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鹏程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北京 100871）

1 引言

在我国，以科技情报为主的情报学实践和研究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并在实践、研究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在实践领域，我国已建成了有较为完善的科学情报服务体系，包括国家级的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以及各省、市级的地方情报研究机构，如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四川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在研究方面，情报学从最早的文献研究拓展到现在更广的信息研究，并深入到信息内部，挖掘深层次的知识；研究内容也逐渐与国际同步，信息计量、信息行为等领域的研究也拓展开来。在教育方面，我国已有较为完善的情报学硕士和博士教育体系，情报学相关学位授予点有数十个，包括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经过60多年的情报实践，以及40多年的情报学教育，我国情报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学科体系。在本文中，将从中国情报学的起源与发展、研究与教育两个大的角度，来论述我国情报学的特色。

2 中国情报学的起源与发展

2.1 早期“情报”概念的使用

关于中国的“情报”概念，田杰[1]认为是我国留日学生于20世纪初期从日本引进了汉语“情报”一词。通过在CNKI中检索中文文献，可以发现建国前后一段时间，人们使用“情报”一词的上下文。1948年，文献《建立中国汽车工业的初步计划》中提到“各个汽车厂则处于指导监督的地位，供给有关的情报及资料”[2]。1948年，文献《中英科学之交流》中提到“提议在华设一英国文化合作机构，以从事中英文化之交流；特别以科学与工程方面之最近进步情报，供给中国”[3]。1955年，文章《亚洲国家会议关于科学问题的决议》提到“这种合作能够以收集和分发关于各国正在从事的科学工作的情报和安排短期和长期互派各类科学工作者的方式加以实现”[4]。从这些上下文来看，建国前后“情报”一词的含义与用法与现在相比并无明显的区别。从常人理解的视角来看，这里的情报本质也是一种信息，但是其价值更大，重要程度更高。

2.2 “情报”与“信息”的使用比较

图 1为“情报”、“信息”两个词语在CNKI中按照全文检索获得文献数量按年份变化情况的对比。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1980年及以前，“情报”一词出现的频率高于“信息”。在1980以后，“信息”出现的频次开始超过“情报”，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对于这一现象可能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可以从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来反映这种用词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相对较封闭，通讯交流不顺畅，信息获取难度高。因此，信息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的获取常常需要特殊的渠道，同时信息的单位价值也高，特别是在建国初期科技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科技信息常常具有非常高的价值。“情报”可以看作是一种高价值的信息，因此，在当时社会背景，对情报的关注更多，而科技信息由于其高价值很容易被看作是一种情报。改革开放后，我国与国外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多，信息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特别是计算机应用和互联网的普及，使得信息更是无处不在。信息的单位价值变得相对较低，诸如论文、专利等科技信息不再需要通过特殊渠道，便可以较为容易的获取。相对容易获取的信息不具有类似军事情报的对抗性，因此，这些信息很难再被称之为情报。

另一种解释可以从人们使用词汇习惯来反映这种用词的变化。改革开放前，信息技术在社会上的应用很少见，即便是用于通讯的电话也非常稀少。人们习惯于用“情报”来表示有用的信息。改革开放后，随着信息技术影响力的扩大，人们追逐潮流，越来越频繁的使用信息一词，信息的内涵扩大，可以涵盖部分情报的概念。正如今天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环境下，人们更加频繁的使用“数据”一词，而这一词可能涵盖了以前“信息”的部分内容。因此“情报”和“信息”使用情况的变迁，也可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用语习惯的改变。

图1 信息和情报在文献中出现的情况对比

2.3 中国情报学的起源

在我国，通常普通高校所说的情报学是指“科技情报学”，它一般与国外的“Information Science”相对应。国外情报学主要是为解决二战后科学信息“爆炸”的问题，它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信息检索、信息计量、用户研究[5]。然而，我国情报学的起源则有着较强的中国特色，是在不同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和意识形态背景下产生的。

新中国刚成立时，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欧美国家坚持“冷战”思维,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等跨国组织，对我国长期实施科技封锁和物质禁运。当时我国对外科技交流合作正常渠道基本断绝,国际科技信息大多处于长期隐匿状态,即便是普通外文原版书也很难获得[6]。在这样的背景下，要获取科技信息，就需要采用一些类似军事情报的手段和方法。例如“通过海外人员对国外新闻报道、杂志书刊的大量收集和阅研，以内参的形式进行汇编，并传递回国”[7]。同时，受限于当时科技人员外语水平，他们往往不能直接使用外文资料，要靠专业人员把外文译成中文[8]。从这一起源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中国情报学主要是为解决建国后科学信息封锁的问题而产生的，凸显出了国家之间科技信息的对抗性。因而，中国情报学的形成带有一定的类似军事情报的属性，一些学者也因此认为情报学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9]。

科技情报常常与书籍、论文、专利等文献资料密切相关，因此在图书馆领域，很早也开始重视“情报”工作。1957年，《图书馆学通讯》创刊，这是图书情报领域最早的期刊。在其创刊的第一年，便有若干论文多次提到“情报”一词。例如：文章《湖北省图书馆召开科学研究工作者座谈会》中指出“在与科学家联系方面，专家们希望省馆应作为武汉地区科学研究的联系中心。它的任务是搜集科学情报、报道学术动态和举办小型的科学研讨会等”[10]。文章《采访部改进工作的初步意见》中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期刊以及一些主要的非科技期刊一般的是订一份；科学情报、图书馆学以及主要的科技期刊可订两份”[11]。文章《论高等学校资料室工作与图书馆工作的关系》中指出“收集资料有如下的来源：……17）各种科学动态报告，科学情报、科学发展报告”[12]。从这些文献可以看出，图书馆领域对科学情报工作非常重视，积极提供相关服务。由于图书馆专业早在建国之前便已经开展了相关教育工作，同时情报工作与图书馆有着紧密联系，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情报学起源于图书馆学。在1958年，中国科学情报大学成立，其中便设置了科技情报系、编译出版系、图书馆学系[13]。从这一专业设置来看，也能反映出科技情报与图书馆学之间的紧密联系。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情报学起源之一来自于国外科技信息的封锁，相关实践工作具有一定的对抗性。这是中国情报学起源所独具的特色，并且也是情报学之所以称为“情报”的根本所在。当前，我国情报学中部分研究内容强调情报分析、决策支持、智库建设，这便是我国情报学的一大特色，也是由我国情报学出生时的基因所决定的。

2.4 中国情报学的发展历程

从上世纪50年代我国情报学诞生之后，中国情报学已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已有许多学者对这60多年的发展历程进行非常好的总结。例如，刘如等将中国科技情报工作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机构成立与组织完善（1956—1978）、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与全国联机检索（1979—1991）、数据资源建设与知识服务（1992—2014）、智能服务与智库化转型（2015年至今）[7]。惠娜等将中国社科情报工作的发展也分为四个阶段：机构组织的初步成立与曲折发展（1957—1976年）、社科情报事业的恢复与再生（1977—1985年）、情报学会助推社科情报工作发展（1986—2010年）、智库化转型（2011起）[14]。笔者也对中国情报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归纳，针对中国情报学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将其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突破信息封锁、解决信息利用、寻找学科新定位，如图 2所示。

第一个阶段，主要目的在突破国外科技信息封锁问题，这一阶段时间跨度为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在这一阶段，为了突破科技信息封锁，在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下，我国开始发展科技情报事业，于1956年成立了科学情报研究所（即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还在1958年成立了中国科学情报大学[15]。这一阶段中国情报工作，主要是面向国家科技管理决策和国防科研攻关的需要，收集相关科技信息并做深层次加工。

第二阶段，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科技信息利用的问题，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改革开放后到2010年左右。改革开放之后学术交流变得更为顺畅，科学信息积累的数量也变得更大，信息的查找与利用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情报人员利用计算机技术来编制索引数据库、建立联机检索等服务。之后，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基于互联网的科技信息检索服务更是得到广泛应用。在这一阶段，由于改革开放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信息的变得更加开放，学术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情报学的研究与实践中，情报属性降低，信息属性凸显。情报学相关的机构和教育单位纷纷改名，如“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高等院校的图书情报系（学院）大量改名为信息管理系（学院）。

随着近30年情报学向信息科学方向的发展，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面临了一些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学科定位不清晰。由于信息技术学科的强势发展，情报学对“信息”学科的贡献不足，学科发展处于较为弱势的状态。因此，在第三阶段，情报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再次寻找学科定位。随着国家提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战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发，一些学者认为情报学应该回归情报本身，应设立情报学一级学科[16]，应努力建立国际国内有影响力的智库[17]。此外，由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们对数据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数据科学得到快速发展，一些学者也提出以“信息”和“数据”为核心构建图情档学科体系与能力[18]。对于情报学的未来发展方向，目前可能还无法完全确定，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

图2 中国情报学发展历程

3 中国情报学研究与教育

下面将从中国情报学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一级学科的研究地位、中外情报学研究的对比，以及情报学教育三个方面来比较分析中国情报学的特色。

3.1 情报学在一级学科的地位

在我国，情报学是一个二级学科，位于“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一级学科之下。很多时候情报学与其他两个学科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一些学者常跨这三个二级学科进行研究。为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情报学在图情档一级学科中所处的地位，笔者收集了国内图情档期刊的论文数据，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来分析图情档一级学科的研究主题。

笔者根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2018年） 第二篇：A刊评价报告》[19]获取“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42种期刊2014～2018年发表的论文数据。筛选出在论文中出现15次及以上的关键词，依据关键词构建共现网络，保留共现次数在5次及以上的边，结果如图 3所示。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在不同论文出现的次数，颜色表示不同的社区（依据Gephi中模块度聚类算法）。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图情档一级学科研究中，主要分为两大类社区。一类是有关档案学的研究，位于图 3左上角区域，重要的关键词包括档案工作（1 197）、国家档案局（681）、档案管理（547）、档案（535）、省档案局（507）、市档案局（470），括号中数字为出现次数。从图中可以发现档案学相对独立，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交叉不多。另一类则是有关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位于图 3右下角区域。在这一类中，图书馆学占据了主体，图书馆（3 964）、高校图书馆（3 945）、公共图书馆（2 554）、阅读推广（1 435）等关键词数量和频次最多。而与情报学相对关系密切的关键词：网络舆情（414）、知识图谱（381）、知识管理（348）、竞争情报（278）、智库（234）等则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从这一研究主题的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在国内“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一级学科之中，情报学的地位不够突出。他不像档案学研究那样相对独立，也不像图书馆学那样占据学术研究的主体，其研究地位相对弱势，更像是依附在图书馆学的外围研究。从以上分析结果也可以发现，当下中国情报学研究确实与图书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情报学起源于图书馆学。图书馆学、情报学有很多共同的关注点，如文献计量、知识服务、知识图谱、知识管理、引文分析等内容。

图3 中国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研究主题

为进一步研究情报学在图情档一级学科中的研究地位，笔者筛选出每年被引频次前1%的高被引论文，并构建出高被引论文之间的引用网络进行分析，如图 4所示（仅显示在高被引论文间构成引文网络度值大于1的节点）。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图情档领域，图书馆相关的研究内容占据了绝对优势。包括MOOC、微信服务、创客空间、智慧图书馆、互联网+图书馆、阅读推广、数据素养、信息素养、文化扶贫等内容。相比之下，与情报学相对关系更密切的仅有:智库建设、大数据、网络舆情、用户画像、用户行为等。然而这部分内容中，很多仍旧是与图书馆有关系。例如，图书馆参与智库建设、大数据时代图书馆服务、图书馆用户画像等。

高被引论文代表了一个学科的较为顶尖的研究，高被引论文间的相互引用更能反映顶尖研究的聚集程度。从图 4的结果可以看出，在“图书馆、情报与档案学”这个大学科中，“情报学”的地位仍旧不够凸显，淹没在图书馆学相关的研究之中。然而，在图情档教育中，通常都是情报学的学生数量居多，并且常常也是情报学方向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更多。这种人员投入与情报学领域高水平论文产出不成正比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情报学单个研究的影响力不大，学科渗透力不强。造成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是：情报学实践领域的研究活跃度比图书馆学实践领域低。虽然在高校中图书馆学教师少，但是图书馆从业人员众多，从图 4中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很多问题都是来自实践领域。由此也可以发现，一个学科的实践领域对一个学科的发展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情报学要得到更好的发展，首先需要情报事业能够有所突破，并具有更强的影响力，才能使得情报学研究更为强势。

图4 图情档领域高被引论文间引文网络分析

3.2 中外情报学研究的对比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国内情报学的研究地位不够突出，研究内容涉及智库建设、大数据、网络舆情、用户画像、用户行为、网络舆情、知识图谱、知识管理、竞争情报等内容。本节将对国外情报学进行分析，来比较中外情报学研究内容和研究地位的差异。在国外，没有单独的情报学学科分类，常常也是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放在一起，即“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简称LIS。因此，笔者将基于国外LIS期刊数据分析国外情报学。

根据科睿唯安2018年期刊引证报告筛选出图书情报领域89本核心期刊，然后从Web of Science核心库中获取这些期刊在2014-2018年的论文数据，筛选出类型为“Article”的研究论文，并依据关键词构建共现网络。筛选出在论文中出现5次及以上的关键词，保留共现次数在2次及以上的边，结果如图 5所示。图中节点大小表示关键词在不同论文出现的次数，颜色表示不同的社区（依据Gephi中模块度聚类算法）。

图5 国外图书情报学研究主题

从图5中可以看出，国外图书情报学领域研究主题边界较为清晰，研究较多的内容主要包括：社交媒体（social media，577）、文献计量（bibliometrics，433）、 质 性 方 法（qualitative，349）、学术图书馆（academic libraries，337）、知识 管 理（knowledge management，319）、 信 息 检索（information retrieval，180）、 电 子 健 康 记 录（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141）、文本挖掘与机器学习（text mining，114；machine learning，111）等。从这些主题中可以发现，国外情报学在图书情报领域更占据优势。研究内容较多的社交媒体、文献计量、知识管理、信息检索、文本挖掘、机器学习等都与情报学有较多的联系，而与图书馆学联系最密切的研究主题：学术图书馆、信息素养等内容所占据的比例并不像国内那么高。同时，国内外情报学的研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国内竞争情报是研究相对较多的主题，而在国外，包含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这一关键词文献数量仅为11篇；在国外，社交媒体是比较大一个研究主题，直接包含该关键词的论文数量最多，而在国内则没有那么突出；此外，知识管理在国内外都比较重视，是研究相对较多的主题。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情报学研究地位和内容的差异，其中研究内容差异性也与前人研究较为一致。赵蓉英、王旭[20]基于2012-2016年期间情报学期刊论文的对比分析了国内外情报学研究。分析发现，我国情报学在期刊论文中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情报学理论、情报学研究方法、评价研究、知识相关领域、网络舆情、竞争情报、专利分析、五计学和补充计量学、信息相关领域、其他新兴领域（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库等）。国外情报学在期刊论文中的主要研究内容涉及：管理、信息、医疗卫生、社交媒体、知识、技术、电子政务、理论与方法等方面。

基于期刊数据的分析通常可以反映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主题，但是对前沿研究的反映度不够，而会议主题和论文则更能代表研究前沿。黄晓斌、罗海媛[21]以国内2013-2017年情报学学术会议征文为研究对象，分析情报学领域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在2013年，情报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较为传统的一些研究领域（如计量学、知识组织与检索），同时与图书馆的交叉较多（如数字图书馆）。在2014年，大数据成为社会热点，情报学积极跟进，对大数据环境下情报工作、数据资源建设、情报服务等研究内容做新的探讨，同时这一年“智库”也开始出现。在2015年，“互联网+”受到国家重视，情报学会议主题也积极跟进，研究讨论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对情报学的挑战，同时，“智慧情报”概念也开始出现。在2016年，情报学会议主题关注于情报新能力和人才培养，紧跟国家政策，对新型智库建设进行研究。在2017年，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热点，情报学会议主题也积极跟近，以智能制造产业为标的进行研究，同时也对新型智库建设等内容进行了研究。

美国信息科学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ASIS&T）会议是情报学领域最为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李月琳等[22]、孙震[23]分别对2018、2016年ASIS&T年会论文进行了分析。李月琳认为2018年国外情报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核心研究领域——信息行为、信息检索；传统研究领域的深化——信息素养、图书馆服务、信息道德与数据伦理、学术交流与学者合作；新兴的数据科学研究领域——信息计量与分析、数据管理与服务。孙震认为2016年国外情报学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行为、信息用户、信息服务、信息管理、信息计量、信息技术、信息与社会，并认为国外情报学研究“更加关注知识创新, 知识服务正成为基本的研究走向；更加贴近生活实际, 生活元素正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

对比国内外情报学会议研究主题可以发现：①国内情报学非常注重与国家政策和战略相结合。中国情报学是在国家大力支持下发展而来，从一开始便积极支持国家科技相关决策，因此与国家政策和战略相结合，是中国情报学的重要特色之一。②中国情报学非常注重信息技术热点趋势，无论是大数据，还是人工智能，中国情报学界都能及时跟进信息技术最新热点，研究分析在新的信息技术环境下情报学的发展方向。③国外情报学比较重视信息行为、信息用户、信息与社会方面的研究，而这些内容在国内情报学领域则研究的相对较少。

3.3 中国情报学教育

我国情报学教育主要始于1978年武汉大学设置“科技情报”本科专业，之后情报学本科教育经历了“科技信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个阶段[24]。目前，我国情报学教育仅保留在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情报学本科教育则融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之中。在本节中，将以情报学硕士和博士的课程设置为入手点，讨论中国情报学教育的特色。

在情报学硕士教育方面，盛小平、苏红霞[25]对美国图书馆协会认可的50所院校和我国36所985与211院校的情报学专业课程设置进行了比较，他们将课程分成5个模块：信息资源管理基础理论与方法、信息组织与信息管理、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信息服务。分析发现：中国情报学课程设置中侧重于情报学基础理论相关的课程，较少设置信息资源服务类课程；而美国侧重于信息资源服务课程，往往把基础理论课程设置为选修课。这种现象反映：美国情报学专业通常更加面向于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与就业方向有密切关系，因而信息资源服务类的课程相对较多；而中国情报学教育通常没有这种职业教育的倾向，因而更加重视本学科基础理论的教学。

在情报学博士教育方面，笔者以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匹兹堡大学、马里兰大学为例，比较中美博士生课程设置，如表 1所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匹兹堡大学情报学课程几乎完全计算机化，从研究方法到信息类课程基本都和计算机直接相关。这种课程设置反映出匹兹堡大学情报学已经完全倒向了信息技术方向，事实上匹兹堡大学情报学专业已经合并到了“计算与信息学院”（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在马里兰大学的课程设置中，要求选修定性、定量研究方法类课程各1门，而这些课程几乎都是来自其他学科，而自己专业方向的学习主要通过研讨课、独立学习或自主选修的方式进行。从以上两个国外高校的课程设置可以发现，国外情报学的学科基础主要来自其他学科，而情报学本身更像是一个研究方向；同时，一些学校顺应社会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开始全面倒向信息技术方向。

对比国内情报学博士课程设置，则包含较多情报学本身的内容。例如：在理论基础和方法方面，有北京大学的“情报学理论研究”、南京大学的“情报学研究方法”；在情报学特色和传统方面，则有北京大学的“信息分析与计量”、“信息检索技术”、“知识组织与管理”，南京大学的“竞争与安全：情报研究专题研讨、信息管理技术及方法”、“信息检索专题研究”；在前沿研究方面，则有北京大学的“情报学研究进展”，南京大学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前沿研究”、“情报学专项研究”。由此可见，在国内情报学博士课程设置中，保持住了情报学的传统和特色，在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相关内容的同时，并没有丢失自己学科的内容。

表 1 国内外四所大学情报学博士生课程设置比较

4 讨论与总结

长期以来，情报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十分明确。包昌火认为“在我国许多情报学杂志和情报学者的论文中，字里行间，除了情报学一词还有情报两字以外，再也难觅情报一词的芳踪”[9]。由于很多情报学学者主要是在研究信息，而非这个学科名称中“情报”，这使得情报学学科定位不明确，“长期游击于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智能科学等相邻学科之间”。我国情报学诞生于国外科技信息的封锁，早期具有较明显的对抗性，突显出其“耳目、尖兵和参谋”的作用，因而名副其实。然而，自改革开放后，在绝大多数领域，科技信息的公开共享是大趋势，科技情报学的“情报”属性骤然降低，“信息”属性更名副其实，这也是过去30年的发展趋势。就目前来说，对于有关国家安全、军事、政治等领域的科技信息，其“情报”属性仍然十分重要，也与“科技情报”一词名副其实；对于通常的学术研究等领域，这也是受众最广的领域，其“信息”属性更加突出，科技信息需要尽可能快的公开共享，才能加速科学研究进程。

因此，笔者认为，当下中国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应视其面对的用户群体不同而做出不同的定位。如果面向的用户群体是科学家、学术群体、甚至普通大众，信息的有效管理和利用才是主要的目的，这与国外情报学的研究内容有较大的一致性，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是“信息”。如果面向的用户群体是管理者、政府机构、军工机构等，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对国家安全的支撑作用才是主要目的，因而此时的研究对象应该是“情报”。通常来说，后一个用户群体的数量相对较小，不如前一个群体的需求量大，这也是为什么情报学领域真正研究如包昌火所说“情报”的研究者非常少。

虽然中国情报学存在“情报”、“信息”之争，但是笔者认为情报学在发展时不应一边倒，而应两者兼顾：一方面应该保持自己的传统特色，对情报分析和相关理论开展更多研究，实现“守正”；另一方面，也应该不断吸收相关学科优势内容，积极丰富情报学学科内涵，实现学科方向的“创新”。在吸收其他学科内容时，不应该完全抛弃学科特色，否则情报学学科将失去立足之根基。与此同时，中国情报学的发展与情报学实践密不可分，实践领域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实践领域的兴盛能带动学科的繁荣。因此，情报实践机构也需不断提升自身影响力、发挥更大作用。只有通过产、学、研的共同努力，情报学才能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