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潇

2015年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的大型人文历史纪录片《河西走廊》，是一部反映地域文化的纪录片，凭借完美的剪辑、恢宏的画面、绚丽的镜头、深情的独白以及舒缓间或磅礴的主题音乐，赢得了业界的好评，被称为是故事性与观赏性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该片以张骞出使西域为起点，横跨自西汉以来到近现代河西走廊所经历的有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通过选取河西走廊这一视角，讲述了中华民族在历史中奋斗以及自强不息的故事。该片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其末尾部分勾连现阶段我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视听语言上的拓展

传统的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多采用的纪实手法为专家采访和资料镜头的配合，《河西走廊》在拍摄上则采用电影化的手法，在每一集中采用对应时期代表性的故事再现历史，并配合解说词牵引，成为一部电影式讲故事的纪录片。这种纪实方式能有效地消解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带给受众的隔阂感和距离感。

历史情境再现又被称为“搬演”，对于纪录片中的搬演的定义，聂欣如先生认为搬演“是将整个的环境，包括环境中的人物的再现”。河西走廊作为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再现历史”如果沉溺于史料堆积或者专家采访的形式，会使整个纪录片在观看中索然无味，并不符合当今时代的传播形式。纪录片强调的是用影像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相较于采访等纪实形式，在文本内部，“搬演”能够助力于人文历史类纪录片中深具潜力又意义丰富的画面的形成。在《河西走廊》中所呈现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承等纪录片价值，借助“搬演”能促使纪录片的精神内核与影像呈现完成对接，以此来形象化、具体化中国的国家形象。

同时，“搬演”手法能够激发观众精神潜力，促使受众反思。在此之前的人文历史类纪录片，让受众理解和关注已然是目的所在。借用纪录片让受众反思，是历史类纪录片传递精神内涵的意义所在。诸如在《河西走廊》中呈现的汉武帝的雄才大略、霍去病的家国情怀以及鸠摩罗什等文化交融的代表人物等，都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影像呈现，能在一种个人化的叙事之下，引发观众对于“历史”的思考。

二、剧集结构搭建

（一）三幕结构

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过著名的三幕结构，在诗歌和戏剧的语境中，它由开始、中间和结束（或结局）组成。在纪录片《河西走廊》中，第一集的前2 分钟，第二集的前1 分12 秒，第三集的前 2 分钟，第四集的前1 分40 秒，第五集的前1 分50 秒，第六集的前2 分钟，第七集的前1 分10 秒，第八集的前2 分35 秒，第九集的前 2 分钟，第十集的前1 分25 秒，这些剧集的开头会对该集作一个概览式的介绍，在这之后有着40 秒的伴随着雅尼所作主题曲《河西走廊之梦》的开场画面，之后在纪录片结尾部分有60 秒的片尾曲。这种剧集设计有着严密的结构感。开头介绍部分，弥补了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故事较为陌生的距离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受众对于历史类纪录片的畏难情绪。在剧情中，每集中都有一个核心剧情贯穿，例如第一集中的张骞出使西域，第六集中隋炀帝组织商贸会盟。在这些核心剧情之下有着很多细小的剧情嵌套，避免了历史文化类纪录片陈规刻板的印象，并能持续吸引受众沉浸观看。

（二）剧情结构

在整体故事时间线上，该片采用的是编年体的方式，关注的是从汉武帝时期张骞的开拓西域到明朝退守700 公里以外的嘉峪关这1100 多年的历史，在最后一集中则勾连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对于历史时间轴的串联暗喻着从汉帝国以降，河西走廊无论从任何方面来讲，都是我国不可分割且十分重要的领土。《河西走廊》以河西地区作为文化坐标，连接起自汉武帝时期以来该地区的沧海桑田和历史变迁。由此，使得受众通过历史记忆深深地感受到强烈的民族情怀和文化认同感，这两种认同感通过最后部分勾连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今时今日，让人产生强烈的历史传承感，也就从文化和民族层面加强了对于祖国的政治认同。

（三）故事化叙事

当代历史类纪录片受“新历史主义”的影响，在记录方式上凸显了“细节表现”“口述历史”和“情境再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新的叙事策略。除了解说词和“搬演”，在纪录片《河西走廊》中，“细节表现”的核心方法就是故事化叙事。描写一个普通的人物，试图揣测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想法、爱恨情仇，这种故事化的叙事并不鲜见，但是在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中想要用好故事化叙事并不是件易事。尤其是该纪录片作为国家形象的说服者，所欲倡导、激发的行为，应从大格局、微内容两端切入。大格局者顺天应人，微内容者直面自我，二者相合即是对宇宙人生可能性的确认与发挥。在《河西走廊》共十集中，每集都有着核心故事作为架构，例如第一集中妇孺皆知的张骞出使西域。在当时的汉朝，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张骞则是一位勇者，他有勇气担负开拓西域的使命，他有毅力，甚至在被匈奴软禁十多年的光阴中亦未磨灭心中对汉帝国的使命感。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他是河西走廊的开拓者。也正是以此为始开创了中华民族河西经略的篇章，并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中国和中亚的一些国家联系起来。第二集则集中叙述骠骑将军霍去病，通过对他的卓越战功和英勇品格的讲述，让人感慨一代军师奇才英年早逝的悲哀。第三集中的常惠为了维护国家尊严，他违反皇帝命令，出兵攻打曾经杀死汉朝使者的一个国家，让受众感受到深刻的爱国情怀。

该片所记录的河西走廊，着重挖掘在这个地理标记之下的文化底蕴，通过这些故事化的叙事，把河西走廊的千年岁月整合成一种文化和使命——绵延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以及汉民族对文化继承发展弘扬的光荣使命。这些时代洪流之下的个人视角的故事，让受众对于中华文化中的过往岁月有了更为感同身受的体验。宏大主题则通过这些“细节表现”微妙地呈现出来。

三、历史纪录片中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

在纪录片《河西走廊》中，《驿站》《丝路》《会盟》《宝藏》是国家形象中功能维度的展现；《使者》《通道》《根脉》《造像》《苍生》是关于国家形象的规范性维度的展示；《驿站》中河西走廊的经略、《造像》中关于佛教文化的展现、《敦煌》中关于西域艺术的展示以及《宝藏》中在新中国之后的河西走廊的新景象和宝藏资源是关于国家形象中审美维度的阐释。如图1 所示：

图1 纪录片《河西走廊》国家形象各维度占比

关于《河西走廊》中关于国家形象的展示中，共情维度贯穿在整个纪录片之中，“传播同情力”中的“同情”，是指“意识共有、交流意义”上的同情，是一种“真正的交流与意义共享”。同情，是建立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意义共享。

国家形象建构中的“同情力标准”是指在提供的种种影像画面中找到与传播受众心理契合的“相似性”影子，同时还需影像中的“差异性”来保持对象国受众的兴趣。国内的受众对于中国是历史较为熟谙，是故对国内的受众而言能较为容易达到相应的同情效果，该纪录片在建构国内受众的国家形象有着较好的传播效果。在三个国家形象维度方面，规范性维度属于着眼较多的维度，这映射了该片的社会意义，就是为了建构起凝聚团结的中华民族的形象。

但对于国外受众而言，在纪录片中，虽然三个国家形象的维度分布很平均，但是故事化的叙事难以让国外受众理解，因为缺乏对中国国情的理解，不免对于过度的“同情力”不明就里。对于国外受众而言，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缺乏动力，更需要更多地从“审美性”这个国家形象维度更细致地阐释中国文化，因为审美具有较为广泛的共通性，相似性与差异性分布较为均衡，能更好地迎合受众理解。

是故，对于国外受众而言，审美性作为国家形象的维度更能引起国外受众的“共情”。但该纪录片三个国家形象维度的展示较为平均，个中原因在于该片的主题是集中呈现河西走廊的历史脉络和在河西地区发生的故事，而不是像纪录片《美丽中国》那样集中的展现中国的山川田园风光。虽然有着部分不足，但是三个国家形象维度的平均化处理，不失为照顾国内外受众的一种折中的办法，毕竟该纪录片的受众传播主体依然是国内受众。

四、文化内核搭建民族——建构国家形象的源流

无论任何叙事都有着选择性。纪录片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传媒形式，人文历史类纪录片勾连着集体记忆，过去被解释地与现在联系在一起，如果必要的话，过去的部分内容可能会被删除或扭曲，以满足当前的需要。正如历史哲学家亚瑟·丹托(Arthur Danto)所言，当有人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不要遗漏任何东西”时，他们的意思是:“我想让你告诉我构成叙事的一切。”从根本上说，探究一个事件的意义就是问一些只有在叙述语境中才能回答的问题。同样的，国家形象记忆社区具有特定的记忆习惯，这些记忆习惯是围绕着按照特定的故事情节或叙事模板开发事件的不同方式建立起来的。纪录片《河西走廊》纪录片中所展开的故事也是经过筛选的。

（一）传统文化的叙事——文化内核的搭建

在《河西走廊》纪录片中，向我们所传达的文化内核即是国家的战略除经济和政治因素，还有国家认同以及民族认同的建构和文明圈层的扩散。十集纪录片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占了很大的比重。文化是民族认同的载体，是身份归属的确证，该片以河西走廊为国家的重要经略之地的主线框架之下，穿插了中原文化和汉民族认同的支线框架。该纪录片并没有选择妇孺皆知的玄奘西天取经的历史作为叙事内容进行演绎，却花了整整一集时间搬演两晋时代河西地区的学术传承这一受众并不算熟悉的故事。在这种内容筛选下可以看出，该片叙事内容选择不仅仅是与河西大地有关，而是因为基于这些关乎儒家的文化传承，更能彰显中国文化的源流。再者，发生在河西大地上的传经故事正处于五胡乱华的背景之中，便更能突出体现儒家文化传承中那种坚韧和自强的品质。而郭瑀、刘昞等河西经学家在政权的更迭中对时局亦拒亦迎的自我选择，也即是“学术无国界，但学者是有国界”的变相体现。所以，该片充分发掘的是传统文化中逆境传经，坚忍不拔的文化坚守。也即是通过文化认同的暗喻，来强调我们自古以来不变的汉民族认同。从这当中，传递了古代中国人对民族的强烈归属感。论今日而言，该片所呈现的这种中国文化主体思想，也体现了中国文化文明扩散的一种品格，为一带一路政策挖掘历史支撑，同时从侧面反映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和平的文化，凝汇成一种文化认同感和传递出和平友好的国家形象。

（二）民族认同的延伸——以民族认同为核心国家形象

《河西走廊》纪录片中，想要传递的是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历史的线索来串联，这是一种“崇尚统一”的中国统一思想。自古至今，希冀江山一统、排斥分裂倾向、追求和谐大同，成为民族共同认可的观念和行动，这为实现从文化认同发展到政治认同形成国家凝聚力提供了可能。于国外受众而言，影片中的核心文化价值呈现，也能形成一种向心力，通过民族认同的视角产生对于中国的政治认同，传递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化国家形象。

在与佛教有关的《敦煌》一集则是鲜明的例子，虽然佛教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但却牢牢体现敦煌石窟的中国特色和中国主导。本集的主人公“李工”首要身份乃是大唐的随军画家，其职责是中原文化的传播者。而佛窟的开凿，同样也是基于河西汉人的宗法需要，佛窟代行了祠堂的功能。这就使得敦煌佛窟具有了浓浓的汉化佛教色彩，以此暗喻华夏文化的融合性色彩。《会盟》一集，也从侧面揭示了“文化反哺”这一中国文化的融合性色彩。这同样也是“文化”在政治共同体中的建构能力的体现。中华文明绵延千载依旧辉煌的关键即是以文化来同化外人，以融合来发展自身。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介质的民族自我肯定、自我同一、自我激励和自我凝聚。民族之所以能产生认同，就在于民族成员对特定民族文化所产生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促进民族认同，进而产生民族凝聚力。从民族凝聚力到国家凝聚力的提升，这是一个从文化认同到政治认同发展的过程，国家凝聚力是以政治认同为基础的。由此可以看出，《河西走廊》想要传递出以民族认同为内核的国家形象。

五、结语

《河西走廊》作为国家形象宣传的纪录片，在视听语言上大量的使用搬演和解说词作为表现手法，在叙事结构上，注重三幕结构，同时在开头设置概要以方便受众的观看。另外，通过故事化的叙事摒除了传统人文历史类纪录片所带来的距离感和刻板化。

通过关于《河西走廊》国家形象的4D 模型分析，国家形象建构的维度三个方面比较均衡，对于规范性的国家形象维度阐释较为丰富。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建构上，文化认同占据了大量的份额，主要是关乎中国文化层面的。但同情维度则贯穿整个纪录片始终。另外民族认同是该片论述的重点，体现着政治需要和凝聚中国国内受众的需要。

该片作为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其核心受众是中国国内的观众，是故，建构国家认同以及强调民族归属感是该片的重点。作为一部成功且影响力相当广泛的纪录片，该片做到了国家形象有效且完善的传播。传媒亦是短暂的历史，《河西走廊》透过河西地区的视角，成功且有效地完成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的建构，并从中投射出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和和平性的精神内核，对于之后的有关历史题材的纪录片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