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对事业感到恐慌，感到现实和理想距离是如此之大。不只我有这种感觉，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事业恐慌的时代。现在或许比以前更容易过上好生活，但却也比以前更难保持冷静，或是不为事业感到焦虑。为何我们会变成事业焦虑的囚徒，不时抱头痛哭？

那是因为：我们身边的那些势利鬼。势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势利，就是以一小部分，来判断整个人的全部价值。当今最主要的势利，是对职业的势利。

派对中，当被问到最有代表性的问题“你是做什么的”时候，一个人的回答将决定对方接下来的反应：对方可能会对你在场感到荣幸，或是开始看表找个借口离开。大部分人所愿意给出的关爱、尊重取决于他人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人们如此在乎事业和成就，以及金钱和物质的原因。人们活在一个物质能带来大量情感反馈的时代。而人们想要的不是物质，而是背后的情感反馈。

还有另外一些因素也使我们比过去更难获得平静。拥有自己的事业虽然很不错，但同时，人们也从未对自己短暂的一生有过如此高的期待。这个世界用许多方法告诉人们，他们可以无所不能。这造成了一个问题：嫉妒。大家恐怕很少会嫉妒英国女王，虽然她那么富有。因为人们觉得和她来自两个世界。两个人越是年龄、背景相似，越容易陷入嫉妒的苦海。虽然事实上，今天一个人变成比尔·盖茨和在 17 世纪成为法国贵族一样困难。但人们的心理感受却云泥之别。媒体让人们觉得人人都可能成为比尔·盖茨。书店里有两类书，一种告诉你“你能做到！你能成功！没有不可能！”另一种则教导你如何处理“缺乏自信”或“自我感觉极差”。

在中世纪英国，人们会觉得一个穷人“不走运”，而现在美国，他会被叫作“失败者”。这显示了400 年的社會演变后，究竟谁该为人生负责的看法的改变：不再是神决定命运，而是自己。

另外，当我们想到“失败”，恐惧的不只是失去收入和地位，更是他人的评论和嘲笑。当今世界最会嘲笑人的就是报纸，每天一打开报纸，都能看到那些把自己生活搞砸的人，被人们在茶余饭后挖苦。西方传统留下了来自古希腊的“悲剧”。这是专门描绘人类失败过程的艺术，同时也包含了某种同情。几年前我和编辑聊西方艺术中最伟大的几个悲剧故事，我想知道他们会如何以新闻方式呈现这些经典悲剧故事。

我们谈到了《奥赛罗》，我要求他们以这个故事写一个头条，他们写道：“移民因爱生恨，刺杀参议员之女。”而《包法利夫人》则是：“不伦购物狂信用欺诈，出墙妇女吞砒霜。”这些人真的很有才。

现代社会令人焦虑的另一个缘故是，除了自己，人们不膜拜任何事物，人们对自己评价极高。为什么不呢？人类把人送上了月球，达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人类开始习惯于崇拜自己。历史传统一直都是敬拜一位人类以外的灵体，神、自然力、宇宙……而如今，人们逐渐失去了这种习惯。

——摘自[英]阿兰·德波顿著：《温和的成功哲学》，陈广兴、南治国译，《文汇报》，2013年8月2日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单纯而强烈的三种感情。这些感情如阵阵飓风，吹拂在我动荡不定的生涯中，有时甚至吹过深沉痛苦的海洋，直抵绝望的边缘。

我所以追求爱情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爱情有时给我带来狂喜，这种狂喜竟如此有力，以致使我常常会为了体验几小时爱的喜悦，而宁愿牺牲生命中其他一切。其次，爱情可以摆脱孤寂——身历那种可怕孤寂的人的战栗意识有时会由世界的边缘观察到冷酷无生命的无底深渊。最后，在爱的结合中，我看到了古今圣贤与诗人们所梦想的天堂的缩影，这正是所追寻的人生境界。虽然它对一般的人类生活也许太美好了，但这正是我透过爱情，所得到的最终发现。

我曾以同样的感情去追求知识，我渴望去了解人类的心灵，也渴望知道星星为什么会发光，同时我还想理解毕达哥拉斯的力量。

爱情与知识的可能领域，总是引领我到天堂的境界，可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却经常把我带回现实世界。那些痛苦的呼唤经常在我的内心深处引起回响。饥饿中的孩子，被压迫被折磨者，给子女造成重担的孤苦无依的老人，以及全球性的孤独、贫穷和痛苦的存在，是对人类生活理想的无视和讽刺。我常常希望能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减轻这不必要的痛苦，但我发现我完全失败了，因此我自己也感到很痛苦。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发现人是值得活的。如果有谁再给我一次生活的机会，我将欣然接受这难得的赐予。

——摘自[英]威廉·罗素著：《我为何而生》，胡作玄、赵慧琪译，《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