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勇

从事法律史研究，既需要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史学与法学的双重知识结构，也需要在学术生涯中兼具史学家、法学家的双重学术品格：浓郁的学术情怀，坚定的社会责任。没有浓郁的学术情怀，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韧劲，对于法制史的研究难以深入;没有坚定的社会责任感，没有对于国家、民族、社会鞠躬尽瘁的赤子之心，在法学研究方面，也难以形成有助于法制进步、国家发展的优秀学术成果。在这一方面，张晋藩先生身体力行，给我们做出了表率。

先生在学术生涯中保持着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与法学家坚定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先生关于构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重塑中华法系两大学术贡献上。

构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是先生在其学术生涯中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法制史研究方面，采纳苏联学术界关于“国家与法权历史”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有其理论上的优长，但也有重大不足。特别是，较少关注对于法律内部结构、内在规律、内在特征的分析与研究，忽视对于中国古代法律鲜明的民族特征、独特的社会作用的探讨。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勇于开拓，善于思考，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构建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其早期标志性成果是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全国高等学校法学统编教材《中国法制史》（1983年群众出版社）。这两部教材关于古代法律体系的构建，实现了两大回归：回归中国，回归法律;紧扣中国古代国情，紧扣中国古代法律理论、法律制度、法律实践，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律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特征。1992年先生出版《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出版。以此为标志，关于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走向成熟，并达到新的高度。

对于古代法律体系的研究，先生从不固步自封，从不自我满足。先生常常说，希望你们后学晚生，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勇于探索，以取得新的成就。

在学术研究方面，先生还展现出一名杰出法学家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先生的研究，既专注于书斋，又不限于书斋。先生历来主张，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的是历史，而面对的是现实;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之一，在于为现实的法治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华法系问题，特别是中华法系的起源、发展、特点等问题，是中国法制史研究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中国法制史研究宏大的学术战略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先生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并做出卓越贡献。1980年，先生在《法学研究》上发表《中华法系特点探源》一文。此后，先生出版、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文章，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背景、主体内容、发展规律、基本特征、社会作用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与阐发。

对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先生不是简单地就历史谈历史，而是关注民族复兴与中华法系重塑的关系。世纪之交，先生先后发表《重塑中华法系的几点思考》《重塑中华法系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论文。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在中华文化复兴中，法文化又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法律传统，深深扎根于特定的中国国情文化，才能建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基于史学家浓郁的学术情怀，基于法学家坚定的社会责任，先生把他60多年的时间、精力和心血，贡献于中国法制史学，贡献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先生作为中国法制史学的奠基人、引领者和主要推动者，通过60多年的努力，奠定了中國法制史学的学术基础，引领着中国法制史学的学术方向，并与中国法制史学老中青学者一起，共同铸造了中国法制史学的一代学术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