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法制文明的大门
2018-05-04杨静
浙江人大 2018年2期
关键词:文明
杨静
张晋藩先生所著《中华法制文明史》,为读者打开了自古到今法制文明的大门。全书以法制文明发展为线索,将五千年的法制文明串联起来,突出了法制文明在纵向上的绵延一脉,运用法制文明的发展流变论证了“法制兴则国兴,法制废则国危”这一主要观点。
简要回顾书中内容,串联的线条清晰呈现。中华法制文明起源于黄帝时期,经夏商周三朝达到早期的发达形态。中华法制文明定型于唐朝,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形成与中华法系的确立是其标志。清朝是中国古代法制文明的最后形态,其法制相当完备,但自嘉靖朝走向下坡路。中国法制渐落后于世界先进法制潮流,传统法制面临非变不可,不变亦变的形势。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改制更张、变法图强迫在眉睫,中华法制文明跨入了近当代篇。
西方民主法制思想的传入,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改良旧体制、建设新法制的“良方”。晚清为了保存国祚,实行预备立宪,仓促铺排变法修律。后经民国政府接力,资产阶级“六法体系”建成。至此,近代法制文明逐步取代传统法制文明已成定势。革命根据地政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法制文明,谱写了新中国法制的前奏。至此,真正的济世良方业已萌芽,虽是星星之火,确成燎原之势。新中国法制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国家观、法律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果,既是对中华法制文明优秀成果的继承,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属于中华法制文明史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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