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少波 丁露 裴红霞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技术变迁采取引進式技术进步方式以加快国内技术的追赶，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进式技术进步以资本为载体，具有资本偏向和技能偏向的特征，导致资本报酬挤占劳动报酬和劳动报酬内部分配不均，致使消费需求增长乏力。中国式技术变迁具有强制性特征，使得技术引进更多地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工业和高新技术行业，导致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衡和消费支出下降。在当前国内外技术差距缩小、国外对核心技术封锁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式技术变迁路径需要从引进式技术进步转向原发式技术进步，在实现增长动能转换的同时，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关键词：技术变迁;技术引进;自主创新;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0）02-0057-1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8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速平均达到了9%，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国经济的伟大成功，与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后发优势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的中国式技术变迁有着很大的关系。

从供给侧来看，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和源泉。利用从发达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与中国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生产供给能力在短时期内突飞猛进，推动了经济总产出的快速增长。从需求侧来看，在中国式技术变迁下，投资和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并形成了“双轮驱动”。一方面，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一般蕴含于购进的设备投资中，被国内模仿吸收从而新建更多的相关设备投资，并通过产业关联带动上下游产业而引致更大规模的投资，从而带动社会整体投资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利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在国际上具有价格上的竞争力，从而带来了出口的大幅增长。然而，尽管国内有着大量的人口和劳动力，但是由于之前国内的较低收入水平不足以消耗如此庞大的产品，国内消费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够明显。中国式技术变迁在带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

近年来，中国投资和出口增速双双出现了下滑，使得消费对经济拉动的作用得以加强和显现，但中国居民消费情况依然不容乐观。一方面，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依然较低，明显低于同期的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018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9.37%，不仅远低于同期美国的68.37%、日本的55.49%和韩国的48.09%，而且低于印度的58.98%。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出现了下滑的态势。2019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达29.67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8.2%，低于2018年同期的9.3%，更是低于2012年前的10%以上的增速。

长期以来中国居民消费需求的不足，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式技术变迁有较大的关系。中国式技术变迁所带来的收入分配失衡和供需结构性失衡是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改变当前和未来中国技术变迁的方式，对于扭转需求结构失衡和增加居民消费具有重要作用。

一、相关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技术变迁对消费影响的文献，主要是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角度来研究的，包括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和技术进步的技能性偏向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两个方面。

相关研究表明，现实中的技术进步并非希克斯中性的，在对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产生影响时是有偏的，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如果技术进步引发的资本边际产出増长快于劳动边际产出増长，则将这种技术进步称为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劳动边际产出増长快于资本边际产出増长，则将该技术进步称为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会使得资本在收入分配中占有更大的份额;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则会让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占优。Acemoglu在偏向性技术进步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认为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特征非常明显。Acemoglu将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生产技术与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会不断耦合，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要素偏向性特征，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是影响要素收入份额的重要因素[1]。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是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使得资本边际产出增加和劳动报酬减少[2]。Bentolila & Saint-Paul基于12个OECD国家的产业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会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不利影响[3]。

国内文献对中国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例如，孙慧文研究发现，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的技术进步呈资本偏向型，技术的选择不断偏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4]。傅晓霞、吴利学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进步过于依赖引进与模仿，使得要素效率改进的劳动节约倾向太过显著，是造成中国劳动者报酬份额持续降低的主要因素[5]。姚毓春等基于中国工业部门要素收入份额变化的分析发现，中国工业部门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性主导了工业部门的要素收入分配变化[6]。罗知、周利云、李浩然利用1978—2012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视角研究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变化的原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是导致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之一[7]。丁建勋、仪姗基于CES生产函数分析认为，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消费率的影响取决于要素替代弹性的大小，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中国居民消费率存在抑制作用[8]。

在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研究方面，多数研究均表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使得技能型劳动在劳动份额中的比例增加，从而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Acemoglu发现，快速的技术进步使得厂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迅速増加，在长期的价格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技术进步发生了技能偏向[9]。Crifo考察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OECD国家的数据，认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与工资差距是相关的，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会加剧工资不平等[10]。王永进、盛丹利用资本与技能之间的互补效应机制，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和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现象进行分析，认为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会同时带来技能劳动者工资和资本收益的提高，从而使得劳动收入占比下降[11]。成艾华等通过实证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行业的技能偏向性技术变化带来了技能劳动力短缺和劳动者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12]。

以上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的偏向性造成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過低。而劳动报酬占比过低又是导致居民消费低迷的主要因素，这也可以从国内外大量文献中得以印证。例如，Kalecki开创性地对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进行了探索和研究[13]。Marglin & Bhaduri提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基准模型，其中劳动收入是消费需求的重要来源，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14]。李稻葵和徐翔的研究指出，消费率和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回升是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变迁的内部表象，中国2007—2011年超过2/3的消费率的上涨源于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15]。刘东皇、沈坤荣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劳动要素报酬偏低是扩大收入差距、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的重要因素[19]，并指出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劳动收入占比提高[17]。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知，在技术变迁过程中，资本和技能有偏技术进步对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并未将技术变迁与居民消费占比下降的典型事实相联系，也未从技术变迁的方式和角度来分析消费下降的现象。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技术变迁以技术引进为主，但与其他国家技术引进具有不一样的特征。中国式技术变迁在带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国内收入分配失衡和居民消费低迷。为此，本文从中国式技术变迁的角度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进行分析和解释，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开放条件下中国式技术变迁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机制

在开放条件下，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其技术变迁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引进科学技术机制）和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原发科学技术机制）[18]。其中，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属于外源性技术变迁，是指由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与全球技术前沿有较大的距离，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引进已经成熟的、较为先进的技术到国内直接投入生产，在短时间内带来国内技术水平的跃升，从而实现国内技术水平向国际先进技术前沿的追赶。而原发性技术进步方式属于内源性技术变迁，是指后发国家依靠自己国内的研发能力进行自主创新，研发获得相应的先进技术并投入生产，从而实现国内技术向先发国家的技术前沿追赶。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前期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的情况下，采取引进式技术进步方式具有很大的优势，这也是一些国家实现技术进步和经济追赶的重要方式。其一，引进式技术进步能在短期内带来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而技术的自主研发则需要相对更长的时间。其二，引进式技术进步没有自主研发的风险，一旦技术设备得以引进就可以立即投产而产生经济效益，而不需承担研发风险。

但是，引进式技术进步也有其缺陷并制约着后发国家的技术变迁。其一，当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接近于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前沿时，其可供引进的技术空间会大幅压缩和减小。其二，引进式技术进步一般受制于人，需要获得先发国家的同意。然而，发达国家出于利益考虑会对其核心技术保密而不愿意转让，从而导致最前沿的技术引进存在制约，关键核心技术在引进时往往瓶颈问题凸显。因此，在开放条件下，后发国家一般在前期可以采取引进式技术进步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快速地实现国内技术快速变迁;当经济和技术水平发展到较高程度而接近世界前沿时，原发式技术进步成为其国内技术变迁的主要方式。两种技术变迁的方式具有明显差异性，并对消费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和结构带来截然不同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变迁主要采取引进式技术进步的方式，并带来了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中国收入分配的失衡和产品供需的结构性失衡，并对中国居民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中国式技术变迁带来劳动、资本报酬分配失衡和居民消费占比下降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最直接、最具决定性的因素，直接制约着居民消费的扩大。劳动报酬作为中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对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劳动报酬直接影响居民消费能力，决定居民消费的数量和结构;另一方面，劳动所得用于消费的边际倾向往往大于资本所得，劳动报酬通过改变社会整体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整体消费。中国式技术变迁带来资本报酬对劳动报酬的挤占以及劳动报酬内部分配不均，直接限制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升。中国式技术变迁在限制居民绝对收入报酬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差距，弱化了中国整体消费边际倾向，致使中国消费低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技术变迁引致收入分配结构性失衡，从而影响居民的消费。

1.以资本品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带来资本报酬占比上升、劳动报酬占比下降

中国式技术变迁属于以资本为载体的技术进步，国内资本报酬中暗含国外先进技术的报酬，从而使得劳动报酬份额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下降。一般而言，先进技术是蕴含于资本品中的，技术引进也是以资本品为载体的，其实现方式主要包括购进先进设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FDI）以及直接购买国外专利三种方式，且均需要通过设备投资的方式来实现[19-20]。其中，购进先进设备方式所带来的先进技术主要蕴含于所引进的国外先进设备等资本品中，并在国内通过模仿学习、技术改造等“干中学”的方式带来国内类似设备的投资，从而实现国内设备投资快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扩散，这是中国技术引进最主要的方式。外商直接投资是外商利用现汇、实物设备、先进技术等在中国直接投资的行为，先进技术也蕴含于所带来的技术设备中，并通过溢出效应带来合资公司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从国外购买的专利技术也需要依据图纸在国内实现实物资本的投资在现实中得以运用，从而实现技术进步。可见，新技术引进和应用更多借助于物质资本的投资来实现，即主要以新产品、新设备和新软件方式改变资本质量而提高经济产出[21]。中国的技术进步完全可能融合于设备资本品中，通过设备更新换代实现技术升级，从而提升要素的生产率[22]。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技术变迁主要以引进式技术进步为主，且表现为以资本为载体，主要通过与设备资本投资相融合的方式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但是，这也会带来国内国民收入分配的失衡，并带来居民消费的低迷。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是其主要构成部分。由于引进式技术进步通常以引进的机器设备等资本品为载体，因而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对应的资本报酬通常还要求获得涵盖国外先进技术研发的技术报酬，从而使得资本报酬在中国获得更高比例，挤占了劳动报酬分配比例。而且，由于这部分技术来自国外，技术报酬最终被分配至国外从而使得国内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一，国内企业在引进购买先进设备时，国外企业已经将技术报酬在设备中作价成为国内厂商的成本，国内厂商在国内生产和参与分配中会进行该部分成本的转移使得其资本报酬上升，从而使得劳动报酬占比降低。其二，若以外商直接投资方式获得技术进步，外商资本参股时会考虑技术报酬因素，使得劳动报酬占比降低。其三，国内企业在购买国外专利时其价格就包括技术成本，购买专利企业在国内销售生产时技术购进成本将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并以资本报酬的形式取得，从而降低劳动报酬份额。也就是说，无论采取哪种方式，中国式技术变迁作为以资本为载体的引进式技术进步，会导致国内的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从而影响居民消费的增加。

由于技术引进的三种方式都是以资本为载体，先进技术的增加会带来资本的增加，资本的增加需要通过相应的投资增加来实现，因而可以采用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增速、利用外资增速、社会固定资产增速三个指标来表示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快慢。其一，当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加快技术引进时，会带来利用外资增速的加快。外资在国内设厂投产也会带来机器设备投资和厂房投资增速的上升，从而带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加快。其二，当通过购进先进设备的方式加快技术引进时，会带来企业购买国外机器设备的投资增加，并带来国内设备安装以及相应配套设备购买的增加，从而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使得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增速加快。而且，设备安装和流水线的落地也会带来厂房建设的增加，从而带动房地产和基建在内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其三，当通过直接购买国外专利的方式加快技术引进时，需要将国外专利的图纸、设计以及模具等在国内转化为机器设备才能形成现实中先进的生产力，从而带来机器设备投资的增加，并带来厂房和基建等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上升。而且，在加快技术引进的过程中，为了营造比其他国家更利于外商投资的环境，国家不断地加大高新区、工业园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这也会进一步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因此，全社会固定资产增速也是表征引进技术进步的指标之一。

图1、图2（下页）、图3（下页）分别呈现了1999—2017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增速、利用外资增速与劳动报酬份额变化的趋势。从中可以发现，代表引进式技术进步的三种指标的增速整体上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劳动报酬份额则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具体来讲，一方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表征技术引进的三大指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设备工具器具购置增速以及利用外资增速均表现为较高的增长率，并呈现先快速上升，然后高位持平的态势;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三大指标均出现了大幅的下滑。这说明，2008年之前中国式技术变迁主要表现为引进式技术进步特征。另一方面，2008年之前，国内的劳动报酬份额呈现不断下滑的态势，而2008年之后劳动收入份额则出现了波动性上涨的趋势。可见，2008年之前，中国式技术变迁下的以资本为载体的引进式技术进步确实带来了国内劳动报酬份额的下降。2008年之后，随着中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差距的缩小，国内技术引进的速度开始放缓，这带来了国内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因此，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快慢变化与劳动份额变化趋势存在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即在引进式技术进步上升阶段，劳动报酬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而在引进式技术进步强度下降阶段，劳动报酬占比则呈上升趋势。该典型性事实充分印证了以资本为载体的引进式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的挤占。2008年之前为中国式技术变迁的引进式技术进步加速阶段，而2008年之后中国的引进式技术进步的强度已经减弱，但2009—2010年在国家主导下有所增强。2010年之后，引进式技术进步总体呈现趋势性下滑的态势，并带来了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持续上升。

2.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加剧了资本报酬对劳动报酬的挤占效应

中国式技术变迁属于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有助于进一步强化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偏向性，降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而不利于居民消费的提升。希克斯将技术进步分为中性和非中性技术进步两大类，技术进步在經济增长中并非总表现出中性，而是有偏的非中性特征。技术进步的偏向性是指技术进步对要素边际生产率的相对影响的大小，若技术进步更有助于提升某一要素的边际产出则称技术进步偏向于该要素[23]。

中国式技术变迁属于典型的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从国外引进先进的设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购买专利的方式以获取先进技术，而先进技术最终要蕴含和体现在机器设备之中。由于从当时的资源禀赋来看，中国的物质生产性资本相对稀缺，而劳动力资源相对过剩，这使得中国的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资本偏向性。一方面，劳动和资本要素特征差异使劳动报酬和资本要素报酬的差距扩大[24]。稀缺的资本在市场上更具有议价能力，从而使得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更具优势，并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另一方面，资本引进成本虽高但其投资收益也高，资本的生产率提升快于劳动，引进的技术进步朝着更有利于提高资本相对边际产出的方向发展，使得引进的技术表现出资本偏向性。为追赶先发国家的前沿技术，引进式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很可能遵循发达国家要素结构而偏向资本，自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起，中国多数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明显偏向资本[25]。可见，中国式技术变迁加剧了国内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并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而不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3.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使劳动收入内部分配失衡，拉大了收入差距

中国式技术变迁属于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使得技能型劳动相对于非技能型劳动的生产率增长更快，从而带来了劳动收入内部的分配失衡和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总体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内生偏向于技能劳动，使高技能型劳动需求增长且报酬增加[26]。中国式技术变迁以设备投资为主要载体，国外先进设备的引进和投资增加对技能型劳动产生两方面的作用：其一，先进设备的生产操作需要相关的技术型劳动力，带来技能型劳动力的溢价和技能劳动价格的增加;其二，对技能型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带来技能劳动人数的价格上涨和技能劳动收入在总劳动收入中份额的上升[27]。非技能型劳动受到技术进步影响较小，技术进步对其劳动生产率提升速度相对较慢，非技能型工资收入水平相对于技能型劳动力的增加也较慢，从而使得其在劳动报酬中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技能型与非技能型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不利于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

如图4所示，技能工资与非技能工资差距变化与前文对技术进步方式转变时间划分的时间点大致相吻合[28]。2003—2008年，中国式技术变迁以引进式技术进步为主，且处于加速发展阶段，技能型劳动生产率加速上升，不断拉动其与非技能型劳动的收入差距。2008年以来，随着技术引进强度的逐渐下降，技能溢价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进一步印证中国式技术变迁导致劳动内部分配不均。

（二）中国式技术变迁属于强制性技术变迁，加剧生产力结构失衡而抑制消费需求

中国式技术变迁具有强制性技术变迁特征，加剧了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不利于总体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中国式技术变迁具有政府引导和激励的双重特征，并通过强控制力来引导技术的引进。在经济起飞初期，高风险、长周期的原发式技术进步方式（自主创新）在短期内无法满足技术快速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要求，政府鼓励企业主动加快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服务于国内技术快速进步和经济增长。

1.政府通过强制力干预要素市场以获得技术的快速变迁

政府利用在调配资源方面的强控制能力干预要素市场，将大量优质廉价资源配置到技术引进部门以获得技术的快速变迁。中国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资源具有更强的控制和调配能力，集中力量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中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采取了渐进市场化方式，产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最高，而政府对要素市场的调控力度仍然较大，具体表现如下[29]：第一，在土地要素供给方面，政府对土地供给市场具有很强的控制力。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成片的土地快速转化推进基础设施、工业园区的整体规划和布局，为招商引资提供便利的硬件环境。另一方面，政府规定土地用途的方式、压低土地的价格吸引外资和高新技术，从而加快技术引进。第二，在劳动要素供给方面，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条件和基础教育方面的供给提供了在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健康的、具有基本文化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一方面，政府通过基本医疗卫生的供给带来了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身体素质的提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义务教育制度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基本文化素质和质量。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的文盲率从1949年的80%下降到了2015年的3.6%，保证了规模庞大劳动力的基本文化素质。政府对国民身体健康和文化素质的投入和保障，为大规模的技术引进提供了价廉质优的劳动力。第三，在金融要素的供给方面，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制度体系保证了国家对金额资源控制的可能性。中国的金融资源价格比OECD国家便宜得多[30]，这使得企业在引进国外技术时的成本更低，对于引进设备的投资更具有吸引力。

2.政府强制技术引进向部分地区倾斜，加剧了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和收入差距失衡

政府利用其强控制力有倾斜地选择技术引进的领域，加剧了生产力不平衡结构和收入差距失衡。由于受到国内初始资源不足的约束限制，为了在短期内达到技术快速进步的目的，政府利用其强控制力，将有限资源重点倾斜于重点地区、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在带来技术快速进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加剧了生产力结构的不均衡。

从技术引进的区域分布来看，引进式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在自然资源、人文地理和交通物流等方面具有区位优势，原材料进口输入和产品出口输出更为便捷，资本的投资回报更高，技术引进会更多地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在初始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采取倾斜式的不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将有限资源重点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为其创造更为有利的引进技术的外部条件，这进一步加剧了区域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东西部收入分配的失衡和差距拉大，从而不利于总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如图5（下页）所示，从蕴含技术的载体固定资产的投资额来看，东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始终高于西部地区。尤其是在2008年之前，东部地区投资完成额是西部地区的2.5倍以上，但目前缩小到1.5倍左右。这说明，在中国式技术变迁下，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确实技术进步更快，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在缩小。

从技术引进的城乡分布来看，引进式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城市而非农村地區。一般而言，城市相对于农村的资源集聚能力更强，承接技术设备投资的能力越强，技术引进一般会流向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获得的技术相对较少。受技术冲击和改变程度较大的工业和服务业均分布在城市，而农村地区的农业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一般较小。因此，为了加快技术进步，政府在引进技术时有偏向城市的激励，曾经的工农剪刀差就是很好的例证。强制性技术变迁加剧了城乡之间技术进步的不均衡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并带来了城乡消费水平差距的扩大。如图6（下页）所示，中国技术进步存在明显的二元特征，带来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和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2008年前后，随着技术引进速度的放缓，国家开始加大对农村的关注和倾斜，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下降，随之带动城乡消费差距减小。可见，在中国式技术变迁下，引进式技术进步是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深层次因素，而政府的强制性技术变迁加剧了这种趋势。

从技术引进的行业分布来看，引进式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工业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一般而言，政府在引进技术时会尽可能地鼓励企业选择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行业，以便获得更高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的利润收入。而这些行业一般集中于工业行业特别是高新技术行业，从而拉开了这些行业与其他行业技术进步的差距。行业技术进步是影响行业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政府利用强控制力对这些行业的倾斜加剧了产业间的不均衡和收入差距扩大，并带来了不同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差距，这将影响总体居民消费水平的上升。如图7（下页）所示，2008国际金融危机前是中国技术引进密集的时期，且引进式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工业发展，使得第二产业比值一直处于高位。直到中国技术引进强度逐渐降低后，工业产值占比才逐渐下降。

由此可见，在国家强制性变迁的情况下，技术引进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城市地区和重点工业领域，并带来这些区域和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使得其从业者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而内陆地区、其他领域和部门因为技术引进较慢和规模较小，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收入水平。引进式技术进步以及国家强制性变迁的倾斜带来了区域发展失衡、城乡二元结构、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失衡的问题，从而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对总体居民消费会产生不利影响。

然而，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背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中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技术前沿面差距越来越小，以及发达国家对其核心技术保护越来越严格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引进式技术变迁方式不应是中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而应依靠原发式的技术变迁方式，通过自主创新来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并使得经济结构再平衡，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从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具体而言，要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转变中国式技术进步的路径，加快技术变迁方式由引进式技术进步向原发式技术进步转变。坚持和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让自主创新成为替代技术引进后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式。一方面，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原发式技术进步，研发的技术产权归属于国内，技术报酬的份额保留在国内，并且部分作为研发人员的报酬，从而有利于国内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原发式技术进步具有分散式、盈利周期长、拥有专利权等特点，有利于企业研发个性化、品牌化、高端化的产品，从而增加国内的高端供给，扭转消费供需结构性失衡和降低消费外溢的程度，提升国内消费占比。

第二，提升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拥有更多的知识和更高的劳动技能，其边际劳动生产率更高，从而其工资收入水平也越高。且从长期来看，技能型劳动报酬提高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引发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技能型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谈判地位更高，从而有利于其收入增加。因此，通过加快劳动者素质提高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引导部分企业选择偏向于劳动的原发式技术进步，将提高劳动收人份额和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此同时，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培训缩小劳动者间的技能差距，可降低技术进步的技能性偏向对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消费下降的不利影响。

第三，转变技术变迁的政府激励机制的方向，优惠政策应从鼓励引进式技术进步转向激励原发式技术进步。在激励企业自主创新中，需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通过营造更好的营商和自主创新环境，降低要素流动的门槛引导企业自主研发。另一方面，政府通过严格保护专利和产权，并通过相关的财税政策激发企业创新的内在动力。通过自主创新创造出更丰富多样的、高质量的产品以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而减少消费外溢和增加国内消费。

第四，鼓励采取劳动偏向性的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提升劳动报酬的份额。在自主创新过程中，政府需要鼓励企业研究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的新技术，通过劳动与设备的生产结合提升劳动的生产率，从而提升劳动的报酬率，推动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提升，进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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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as Technology Change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under Open Conditions

LONG Shao-bo   Ding-Lu   Pei Hong-xia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technology change has adopted the mode of technology import to speed up the catch-up of domestic technology and promote the rapid economic growth. With capital as the carrier， technology impor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apital and skill bias， which leads to the misappropriation of capital remuneration and the uneven inside distribution of labor remuneration， resulting in the weak growth of consumption demand. Chinas technology change has mandatory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kes technology import more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urban industries and high-tech industries， leading to the imbalance of productivity structure， and aggravating the imbalance of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Under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narrowing the technology gap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locking the core technology at abroad， the path of Chinas technology change needs to change from the technology import to the origin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mentum， but also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residents consumption.

Key words： technology change; technology import; independent innovati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中国大宗商品价格‘超调与货币政策规则研究”（2017CDJSK01XK13）、“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政府治理和公共政策研究”（2019CDSKXYGG0042）、“政府精准治理与公共政策创新”（2018CDXYGG0054）。

作者简介：龙少波，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经济系副主任、副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丁露，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裴红霞，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