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晓旭 李勇坚

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新中国服务业改革的研究伴随我国服务业改革实践进程逐渐得到丰富完善，研究与实践之间呈现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和时代发展特征。服务业改革的相关研究可分为六个阶段：1949—1978年：服务业改革的初步探索;1978—1984年：就业和需求压力下服务业改革的再认识;1984—1992年：增长压力推动下的服务业改革思想大解放;1992—2001年：财政压力推动下的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研究;2001—2012年：服务业开放背景下的服务业改革新突破;2012年至今：新时代服务业改革研究再出发。展望未来，服务业改革的相关研究应关注新应用、新业态的发展趋势，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方向，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重视网络化时代服务业治理改革问题。

关键词：服务业改革;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19）02-0089-13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我国服务业改革实践进程，服务业改革相关研究逐渐丰富与完善，研究与实践之间呈现互为影响、互为促进的关系，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和时代发展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基于改革实践的需要，服务业改革的相关研究主题也在发生变化，同时，这些问题也是各阶段服务业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动力。

一、我国服务业改革研究回顾

在我国服务业改革历程方面，李勇坚、夏杰长认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是动态变化的，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就业压力，90年代主要是财政压力，到2000年之后变革为国际化压力，而我国的服务业改革就是在这些动力下摸索前行的[1]。本文在对我国服务业改革相关研究划分阶段时，继续沿用了该观点。从文献梳理和检索结果来看，服务业改革的相关研究呈现阶段性变化的特征，这与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改革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1949—1978年：服务业改革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一五”计划时期，我国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能源、原材料、机械等基础工业发展上，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和发展，我国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所下降，工业占比实现了较大幅度提升。到1957年，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基本维持在28%左右。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产业结构继续向重工业倾斜，直到1961年，针对“大跃进”时期出现的问题，我国开始调整经济结构，但并未涉及服务业，调整的重点仍然是农业和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大体呈下降的态势，到1976年，已经下降到21.9%① 。

1949—1978年，我国第三产业发展和相关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商贸和流通等方面，通过对供需状况、组织机构、财税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实现活跃城乡经济、稳定市场的目的。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二十二次政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规定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同年，第二十三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规定全国国营贸易、合作社贸易和私营贸易的国家总领导机关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在其领导下，设立全国范围的国内贸易专业总公司。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中就有商业部关于迅速调运工业品供应农民需要的指示，调研组发现由于对市场供需变化估计不足，不少基层商店出现不同程度的缺货现象，提出了加强运输、做好合作社衔接、利用私营零售商和货郎担扩大商品流通等措施。1955年，除了完成购销计划、活跃和稳定城乡市场之外，商业部的工作重点还表现在对私营商业的安排和社会主义改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关于第三产业的内容也主要体现在运输、邮电（第五章）和商贸（第六章）领域，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推进了我国商贸业改革，此外，在干部建设和科学研究（第八章）、改善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第九章）等方面也有相当的篇幅。由此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建设时期，政府在保障和发展第三产业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6年12月，我国专门成立了城市服务部（后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并），主要负责全国各城市相关的经济、贸易流通方面的事务。1958年，我国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统一税条例施行细则（草案）》，其中涉及第三产业的分为了商业零售、交通运输及服务性业务部分，并统一规定了税率。

在计划经济建设时期，以刘少奇、陈云等为代表的经济思想家对产业结构关系、商贸服务业地位以及宏观调控管理等领域有过诸多论述，成为这一阶段我国服务业改革的主流思想。刘少奇在1949年12月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有商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相关阐述，针对商业“不创造价值”的观念，刘少奇强调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属于中心问题，“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②。刘少奇主张建立新的商业网，搞活城乡物资流通，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并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章程》。陈云多次阐述了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等方面的综合平衡思想，提出要注重按比例发展。除了论述农业与工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之外，陈云还专门提到交通运输与技术力量供应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增加铁路投资，培养专业技术干部。另外，陈云强调要做好商业工作，稳定人民经济生活，并主张下放权限到县级，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具体化[2]。

（二）1978—1984年：就業和需求压力下服务业改革的再认识

这一阶段改革的动力主要是缓解就业压力以及服务业供给不足而产生的需求压力。改革的路径主要是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服务业领域边际增长，并通过服务业的发展，解决因长期歧视服务领域而造成的服务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开放市场，允许个体从事商品流通工作;提高对服务业工作的重视度;积极宣传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相关概念等。

这一阶段，服务业改革的直接动力来自当时普遍存在的就业压力，具体则从市场准入、所有制松绑等方面入手，通过市场的开放，利用边际力量改变服务业发展的格局，给改革设立一个缓冲地带，进而对服务业体制完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采用这种先易后难、先边缘后中心、使改革阻力变最小的增量推动模式，其主要原因恰恰在于当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事实上，1978—1983年，服務业占GDP的比重并未显著上升，1979—1982年服务业比重甚至还呈现下降趋势。直到198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才真正超过1978年。

在学术研究领域，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相关研究数量相对较少，但已有部分学者意识到第三产业的重要性，开始倡导和呼吁发展第三产业。陈浩武认为，银行信贷支持第三产业发展有着广阔的前景，需要改变原来只向生产企业放贷的格局，面向第三产业各部门形成突破[3]。在一些地方实践中，也已经出现银行向第三产业发放贷款的探索，例如，衡阳市人民银行面向招待所、餐馆和电影院发放了贷款，使其扩充规模、产生盈利的同时，还增加了不少新的就业岗位。宫策认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一种规律[4]。陶桓祥提出了尽快建立服务经济学的设想，并详细阐述了对服务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相关看法[5]。

这一阶段，不少学者在分析第三产业问题时，都以当时就业难的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例如，王胜泉以北京市待岗青年就业为例，分析了发展第三产业的迫切性，认为有许多有利条件和充分发展的可能性[6]。林新康认为，必须改变劳动力结构，加快发展各种服务性产业，这是解决就业的有效途径[7]。还有学者介绍了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旨在得出相应的经验借鉴。例如，张开敏介绍了日本劳动力结构与第三产业发展的情况，提出其发展经验可以为我们解决人口问题提供一定参考[8]。崔维介绍了美国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提出第三产业对扩大再生产、提升劳动力能力、增加就业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9]。在对具体的改革实践分析方面，已经有学者开始分析上海市的第三产业发展问题。例如，上海市计委的同志在1984年第34期的《计划经济研究》发表了《“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构想》一文，提出了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交通通信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咨询服务中心、人才培训中心等定位设想。这一阶段，与服务业改革相关的研究主题，还体现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讨论上，由此还引出了关于社会经济统计方面的讨论。

（三）1984—1992年：增长压力推动下的服务业改革思想大解放

经过1978年以来的边际化改革，以及1980年以来关于服务业概念、意义、作用等方面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到1984年时，社会各界以及政府部门对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已有深刻的认识。从发展现实来看，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增加，于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第二大产业部门。

与此同时，中央对深化服务领域的改革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84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外宾时指出，下一步改革重点将发生变化，“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10]。在此背景下，1984年开始的第二波服务业改革，直面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问题。1985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大力发展包括商业、外贸、交通、邮电、旅游、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的第三产业。应当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情况，作为考核大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这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详细论述“第三产业”，并将其作为大城市考核的主要指标。同年，国务院转发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较为明确地界定和划分了第三产业的范畴和领域，第三产业被首次纳入正式的统计指标。1986年4月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第三产业发展目标，且目标增长率远高于一、二产业，这说明当时中央已关注到服务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把服务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从1984年开始，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在决策层得到了认可，释放服务业的增长潜力成为服务业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政策层面对第三产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术界关于第三产业改革发展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从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来看，1984年以第三产业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只有49篇，而1985年则有467篇，发文量迅速增加。在研究内容上，这一阶段的服务业改革研究主要分为以下方面：

第一，第三产业统计改革研究。杨中泽除了提出要明确范围、建立第三产业相关的统计指标体系之外，还提到了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时的折旧和价格换算等具体问题[11]。钟兆修从指标、价格、基础数据等方面对第三产业的统计问题进行了分析[12]。

第二，服务业主体效率及准入制度研究。梁志华、盛绳武认为，要破除传统的观念，促进企业的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发展开放型企业和工贸结合企业[13]。张凡、叶章和提出要动员全社会力量来兴办第三产业，铁路、航空、邮电、金融保险、公用事业等由国家兴办，而商店、饮食、律师和会计事务所等服务的提供应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经营方式并存[14]。胡季、易之认为，第三产业中存在不少行业或没有人去干，或有干的人又干不好的问题，因此需要改革体制、放宽政策，许多行业和单位应当逐步实行企业化、商品化、社会化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小型国营经济可以改为集体经营或者承包给个人[15]。马建堂、王育砚认为，随着第三产业经营主体的多元化、服务设施的逐步开放和经营方式的初步转型，严重失衡的第三产业结构有了转机[16]。

第三，第三产业发展相关的财税、金融改革研究。有观点认为，银行商业信贷工作要放宽，要支持第三产业发展。徐日清等从财政和税收的角度分析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问题，提出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发放低息贷款、鼓励多方集资支持第三产业发展;通过税收调整第三产业协调发展[1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三产业专题组认为，要建立良性的资金循环机制，提出了设置第三产业投资附加和服务消费附加、征收土地使用费、发行债券和股票等建议[18]。范源新认为，税收作为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也要服务于第三产业发展，要调整、完善税收制度，主动适应第三产业的发展趋势，并主张对不同层次的第三产业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19]。

第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改革研究。朱涵萍从产业结构调整、消费和生产服务区分的角度分析了第三产业的宏观管理问题[2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第三产业专题组提出要优化调整一二三次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在资金、人才、能源、原材料短缺的“七五”期间，优先发展严重不足且对国民经济整体贡献大的行业，对重点发展的行业也要有不同的发展重点[18]。李京文提出应通过结构性发展来实现第三产业总量的增长，调整生活性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促进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为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在政策上加以扶持[21]。

第五，城市第三产业改革研究。张军、李陵生认为发展第三产业是充分发挥城市多功能的重要前提，通过城市改革可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新兴服务业的开拓将促进城市的繁荣[22]。崔林认为，通过大力发展各类第三产业，调整人口的就业构成，可以扩大城市人口容量，同时，需要重视流动人口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问题[23]。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我国翻译和引进了一些国外服务经济学相关的书籍。例如，1986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学者井原哲夫的《服务经济学》，198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学者富克斯的《服务经济学》等。同时，一些本土的服务经济学或第三产业经济学专著开始出现，例如，1988年陶永宽等著的《服务经济学》、1989年王慎之主编的《第三产业经济学》、1990年李江帆著的《第三产业经济学》以及1990年高涤陈、白景明著的《服务经济学》等。

（四）1992—2001年：财政压力推动下的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研究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进行的体制调整，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减税让利”和“放权让利”，以达到调动企业和地方政府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改革模式造成了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滑。在此背景下，产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偏低的服务业所面临的财政负担更显沉重。部分服务行业急需从国家包办的福利型事业向社会化产业转型。

在財政压力骤增、百姓服务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下，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开始了以价格和市场化为主线的改革：一是供给方面的市场化，例如，住房市场化、教育产业化，这些行业原来由财政包办，供给增长缓慢，财政包袱沉重。其改革思路是借助市场的力量，快速增加供给，以满足百姓的需求，并扔掉财政包袱。二是放开价格管制，以涨价来减少政府对服务行业的补贴，如铁路运输价格、医疗价格、住宅租售价格等，都呈现大幅度上涨的趋势。

这一阶段，服务业改革的研究重点是市场化问题，第三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以市场为条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必须强化市场机制[24]。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连续参与组织了两场学术研讨会，一场是“加快发展城市第三产业研讨会”，于1992年10月由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商业部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和乐山市人民政府举办。与会人员认为，第三产业是城乡相互联系和支援的载体，加快第三产业发展意义重大，会上提出了转变观念、做好规划、转变政府职能、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重视服务质量等发展建议。另一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第三产业理论研讨会，于1993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广西社会科学院在广西南宁联合召开，讨论的主题中涉及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第三产业改革和发展的问题，并提出推进政企分开、搞好宏观调控、抓好服务质量和加强法制建设等对策。在推进第三产业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广东省人民政府总结和分析了广东引入市场机制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做法，包括从改革流通入手、放宽第三产业企业的经营范围、简化审批手续、有步骤地推进原有服务设施社会化经营、支持内外贸互相渗透等诸多内容。有许多学者持类似观点，例如，贾履让等对第三产业发展提出了加速企业化进程、加强投资、主抓重点行业、强化质量、加快法制建设等方面的建议[25]。

在市场准入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放开限制、分类引导的观点。例如，苏刚认为，完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需要重塑市场主体和改善竞争环境，而处理好存量和增量、经营成本和社会成本、政府调控管理与干预不当的矛盾至关重要[26]。郭克莎以第三产业产出结构变动、就业结构变动和投资结构变动的国际比较为基础，提出了优化第三产业结构的措施：一是通过推进体制改革来加快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二是依赖于城市化的进程促进服务业的多角度扩张和多层次发展;三是有效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第三产业的带动作用。他认为，启动民间投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要注重两种形式：一是企业形式的进入，改革的目标是尽快减少以至消除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障碍;二是资本形式的进入，为尽快启动民间投资，可以发展以国有控股为主要形式的股份制经济[27]。

当然，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的产业规划思想得以提及。例如，上海市计委产业规划处1997年在《宏观经济管理》上发表《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现状和设想》一文，针对上海的第三产业发展现状，提出要注重发展要素市场、交通通信、商业市场、都市旅游、房地产市场和一些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构想。

围绕市场化改革问题，除了上述建议性的研究外，还有一些研究主题引人关注。具体包括：

财政税收和第三产业发展是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使这种关系良性发展的关键是市场化机制的引入。郜冲提出，要将第三产业的潜在财源转化成现实财源，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使之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财源[28]。杜文娟认为，造成政府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没有及时调整活动边界，过多地包管了第三产业，而财政收支困难则表现在支出结构调整延误和税源流失上，这与第三产业市场化步伐相对缓慢有关，需要根据行业自身特点，分类推进第三产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市场化的方式完善第三产业运行方式和增长模式并不单纯是“卸包袱”，最终还是为了促进服务业的发展[29]。

第三产业的市场化改革需要客观评价其发展水平，而我国第三产业统计指标体系不完整、统计标准不统一的问题长期存在，现有统计数据满足不了分析研究和制定政策的需要，因此，摸清家底、健全统计显得尤为重要。1993年，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第三产业普查工作的通知》，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对全国第三产业进行普查，普查结果显示的主要数据包括了全国第三产业单位数、从业人员数、第三产业增加值数等指标。李江帆从服务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影响需求、决定服务业发展状况的因素（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的输出），并认为可综合第三产业的就业和产值比重、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和服务密度等指标评价第三产业发展水平[30]。

此外，在这一阶段的改革进程中，有一些具体的行业备受关注，因此出现了一些针对具体服务业行业改革的讨论。例如，刘维新提出需要理顺房地产的产权关系，正确处理和分配土地收益中的利益关系，如此方能解决土地资产流失的问题，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31]。金碚以卫生医疗行业为例，研究了非营利机构产业化经营和行业准入问题，指出卫生医疗服务业公益性特别突出，需要国有机构和国有企业主导，并注重引导行业内的非国有企业行为[32]。

（五）2001—2012年：服务业开放背景下服务业改革研究新突破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服务业面临着新的发展环境。服务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都将服务业作为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支撑，服务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大大增强，全球服务业竞争空前激烈。从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从1995年开始出现逆差，并且规模逐年增加。批发零售等传统服务业发展得比较成熟，但也存在服务质量不高、数量饱和、服务市场不规范的问题;金融、保险、物流等现代服务业比重上升，但总体上发展滞后。从2001年开始，国际化压力骤增成为我国服务业改革的重要驱动力。改革的路径是深化服务业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通过各种措施提高服务业的竞争力，并有序开放服务市场，以开放促进改革。

这一时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政策，例如，《“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复函》等。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服务业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主题和视角，基于这一背景特征，学术界在研究服务业改革相关问题时，都会考虑国际竞争的影响。例如，吴欣望、夏杰长认为，我国服务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局面，会出现不同的可能性，国内企业要结合所在行业的特性，灵活运用各种形式的策略，以维护和发展自身的优势地位[33]。裴长洪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应该关注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服务业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进程和影响效应问题;二是如何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制度环境;三是服务贸易、货物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关系问题[34]。江小涓系统地分析了服务全球化的理论和发展趋势，指出因要素差异、产业和需求基础、分工成本降低和服务外包等因素的存在，服务全球化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快速发展，而我国可利用服务全球化的机遇促进自身发展[35]。李勇坚、夏杰长根据标准产业结构模型分析认为，我国服务业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大多年份保持着快于GDP增长速度的速率，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的距离，还没有进入“经济服务化”的阶段，而促进工业化和服务业互动、加快城市化进程和大力发展服务外包能够有效推动这一进程[36]。

随着国际竞争压力的日益凸显，积极发展服务业、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意义日益。发展服务业在载体建设、保就业、惠民生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成为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37]。在保就业方面，服务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潜力很大，坚持在产业结构调整中扩大就业至关重要[38]。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服务业进入一个全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程度，吸引国外投资，提升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鼓励有比较优势的服务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39]。从哪些方面提升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成为这一阶段服务业改革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研究视角也较为多维。例如，霍景东、夏杰长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内涵、国际经验和发展趋势作了分析，提出了促进制造业服务化的对策建议。此外，技术研发能力是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还从投入与支持、人力资本、产出与绩效、研发系统连接性等方面对我国服务业的技术研发竞争力进行了国际比较，通过比较发现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研发国际竞争力仍然不强[40]。姚战琪等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的实力并不强，依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需要从人才培养、企业培育、中心城市辐射等多方面努力，寻求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进而真正摆脱“低端道路”的束缚，使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尽快进入全球价值链的高端[41]。李文秀认为，发展高技术性、高附加值、高融合性的高端服务业，对提升我国服务业整体质量和水平有着重要意义[42]。

我国服务业体制束缚的坚冰已经被打破，但仍然任重道远，未来仍需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方向[43]。周振华、周国平在研究服务经济与制度环境问题时，系统阐述了服务经济对税收制度、信用制度、金融监管制度、海关监管制度、市场准入制度、法律制度、统计制度和政府行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要求[44]。任兴洲、王微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服务业面临的主要制度障碍和约束：一是服务业面临较为复杂的制度约束，且不同行业所面临的制度约束存在较大差异;二是服务业发展缺乏市场机制支撑，要素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不够，要素市场体系发展失衡;三是市场主体缺乏必要的制度保障，多元化市场主体和服务组织的制度建设滞后;四是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改革亟待推进，准入方式、准入标准和退出机制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和完善;五是服务业监管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存在监管主体单一、监管内容不合理、行政手段偏多等问题;六是与服务业发展相关的配套改革推进缓慢，政府职能不清，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财税制度尚未理顺，政绩考核制度不利于服务业加快发展;七是服务业支持体系建设滞后，标准体系、信用体系、司法体系亟待健全和完善，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功能较弱;八是服务业发展的促进机制尚未形成，缺乏针对服务业发展的高层次协调机制、促进多元化主体发展和创新的激励机制，税收制度的激励导向作用不清[45]。在財税政策方面，可以从财政倾斜、社会参与、设立引导资金、支持职业教育、完善税收政策等多方面出发，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46]。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发展阶段，服务业实行增值税改革的相关研究也备受关注。

这一发展阶段还有不少针对服务业某一行业的改革研究。例如，黄汉民指出，我国零售服务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应重视流通产业发展政策和企业自身能力建设两个方面的内容[47]。何德旭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金融服务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坚持稳定的金融政策、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有效控制和防范各种金融风险、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强化竞争意识、提高金融服务品质、加大人才培养和政策支持力度等多方面的建议[48]。姚战琪、夏杰长探讨了科技进步与金融创新内在关系的机理、互动机制，提出了促进科技进步与金融业互动与融合的具体措施[49]。夏杰长、张颖熙认为，政府管制、公共意识、市场机制、气候和环境协定规制都是环境服务业发展的动力，这四个方面也是我国环境服务业发展的可行路径[50]。

这一时期，服务业统计改革方面的研究则以问题导向为主。例如，许宪春等认为，服务业统计在统计范围、统计方法、指标设置和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存在问题，未来需要在抽样调查方法推广、增加值核算、周期性普查、指标体系建立和部门协调等方面予以改善[51]。谢伏瞻指出，我国服务业统计工作中仍然存在被低估、不及时和漏统等问题，未来仍需改进和完善国家统计局常规服务业统计工作，厘清各部门服务业统计的职责，规范部门的服务业统计报表制度，建立面向全行业的服务业统计制度[52]。

（六）2012年至今：新时代服务业改革研究再出发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服务业作为影响民生幸福的重要产业，供给能力不足问题更加突出。因此，改善民生以支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新一轮服务业改革的基点。2017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服务业改革开放和供给创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印发了《服务业创新发展大纲（2017—2025年）》，文件中明确提出：“到2025 年，服务业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发展方式转变取得重大进展，支撑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竞争力提升的功能显著增强，人民满意度明显提高，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的基础更加坚实。”该文件对发展环境、有效供给、质量效益、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方面都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

在此背景之下，围绕改善民生和提升质量的服务业改革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学术界相关的讨论也越来越多。例如，2012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办的“现代服务业与产业升级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丹东市召开，围绕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服务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服务业行业和区域问题，与会人员展开了深入讨论。这次讨论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凝聚了共识。

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而在服务业领域的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例如，来有为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发展存在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一是面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升级，我国服务业存在有效供给和中高端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二是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物流快递、人力资源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偏低，迫切需要提质增效;三是相对于货物贸易，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行业和服务业企业偏少，服务贸易逆差的规模不断扩大;四是深层次的体制机制困扰仍然存在，发展活力有待进一步释放[53]。

在改善民生方面，许多研究开始关注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提升的服务业改革问题。例如，王微认为，更好发展消费性服务业，对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升级，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培育新动能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有重要的作用，面对消费性服务业的不足与问题，需要在增供给、提质量、促改革、扩开放等方面共同发力[54]。在具体行业上，许多热门行业受到关注，例如，朱德云、孙成芳关注了养老产业的改革问题，认为需要遵从市场导向，重视主体参与的多元化、服务产品的多样化和供给效率的提升，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扩大养老消费需求[55]。

由于服务业各行业间的特征和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推进改革时需要对不同门类的服务业予以区别对待。例如，刘志彪认为，市场深度开放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基本动力，收入增长与合理分配是促进消费性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措施，资源配置均等化则是促进社会公共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战略[56]。张建华、程文构建了消费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人力资本供给的匹配模型，认为针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风险，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有效支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二是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积累高层次人力資本;三是推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57]。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每年出版的《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更是注重具体行业具体分析，除了总报告之外，还设了专题报告。在2012年的《报告》中，精选了14个市场需求强烈、备受关注的新兴服务行业作了专题分析，分别是信息通信服务、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服务、检测认证服务、节能服务、电子银行服务、电子认证服务、人力资源服务、文化创意服务、网络文化服务、邮轮旅游服务、健康服务、家庭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和海洋服务。2013年，《报告》分析的切入点是区域差异，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金融服务、商贸物流服务、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专门作了分析。2014年《报告》直接聚焦生产性服务业。2015年《报告》对我国的金融服务、物流服务、科技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商贸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健康服务、体育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趋势作了详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此外，服务业发展质量提升有许多的改革方向，这就催生了多元研究角度。例如，渠慎宁、吕铁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出发，认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片面讨论工业和服务业孰轻孰重的问题并无意义，应协调工业和服务业融合互动发展，充分发挥制造业“纳创新”、服务业“稳经济”的功能，以创造新的增长点[58]。刘奕、夏杰长、李垚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制造企业剥离生产性服务业，鼓励区域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同制造企业的联系，减少行政管制、降低准入门槛[59]。张彬斌、陆万军从基础设施建设对服务业的影响这一角度出发，发现国道主干线贯通对过境县域的服务业就业份额有显著提升效应，在网络零售、农村电商、现代商贸物流等新型流通服务业兴起的时代，公路交通对商品流和服务流的影响深远，加强子区域与干线公路的联系、完善地方性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网有助于这种影响更好地发挥[60]。毛中根、洪涛从服务业发展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扩大消费需求的内在一致性，并认为政策支持可放大这种效应，政策上应多向中西部倾斜，以弥补区域间差距[61]。

总之，关注民生需求和追求服务业的高质量在方向上是高度统一的，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创造和引领市场需求，坚持五大发展理念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62]。

二、新时代服务业改革研究展望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服务业的改革与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开始了由服务业大国向服务业强国迈进的步伐。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和服务全球化的挑战，未来服务业改革的相关研究亟须在四个方面寻求创新与突破，为服务业优化升级、提质增效提供服务。

（一）继续关注新应用、新业态的发展趋势

新的发展阶段，服务业供需两端都面临新变化：一方面，需要依靠多元化的创新改变传统供给方式，提升供给质量;另一方面，需要主动适应和引领不断变化的新需求和新趋势[63]。在互联网时代，新一轮技术革命引发服务业不断创新升级，科学技术、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服务内容上的创新应用层出不穷，服务网络化、智能化、平台化和融合化的发展趋势明显。这些新的发展趋势在主动适应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同时，既在改变着服务行业的未来走向、竞争格局和产业边界，又在引领市场需求不断向个性化、定制化、体验式、互动式的方向加速转变。因此，未来的服务业改革研究，应该以新应用和新业态的发展趋势为分析前提，多关注这些创新事物的发展环境，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推进创新引领、增强服务业发展动能上来，为创新应用营造良好的生存空间和发展环境。同时，要多关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为提高服务业发展绩效、提升国际竞争力献计献策。

（二）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和未来改革的方向需要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要求，注重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62]。因此，加快服务业创新发展、协调和优化产业间和地区间的发展关系、推进服务业绿色转型、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服务业共享经济的发展等问题都是服务业未来改革的重点研究领域。以此为前提，服务业领域的相关研究可细化和衍生出不同角度的研究选题。

（三）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提升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在供给结构上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专业性强、附加值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仍然比较低;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服务供给类型和质量仍然滞后于消费升级需求;在公共服务业领域，服务产出水平低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仍亟待解决[64]。因此，应继续加强提升有效供给、对接服务需求相关的研究，继续坚持问题导向，以“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提升效率”为核心，为扩大有效供给和改善质量效益提供决策参考。

同时，在研究视角上，要尽量下沉，一方面，要聚焦细分行业的改革问题，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和发展基础，研判每一个细分行业的发展趋势，分析某一行业改革所面临的障碍，有针对性地讨论建议和对策;另一方面，要从市场主体出发，多搜集和分析企业的诉求与困难，为激发主体发展活力和动力提供研究支持。

（四）重视网络化时代服务业治理改革问题研究

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以及互联网产业发展方面将形成较强优势，这为服务业供给侧效率的提升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此背景下，许多产业需要一个宽松包容的环境[65]。同时，新技术应用也在改变着服务业的交易模式和组织结构，平台经济迅猛发展，这就需要监管理念和治理方式上的创新跟进。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要顺应新经济新服务的要求，以平台经济治理改革为突破口，适度放松管制，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优化政策保障体系，构建多元共治的服务业现代化治理体系。以此为基础，负面清单管理、市场准入、政策协调、降低成本、平台治理、多元参与等诸多问题都是未来可能的研究主題和研究热点[66]。

此外，值得强调的是，构建多元共治的关系，需要多关注处在创新一线的业界的声音。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进入战略机遇期，展望未来，应该尊重规律，立足国情，顺应发展潮流，继续做好深化服务业改革的研究课题，激发服务业发展动能，引领服务业产业升级，走高质量发展的服务业创新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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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Research on Service Industry Reform：1949-2019

Feng Xiao-xu  Li Yong-jian

Abstract： Over 70 year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C， the study of the reform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China is gradually enriched and improved along with the reform of the practice process of Chinas service industr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earch and practice is mutually influential and reinforcing. It ha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mes. The research on service industry reform can be divided into six stages： 1949-1978：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reform; 1978-1984： re-recogni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reform under employment and demand pressure; 1984-1992： ideological liberation of service industry reform promoted by growth pressure; 1992-2001： research on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service industry driven by fiscal pressure; 2001-2012： new breakthrough in service industry reform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rvice industry opening-up; 2012-present： further study on the reform of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new era.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relevant research on service industry reform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ew applications and new formats and follow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We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the research on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and give priority to the issue of governance and reform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in the networked era.

Key words： reform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modern service industry

基金項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服务业发展与开放研究”（2018CJYB003）。

作者简介：丰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李勇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