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银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科学系，山东 淄博 255100)

熙宁七年(1074)十二月三日至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中旬，苏轼知密州。[1]320,343短短两年时间，苏轼创作诗歌127首、词18首、文64篇，共计209篇，其中不乏优秀之作，如号称“密州三曲”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通过知密期间一系列的政治作为和文学创作，苏轼渐渐形成了自己成熟的思想：勤政恤民、以国事为重的政治操守；融汇儒、释、道三者为一体的文化理念；超然旷达的生活心态。这些思想不仅促进了密州文化的薪火相传，对密州深厚地方文化氛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为苏轼以后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并最终促使其思想上的全面成熟。苏轼“密州三曲”等瑰丽文学作品的出现，一方面得益于他的天才和妙笔，另一方面也与密州独特的地理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密州自然山水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密州，即今天的山东诸城，被苏轼誉称为“山东第二州”[2]141。密州在隋朝以前被称作胶州，是在东武县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根据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潍水)东北过东武县西，县因冈为城，城周三十里。”[3]630西汉汉高后七年(前181)，汉朝正式置东武县，这是密州最早的雏形。北魏永安二年(529)时开始设置胶州，一直延续到隋开皇五年(585)改称为密州，因密水而得名，这是密州名称的由来。从隋开皇五年(585)算起，“密州”的名字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一)密州山水人文景观对苏轼游赏文学创作的影响

密州自然山水景观有诸多可观之处。南部多连绵群山，风景秀丽，有九仙山、五莲山、马耳山、常山等，其中常山为鲁西南地区最高峰。东边有琅琊山、卢山、障日山等诸多山峰。北部的潍河汇集境内各条河流，水网密集，贯穿全境。密州境内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卢山有“卢敖洞”，琅琊山有秦始皇东巡观海的“琅琊台”，锡山子有春秋时期在密州境内传播儒学的孔子弟子公冶长之墓，潍河上有楚汉时期韩信大败楚军的“韩信坝”等众多自然山水景观。

秀美的密州山水吸引苏轼多次和友人登临游览，写下许多歌咏密州山川恢弘壮丽的佳作。他惊叹超然台的冬日：“超然台上雪，城郭山川两奇绝。海风吹碎碧琉璃，时见三山白银阙。”[2]363春日游赏密州，沉醉于其清丽：“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2]350《卢山五咏》中，将卢山的卢敖洞、饮酒台、圣灯台等名胜一一品评、赞咏。《游卢山次韵章传道》更表达了其到卢山后无拘无束的感情：“尘容已是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2]114这里的“野性”可以说是苏轼“超然”思想的星星之火。《出城送客，不及，步至溪上，二首》中遥望卢山赞其“东望峨眉小，卢山翠做堆”[1]108，把卢山比作故乡名山峨眉山，足见对其喜爱之情。常山，苏轼在诗歌中也屡屡提及，《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赞叹其犹如仙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2]199苏轼每到常山祈雨，都会在常山俯望密州城，“雉堞楼观，仿佛可数。”[2]256离任密州时候作《留别雩泉》(雩泉位于常山)，“两年饮泉水，鱼鸟亦相亲”[2]228，表达了依依不舍之情。十年之后，苏轼过密州专门登常山怀旧，并写下《再过常山和昔年留别诗》《常山赠刘兹》等诗。九仙山，苏轼写下了《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赞叹“九仙今已压京东”，并且自注“九仙在东武，奇秀不减雁荡也”[2]222。相隔不久，又写下《江城子》，表达对九仙山的喜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2]359

密州的自然山水名胜能够使宦游天下的苏轼多方比喻、赞美，说明了密州自然山水各具特色、绝不雷同的特点激发了苏轼的文学创作。

(二)密州自然生存条件的缺憾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密州大部分地区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地理条件上“东武滨海多风，而沟渎不留，率常苦旱。”[4]373因此，密州旱涝灾害较为频繁，自然生存条件存在一定的缺憾。

苏轼到任密州之初，逢密州遭遇严重的蝗灾:“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2]284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刚刚到任密州“二十余日”的苏轼就写下《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一文。苏轼不仅详细地向朝廷汇报了密州受灾的现实情况，而且提出用国家调控的方式，对地方财政征收项目根据年份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保证地方赈灾的需要。面对蝗灾，苏轼亲自领导百姓下田捕蝗，这样的生活激发了他的文学创作。《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中苏轼详细地记叙参与灭蝗的过程，辛劳到了“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飞腾渐云少，筋力亦已竭”的程度。[2]197苏轼知密州期间也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他积极带领密州人民抗旱祈雨，也写下了相关作品，如《次韵章传道喜雨》。蝗、旱相继的自然灾害让物质生活极度贫乏，苏轼记录他在密州的第一个除夕之夜“倦仆触屏风，饥鼯嗅空案”[2]89。 日常生活更为艰苦，与同事“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4]2，“厨中蒸粟埋饭瓮，大杓更取酸生涎”[2]159。

密州自然生存条件的缺憾使苏轼目睹百姓的水深火热，促使他积极用笔表达自己对密州困境的看法，向朝廷提出理政建议。同时，用文学记录与民同甘共苦的生活，展现恪尽职守、勤政爱民的进取精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密州较苏轼原来的宦游地——水娇山媚的杭州不同：南北异域、风土尽殊。自然环境的变化激荡着苏轼的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意？非长歌何以骋其情？”[5]3苏轼寻求以文学的方法自我疏解，抒发初到密州的失意和孤独，如《蝶恋花》(灯火钱塘三五夜)。元宵节起源于隋朝[6]180，到宋代已经是万民狂欢的盛大节日[7]2，但苏轼描绘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密州元宵节：“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4]346农家祭神箫鼓之声远远的传来，令人更觉凄凉。

密州人文景观的相对不足，推动了苏轼文学的创作。“城中无山水，……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4]1876“宋制，州守每岁二月开园，散父老酒食。”[2]365出于营造升平的公益考量和愉悦自身的私性用意，苏轼修复和修建了密州的一些园圃，如盖公堂、山堂、西园、超然台等景点。在具体的修建活动中，苏轼深入了解了这些古迹的历史和文化，文思迸发，写下《盖公堂记》《山堂铭》《西斋》等作品：“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2]127“有乔苍苍，俯仰百年。”[2]263其中超然台的修建尤为重要，不仅促使苏轼写下了著名的散文《超然台记》和词作《望江南·春未老》，而且也催发了他“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的超然思想渐趋成熟。这是苏轼思想上的重要阶段，更是密州超然文化的里程碑。

密州生存条件上的天然缺憾，使苏轼在改造密州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又有所感触，极大推动了他的文学创作。

二、密州地域风俗习惯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节日民俗是适应人们共同心理、共同愿望和共同需求的社会活动，也是一个地区一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的反映。风雅靡境的古老密州，有着许多流传已久的岁时之俗，如农神祭祀祈雨、上巳日的流杯、四月的赏花供佛等。苏轼知密州后，作为地方最高的行政长官经常参与其中，在与民互动、同乐的过程中创作了大量描写这些活动场景和个人感受的作品。

(一)密州的岁时之俗引发苏轼的文学创作

春秋时期，齐国人已经开始在密州的常山祈雨，《太平寰宇记》卷二十四引《齐记》“祈雨常应，故曰常山”[2]115，这个古老的习俗在农业社会非常自然的被传承下来，成为密州地区最重要的民俗之一。苏轼知密期间值密州大旱，他作为最高行政长官6次参与祈雨，写作诗歌1首，祝文6篇。《祭常山祝文》是苏轼第一次祈雨所作，文中虔诚表示“谨以四月初吉，斋居蔬食，至于闰月辛丑”，若祈雨成功“当与吏民躬执牲币以答神休”。同时也记叙了祈雨的效果：“即退之三日，时雨周恰，去城百里而近，蝗不独生。”[2]327我们知道，是否降雨取决于大自然本身的规律，祈雨活动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但苏轼对于密州祈雨习俗的信奉和实践，有利推动了他的文学创作。

宋代密州人有赏花礼佛的习俗，作为太守的苏轼自然是被邀请的重要人物。这些活动让百姓从对宗教的尊奉中得到内心的超脱和宁静，同时也成为苏轼的写作缘起：“东武旧俗，每岁四月，大会于南禅、资福两寺，以芍药供佛。”[2]189

上巳节又被称“元巳”, 最初是《周礼·春官》中的 “女巫掌岁时祓除衅浴”[8]691。春秋时期演化为踏春游赏活动：“莫春者, 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 风乎舞雩, 咏而归。”[9]135魏晋南北朝后，上巳节演变为文人雅士“曲水流觞、列坐其次”[10]1609，普通群众娱怀骋情的盛大节日。入宋以后，由于礼教束缚和其他各种原因，上巳节渐渐衰微：“修禊节，晋人风味终然别。终然别。当时宾主，至今清绝，等闲写就兰亭帖。岂知留与人闲说，人闲说。永和之岁，暮春之月。”[11]3370但在古老的密州地区，这个习俗却依然保存，苏轼积极参与并有感而发，写下了词作《满江红·东武南城》。从词中“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2]351可以看出密州的上巳流杯依旧热闹非常。古老的民俗活动令苏轼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2]351熙宁九年(1076)，作《望江南·春已老》，苏轼再次回忆上巳节的欢乐时光：“春已老，春服几时成。曲水浪低蕉叶稳，舞雩风软苎罗轻。”[2]352同年十二月，苏轼将要离开密州时还作《别东武流杯》，“百年父老知谁在，惟有双松识使君”[2]227，表达出对流杯亭的留恋。

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密州的岁时之俗为苏轼进行相关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先决条件，苏轼在组织、参与和享受的过程中，以如椽巨笔对这些活动做了记录，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二)密州独特的狩猎之俗催熟苏轼豪放词风

密州最早是东夷人的聚居区，东夷人有着悠久的狩猎传统，《说文·大部》：“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12]110齐建国后，原来土著人的渔猎习俗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因齐国统治者“举贤而尚功”的政策进一步发扬光大。[13]1661《诗经》中描写狩猎场面的诗歌有7首，而《齐风》就占了2首。北宋时期，由于密州特殊的地理位置，行政划分是防御州，狩猎的习俗更加活跃，苏轼在《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中开篇即强调密州“风俗武悍”[2]289。

苏轼到任密州时正值不惑之年，“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2]88《礼记·曲礼上》说：“四十曰强，而仕。”[2]387对一般的读书人尚且如此，对于一心“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旷世英才苏轼更是如此。密州野阔风长的地理环境、悠久的狩猎传统、苏轼人生不惑的年龄阶段、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多方面原因交互作用，促使苏轼创作出大量与狩猎相关的作品。《祭常山回小猎》既有“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的镜像瑰玮，也有“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2]150的豪健情怀。《河满子·见说岷峨凄怆》写于北宋和羌人发生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下，写给西南边境的友人，赞扬其功成是“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2]355。词中交杂着苏轼的爱国之情、思乡之情，同时又不乏以身许国的豪迈之情。这首作品用词体写政治时事、边防问题和民族冲突，被认为是宋词中这类题材最早的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江城子·密州出猎》更在题材和意境方面意义非凡，“为报倾城随太守”[2]345表现了密州人民对狩猎活动的浓厚兴趣，气势奔放，淋漓酣畅。在“武悍”的民风催生下，苏轼“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首词无论在苏轼的词创作史上，还是词学的发展史上，地位都举足轻重。全词描写的是出猎之行，抒发的是兴国安邦之志，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这些成就与贡献，都与密州狩猎习俗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三)密州醇厚的社交之俗引发苏轼众多唱和之作

苏轼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中自我评价说：“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而人或记疏以为怨咎，以此尤不可与深中而多数者处。”[2]373苏轼对自己个性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也因此仕途多舛，流宦多地。在密州，苏轼却和当地人相处得非常和谐。初到密州就感觉到“东武拙于藻饰之俗”，密州人民的质朴坦率与苏轼的个性不谋而合，他欣喜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 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也。”[2]250

苏轼和当地人来往频繁，并有许多的唱和之作。赵杲卿是当地州学教授，“杲卿，字明叔，乡贡进士，亦有行义。”[2]381苏轼与其交游、诗酒唱和，如《送碧香酒与赵明叙教授》《赵既见和复次韵答之》《过密州次韵赵明叙、乔禹功》。苏轼和当时赋闲在家的太常博士乔叙也有密切的诗歌往来，内容活泼，互为戏谑，如《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乔将行、烹鹅鹿出刀剑以饮客，以诗戏之》《乔太博见和复次韵答之》等。乔叙赴任湖北，苏轼专门作诗《送乔施州》，表达惜别之情，展现了个人之间深厚的友谊。

苏轼不仅和当地士绅诗文唱和，和普通百姓关系也相处融洽：“熙宁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来告：故东武城中沟渎圮坏，出乱石无数。”[2]263苏轼因此重修山堂，并作《盖公堂记》。苏轼去城外送客，老农亲切和他闲聊:“父老借问我，使君安在哉。今年好雨雪，会见麦千堆。”田员外、贺秀才心慕苏轼，将新开的牡丹花献给他，苏轼欣喜地写下《谢郡人田贺二先生献花》。与密州百姓的和谐相处让苏轼身心愉悦：“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2]250

上述作品说明，密州淳朴的社交之俗，使身在异乡的苏轼通过和同僚、友人、百姓的交游开阔了心境，同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三、密州文化传统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密州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辖域广阔。其地兼齐鲁，带山负海，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琅琊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多种文化的源起和繁盛地。东夷、琅邪文化的强劲质直，鲁文化的崇尚文教，齐文化的崇尚功名，在密州交流融合，又各自有所保留。

(一)琅琊文化影响了苏轼创作的聚合性

山东土著居民从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一直是东夷人。东夷文化与传统华夏文化的大陆型文明相对独立与封闭不同，具有海洋型文明的开放性和辐射性。齐鲁建国后，齐鲁文化在密州广泛传播。秦汉后，密州隶属于琅邪。琅邪文化继承源远流长的东夷文化，又兼得齐鲁文化之长：坚定厚重、视野开阔、尚武拥德、兼容并包。在琅邪文化兼容并包的思想影响下，儒、释、道各种思想在密州广泛传播并发展。黄老之说的代表人物盖公即密州人，《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厚币请之。既见盖公，盖公为言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14]357苏轼受其影响，建盖公堂供奉盖公并写下《盖公堂记》，表示自己要沿袭盖公的黄老思想治理密州。密州地区的佛教也很盛行，苏轼知密期间创作诗歌128首，涉及佛禅的有20首，数量颇为可观。苏轼把不少禅语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如：“仁智更烦诃妄见，坐令鲁叟作瞿昙”[2]176；“殷勤稽首维摩诘，敢问如何是法门”[2]178；“曷不相将来问病，已叫呼取散花天”[2]163。其他提到密州佛事的作品也很多，“闻道城西, 长廊古寺, 甲第名园”[2]344，“古寺”是密州当年南禅、资福两处古寺，佛事甚盛。苏轼也积极学习佛教思想，“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2]124《法界观》是佛家华严宗的书，苏轼想用它的圆融无碍之说来超然物外。为改变密州士民佛学素养，苏轼迎请沂州马鞍山福寿禅院长老惠皋至诸城石城院开堂说法，并有作品《密州请皋长老疏》。至于道教，卢山因秦博士卢敖躲避秦始皇的暴政隐居此山而得名，俗传卢敖即于此山得道。苏轼游卢山的过程中，受其传说的熏陶和影响，有《卢敖洞》一首。

密州地区这种以儒为主、兼融各家的学术氛围, 对苏轼成为自由出入儒、释、道三家，圆通应物的北宋知识分子代表，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苏轼以儒家积极的用世思想为根本，同时学习道家的超然物外，释家的处事不惊，最终形成“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精神。这是苏轼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密州文化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齐文化推动苏轼文学创作的开放和创新

齐建国以后，密州在东夷文化基础上受到齐文化影响。姜太公在治理齐国时，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14]1480以及“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13]1661的方案来治理齐地，简化周文化中的礼仪，最大程度上保存东夷文化开放、乐于接受外来思想的特点。因此，齐文化是以东夷文化为主，有意识地保留东夷文化的某些特质，并简化周文化形成。其锐意变通、勇于拼搏、开放进取的特质对密州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齐文化的渲染下，苏轼文学创作展现出包容性、变革性、思辨性和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与判杭时期相比，苏轼密州时期词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如咏景抒情、朋友酬和、描绘佳人、抒怀言志、亲情怀念、悼念亡妻等等。在创作理念上苏轼也提出了新的主张，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明确提出文学创作要“皆有为而作, 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2]240。与前文谈到的“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结合起来，可以看到苏轼文学创作思想的变革性、创新性已经初露端倪。苏轼首先在《望江南》中抒发了自己的超脱和旷达：“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2]350随后意境全新的千古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横空出世。熙宁九年(1076)的中秋，苏轼远离京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与胞弟苏辙七年未得团聚。因此，苏轼抒发了“我欲乘风归去”的消极避世，以及“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迷茫和矛盾。但在齐文化变革性、包容性、创新性的影响下，苏轼最终自我开解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2]354的开阔和振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

苏轼知密时期的文学创作，也学习当地的文学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如东州乐府。“东州乐府”在密州地区广泛流传，最早发源可以追溯到舜时代的《南风歌》和《卿云歌》[15]48，为密州人民所熟知和喜爱。苏轼对密州浓厚的音乐文化氛围感受深刻，在写给朋友的诗歌里面说：“阳关三叠君须秘，除却胶西不解歌。”[2]365他在《给鲜于子骏书》中也说: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 颇壮观也。”[2]308“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反映了东州人良好的音乐修养以及“东州乐府”慨慷雄壮的音乐氛围。受此影响，苏轼创作了具有东州乐府风味的《薄薄酒二首》，有意识地模仿密州人的俚语口吻：“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2]200不难看出，这两首诗明显具有民歌通俗易懂的特点，纪昀评价说：“词中究是野调，以近俗易解，故传颂者众耳。”[2]204

苏轼学习东州乐府的创作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展示了齐文化务实明道的实践精神对苏轼的影响。

(三)鲁文化强化了苏轼作品忠君爱国及人伦情感的特性

伯禽封鲁是鲁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周灭商以后，“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16]28鲁属于周朝嫡亲，是姬姓周族人，周王朝的宗室，享有政治特权。因此, 伯禽在立国之初依据鲁地“其民有圣人之教化”、“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12]1662等先天条件，强制推行周文化，用周礼来改造鲁国。因此鲁文化是以东夷文化、夏商文化为基础，最大发挥周文化质实坚守内涵的道德型文化。春秋末期，孔子将鲁文化提升为以“仁”为核心，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纲的“儒学”文化理论体系。[17]127齐鲁建国后，密州在受齐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鲁文化“专意儒学、质朴厚重”的浸润。

苏轼知密后，其儒家忠君爱民的价值理念得到进一步加强。苏轼在密州作为最高的行政长官：“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之密州军事州、骑都尉。”[2]387苏轼充分发扬辅君治国的儒家理想，爱民如子：“臣敢不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瘵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2]266到任二十多天，他就上书朝廷《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手实法，切实提出解决办法。年底的《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上文侍中论榷盐书》不仅如实向朝廷汇报河北、京东一带的严重灾情，而且要求朝廷能够派人视察灾情，“体量放税”。面对百姓因贫苦无力抚养导致的弃婴问题，苏轼不仅“洒涕循城拾弃孩”[2]148，而且制定解决措施：“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2]378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事情，苏轼更是亲力亲为，先后六次到常山祈雨。坚决诛杀顽匪，忠于国事到了“我仆既胼胝，我马亦款矻”的程度，最终使灾害得以缓解。熙宁九年(1076)秋，按照宋王朝惯例，在密州为官两年的苏轼要调转。离别之际，苏轼非常惦念密州人民的贫苦，相托与即将接任的老友孔周翰：“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2]225同时，苏轼时时以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自检：“我衰临政多缪错”[2]209“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2]225

密州深厚的鲁文化精神，进一步加强了苏轼关怀国事、重视生产的为民思想。其为民请命的终极目的是维护宋王朝的封建统治，而这正是鲁文化忠君报国的文化主旨。可以说，知密的两年，苏轼的儒家淑世思想达到巅峰。

苏轼来密前判杭，受两宋时代杭州“吴越俗尚华靡”“杭人素轻夸”[18]38的地域文化影响，酒歌征逐，游山玩水，没有严肃深沉的词作。沈松勤认为苏轼判杭词是“以歌妓歌舞侑酒为中介的社交方式和生活习俗”[19]49， “以‘谑浪游戏’的态度，应歌填词，以作一般的佐欢取乐之用”[19]51。与此相反，鲁文化是生存于平原的农耕文化，更富于人伦精神：安土重迁、“尊尊亲亲”。[12]1661苏轼知密州的本意是为和苏辙相聚，“请郡东方，实欲昆弟之相近。”[2]266苏轼知密州，从地理空间的角度上是更加远离了故乡眉州，但心理上是更贴近了对故乡亲情的眷恋。鲁文化质朴、纯良、醇厚的风气，进一步激发了苏轼对于亲情的追忆和感念，婉约词创作“一扫绮罗香泽之态”，情感取向转为凝重、深情，提高了婉约词的气格。熙宁八年(1075)，苏轼身居寂寞的山城密州，思念亡故十年的妻子王弗，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将夫妻之间真挚的人伦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4]472熙宁九年(1076)，苏轼写下《画堂春·寄子由》，全篇写景寓情、笔调清雅，唯文末以重拙之笔披露对在济南为官的苏辙的思念之情，反而显得浑厚淳朴：“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2]358

苏轼判杭时期创作的婉约词，或清丽，或绮靡，而在密州能够用平易、不加雕饰的语言写出令人涕下的深情之作，与密州文化体系中鲁文化质朴、厚重、务实的传统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密州地理空间中秀丽又带有缺憾的自然山水，源远流长的民俗习惯，以及多源并存的文化传统，都对苏轼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为不可及也。”[20]9因此，苏轼研究中重视空间形态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