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路萍，范先明

(1.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2.西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绵阳 621010)

影视剧属于大众传播媒体，是一种社会文化载体。字幕，也泛指影视作品后期加工的文字，是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影视剧和舞台剧作里面的对话等非影像内容。字幕能够帮助观众理解影视内容、扫除语言和文化障碍。对于外国电影电视来说，字幕翻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图式理论概说

“图式”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哲学领域。康德(Kant)1781年在其哲学理论著作《纯推理批评》(CritiqueofPureReason)中首次提出图式，并将图式定义为纯粹先验想象力的产物或者说是学习者以往习得的知识的结构[1]。随后，不同的学者对图式开展了不同的研究。美国语言学家卡雷尔(Carrell)和艾斯特霍尔德(Eisterhold)把图式定义为“学习者习得的知识构架(structure)”[2]。瑞士教育学家皮亚杰(Piaget)和美国人工智能专家鲁姆哈特(Rumelhart)等人认为图式是一种分类系统和知识框架；心理学家认为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这种结构是由各种信息和经验组成的，储存于人们记忆之中[3]。尽管不同的学科领域对图式有不同的定义，但基本观点一致，即图式是一种结构。

20世纪30年代，“图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心理学家巴特莱特(Bartlett)1932年在《记忆》这本书中首次提出图式理论。他认为：“图式首先是对先前反应或经验的一种积极组织，是储存在学习者大脑中的一种信息对新信息起作用的过程及学习者知识库吸收新信息的过程。”[4]鲁姆哈特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这一理论，将图式定义为“以等级层次形式存储于长时记忆中的一组‘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或‘构成认知能力的建筑砌块’”[5]。库克(Cook)把图式定义为“典型事件的心理表征”，认为“图式是头脑中的先存知识或背景知识”[6]。皮尔森(Pearson)表示人们在听到或读到某些信息时，会在脑海中产生联想或景象，这些联想和景象就是图式[7]。以上表述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图式是一种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所贮存的知识决定了我们怎样去理解和观察事物。换言之，图式是输入并存储在人脑中所有对世界的认识。张必隐也指出图式就是我们所具有的知识[8]。我们对新事物的理解必须联系过去的经历、背景知识和先存概念等。只有输入的新信息和大脑中的图式相吻合并激活图式，才能对新事物产生正确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现代图式理论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被广泛应用于阅读、听力理解、写作和翻译等领域。哈德森(Hudson)将图式理论用于外语阅读研究，实验结果说明影响阅读理解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图式；阅读理解能力的重要性大于外语能力[9]。周相利用图式理论研究听力教学的实验表明，听者在听的过程中必须具备背景知识或恰当地利用背景知识才能成功地激活图式，进而促进听力理解[10]。王立弟归纳了“知识图式”的作用，并运用“脚本”概念探讨了翻译过程中的原文理解、词义选择、预测下文及译文表达[11]。周遂将图式理论与二语写作结合起来，从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这两个角度分析了图式差异对二语写作的影响[12]。以上都是不同的学者将图式理论运用于各个领域的研究，这说明对图式理论的研究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

二、图式理论引入翻译的必要性

图式与翻译密切相关，翻译活动离不开译者图式的转换。范勇认为：“从表面上看，翻译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语言活动, 但从翻译的主体(译者)角度来说, 它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13]思维的转换也就是图式的转换。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利用自己所具备的知识，也就是图式，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而在转换语言的过程中，译者首先需要对源语图式进行理解、消化和吸收，进而将源语图式转换成目的语图式。译者的翻译过程恰恰和图式理论的信息处理过程一致，这就说明将图式理论运用于翻译具有可行性。因为图式理论指出，在理解吸收输入信息时，人们需要联系输入信息与已知信息。人们在解码编码新输入信息时，必须结合大脑中已存的信息图式、网络或框架。若输入信息与这些图式相匹配，信息处理的系列过程，也就是对信息的接受、解码、重组到储存，才算完成。刘明东也曾提出“翻译就是图式翻译，翻译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图式转换的过程”。他认为：“翻译要做到‘信、达和雅’，译者必须正确解码源语图式，同时还必须恰到好处地将已经解码的源语图式移植到目的语中去。”[14]就翻译过程而言，有两个阶段非常重要，即理解和表达。理解的关键是对源语进行正确解码，而表达的关键是对目的语进行恰到好处的编码。

翻译的理解阶段，也就是对源语图式的解码。为达到正确理解的目的，译者不仅应该具备与源语相关的图式，而且还要激活这些图式。译者对英文电影字幕的正确理解翻译是准确传达源语图式的前提，这样才能实现目的语图式与源语图式的对等，让目标读者能理解电影内容。贺微认为：“翻译实际上是一种交流和对话，这种交流和对话发生在文本与译者(读者)之间。”[15]关联理论指出：“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际，是在两种语言间进行的，涉及三种文本：原文文本、译文文本和图式文本。”翻译的过程中有两对交际方：一对是原交际者和译者，另一对是译者和译语读者。原交际者把文本输入给译者，译者通过关联推理形成图式文本，然后译者把图式文本传递给受体，形成译语文本[16]。因此，译者对英文电影字幕的翻译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译者与英文字幕文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涉及文本的转换。译者是否能更好地理解文本取决于对文本内容的熟悉度，若译者对阅读文本的内容熟悉度低，会因为大脑中无图式可供调用而产生理解困难。影片中有许多对兔子朱迪的称呼，例如“bunny bumpkin”“carrot face”“fluff butt”和“fuzzy bunny”，等等。若译者将这些词组直译为“乡下兔子”“胡萝卜脸”“绒毛屁股”和“毛茸茸的兔子”，就没能将源语图式完全表达出来。译者应在了解词汇表层意义的基础上对这段字幕内容进行深刻解读。这些称呼是教官给在警校训练失败的朱迪取的，教官不相信兔子能当警察，因为从来没有兔子能当警察。教官从心底里瞧不起兔子，所以对兔朱迪的称呼是带有贬义的。如果译者的翻译只表达了这些词的表层意思，就无法呈现让目的语观众直观感受源语图式所要表达的情景内容。结合这几组词的对话背景和情境内容，恰当的翻译应该是“兔崽子”“小萝卜头”“小不点”以及“小兔子”。

在翻译的表达阶段，也就是译者对目的语图式的编码过程中，译者的理解应有利于激活潜在读者已有的相关图式，让读者最大限度地从译语中得到源语转达的信息，达到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东西方社会在文化上的较大差异，导致文字信息激活不同的内容图式，因此译者应该通过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来不断充实自身的内容图式。在理解“As you can see, Nangi is an elephant, so she'll totally remember everything”这句英文字幕时，译者必须激活头脑中关于大象记忆力这一文化图式(Elephants are among the world's most intelligent species. A study revealed that the strong memory of an elephant helps them survive in the wild. Elephants have memories strong enough to remember stuff from their childhood.)才能准确地翻译和理解。翻译是语际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种语言被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并且一种文化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17]。也就是说，翻译是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在翻译字幕的过程中，译者应以激活观众大脑中的各种图式为目的，对英文字幕进行正确的编码和解码，进而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目的。

译者图式结构决定了译者的翻译表达能力，从而影响翻译表达的质量。然而，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生活环境、社会背景、思维方式、知识储备等，不同的译者在图式结构上存在着差异，因而在处理相同的字词、句子或语篇时激活调用的图式不同，从而造成翻译理解差异，形成翻译偏差。卢彩虹将翻译偏差(translation tolerance)定义为“某一译者的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偏离，或者不同译者对同一原文所做的不同译文之间的偏差”[18]。译者的图式储存量越丰富，就越容易正确翻译理解英文字幕，译文表达也就越准确，出现翻译偏差的可能性就越小。本文以英文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为例，将台湾版和大陆版的英文字幕翻译进行比较，分析译者图式结构对译文表达的影响。

三、图式理论在英文电影字幕翻译中的应用

译者对英文电影字幕的翻译就是正确解码和编码源语图式，从而实现图式的转换。因此，图式理论对影视作品的字幕翻译具有指导作用。译者翻译后的英文字幕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就是使目标语观众观看译制片后和源语观众观看原版电影后的效果一样，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理解时对源语和目的语进行正确的图式转换。根据图式理论，图式主要涉及语言图式、内容图式和形式图式[1]151。语言图式就是语言知识，即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内容图式指的是文章的相关背景知识，例如内容范畴、主题和文化背景等；形式图式，也被称为修辞图式，是指文章的体裁，包括语篇知识和修辞知识[1]151。

(一)语言图式与英文电影字幕翻译

卡雷尔指出：“对于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来说，必须具备一定的语言能力才能激活有关图式；即使大脑中储存有丰富的内容图式，若他们在语言能力上存在不足，也会造成交际失败。”[5]203王初明也表示：“一个人总的背景知识实际上包括语言能力。”[19]译者正确翻译的前提是具备良好的语言图式，对词汇知识和句法结构等缺乏了解会造成理解错误。因此，译者对英文字幕进行正确解码和编码的前提是具备良好的语言图式。

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是用来研究单词的，主要包括词义、用法和单词拼写等。鲁姆哈特提出“图式自身在信息资料的处理过程中具有识别作用”，他还认为熟练的阅读者“拥有更多发展完全的单词图式”[20]47。也就是说，译者词汇图式越丰富全面，翻译理解就越深刻。译者须在大脑中储存充足的词汇图式，不仅要掌握词汇的表层意思，还要了解其深层意思，这样在处理新信息时译者可以借助这些图式，提高翻译理解能力。例如《疯狂动物城》中的一段话：“Only to find, whoopsie, we don't all get along. Double whoopsie, she's a meter maid. And whoopsie number three-sie, no one cares about her or her dreams.”这段话中对“whoopsie, double whoopsie 和whoopsie number three-sie”的处理可以体现译者的翻译水平，也对源语图式的准确传达至关重要。译者在掌握该词语言图式的基础上，还要联系上下文语境确定其准确的含义。通过查阅《柯林斯高阶英汉词典》，“whoopsie”的英文解释为“exclamation when one makes a mistake”，通常作为感叹词使用，表惊讶、沮丧和道歉等。大陆版将这段话处理为：“结果没想到：第一，其实大家相处并不好。第二，她只能开罚单。第三没想到的是，没有人在乎她和她的梦想。”而台湾版的翻译是“结果发现，哦哦，大家互看不爽。哦哦乘二，她只能开罚单。哦哦NO.3，没人在乎她和她的梦想。”对比以上两个版本的翻译，大陆版将“whoopsie, double whoopsie 和whoopsie number three-sie”分别处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个没想到”，而台版将这三组词翻译为“哦哦、哦哦乘二和哦哦No.3”。台版译文虽然将“whoopsie”的词汇图式译出，却造成语义不连贯且不通顺，也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在这段话中,“whoopsie”作为语气助词，其作用只是在增强语气，用以强调三种不同的结果，可以将其省译，因而大陆版译文对这个词的处理十分恰当，也使整个译文更加流畅且符合逻辑。因此，要想翻译出更好的作品，译者应尽可能掌握更多的词汇图式，了解词汇的情景意义、社会意义、联想意义、搭配意义和引申意义，这样在翻译时就有更多可供调用的图式。

(二)内容图式与英文电影字幕翻译

内容图式是指文章的背景知识，例如主题、内容、范围和文化知识等。乔纳森(Johnson)认为了解文章主题背景知识并熟悉话题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对词汇知识的掌握[21]。换言之，为了达到透彻地理解文本的目的，译者不但要掌握文本的语言知识和语言结构，还要了解其他各方面的背景知识，因为一种语言不仅是对词汇、语法和语句等的简单组合，还在各层面上体现着该语言的民族文化[22]。卡雷尔和艾斯特霍尔德也表示学习者所具有的背景知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理解能力，译者对文本的背景知识了解越多，就越能正确理解信息[23]。可以说，背景知识在帮助学生增强理解、提高理解速度、克服心理焦虑上都能起到有效的作用。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对同一事物往往会形成不同的图式，这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习俗、宗教传统和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译者对源语和目的语国家的文化缺乏了解，就无法理解英文电影字幕所表达的文化内涵，从而造成漏译，甚至是误译。译者在处理语言偏难的文章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这是因为丰富的背景知识(内容图式)提高了自身的翻译理解能力，弥补了语言图式上的不足。

文化图式指的是关于“文化”的知识结构块，也可以理解为关于“文化”的知识组织模式。为了帮助译语读者有正确的理解，从而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对源语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14]。例如，影片中有句话“speak of devil, right on time”, 其文化背景是十八世纪初的一种迷信的说法：“Speak of the devil and he's sure to appear.”意思是“只要你说到魔鬼，魔鬼就一定会现身”。大陆版翻译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而台湾版为“正说呢，来的真巧”。将两个版本进行比较，虽然台版译文译出了这句话的基本语言图式，但大陆版翻译更胜一筹，因为其不但译出了源语语言图式，还借用我国“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一典故，将源语文化图式译出，避免了源语文化图式移植的失败，达到了跨文化交流的目的。 再比如，“We need to acknowledge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这句话中的词组“the elephant in the room”的翻译也值得考究，切不可将其直接翻译为“房间里的大象”。译者在翻译这组词时要了解其文化背景，掌握相关的文化图式，提高自身的翻译理解能力。这一表达起源于俄国寓言作家伊凡·安德烈维奇·克雷洛夫在1814年写的寓言故事《好奇的人》(TheInquisitiveMan)。故事大致讲的是：有个好奇的人到博物馆去参观，在那里他仔细地观察了许多甲虫、瓢虫、蝴蝶等小昆虫，却没注意到屋子里的大象，它指的是显而易见而又被忽略的事实[24]。这个短语传递的信息是：如果一头大象出现在房间里，那是不可能被忽视的。由此，房间里的人假装无视大象的存在可能是他们在关注一些小事或者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并不把注意力放在这个大物件上。后来这一表达比喻“人们不愿提及、刻意忽视的棘手问题”。台版译文为“我们得向房间里的大象致意”，可以看出，译者在处理这句话的时候采用的是直译的翻译方法，将源语的语言图式表达在了译文文本之中，但是这句话发生的情景是：这天是大象法兰西的生日，牛局长说这句话是为了提醒大家不要忽略法兰西的存在，应该向她表达生日祝福。因此大陆版将这句话处理成反义疑问句“该死的大象警官是不是来了？”更能引起大家的注意，更加忠实地将源语所要表达的情景意义和文化背景意义表达了出来。类似的例子还有 “burn someone up(to make someone angry)”，“glass half full (used to refer to an attitude of always thinking about the good things in a situation rather than the bad one)”，“have a mind like a steel trap(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or grasp information very quickly)”，“like there's no tomorrow(very rapidly and eagerly; without restraint or thought )”等。

(三)形式图式与英文电影字幕翻译

形式图式是指文章的文体、语篇知识和修辞知识等。在此，修辞图式指的就是关于修辞方面的知识，包括比喻、夸张、双关和拟人等修辞手法。这部影片有许多修辞表达。比如提喻，指的是以部分代替整体，或是以整体代替部分。如果译者缺乏修辞方面的知识，不具备修辞图式，在翻译字幕时可能会造成误译。例如“It may seem impossible to small mind”，在处理这段字幕中的词组“small mind”时，大陆版将这组词翻译为“目光短浅的人”, 而台湾版译文却为“脑残的人”。从这两个版本的翻译来看，台版译文虽没有将其直译为“小思想”，但译为“脑残的人”的这一表述却有些许不恰当，没有将源语修辞图式准确地表达在译语文本中。这组词运用了提喻的修辞表达，用部分代替了整体，此处“small mind”是人脑意识活动的一部分，在这句字幕中用来指代“心胸狭隘的人”或者“目光短浅的人”这个整体。 提喻这一修辞手法也在句子“I'd say the case is in good hands”中得以出现。词组“good hands”运用了提喻的修辞手法，其表层意思为“一双好手”，用以指代“能干的人或者有能力的人”。大陆版将这句话翻译为“案子这下靠谱了”，虽没有将这句话处理成“案子交给了有能力的人”，却表达出了此处“in good hands”的核心意思，也将源语修辞图式展现在了译文之中；而台湾版译文“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虽表达出了句子的语言图式，但在源语修辞图式的传译上却稍有逊色。类似的例子还有“Ball pen's over there”中的“ball pen(圆珠笔)”指代“办公室”，“Way to work that diaper”中的“diaper(尿不湿)”指代“婴儿、小孩”等。

图式是储存于人脑中的一种认知结构和知识结构。我们认识理解一切事物的基础就是图式，它能帮助我们对获得的新信息进行理解、筛选、记忆。译者的图式结构在英文字幕翻译过程中十分重要，图式结构越丰富，翻译理解能力就越高，译文的翻译表达就越准确。本文以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为例，将图式理论运用到大陆版本和台湾版本的英文字幕翻译中，研究发现：译者图式结构不仅会影响译者词汇选择和修辞手法的运用，还会影响源语与译语文化的解码与编码。不论是译者还是学习者都应尽最大的努力在大脑中储存尽可能多的图式，在需要处理新信息时可以随时调用这些图式，将其熟练地运用到新信息的理解和表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