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瑶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730000)

苏过，字叔党，晚号斜川居士，苏轼幼子。乌台诗案后，苏过随父至贬所黄州，后来又一道南下惠、儋之地。“苏氏三虎，叔党最怒”[1]，苏轼晚年，苏过一直侍其左右，他的诗文创作得到过父亲的指导，文学成就受到当时人的一致认可。苏辙说过“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2]10818，时人评论他“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3]。苏过又是一个“纯孝”之人，苏轼贬居岭南期间，他“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2]10818。之前学者多从整体分析苏过的诗文创作，如赵俊平《论苏过散文的艺术特色》，以及庞明启《苏过的文艺创作观》等；或是深入挖掘他的创作心态，如张海鸥《苏过斜川之志的文化阐释》，王小兰《苏过诗歌创作中的隐逸情结及其成因》等；或是关注他和父亲兄弟之间的深切情意，如袁津琥《天教一星伴孤月——苏过其人其诗》，丁沂璐《念我手足爱 相望若秦楚——论苏过诗歌的手足深情》等；有的则把重点放在其岭海时期的侍父经历，如李景新《惠、儋瘴地上的特殊逐臣——岭海时期之苏过论》、段蛟《论苏轼、苏过父子谪居岭南时期的诗歌交流》等。仝芳川的硕士毕业论文《苏过诗歌的地域文化特色》分析和比较了岭南和中原地区的地域文化对苏过思想心态和诗歌创作的影响。在中原地区苦寒的气候环境、雄奇的山水景观和隐逸的园林文化中，苏过强化了对民生的关怀，转变了对仕宦的态度，并且形成了世俗化的隐逸思想，这些都和居于岭南时有所不同。舒大刚、蒋宗许等对其诗文加以整理，2012年出版了《苏过诗文编年笺注》，对苏过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重点关注苏过41岁至44岁即政和二年(1112)到政和五年(1115)初次出仕出监太原酒税的人生阶段。宋代太原府归并州管辖，从这一时期苏过存世的诗文中我们可以探究他对并州的记忆，包括对任职之地风土人情的印象，仕宦生涯的感受和内心的情结及志向。

一、自然记忆

《山西通志》载：“晋，古称负险用武之国，左太行，右大河，南连孟、怀，北通朔漠。其间名山大川，纵横条贯，旁薄数千里，周回十余郡，言形胜者，必首及焉。”[4]苏过的太原之行，一是政和二年六月，初到太原任职；一是政和三年春，奔叔父苏辙丧，自颍昌归太原。并州地处边塞的险峻磅礴和雄奇气势，带给苏过的是深深的惊慄和震动。《次韵承之紫岩长句》中写到登紫岩山的时候，峥嵘乱山走到尽头传来寺院的鱼鼓声，眼前的庙宇仿佛高入云端，“飞空栖观惊造化，飘渺云间如帝所”。到了晚上月出之时，清风习习，长廊寂静，檐铃清音叮叮作响。面对“落日红旗照洲渚”的边地风光，苏过胸襟豁然，豪情陡生，“一时豪放岂易得，况有幻怪供诗取”，慨叹此地的山川风物独特可观。而《山行》中陡峭壁立的太行，高悬飞溅的瀑布，山月霜树，虎豹猿猱，同样是不同寻常的险怪物象。

肩舆历尽黄茆冈，青山壁立耸太行。忽惊雷转山石裂，涛头千尺分钱塘。

飞空雨雹寒崖碧，倒影垂虹射晴日。高岩俯瞰先目眩，杖策纵观森股慄。

只疑天河泻地上，又恐滟滪飞山脊。猿猱悲鸣霜树折，虎豹震动山月黑。

千年水石自成宝，下有蛟龙深莫测。明年岁旱当汝求，暴雨一声飞霹雳。

并州是苏过所至最北之地，之前他的大半生都是在中原和南方度过。每每语至并州表里山河，苏过诗中都有一种豪放腾踔之气，语词的密度和节奏明显加快，接连而至的名词和生动有力的动词，表现出他的惊奇和欣喜以及风光景色的奇异伟岸。在任的第一年春天，苏过常与同僚在山水之间放浪形骸，游玩唱和。西溪、柳溪的生意盎然，俨然让人沉醉忘返。“西溪渌已涨，渚柳风交错”(《子庄约况之游西溪不至任有诗次其韵》)“青山绿水苦相唤，细雨斜风不忍归”(《雨中游柳溪呈志康诸公》)；与友人一起去垂钓讨论要不要放生上钩之鱼的话语，“手持巨饵安所投，弹铗时有冯驩忧。南音不变钟仪囚，朝齑暮盐意则悠。渠肯嗜杀对血流？欲引西江盖无由”。纵情山水、融于自然一直是文人雅士的爱好，也是苏过在案牍间隙的娱乐和调节。只有在大化中，他才能忘记生活里的种种不如意，得到暂时的惬意和享受。苏过在《清源大夫吴人到官之数月凿池引泉植芙蕖大变晋俗遂忘江湖之想作诗寄题芙蓉亭》里说：“迩来得邑古塞隅，饮酪披毳如羌胡。汾水浊恶山童枯，不知先生何为娱。”晋地山荒水浊，风俗也不同于京畿地区，但事实上苏过并不介意身处何处，也没有抵触和抱怨。就像清源大夫一样，在边塞也栽种芙蓉，不改心性随遇而安。后来他在《和任况之诗》里回忆道，“西山郁峥嵘，气势翔天际，因知神所托，千岁有其地。绵绵邑姜祠，盛德百世继。汾横地轴壮，泉涌山骨碎”，“是时熏风初，殿阁微凉至。碧井照眼寒，山光湿衣翠”，看得出对并州的认同和对过去的美好回忆。这里悠久的历史、雄伟的气势、险峻的地貌，带给苏过的是有异于常的感受和发自内心的喜悦。

当地的气候有时让苏过感到难以忍受的寒冷，这和地理位置有关，也与他的职位和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政和四年(1114)的初春，在“北风吹水冰成梁”的自然条件下，苏过这样描写自己的处境：“坐令贫士高掩扃，安得重裘代绤 。春泥漫漫薪不属，破灶无烟愁四壁。饥吟拥鼻涕流澌，皲指结衣僵欲直。”(《苦寒行》)关紧门窗，炉火还是不暖，皮肤冻裂手指已经僵直不能自如活动，衣带也要冻断了。流着鼻涕吟咏诗歌，想着哪里有厚厚的皮衣可以穿。一个清苦诗人为寒冷天气所苦的形象宛在眼前。就在这一年身边友人和同事一一离去，苏过先后写了很多送别诗，《送粹公保德通守还朝》《送赵承之官满还朝》《送孙志康》《饯任况之》等等。随着通判王粹公、知府张几仲相继还朝任职，幕府例罢，赵承之、孙志康、任况之等昔日幕友也散落各地，苏过心中不能没有离索伤感之意。此后苏过诗中的环境有的是孤身一人在冷月皎洁的寒夜，有的是感怀于窗外连绵的秋雨，或者是在寥廓霜天里悲叹感伤，就算寻幽访胜，也兴味索然。“山行六日已逃空，况入青冥窈窕中。欲写姓名孤绝处，恐君遗恨不吾同。”(《山行次韵杨良卿见寄其一》)即便是在山间游览，依然意绪无端，遗恨重重，多了一份寂寥和惆怅。

苏过也曾回忆随父被贬儋州的生活，“远游信虽美，惊梦今犹每”(《次韵孙海若见赠其八》)。虽然条件更为艰苦，但苏过当时仅二十多岁，父亲苏轼的积极昂扬也影响了他的心态和创作。父子二人彼此勉励，使得苏过诗文不断进益，大有父风。《飓风赋》《思子台赋》竟然误入东坡集内。随着父亲苏轼、叔父苏辙的相继离世和家庭负担的逐渐加重，苏过在并州的诗文除了豪迈流走之气，徘徊于仕与隐之间的矛盾心理以及贫窘饥寒的生活是他在并州从未释然的郁结，无法实现内心志向和获得精神自由让他时有憔悴蹉跎的叹息。

二、仕宦生涯

上任前苏过闲居于颍昌，“久安田舍乐”(《送八弟赴官汝南》)，“高情谢簪组”(《寄题岑彦明猗兰轩诗》)，过着不理会世务的隐逸生活。可是“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的窘迫状况让他不得不出仕为官。这只是苏过为了谋生的无奈之举，实际上他担心为官之后自己不能再清净自守任情林泉。据《宋史·职官志》载，苏过所任的太原府酒税属监当官，分掌“茶、盐、酒税场务征输及冶铸之事”，“诸州军随事置官，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岁终课其额之登耗以为举刺。凡课利所入，日具数以申于州”[2]3983。不仅事务繁重枯燥，而且考察众多，升迁困难。在任期间，苏过有和诗34首、赠诗5首、送别诗16首和行旅游览诗8首，此外还有自抒胸臆的《苦寒行》《秋思》，挽词2首，题壁诗1首。其中间有抒发自己仕宦感受的诗句，里面很多表现自己厌倦受婴于繁重公务的心态。

辛苦自缠缚，老蚕迷再眠。(《和赵承之竹隐轩诗》)

溪山岂远人，吏缚苦难到。(《次韵任况之》)

安得漫浪游，时解冠带缚。(《子庄约况之游西溪不至任有诗次其韵》)

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组。端如赴缧囚，坐受狱吏侮。(《送张倅彦政赴阙》)

簪裳如缧囚，我生三年系。一落罝网中，遂负山林志。(《和任况之诗》)

苏过认为出监酒税让他不自由、被压抑，他时常用身在囚牢、仿佛被捆绑来形容自己的现状，同时表达着对溪水山林隐逸生活的向往。他不肯眷恋鸡肋微官和升斗俸禄，单调繁琐的公务也让他感到憔悴，这些在苏过眼中并没有多少意义与价值，更不是他的人生追求。但是埋首簿书是他的分内之事，并没有其他选择，此时庄陶思想就成了他自我宽慰的精神支撑。

达人齐万物，轩冕等块苏。(《次韵孙海若见赠其一》)

簪组实外物，去来无愠喜。(《次韵孙海若见赠其七》)

我愿处不材，一官隐关市。(《寄题任况之樗翁轩诗》)

人生何往不自适，陵生且复为陵舄。(《大雪日赵承之梁与可访贾子庄饮爽亭孙志康不得预故有诗怨之亦次韵和一首》)

在并州时期苏过诗歌用《庄子》典故多达15处，随物任情、达人齐一的处世思想，是苏过心灵的避风港。他追求悠游自在、无所挂碍的精神境界，尽可能超脱于现实的烦扰，看淡功名利禄和是非荣辱，认为身外之物的得失去留并不会改变本真的自己。“直木见伐，甘井先竭”，从小亲见父亲和叔父德才粲然却几经浮沉，乌台诗案等政治斗争让他对功名仕途有着与生俱来的抵触情绪。“自贻斤斧厄，信坐文章累。不如樗与栎，生理默自遂。”(《寄题任况之樗翁轩诗》)游于物外，淡泊自守，无争无求，苏过藉此度过一段又一段艰难的岁月。任微官而远是非，身在官场而心无所执，即是他的态度。弃官再度闲居颍昌后，“嗟我晚闻道，一官真蘧庐。得之不为喜，失之分所无”(《湖阴有隐君子作轩曰独乐乡人常希古为赋诗属予同作寄之》)，“轩冕真余事，林泉独我亲”(《和赵朝议追咏其亡友园亭三首其二》)。世路艰险，官场难为，心性朴拙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也不愿意削足适履委曲求全，不如就像天上澹然无心的云一样，逍遥自在，丝毫不把得失系于心头。

侍父居于贬所时，苏过受到其父“学陶以自适”思想的影响，已然无心仕进。上任前不久苏过在《题阳关图后》一文云“大抵能脱略世故，不戚戚于贫贱者，必英伟奇特人也”。陶渊明不肯折腰五斗、远离仕进、甘于躬耕的清苦生活并自得其乐，成为苏过的“精神偶像”。这一时期苏过诗歌用渊明典9处，借其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襟怀，“必待三径足，何事赋归田？陶令甑无粟，阮公不言钱”，“地偏心远人知少，酒熟诗成我自欢”，“胸中朝市远，何必择所居”。生活的清贫可以承受，质性自然却不可因为对物质的追求而改变。“世间轩冕岂不欲，凿枘两穷安所得。不如乞身向嵩少，问舍求田乃良策”(《送孙志康》)，反映了他真实的内心想法。但是苏过一共有七个儿子(签、籍、节、笈、簟、篴、竺)，四个女儿[5]1052，现实处境使他不得不为衣食所迫，违背本意在任做官。“坐咏渊明篇，令人有愧色”，苏过认为这样愧对古人，也愧对自己。十多个人的家庭仅靠他微薄的俸禄维持生计，其艰难困窘可以想象。“朔风吹雪填庐屋，一味饥寒寻范叔。绨袍安敢望故人，藜苋从来诳空腹”(《和吴子骏食波稜粥》)“并门逢恶岁，寂寞如在陈。况我官独冷，对客寒无茵”(《张几仲召还朝，…用此韵见意其十》)。冬天没有御寒的衣服，歉收的年份因缺少粮食以致吃野菜的情况都出现过，穷愁饥寒的境况见诸诗篇。贫寒的生活中，苏过依然“君子固穷”，安于贱贫，不因困苦生活而汲汲谋生，借古之高士自比，坚持着自己的志向和操守。《祭常子然文》中云：“彼君子者，以心为师。譬如农夫，载耘载耔。虽有饥馑，吾志不移。”明确如果违背礼义，自己宁可食粥咽菜，“肉食纷纷固多鄙，吾宁且啜小人羹。”(《和吴子骏食波稜粥》)

随着知府张近和一同前来的幕僚一一离去，苏过越发感到艰难压抑，“恓恓百僚末，举首触嗔忌”(《和任况之诗》,“青衫尘土百僚底，忍饥不解安田园”(《送粹公保德通守还朝》)。“尘满并州路”“青衫满尘土”，是他在山西后期疲于宦途的真实写照。周围没有相得的友人，使他难以与官场环境谐和，经常愁思满怀，郁郁寡欢。最终苏过不愿久留于此，再度回到颍昌隐居。

不得自由、穷愁蹉跎，是苏过在并州最多的感受和记忆。外在环境和现实生活让他仕不得显、隐不能退，勉强为官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仕宦和家庭的压力，使得他时常处于矛盾而苦闷的状态。内心持守的品行和志同道合的友人成为他生活中的一抹亮色，也是他得以坚持下去的内在和外在的力量。

三、情结志向

苏过在并州和一道为官的赵承之、孙志康、任况之、梁与可等交往甚密，写的大部分诗作都是与同僚的交游唱和。他们互相以志节相勉，在《和赵承之竹隐轩诗》里有“幽怀只自知，揽佩悲芳荃”，用芳草比喻自己不慕名利、品性高洁的人格和志向。这一方面是远离政治迫害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也是对儒家士人君子之风的坚持。

崇宁五年(1106)，宋廷销毁了布及全国的“元祐党人碑”，复元祐党人官职。但政和年间(1111—1118)有禁诗赋令，党禁余波尚在，元祐学术仍处在被打压的状态。[6]在这种情况下，苏过想要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苏过位居小官，还是屡屡“以法令罢”[2]10818。“早知文章累，不愿铭燕然”，“富贵岂不欲，孤高易隮颠”(《和赵承之竹隐轩诗》)，远离政治中心是他避祸全身的选择，也是环境逼迫的必然。虽然《庄子》典故时时出现于他的笔端，但道家思想只是苏过暂且用来调解内心的方式，实际上他仍以儒学作为自己的思想内核，一直以儒者士子自居。《送孙海若赴官河朔叙》云：“大略出于孔孟者，虽无能，世必指为长者；出于申商，虽奇才，世必指为薄夫”，“君之大略，温文深厚，不见喜愠，贯穿六艺，而尤长于《春秋》，盖少时非孔氏、孟轲之文章，则他书不观也”。作为进士出身的传统士人，苏过对于《诗》《礼》《易》《语》《孟》等经典以及《左传》《史记》《汉书》之类的史书烂熟于心，作诗为文时其中的句子和典故信手拈来。他认同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仁义忠恕的道德观，也并非满足于碌碌无成平庸此生，希望做出一番功业。《送梁与可赴中山仓》里“安能久俯首，自困刀笔吏”的话语虽是劝勉友人，但未尝不是苏过自己的肺腑之言。诗歌中频频出现的芳草和高冠的意象，反映了他像屈原一样忧国忧民自许高洁却备受压抑的心境。“读书悼无成，卖剑行买牛。眷此三万轴，传家无邺侯”(《次韵孙海若见赠其二》)，“岂知众所忧，箪瓢有佳况”(《张几仲召还朝，……用此韵见意其十》)，“俱怀丘明耻，共弃夫子恶”(《送赵承之官满还朝》)。既有济世之志，又不执着于此，若不能实现，就安贫乐道自得于心。“用之则行，舍之则藏”[7]，真实地抒写了他的人生信仰。有了如此襟怀，苏过才能坦然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困窘，即便身处陋室，仍然“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内儒外道”的处世态度与苏过有极大的共鸣，直到晚年，他卜筑之处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借此追慕渊明雅志。而他身边的朋友也同他一样，给了他理解和支持。赵承之的竹隐轩，任况之的樗翁轩，还有一位友人的抚松堂，命名都具有深意。松竹都是品性的象征，“竹隐”含隐逸之思，“抚松”出自《归去来兮辞》“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也是弃官归隐之意。大樗虽不堪做小材而终得保性全身享以天年，实为无用而有大用。他们高洁坚毅而不慕荣利，以轩堂之名明言己志，并做诗互相砥砺。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有这样的阐释：“当他们(中国文人)‘达’而‘兼济天下’时，便以儒道自恃；当他们‘穷’而‘独善其身’时，便以佛、道思想作自身的心理调整，而求精神的自慰，‘据于儒，依于道，逃于禅’，便是他们一种通达的人生哲学。”[8]

苏过在并州虽然事务繁重、生活贫寒，但是雄奇的自然风光，志同道合的友人，以及内心坚定不移的志向，足以使他平静面对种种困难，随遇而安地度过初次为官生涯。传承家学、穷且益坚，箪食瓢饮而不改其乐，苏过有着颜渊一样的情怀和操守，士大夫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千载之后，苏过的品性风骨仍为后人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