。梳理英语世界中西方学者对中国民歌的研究，可以发现对方在其研究过程中，态度有褒有贬、有中立客观、有极富创造性的解读，也有曲解、误读、偏见、武断，乃至陷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等。所以，在接受西方学术研究路径的同时，也要警惕“西方中心主义”。要做到中西结合，更需要拓展视野，向国际学界中的前沿学科理论汲取经验，例如近年来兴起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重点关注中西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可以为跨文化研究提供有益的支点。

最后，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在中国，西方关于中国民歌的研究与国内相关研究一同构成了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在研究西方学者对于以中国民歌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研究中，要坚持“求同”“存异”的思想和观念。西方学者，以“他者”的立场、思维、研究目的，形成有别于我们中国民歌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这对国内民歌研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参照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