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廷 林

忠义是传统社会重要的道德观念之一，其演变有着显著的阶段性。①相关研究参见魏良弢《忠节的历史考察：先秦时期》《忠节的历史考察：秦汉至五代时期》（《南京大学》1994 年第1 期第110—120 页、1995 年第2 期第119—130 页）。作为反映忠义观念的重要史料，正史忠义类传也有其发展过程。②廿四史中，忠义类传首见于唐初所修《晋书》《隋书》，《晋书·忠义传》《隋书·诚节传》各1 卷；五代北宋时期纂修的《旧唐书·忠义传》2 卷、《新唐书·忠义传》3 卷，《新五代史》死节、死事各1 卷；元代以降，《宋史·忠义传》10 卷、《金史·忠义传》4 卷，《元史·忠义传》4 卷，《明史·忠义传》7 卷。《宋史·忠义传》凡10 卷280 人，卷次之多、人物之众，在正史忠义类传中空前绝后。它不仅是汇集宋代忠臣烈士最为集中的史料，也是反映宋元时期忠义观念的重要思想史文献。孔繁敏对《宋史·忠义传》的纂修过程考证颇深，③孔繁敏：《危素与〈宋史〉的纂修》，收入罗炳良主编《〈宋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160—175 页。有关《宋史·忠义传》史源多源性的考证，为据以分析宋元忠义观念奠定了基础，④孙廷林：《〈宋史·忠义传〉史源考》，《史学史研究》2016 年第3 期，第108—116 页。更多研究则是考证个别忠义人物生平事迹。⑤如杨博文《〈宋史·忠义传〉中的滕茂实》（《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3 期，第58—80 页）、魏志江《康保裔“阵亡”说再辨》（《北京师院学报》1986 年第2 期，第72—73 页）、马君骅《华岳生平事迹琐议》（《安徽大学学报》1993 年第12 期，第100—104页）、宋三平《陈东、欧阳澈事迹考》（《江西社会科学》1993 年第12 期，第145—146 页）、王曾瑜《陈东和欧阳澈之死》（《河北学刊》1996 年第5 期，第95—98 页）等。《宋史·忠义传》所确立的纂修体例、入传标准以及忠义叙事等，对之后正史忠义类传影响深远，是忠义类传发展到新阶段的集中体现，对此目前尚缺乏专题研究。故不揣谫陋，就此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秉笔直书与适当隐讳的纂修体例

史书纂修体例，也即为什么修和怎样修。为什么修的问题，有两个主要原则，即记录的延续性原则和以史为鉴的原则。①杨连生：《中国官方修史的组织：唐至明朝正史编修的原则和方法》，孙业山、王东编译,《历史教学问题》1995 年第5 期，第35—40 页。以史为鉴、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一修史原则是中国传统史学较为显著的特色之一。具体到为什么修《宋史·忠义传》，其最主要的也便是为了以史为鉴、为元朝晚期的现实政治服务。

元修辽、金、宋三史是脱脱更化的重要内容之一。②邱树森：《脱脱和辽金宋三史》，《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3 年第7 期，第10—21 页。元顺帝即位之初，丞相伯颜擅权，“变乱祖宗成宪”，③《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中华书局，1976 年，第3338 页。采取一系列排斥汉人、南人的政策。至元元年（1335）伯颜奏废科举，④权衡撰，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第16—17 页。至元三年（1337），乃至“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⑤《元史》卷三九《顺帝纪二》，第843 页。这些举措无助于社会矛盾缓和，元顺帝斥逐伯颜，起用脱脱，“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史称“更化”。⑥《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第3343 页。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脱脱任都总裁官，关于正统问题，“脱脱独断曰‘三国各其正统，各系其年号’”。⑦权衡撰，任崇岳笺证：《庚申外史笺证》，第44 页。

元修三史，最终确定三史“各与正统”纂修原则，反映出元朝统治者对正史“正正统、辨华夷”功能的忌讳，但褒扬前朝忠臣义士则是允许的，更有着现实意义。每一群体、每一王朝都需要忠义之士为之舍生忘死。《宋季三朝政要》解释记载宋末忠臣烈士的原因：“大元混一，识天时而归附者，固皇帝之所嘉。尽臣道而死节者，亦皇帝之所重。”⑧王瑞来：《〈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前言》，中华书局，2010 年，第13 页。没有对前朝忠义之士的认可、表彰，也就缺乏忠义典范，缺乏对现世忠义之士的引导与鼓舞。而撰写前朝忠义之士的专传与类传，会起到激励现世中人以忠义修身、以忠义殉国的作用，具有政治的合理性。

纂修《宋史·忠义传》来表彰忠义、激励忠义也是当时迫切的政治需求。蒙元政权在各种矛盾冲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更需要树立值得民众效法的典范，鼓励忠义殉国的风气。元修三史进呈时，顺帝说：

史者，所系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彼一国之君行善则国兴，朕为君者宜取以为法；彼一朝行恶则国废，朕当取以为戒。然岂止儆劝人君，期间亦有为宰相事。善则卿等宜仿效，恶则宜鉴戒。朕与卿等皆当取前代善恶为勉。⑨《元史》卷一三九《阿鲁图传》，第3361—3362 页。反映出统治集团急需通过修史，借鉴前代的治道，以求改善当时蒙元岌岌可危的统治局面。⑩周少川：《元代史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年，第13 页。所以，《三史凡例》明确规定：“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⑪《辽史》附录，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年，第1557 页。实际上，这也是出于元末亟需鼓励忠义，以维系摇摇欲坠的现实政治考量。因此可以说，《宋史·忠义传》的纂修体例具体而典型地体现了“以史为鉴”原则。

至于“怎样”修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一对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原则，即秉笔直书与适当隐讳的原则。《宋史·忠义传》在纂修中整体上贯彻了这一原则。秉笔直书原则实际上即求真原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品质，也是史书的生命所在。《宋史·忠义传》前的小序也指出“前代忠义之士，咸得直书而无讳焉”。⑫《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一》，第13150 页。《宋史·忠义传》的分修者危素在至正六年（1346）所写《昭先小录序》中谈到：“仰惟今皇帝示天下以至公，明诏史臣毋讳死节。”⑬危素：《危学士全集》卷二《昭先小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4 册，齐鲁书社，1997 年，第658 页。元王朝政局动荡形势下，对前代忠臣义士大书特书，鼓舞忠义之风，是当时国家的现实政治需求。这就为《宋史·忠义传》在纂修中贯彻秉笔直书原则、凸显忠义气节创造了重要条件。

纂修者个人学识素养对贯彻秉笔直书原则极为关键。《宋史·忠义传》由危素分修。⑭孔繁敏：《危素与〈宋史〉的纂修》，见罗炳良主编《〈宋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年，第161 页。危素（1303—1372），字太朴，抚州金溪人，幼时距宋亡未远，耳闻宋末忠义之事必多。承担分修《宋史·忠义传》任务后，危素尽心搜访遗书，尤其是南宋末年宋国史未曾纂修的人物、事迹，搜集宋人的撰述记载。他自称：“素待罪史官，分修《忠义传》，网罗放失，夙夜兢兢。”①危素：《危学士全集》卷二《昭先小录序》，第658 页。如他拜访宋末礼部侍郎邓剡（字光荐）的孙子邓晋（字子明），希望邓晋能将其祖之撰述献上。在其感召下，邓晋献出其祖邓剡所撰《文丞相督府忠义传》。②邓光荐：《文丞相督府忠义传》，见《文山先生全集》卷19 附录，四部丛刊本。《文丞相督府忠义传》所列忠义之士38 人，其中24 人被危素直接照录入《宋史·忠义传》。③尹玉见录于《宋史》卷四五〇《忠义五》，第13253 页；其余23 人见录于《宋史》卷四五四《忠义九》，其中陈龙复、张云2 人有目无文。此外，把南宋末与元直接抗衡的张世杰、陆秀夫、陈文龙、张珏等众多坚持抗元的人物，收入《宋史·忠义传》，凸显他们“时穷节乃见”的忠义精神，均体现出《宋史·忠义传》坚持秉笔直书的原则。

与秉笔直书直接对立的是适当隐讳的原则，《宋史·忠义传》也贯彻了适当隐讳的原则。《三史凡例》即言：“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④《辽史》附录《三史凡例》，第1557 页。因而有关宋蒙（元）战争的相关史料就不免适当隐讳。如名将王坚死守合州，致蒙哥汗死于城下，《宋史·忠义传》仅列坚子《王安节传》而不为王坚立传等。常州之战中，通判陈炤忠烈殉国，《宋史·忠义传》中的《陈炤传》出自名臣余阙手笔，删减了常州之战中大部宋人殉节和全部元人屠城的细节描写。⑤熊燕军：《宋元易代与宋季忠义人的历史书写——以〈宋史·陈炤传〉立传始末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8 年第21 辑，第292—307 页。此外，元修《宋史》还存在篡改文字乃至篡改史实的情况，对宋与蒙元战争中蒙元失败的纪录一般予以删削。⑥王曾瑜：《文天祥事迹四题》，收入《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269 页。凡此，可以说是元在纂修《宋史·忠义传》时贯彻适当隐讳的原则。也正因意识到《宋史·忠义传》由于适当隐讳原则导致的失载、误载等不足，后世出现诸多为两宋忠义人士重新立传、补写传记的著述。如元赵景良《忠义集》、明程敏政《宋遗民录》、清万斯同《宋季忠义录》、陆心源《宋史翼·忠义传》、近代王国维《〈宋史·忠义传〉王禀补传》等。

二、“不事二君”与“以类附从，定为等差”

确定纂修体例是史书修纂的重要前提，作为人物类传，入传标准则是指导具体纂修工作的指针。入传标准就是为什么人树碑立传的准则。在总的方面，立传标准是随着社会性质的不同、阶段性的变迁、政权的更迭等而发生变化的，但通过人物传来体现某一时代撰写者的意志和要求却是共同之处。⑦代继华：《中国史学作品形态论纲》，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129 页。《宋史·忠义传》的入传标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纂修者的忠义准绳，纂修者的忠义准绳又势必受其时代文化濡染。换言之，《宋史·忠义传》的入传标准，既是纂修者忠义思想的体现，也是时代忠义观的反映。

元代是理学忠义观伦理化、世俗化时期。理学的变化在元代有两个表现：其一是元代理学从理论上论证蒙元统治的合理性，确立起官学地位。在赵复、姚枢、许衡、刘因、郝经等理学家的提倡、传播之下，“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⑧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九《跋济宁李璋所刻九经四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561 页。其二是理学在元代的伦理化、世俗化。程端礼在《送家铉翁诗序》中说：“自程子朱子出而真儒之学复明，自许文贞公以程朱之学光辅世皇帝而真儒之效复著，自近年以程朱之学设科取士，而真儒之道渐于吏治。”⑨程端礼：《畏斋集》卷四《送家铉翁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 册，第676 页。所谓世俗化趋势也就是将理学中的道德修身运用到日用民生之中。在理学的世俗化倾向中，特别强调恪守君臣之义，“自古及今，天下国家惟有个三纲五常”，⑩许衡：《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 册，第280 页。提出“为人臣者常存心于君，以君心为心，承顺不忘”，⑪许衡：《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第291 页。要求臣子完全承顺君主。在此环境下，尽君臣之义、不事二主的忠义观念和行为成为理学伦理道德的具体化。因此，元修三史时一方面面临的现实政治局面，迫使朝廷不得不重视提倡忠义；另一方面，元代理学的普及与强化也影响着士人的人生信仰，强化着他们的纲常意识和忠义观念。《宋史·忠义传》纂修者危素早年师承坚守陆学的“江东四先生”（陈苑、祝蕃、李存、舒衍），同时又是主张朱陆会和的大儒吴澄的高弟。①胡青、桑志军：《危素学术思想探析》，《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5 期，第34—38 页。从其家学和师承而言，危素深受理学忠义观的熏陶，把理学忠义观贯穿在《宋史·忠义传》的纂修之中，势属情理之中。

时代的忠义观和分修者危素的忠义观，两者决定了“不事二君”成为元修《宋史·忠义传》的最主要的入传标准，也是《宋史·忠义传》的突出特色。在此前的正史忠义类传中，是不存在或不够凸显这一标准的。如《晋书·忠义传》入传人物共计27 人，其中刘敏元、韦忠等人，不仅没有忠烈事迹，甚至侍奉“伪朝”，之所以仍然得以列于《忠义传》，乃因他们舍身救人的“义行”。②《晋书》卷八九《忠义传》，中华书局，1996 年，第2310、2311 页。《旧唐书·忠义传下》中的刘敦儒，是刘知几的孙子，并无忠节的事迹，之所以列于《忠义传》，也是因为他突出的孝行符合“义”的标准。③《旧唐书》卷一八七《忠义下》，中华书局，1975 年，第4910 页。然而自《宋史·忠义传》起，类似这种舍身救人的“义行”，不再列入正史忠义类传，“不事二君”、对皇帝的绝对忠诚成为进入正史忠义类传殿堂的唯一门票。

在“不事二君”入传标准下，《宋史·忠义传》没有严格的社会身份高低的限制。如康保裔、李若水、刘韐等是级别较高的朝廷官员；阎进、范旺、张贵、张顺等基层官兵，郭靖、尹玉等乡寨治安巡检等，属于基层行政人员。再如江仲明、林空斋等则是布衣百姓，举凡僧人、道士如五台僧真宝、天庆观道士徐道隆等只要有突出的“不事二君”的忠烈事迹均可进入忠义传。可以说，在元代理学忠义观伦理化、世俗化的大背景之下，《宋史·忠义传》明确昭示：忠义传是不拘身份的开放殿堂，进入此殿堂只需一张门票，那就是“不事二君”、为国献身。

《宋史·忠义传》入传者280 人，不以时代先后、身份高下为序，而以忠义等级排列。正史忠义类传中，按忠烈事迹把忠臣烈士分等级的做法，始于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把忠臣义士明确地分为死节、死事两类。按照“全节”这一衡量忠臣义士的较高标准，《死节传》仅仅入传“全节之士三人”。退而求其次，《死事传》收录“初无卓然之节，而终以死人之事者”15 人。④《新五代史》卷三二《死节传》、卷三三《死事传》，中华书局，1974 年，第347、355 页。至元修《宋史·忠义传》，在“不事二君”入传标准下，对符合入传标准的众多忠臣烈士，“以类附从，定为等差”，做出更为严格的忠义等级分类。《宋史·忠义传》小序明确将忠义之士分成五个等次：

若敌王所忾，勇往无前，或衔命出疆，或授职守土，或寓官闲居，感激赴义，虽所处不同，论其捐躯徇节，之死靡二，则皆为忠义之上者也；若胜负不常，陷身俘获，或慷慨就死，或审义自裁，斯为次矣；若苍黄遇难，殒命乱兵，虽疑伤勇，终异苟免，况于国破家亡，主辱臣死，功虽无成，志有足尚者乎！若夫世变沦胥，毁迹冥遁，能以贞厉保厥初心，抑又其次欤！至于布衣危言，婴鳞触讳，志在卫国，遑恤厥躬，及夫乡曲之英，方外之杰，贾勇蹈义，厥死惟钧。⑤《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一》，第13149 页。《宋史·忠义传》对忠臣烈士“以类附从，定为等差”进行编排。这五个等级的划分，不是着眼于忠臣烈士的生前身份高下，而是根据他们忠义事迹的典型性，忠义等级分类显然更加细致。综观《宋史·忠义传》10卷，所收录近300 位忠臣烈士，整体上即是按照以上五等进行编次的。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言：“崔纵、吴安国、林冲之、滕茂实、郭元迈、阎进、朱绩诸人，皆奉使不屈者，当与朱弁、张邵等合传”。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二《宋史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1123 页。客观来看，这番话是对《宋史·忠义传》“不事二君”的入传标准和“以类附从，定为等差”的编排原则失察所致。因虽同属奉使不屈，但“崔纵、吴安国”等大多皆是身死异域，符合序文所拟定忠臣烈士中的第二等，与朱弁、张邵等生还的奉使者不同，纂修者把他们列入《忠义传》并无不妥。

在上述纂修体例和入传标准下，《宋史·忠义传》成为入传人物数量最多、范围最广的忠义类传。《金罍子》云：《宋史·忠义传》“有唐琦，卫士；李震，小校；闫进，隶；易青，摧锋军；范旺，军校；马进，兵；真宝、莫谦之、万安僧，皆缁流；徐道明，黄冠；皆他代所蔑闻。于此焉效宋家三百年礼义之化、忠厚之泽，其入人信深矣”。①陈绛：《金罍子》下篇卷四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2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774—775 页。事实上，两宋王朝危亡关头，苟且偷生、屈膝投降者比比皆是，并不比其他朝代少，之所以给后人“宋家三百年礼义之化、忠厚之泽其入人信深矣”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不事二君”的入传标准之下，各阶层、不同身份的忠义之士均被纳入了忠义传中。受时代忠义观影响，在忠义叙事中，撰述者有意凸显忠义事迹、鼓吹忠义行为，为各层级、各群体树立起忠义楷模，以鼓励引导后人效法。

“不事二君”的入传标准和对忠臣烈士按照忠烈事迹“以类附从，定为等差”的排列，反映出时代和纂修者的忠义观念，也彰显出国家对忠义行为的价值导向。通过对忠义人士五个等级的划分，似在提醒人们，应当义无反顾地选择最为典型最为壮烈的忠义殉国之路。这种从《宋史·忠义传》开始确立的、较为开放而又极为明确的入传标准和等次分明的纂修体例，是前此正史忠义类传所不具备的，也深刻影响到明清正史、地方志忠义类传的纂修。

三、忠义叙事的文学色彩

传统纪传体史书的人物传自然是要以客观、真实记录人物的生平事迹为中心，一般在用词中通过春秋笔法和“论赞”加以褒贬，表明纂修者的态度。忠义类传则不单单是记录忠义人士的事迹，还承担着传播、鼓舞忠义风气的功能。实现这一教化功能，势必要求忠义类传具备一定的文学色彩，以增强其感染力与说服力。而这一特点在《宋史·忠义传》之前的正史忠义类传中，除极个别（如《旧唐书·张巡传》）外，呈现得并不明显。如《旧唐书·忠义传》：

唯（袁）光庭守伊州累年，外救不至。虏百端诱说，终不之屈，部下如一。及矢石既尽，粮储并竭，城将陷没，光庭手杀其妻子，自焚而死。②《旧唐书》卷一八七《忠义下》，第4904 页。

再如《新五代史·死事传》：

（张）源德守既坚，而贝人闻晋已尽有河北，城中食且尽，乃劝源德出降，源德不从，遂见杀。

（夏）鲁奇闭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城中食尽，鲁奇自刎死，年四十九。③《新五代史》卷三三《死事传》，第356、358 页。

在上述忠义事迹中，“杀其妻子，自焚而死”“不从，遂见杀”“自刎死”等，侧重于记录忠烈殉国的客观记录，对忠臣烈士殉国过程、场面、生死关头的心理抉择等叙述极为简洁，尤其是对于忠臣烈士殉国的场景，几乎没有予以详细叙述。从历史书写“求真”的角度而言，这种书法单纯叙述事实，是值得肯定的。

《宋史·忠义传》的忠义书写则不同于此。《宋史·忠义传》的忠义叙事凸显出浓厚的文学色彩，突出地表现在忠义之士与敌搏斗和英勇殉国的场景方面，往往绘声绘色再现壮烈场景，力求达到震慑人心的效果。试举数例如下：

杨邦乂“……知溧阳县”，建炎三年，金人渡江破城，“金帅完颜宗弼既入城，……邦乂不屈膝，以血大书衣裾曰：‘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宗弼不能屈。又遣人说邦乂，许以旧官。邦乂以首触柱础流血，曰：‘世岂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动者？速杀我。’”④《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二·杨邦乂传》，第13195 页。

李彦仙日与金人战，将士未尝解甲。娄宿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彦仙曰：“吾宁为宋鬼，安用汝富贵为！”……城陷，彦仙率众巷战，矢集身如猬，左臂中刃不断，战愈力。……彦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甘以身受敌人之刃。”既而闻金人纵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我坚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复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⑤《宋史》卷四四八《忠义三·李彦仙传》，第13211 页。

（朱）昭退坐厅事，召诸校谓曰：“城且破，妻子不可为贼污，幸先戕我家而背城死战，胜则东向图大功，不胜则暴骨境内，大丈夫一生之事毕矣。”众未应。昭幼子戏阶下，遽起手刃之，长子惊视，又杀之，径领数卒屠其家人，舁尸纳井中。部将贾宗望母适过前，昭起呼曰：“媪，乡人也，吾不欲刃，请自入井。”媪从之，遂并覆以土。将士将妻孥者，又皆尽杀之。昭谓众曰：“我与汝曹俱无累矣！”⑥《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一·朱昭传》，第13170 页。

“以血大书衣裾”“以首触柱础流血”、朱昭殉国前率将士杀戮家人等，通过语言、动作、行为、心理等颇具文学性的笔法，呈现激烈的战斗场景和悲壮的殉国过程，达到忠义事迹动人心魄的效果。

在凸显忠臣烈士生死关头的心理、行为等的抉择方面，文学色彩也非常突出。如叙述刘韐在面临生与死的抉择时，考虑到的是“贞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君。况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①《宋史》卷四四六《忠义一·刘韐传》，第13164 页。唐重，靖康二年（1127）以天章阁直学士知京兆府，金兵围永兴，“重度势不可支，以书别其父克臣曰：‘忠孝不两立，义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报之曰：‘汝能以身殉国，吾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遗书转运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义，不敢辞难。……虽竭智力何所施，一死报上不足惜。’”②《宋史》卷四四七《忠义二·唐重传》，第13185 页。太学生、进士出身的这类忠义人士，他们身为读书人，浸润于儒家伦理道德之中，往往有着极强烈的忠君报国、舍生取义的使命感和自觉性。实际上，借忠义人士之口表达的忠臣不事二君、忠孝不两立的忠义观，寄寓着纂修者的希望，即一旦国家面临危难，民众能够挺身而出、忠君报国，即便于事无补，也要殉国而死而不能苟且偷生。

应该指出的是，凸显、渲染忠义事迹以达到鼓励忠义的目的，是忠义类传本身的功能。《宋史·忠义传》忠义叙事中浓厚的文学色彩，既是凸显忠义类传教化功能的必然要求，也与宋元时期理学忠义观的凸显有着相当关联。当然，《宋史·忠义传》文学色彩浓厚的忠义书写，还与其所据史源的忠义书写，以及纂修者缺乏深入的加工裁剪有关。综上，《宋史·忠义传》在讲述忠义人士的忠义事迹、英勇殉国的场景细节中，采取了富于文学色彩的撰述技巧，绘声绘色地再现忠义人士英勇杀敌、慷慨陈词、死节殉国的场景，尤其突出的是广泛采用借忠义人士之口，说出充满忠义情怀的话语，使忠义事迹极具感染力。

结 语

正史《忠义传》首见于唐修《晋书》，廿四史中明确以“忠义”名传者共九部，③《晋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其中《隋书·诚节传》实际上可视为《忠节传》，《新五代史》分立《死节传》《死事传》，这两部正史虽无“忠义传”之名，却有其实。但就忠义类传整体发展来看，似未可以此为限。大体而言，正史忠义类传的发展演变可以归纳为三个阶段。《史记》置《游侠列传》表彰“救人于戹，振人不赡”“不既信，不倍言”的仁义之士。④《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 年，第3318 页。班固尽管对游侠颇有微词，但也肯定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绝异之姿”，⑤《汉书》卷九二《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 年，第3699 页。述之于《汉书·游侠传》。《后汉书·独行传》载录“蹈义陵险，死生等节”等义行卓著者。⑥《后汉书》卷八一《独行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2665 页。在这一阶段，正史中尚无“忠义传”之名目，严格来说，尚无褒扬忠节的类传，而主要以《游侠列传》《独行传》表彰义行卓著，所凸显的是“义”，可视为正史忠义类传的萌芽阶段。

南北朝至唐初时期是正史忠义类传第二个发展阶段，经历了“孝”“忠”合传、孝先于忠，到“忠”“孝”各自独立立传、忠先于孝的发展历程。《宋书》《南齐书》《周书》《南史》诸史书皆有《孝义传》，既著录孝行卓著者，也收录义行、忠节卓著者，孝行、忠节均被纳入《孝义传》中。《魏书》首先出现《孝感传》《节义传》分别立传，可视为忠义类传的一个突破性发展。此后《北史》中《孝行传》《节义传》并举，《晋书》中《孝友传》《忠义传》并列至《隋书》以《诚节传》⑦陆游《老学庵续笔记》载：“唐初，魏郑公等撰《隋书》，以隋文帝之父名忠，故凡‘忠’字皆谓之‘诚’，谓死事之臣为《诚节传》，书中凡忠臣皆日‘诚臣’。书作于唐，犹为隋避讳，骤读之，殆不可晓。太宗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亦是避隋讳耳。”相关研究参见段真子《唐初〈隋书·诚节传〉的编修及政治背景》，收入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十）》，三秦出版社，2016 年，第166—177 页。《孝义传》并举，忠义类传在编排次序上开始排在《孝义传》之前，反映出在历史编纂规则中确立了“忠”先于“孝”的价值取向。⑧瞿林东指出，《隋书》以《诚节传》《孝义传》居于类传前列，是“唐初重视实行教化政策在历史编纂中的反映。”（见《评价历史人物的社会意义——论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历史理论问题》，《学习与探索》2010 年第2 期，第216—222 页）可以说，至唐代初期，“忠”“孝”各自独立立传、忠先于孝的价值取向最终确立起来，奠定了此后忠义类传在正史中的地位与格局。

宋元以降是正史忠义类传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在此阶段有关忠义类传的教化功能、纂修体例、入传标准、忠义等级分类等问题开始引起时人关注。《新唐书》充分重视到忠义类传的教化功能，“忠义者，真天下之大闲欤！……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砺生民而窒不轨也”。①《新唐书》卷一九一《忠义上》，中华书局点校本，2013 年，第5496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修订本）下卷，第334 页。至欧阳修著《新五代史》严格地把忠义类传分为《死节传》《死事传》。南宋陈亮也主张把忠义殉国者分为死节、死事。②陈亮撰，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二《中兴遗传序》，中华书局，1987 年，第241 页。在元末衰世修史背景下，以《宋史·忠义传》类传为标志，明确的纂修体例、宽松而严格的入传标准、鲜明的文学色彩等，尤为突出地体现出正史忠义类传的新变化。正史忠义类传的三个发展阶段，一方面与忠义观念的时代演变存在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国家逐渐重视忠义类传的教化功能密不可分。

《宋史·忠义传》秉承鲜明的以史为鉴、服务于现实政治的纂修体例，贯彻了秉笔直书与适当避讳的原则。《宋史·忠义传》明确确立“不事二君”作为入传标准，这一入传标准不受身份限制，具有开放性，有利于鼓励官、民、僧、道等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为忠义献身。同时把入传的忠义之士分为五等，重点依据忠义事迹的不同来区别高下，为勇于献身殉国的忠义之士指明了获取身后哀荣、永垂丹青方向。《宋史·忠义传》在忠义细节、殉国场景等方面，广泛运用富于文学色彩的叙事技巧，使《宋史·忠义传》富有感染力、震颤力，显示出强大的文学效应，有助于忠义类传政治教化功能的实现。《宋史·忠义传》在正史忠义类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在于其卷数之多、入传人物之众，尤在于其所确立的忠义类传的纂修体例、入传原则及其忠义叙事等，对后世正史忠义类传、地方志忠义类传等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