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泰勒文

1950年1月，在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以北的广场到伦敦大学学院附属医院的路上，穿梭着一些心情沉重的人，其中很多是文人，有一头乱蓬蓬卷发的高个子诗人斯蒂芬·斯班德，有住在医院附近的小说家安东尼·鲍威尔、记者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还有BBC和一些左翼报刊的记者编辑。偶尔，有个四岁的小男孩获准进入医院，在一张病床前呆上片刻。最常来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棕发姑娘，手指上的新婚戒指还闪闪发光。

这个病人就是乔治·奥威尔。到1950年1月，他在这里已经呆了快四个月，而从1949年年初，他就开始在其它医院住院治疗。二十多年的慢性肺病最终诊断为肺结核。六个月前还在格洛斯特郡疗养院的时候，他就差一点病死，直到转到伦敦，在著名胸科专家安德鲁·莫兰的单独治疗下，病情才有所恢复。莫兰医生是奥威尔的出版商弗雷德·瓦伯格介绍的，他估计奥威尔的病要彻底治好是没希望了，只是在妥帖照料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在“良性慢性病”的水平，就是说，他每天还能坐着工作几小时。已经对重新拾笔写作绝望的奥威尔被告知，他能活着的希望“相对”较大。

幸运的是，困扰了奥威尔大半辈子的金钱问题，随着1949年6月出版的《1984》在大西洋两岸畅销而有了起色。英国已经卖出25000册，而在《1984》被美国每月一书俱乐部推荐的刺激下，大笔版税收入也从美国源源而来。奥威尔出名了，有钱了。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月，他的财产价值大约有12000英镑（当时平均周薪还远低于十英镑）。这段时间他还特别高兴，因为第二次婚姻给了他活下去的希望。奥威尔认识索尼娅·布朗内尔已经有几年了。这个比他小十六岁的姑娘是常发表他文章的《地平线》杂志主编、也是他老同学的塞里尔·康纳利的助手，她年轻，漂亮，认识奥威尔之前就有一大堆情人，包括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威廉·科德斯特里姆。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她嫁给病入膏肓的奥威尔的理由都显得不那么充分。她并不爱他，也不太像是冲着他的钱——当时奥威尔还没有成为引起文坛轰动的传奇人物。奥威尔的好朋友安东尼·鲍威尔始终认为，她嫁给奥威尔只是因为她的导师塞里尔·康纳利叫她这么做。经过医生特许，婚礼于1949年10月13日在奥威尔病房里举行。在医院驻院牧师、安东尼·鲍威尔、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索尼娅的朋友珍妮·李和一名医生的见证下，奥威尔的挚友、《观察家报》总编辑戴维·阿斯特将新娘交给了病榻上的奥威尔。客人们随后到著名的里兹饭店吃喜酒，新郎则呆在床上。朋友们都注意到这次婚姻让奥威尔精神焕发。鲍威尔说：“他为此非常高兴……某种程度上，他的精神状态是从我认识他以来最好的。”尽管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已经瘦得连医生打针都找不到有肉的部位下针。鲍威尔记得，当时奥威尔兴奋地坐起来，“带着一种未曾出现过的享乐主义者的表情”。他还计划着只要病情一有起色，就到瑞士空气清新的阿尔卑斯山中养病。他的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一直恶化，体重不断下降，高烧不退。美国的特效药链霉素一年前就使用了，弗雷德·瓦伯格还请奥威尔的美国出版商们帮忙尽快运些药来。可是链霉素不仅有副作用，还让他指甲都脱落了。

奥威尔却一直相信自己能活下去。他满脑子装着写作计划：他要研究约瑟夫·康拉德的政治小说，写一部以远东为背景的中篇小说，连名字都想好了，叫《一个吸烟室里的故事》，他相信，一个还有书要写的作家是不会死的。而莫兰医生考虑到瑞士之行的承诺对病情也许有好处，就批准他1950年1月出行。一个朋友甚至带来一根钓鱼杆，放在他床脚，让他高兴高兴。

不过，到了这个地步，几乎没有人还指望奥威尔能挺过去。最让人难过的场面是他的养子、四岁的理查德来探望的几次。奥威尔很怕把病传染给孩子，只要孩子一靠近就把他推开。索尼娅每天都来处理丈夫的日常事务，有时候还扮演起发号施令的护士角色而令访客们不快。一天，她告诉奥威尔，她得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晚上不来医院了。虚弱的奥威尔尽管不满，也无法阻止她匆匆离去。其他人很快注意到这对新婚夫妇关系的恶化。1949年圣诞节那天，和鲍威尔一起来看奥威尔的马格里奇发现他“在四周装点了圣诞饰品的房间里，死一般的痛苦，孤独”。他的脸真像死了的样子，让马格里奇想起以前见过的一幅尼采临终前在床上的画。他察觉到了奥威尔神色中的愤怒，似乎死神的逼近令他愤怒。他们一起谈起了奥威尔二战时在英国地方志愿军和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并且展望瑞士之行，“但始终空气中有一种死亡的气息，就像秋天里的花园”。

新年到了。瑞士之行出发的日子定在1月25日，乘私人飞机，同行的除了索尼娅，竟还有她的情人卢西安·弗洛伊德。1月12日，马格里奇又去看奥威尔，觉得他“更像死了一样，非常痛苦”。他还抱怨医生连阿斯匹林也不给他。不过一星期后，他向好友、评论家和犯罪小说家朱里安·西蒙斯表达了对瑞士之行和开始耽搁了很久的写作计划的渴望。他解释说，医生让他重新写作还是有可能的，他很想写那部中篇小说和康拉德。“要是我不感冒，下星期三就要去瑞士了。”朱里安·西蒙斯后来回忆说，听到奥威尔的话，他都笑了。第二天下午，也就是1月20日，另一个朋友、无政府主义诗人保罗·波茨带着一小包茶叶来看他。透过病房门上的玻璃窗，他看到奥威尔在睡觉，觉得最好不要打搅他，就把茶叶放在门楣上，悄悄走了。

那天，索尼娅和卢西安·弗洛伊德在夜总会过夜。1月21日星期六凌晨，她接到电话，被告知奥威尔已因肺部大出血而去世。这个消息在整个周末传开了。作家伊夫林·沃在给女作家南希·米特福德的信中说：“乔治·奥威尔死了，奥威尔夫人大概就成有钱的寡妇了。”马格里奇当天就得知了好友的死讯。他在《每日电讯报》的专栏里，把奥威尔的死和去世不久的诗人休·金斯米尔相比。奥威尔之死更让人难过，“因为他很想活下去，这么死了他不会安息。”

就在去世前三天，奥威尔当着索尼娅和第一任妻子姐姐的面，立了遗嘱：文学财产给索尼娅，保险赔偿金给养子理查德，这孩子由奥威尔姐姐阿芙列尔照顾。他还要求将他的遗体按照英格兰国教仪式就近安葬。鲍威尔和马格里奇料理了他的一切后事。

葬礼在1月26日举行。25日晚，鲍威尔夫妇和情绪低落的索尼婭晚饭后来到马格里奇家。在奥威尔死后的第二天，索尼娅依然沉浸在悲痛中。马格里奇看了就决定，“因为她真情流露的眼泪，我将永远敬爱她……”

最终，奥威尔被安葬在牛津郡万圣教堂的墓地中。马格里奇在日记中写道，奥威尔去世这天正巧是列宁的生日，“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包含了他的全部人生”。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