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戈

看了林徽因的传记，想起很久以前，看她的那些唯美小诗和散文，当时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生疑，她的文字稚拙可爱，没有烟火气，但是，感觉很人工。记得还特地去翻她的创作年表啥的，写这些东西时，她已非二八稚龄了。这些诗，实在是和她的年龄和经验，都不太匹配。她本人是个有颗务实心，非常懂得把握人生大方向，合理避险，且有点大志向的女人，我想她就是那种把现实和诗情分离得很清楚，整体理性控局，局部短时感性，文字形象和现实面目有落差的人吧。

在我的经验里，这种落差比比皆是。比如张爱玲，不过她是反向经营，结果把自己搞得血本无归，也是意料中事。张的文字刻毒蚀骨，通篇都是算盘打得劈啪响的计较、人情、感情、金钱、利益。但是，和林徽因一样，张也是个文字形象和现实面目脱节的人，胡兰成遭难，避祸乡下，派人来求援，她二话没说就找了戒指递给来人，全然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弱女子，乱世里也得有个防身银两。这哪里是一个精明计较的女人所能为之。

张是典型的聪明脸孔笨肚肠。文字里的装精逞强，不过是笨拙于人事，自抑成性的她，找个出口转移释放力比多而已。文字状态下的张爱铃，固然是满树繁花，枝节楚楚，而现实生活中，她却是个连日常应对都很畏惧的木讷之人，而林徽因则相反，她的文字干瘪细弱，纠结迂回，她本人却是个爽朗开阔，长于交际，话锋伶俐之极的妙人儿。由此可见，把一个人固定在她的文字形象上，实在是野蛮且幼稚。

有时落差是因为注意力的不平均分配，伍尔芙，就是这样。她在文字里刻薄锋利，骁勇无比，处处把人往死角里逼，而在现实中，却是个混沌不堪的低能儿。她的聪明半径不外乎是她的小书房，一出了这个势力范围，厨娘不让她帮忙，因为她不是把戒指丢在面粉里，就是把调味料弄混了。丈夫不敢携她去社交舞会，因为她交际笨拙，不知进退，有一次甚至把衬裙都给穿反了。以伍尔芙的智性，应对这点柴米油盐算什么，只是她舍不得，她是高度的精神化，每一点注意力，都用去补给自己的精神生活了。她对现实生活中的人并不刻薄，不是因为她宽厚，而是因为她对他们没兴趣。

理念有洁癖的人，多半会给人制造错觉，比如托尔斯泰君。托托同志太有自省力了，他体内有个二十四小时马达不停的自我监控装置，时时向他反馈个人道德指数的涨跌情况。为了维持大盘指数，老托同志非常辛苦，晚年他的文字，几乎通篇都是道德说教，宗教救赎。但是他对家人却非常冷淡，人情味稀薄，用他老婆的话说就是“家里的孩子病了，他都不肯抱一下，然后就穿个袍子跑出去，在铁道旁转来转去，寻找做善事的机会”。前一阵子看莎乐美日记，从浩如蓝藻的废话里，我总算淘出一句有用的：“我去庄园看了托尔斯泰，他似乎很孤独，家人都不搭理他。”

高瞻远瞩，常常造成近距离失焦，比如奥威尔君。他在生活中使用的名字叫做布莱尔，可是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拿去营养那个叫做奥威尔的抽象存在了。重宏观，轻生活，厚此薄彼，那个“把全部的爱都勇敢献给他”的女人，差不多就是在他的眼皮底下，慢慢地被癌魔咀嚼吞噬的，而他呢，壓根就没注意到这件事，因为他正忙着撰写政治小说，去打击极权，维护全人类的利益呢，实在无暇他顾。死之前，他嘱咐别人勿要给他写传记，因为，奥威尔这个名字太重，布莱尔这个名字太轻，他怕别人找不到兼顾调和的落点。

这种落差也可以成于双重自我的冲突，比如卡波特。他自小寄人篱下，性格疏离冷淡，凭着一身伸缩自如的迎合技术混迹上流社会，可是再看他的《圣诞节忆旧》和《小童星》，我从未见过那样春水般的柔软和温情，不能把这个平面的解释为表演人格，或文字演技，我倒觉得是卡波特那个潜在世事水面下的隐性自我之花，在文字里勇敢地盛开了而已。

有时，坚硬的文字，是因为作者羞于示弱，或者说是对自己柔软内里的保护和自卫心，比如麦卡勒斯就是，文字是沙暴触面的粗砺疼痛，可是人却是极度的纤细敏感易挫，朋友忘记回复的一封信笺，都能让她难过得失眠。还有米切尔，人人都以为她就是《飘》中赫思佳的原型，也是那样不顾来日的泼辣生猛，其实根本不是，《飘》才写到一半，她看见有个九流南方作家写的垃圾文章，立刻觉得自愧不如，几乎封笔。她是个自信心严重匮乏的人，说起来生物规律就是这样：往往看上去越硬的，骨子里越柔软，比如河蚌、贝壳类动物，而貌似软体的，多半才是最毒的，比如蛇。

越是成天在文字里“温情”来“慈悲”去的人，翻脸骂人的时候就越刻毒，因为，他们的敦厚，都是后天的修养调节的，你想那个被压抑的刻薄机制，一旦反弹，多可怕。温厚的人我也认识两个，一个是我妈，她没读过什么书，她做了一辈子好人，也说不出一句成型的大道理;另外一个是我外婆，一手养大了七个儿女，十来个孙辈，累的时候趴在硬木椅子上都能睡着，我猜她这辈子都没听说过“温情”这个词，她是个文盲。大爱都是无声的，文字表达从来也不是朴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