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军 董玉梅

抗战爆发及中国东南沿海主要城市的迅速沦陷，使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如何挽救民族危亡，不仅成为现实问题，更是时代命题。国民党人认识到“抗战是争取全民族的生存，决不是为少数人的事情，要最后战胜敌人，必需每个人肩负起这艰巨的责任”。①黄薇：《山西的合理负担》，《全民抗战》1939 年第52 号，第10 页。诚然国民党上述认识与中共一贯倡导之农民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同出一辙。在这特殊时期，如何最大限度动员、发动、引导农民积极参与抗战，一定程度将决定中国未来之命运。对于农民而言，“生命的一切意义，无不与土地有关”。②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端纳译，新华出版社，1988 年，第22 页。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并不惟是抗战问题，更是土地如何分配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即认识到“谁赢得农民，谁就能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③埃德加·斯诺：《斯诺文集》（1），新华出版社，1984 年，第208 页。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断努力。随着抗战爆发，在国共两党联合御侮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下，中共土地政策开始由原来激进的“打土豪、分田地”变为较具柔性的减租。实行减租，一方面能通过对地主提激进要求，把农民动员起来进行革命，亦能使地主乖乖听话就范，维持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可照顾到各阶层利益，达到巩固与扩大农村统一战线的目的。近年来，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减租问题的研究成果颇著，④目前学术界关于主要研究成果有：何高潮：《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分析》，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 年；王友明：《抗战时期中共的减租政策与地权变动——对山东根据地莒南县的个案分析》，《近代史研究》2005 年第6 期；张玮：《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减租与交租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08 年第4 期；黄正林：《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运动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2 期；张玮：《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减租过程中的查租问题(1944—1946)》，《暨南学报》2015 年第7 期；徐建国：《减轻封建剥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等等。但对减租过程中中共干部、乡村士绅与普通民众之间就此而展开的各种博弈缺乏应有之关注。鉴于此，笔者以山西省档案馆馆藏之相关档案为依托，以《抗战日报》等民国报刊资料为补充，以抗战前后晋绥边区各阶级土地占有问题与租佃关系作为切入点，系统论述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减租运动中，中共干部、农民、地主三股势力在此消彼长利益纠葛中所产生的焦虑、质疑，以及最终尘埃落定的内质性原因，从中展示出中共在抗战时期领导、动员农民最终突破窒碍，走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抗战初期晋绥边区的土地占有及租佃关系

山西自古为我国北方主要农业区域，然不同地区“土地占有情况不同，阶级构成不同，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①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7 卷 土地志），中华书局，1998 年，第180 页。抗战前之晋绥各县，土地占有相当集中，“一般是占全人口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十的地主阶级，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三十五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②穆欣：《晋绥解放区鸟瞰》，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64 页。据晋绥边区减租前档案资料显示：临县，前甘泉自然村，全村109 户，地主29 户，占全部户数17%强，占山地1432 亩，当全村山地41%，平地110垧，当全村平地72%，水地60 多亩，当全村水地38%；临南，蕞罗峪村，地主10 户，占土地4630 亩，其中平地、水地占有很大比重；兴县，杨家坡村，地主12 户，占全村户数12.8%，占土地3997 垧，占全村土地70.8%；辗子村，地主4 户，占土地1000 垧；河曲，下泉雨村，全村86 户，地主7 户，占总户数8.1%，占土地1114 亩半，占全村土地1997 亩56%等。③山西省档案馆藏：《晋绥边区减租运动材料》，档号A21-3-5-2。此外，根据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关于兴县、临县、临南、五寨、河曲、保德、宁武、阳曲、岢岚等9 县20 村的调查亦表明，1939 年占各县总户口5.2%的地主，拥有38.5%的土地，占总户口9%的富农，拥有23.5%的土地，两者相加共占总户口的14.2%，却占有62%的土地，而占户口71.9%的中农和贫农，仅有37.2%的土地。④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农村土地及阶级变化材料》（“老区”9 县20 村调查），1946 年，第3—10 页。由此可见，各阶层间土地分化严重，地权高度集中于地主富农手中。

晋绥边区各阶层土地占有不均匀，地主富农占有土地较多，其他阶层相对较少是普遍现象。正因各阶层“地权分配的不均，许多农民或完全没有土地，或土地太少，不足以吸收一家的劳力及维持一家的生活”。⑤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商务印书馆，1944 年，第139 页。无地或土地不足耕种的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租种他人土地，由此产生了租佃关系。

地租是租佃关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它是“佃农租借了地主的田地，所付的报酬”。⑥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第163 页。事实上，地租是地主富农等富裕阶级剥削贫苦农民的主要方法，也是“土地所有者与实际生产者间榨取关系的具体表现。只要有土地私有权存在，同时也就有地租存在”。⑦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论》，黎明书店，1934 年，第243 页。在晋绥边区的地租形式主要有“定租制”与“活租制”两种。

凡每年纳固定数量租子为“定租制”，亦称“死租”，即租地时讲好，无论收成好坏，租额（数量和质量）不能变更，即使遇有灾年歉收而佃方无法交租时，佃方须向出租户写明欠约，以待来年交付。⑧山西省档案馆藏：《租佃形式及租期变动》（1942 年7 月5 日），档号A141-1-96；《黑峪口地租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 年7 月），档号A141-1-101-1。一般而言，死租地土质相对其他租佃形式要好些，因而产量也高些，死租在抗战前之晋绥地区十分流行。譬如抗战前黑峪口佃户51 户租进山地622 垧，而用死租形式的佃户就有27 户，租进山地413 垧，占总山地约十分之六。⑨山西省档案馆藏：《黑峪口地租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 年7 月），档号A141-1-101-1。

凡纳租俟收获后按成数分配为“活租制”，即租额虽讲定，但可因灾歉有所变更，只会少交而不会多交，此种租制在山地或下山地中使用较多。赵家川口的“佃户赵牛犊，租黑峪口地主刘治中平地6 垧，梁地31 垧，共37 垧。产粮10 石，原租额7 石，实交3.5石”。⑩山西省档案馆藏：《赵家川口村关于土地、租佃、租率、交租、减租及牲畜占有的调查材料》（1942 年），档号A141-1-130-1。通常情况下，“活租制”在遇丰收年，原租额高于“定租制”，但“活租制”不如“定租制”干脆，在秋收结束后，“出租户还要亲自或派人到佃户家‘了租’，在了的当中还难免有一番争执”。⑪山西省档案馆藏：《黑峪口地租问题的调查材料》（1942 年7 月），档号A141-1-101-1。遇灾荒年，“活租制”下更是难以收到租子。

总之，晋绥边区地权分配不均、剥削手段残酷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高租额迅速发展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地主富农利用手中权力剥夺农民土地，甚至将额外税负转嫁给贫苦农民。在租佃关系中，地主富农基本是土地出佃者，处于佃主角色。这种关系发展的趋势是，租种地减少的多，伙种地却相对增加。当租出地减少情况下，贫苦农民这种需要更显得迫切，“饥不择食”只好迁就地主的一切剥削花样，柔顺的性格使他们能够承受任何生活的磨难，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债台高筑环境中，直至离开这个世界。根源在于土地丧失使大多农民面临濒将破产，“土地离家，农民离村”的现象时有发生。恰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使得地主豪绅、农民及其他社会底层的生存都受到威胁，为中共在边区推行减租运动提供了历史性契机。

二、晋绥边区减租运动的普遍开展时期之多方博弈

减租初期中共基层干部不了解减租政策，思想上轻视这一运动，态度上应付了事，行动上粗枝大叶，以致不听取农民群众的诉求，不走群众路线。结果把自己当成了“太上皇”，以高姿态一味地执行命令。百姓对减租法令不了解，只能继续过逆来顺受的日子，任由地主摆弄。反观“地主反抗减租运动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对农民运动的动员相比较来说显得不够。这就使许多地主能够从事各种阴谋和敲诈勒索活动”。①嘉图：《走向革命：华北的战争、社会变革和中国共产党1937—1945》，赵景峰等译，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 年，第179 页。因此，只有把减租变成发动群众改善民生、调整地主与农民关系的独立工作，才能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实现中央土地政策中“普遍的彻底的减租”的口号。②山西省档案馆藏：《租率与租佃中宗族血缘关系》（1942 年7 月6 日），档号A88-3-28。为此，1942 年1 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文件指出减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详细研究各地经验之后，将此时的土地政策做了总结，进一步明确减租的基本原则，既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又承认地主富农中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③《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抗战日报》1942 年2 月10 日，第1 版。以维护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增强抗战力量来一致抗日。

随后，晋绥边区行政公署颁布《改正减租条例及补充回赎不动产办法的决定》，规定减租以双方同意为原则，“回赎不动产承典人或债权人在改良土地上，所消耗之费用，出典人和债务人如回赎时，须酌予补偿”。④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21 页。不久，行署颁布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两条例，保障地主和农民地权，认真减租交租，稳定租佃关系，使地主和农民均有利，以加强团结，提高生产热忱。⑤《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抗战日报》1942 年10 月10 日，第1 版。由此照顾了晋绥边区具体情况，让土地政策的实施更深化一步。然而，减租过程中仍出现一些问题，如各地区地主一般会在收成不佳时减租，当收成颇丰时让佃户把减了租子补还。另外，因法令还未普遍贯彻下去且本身有不少缺点，使得法令未发挥其应有作用。

于是，中共晋绥分局1943 年1 月发出《关于一九四三年晋绥边区群众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发动普遍减租群众运动，把减租当作中心任务，深入开展减租。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农民群众的热情极为高涨，到处举行减租集会。同时，出台《一定要保障佃权》，分析在进步中仍有不足的现象，而“保障佃权是贯彻减租交租法令的重要关键”。⑥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3 页。在这些政策保障下，各地农民掀起反夺地浪潮，减租因而形成群众运动。地主非法夺地现象，在行署先后发过制止非法夺地的命令、指示、说明后，收到了良好效果。总结减租工作开展至普遍贯彻时期，各方势力发生巨大变化，博弈的结果是减租取得进一步胜利。基层干部“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⑦毛泽东：《干部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527 页。他们构成基层工作的核心。取得成就表现在：

其一，掌握政策法令精神。减租运动能否顺利展开之前提和基础，是学习并掌握相关政策法令。针对减租初期部分干部对政策精神理解片面化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政府法令应有两方面的规定，不应畸轻畸重”，“必须在党内在农民群众中明确的解释党的政策。”①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401 页、第402 页。在中央政策指引下，晋绥基层干部在实践中对减租政策法令深入理解并灵活运用，及时把握政策原则性与运用灵活性之间的关系，有效地做到应对不同情形时所需采取的办法。

其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减租涉及到乡村社会诸多方面，开展调查研究是对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的考验。如晋陕农村调查团深入调查后，张闻天谈到：要打破教条的囚笼，特别指出调查研究工作对于领导者绝对必要。一位好的领导者，要把原则领导与行动领导结合起来。调查团成员马洪在《张闻天晋陕调查50 周年座谈会纪要》中亦谈到，张闻天“很重视实地考察，同人谈话了解情况之后，他总是要去实地亲自去看一看，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一回事”，②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421 页。调查研究工作可以发现新问题、新情况，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对策，能制定出符合现实需求的政策，为减租深入及复查奠定了基石。

其三，运用群众路线。“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与生产过程中采取的一种治理策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集中体现。”③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 年，第10 页。刘少奇在《关于减租的群众运动》中指出：我们革命是为人民群众的解放。因此，“要把大力开展减租运动作为发动群众的中心一环，让群众在减租运动中得到好处，相信自己的力量”。④梁志祥、张国祥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488 页。同时，他将群众运动经验归纳为“斗理”“斗力”和“斗法”的“三斗”思想，用以发动农民进行减租的斗争问题。⑤张国祥：《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减租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39 页。毛泽东亦曾强调：“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⑥毛泽东：《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910 页。从中共领导人讲话中明显感受到，干部对乡村群众的发动是减租成败之关键。故而，基层干部在领导方式上，执行了群众路线。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曾“亲自到兴县、临县等地指导工作，帮助解决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推广临县召开减租大会和兴县第四区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面上的工作”。⑦梁志祥、张国祥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第489 页。

其四，思想作风。“经过两年来的整风教育，绝大部分干部在思想上克服了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⑧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102 页。干部思想发生巨大转变，能经得起群众的批评，有勇气正视自己的错误，诚恳接受群众提出的意见，并主动启发群众尽量发表意见。逐步克服干部当“太上皇”姿态，他们深入了解农村和农民，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由此建立群众观念与劳动观念，推动运动的深入发展。

减租初期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存在“变天”、依靠“恩赐”等浓厚的封建传统思想。继续推进减租运动过程中，存在于他们头脑中旧思想已在逐渐削弱，反之新思想观开始产生且有强化的趋势。农民思想转变表现有：

其一，阶级意识。过去在乡村社会中，绝大部分“农民对他们的现实处境感到不满意，然而又存在着私有的心理。他们习惯于私有思想、私有习惯和私有风俗，并往往是保守的”，⑨大卫·古德曼：《中国革命中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社会变迁》，田酉如等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168 页。一直觉得租种地主土地，到时向人家交地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己天生命穷，无法改变。基于这些认识的不清，让农民群众模糊了对地主的剥削本质。经过干部用整风精神，自己反省的一席话，触动了群众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为了引导思想解放的继续深入，各地还曾就‘地主是怎样富的？穷人是怎样穷的？’‘是农民靠地主活？还是地主靠农民活？’‘租，该不该减？’等在农民中开展过讨论”。⑩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5—26 页，第26 页。讨论中经常发生的情景是“一人诉苦，引起众人的共鸣。听众中就有人感到他们有着共同的不幸遭遇……有了同病相怜之感。他们开始从政治上进行归纳”。⑪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邱应觉等译，北京出版社，1980 年，第194 页。由此“农民才开始认识地主是靠农民生活，而不是农民靠地主生活，没有劳动，土地不会自己长庄稼……地主发家靠的是剥削农民的血和汗”。⑫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25—26 页，第26 页。通过召开群众诉苦大会，“从思想上动员教育群众，打破变天思想，突击下种，诉苦翻身，减租清债”，①行龙、马维强、常利兵：《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第16 页。“唤醒了农民群众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实行减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②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92 页，第189 页，第191 页。“唤起了农民的希望，这是他们生平第一次产生的激情”，③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92 页，第189 页，第191 页。于是阶级意识极大增强。

其二，政权意识与民族观念。清政府统治结束前，对于县级以下的乡村社会，基本靠乡绅、④乡绅或许与贵族有所联系，但比较而言又是独立于它的。他们一般由中层的土地所有者、食地租者和地主构成。一般说来，这些群体不受加之于其它农民身上的那些法律限制的束缚。S.N.艾森斯塔得：《帝国的政治体系》，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207—208 页。宗族家法制度的约束。清政府覆灭后，传统政治统治秩序被打破，新统治秩序尚未建立，政权在乡村社会处于无人掌控的局面，这时地主、富农中一些品行恶劣的人在村选时混入村政权，他们不仅偏袒地主富农，而且极力贪污。此外，数千年来，“天下”“家族”等是中国人一直所持有的观念，西方近代提倡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始终没有进入中国老百姓思想中。抗战爆发初期，农民作为中国社会数量最多的群体，几乎为一盘散沙，尤其在山区，大部分人不关心战况。然而，在减租运动开展过程中，中共将农民中积极分子吸收进基层权力体系内，引导他们对民主政权的思想认同并增强他们的参政意识。地主、富农仅是名义上的代表，实际权力已掌握在中贫农手中，从而控制村政权的角色发生转变。在进行减租运动过程中，中共“与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打成一片’，共产党人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与广大民众苦乐与共，存亡与共”。⑤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南开大学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档案出版社，1993 年，第70 页。故而“把自古以来就是分散经营、基本上各顾各的农民组织起来了，使他们认识到同心协力、集体行动的力量”，⑥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第192 页，第189 页，第191 页。中华民族开始觉醒。

其三，政策法令意识。推动减租过程中，晋绥边区基层干部在已颁发文件基础上，在农民群众中不断宣传，对法令重要条款逐一解释，让佃户们觉得进行减租合理合法。农民思想觉悟确有提高，在大会上“有不少贫苦农民敢于站出来诉苦，与地主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⑦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17—18 页。激烈的争辩经常出现，这说明地主、农民双方皆想方设法从中央颁布的土地政策找寻依据以维护自身的利益。例如江小介领导减租运动走向新方向，将耐心教育与细密组织相结合以发动群众，把群众的奴隶思想变成主人思想，克服“狼咬小猪防后事”的思想。群众有了觉悟，自然提出租佃问题要求解决。地主理屈词穷，依法恢复佃权或退租。⑧《太行涉县更乐村，减租运动中两种方法》，《抗战日报》1945 年3 月6 日，第3 版。晋绥边区防止非法夺地指示及布告传至区村后，佃户既相信了自己应有之力量，也提高了对新政府的信仰。于是“腰杆硬了起来，敢于运用法令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⑨徐建国：《减轻封建剥削：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148 页。

从现实考量大部分地主，尤其以收租过日子的地主，心里都不愿意减租，这会损害他们的利益。但在减租运动深入过程中，拥护新政权且以民族大义为重的开明地主，对减租运动持赞成态度。他们积极地响应减租号召，以身作则进行了实际行动。如兴县数个村庄的佃户们自动集结起来，组成请愿队伍走到田茂生家里，田茂生深明大义，告诉请愿的佃户们：“今天有敌大家抗，有福大家享，我的水地可以分租给大家一些。”⑩《兴县农民的反夺地斗争》，《抗战日报》1943 年2 月9 日，第2 版。地主白明表示抗战要大家抗，只坐在家里吃租子是不行的，自己一定也要参加劳动，明年还要雇长工多种地。⑪《减租交租条例，各阶层都拥护》，《抗战日报》1942 年12 月19 日，第2 版。“开明地主李尚元、张梅魁表示：当坚决执行政府法令，并批评了那些不退租，不减租，要夺地的地主。”⑫《宁武开展减租运动，农民集会讨论减租》，《抗战日报》1943 年11 月23 日，第1 版。

同时，开明地主模范言行影响甚至带动了持中立态度的地主。在边区政府极力推行下，主佃双方力量发生变化，一种“识时务者为俊杰”明哲保身的处事原则成为持中立态度地主遵循的主流，他们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行为。晋绥边区减租交租条例发布后，地主孙少宗认为条例照顾到了各阶层利益，过去地租有的减得多，有的减得少，有些佃户减过租后不交租，有些地主明减又暗不减，今天有了统一的办法，这办法既公道又合理。①《减租交租条例，各阶层都拥护》，《抗战日报》1942 年12 月19 日，第2 版。租佃双方一致拥护，过去租佃纠纷均迎刃而解。

减租运动初期，部分顽固不化的地主采用各种方式抵制和破坏。然而，通过干部教育、农民群众说理斗争，逐步接受减租政策且采取了实际行动。宁武某村地主吕奇周用各个击破与威胁手段双管齐下对付佃户。然而他的一切阴谋，都被大家揭破了。接着大家依法减租，当时就换了县政府印就的新租约。吕某减租后，其他两家地主和他们的佃户，也自动减了租，全村共计减租25 石。②《宁武一个村的减租》，《抗战日报》1943 年11 月25 日，第2 版。

从整体看，战争区域的土地买卖或转移，有着某种外在的强制性因素。“不管战火是否直接延及，所有者的土地危险总是存在的。这种社会动荡给地主和农民带来巨大压力。”而且“战争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一切都变得不安定起来；各个阶级于是不得不相应地寻求在这一动荡的环境中最佳的生存位置”。③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第43 页、第46 页，第45 页，第43页，第43 页。更为致命的是，中共推行的公粮征收比例：“收入越少者，负担越轻；收入粮食越多者，所征公粮的数量越大。这既符合‘保证80%以上的人数负担公粮’原则，又体现了对地主及富农阶级在经济上的‘迫’和‘挖’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不得不被迫寻找自己的出路了。”④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第43 页、第46 页，第45 页，第43页，第43 页。因此，战争与革命两大因素，引起了地权的转移。伴随抗战逐步深入，农村中各阶层土地占有发生不小变化，导致阶级关系变动巨大。“地主在数量上（户数）减少，在质量上（每户经济）削弱。”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94 页，第95 页。富农在户数上增加，“但每户所占土地在减少。总量的增加，主要因下降的地主和上升的中农扩大了这一阶层的土地量”。⑥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第43 页、第46 页，第45 页，第43页，第43 页。按照张闻天的观点，富农将会有较大的发展，因而要“鼓励他们的发展。他们的发展，对我们有利。资本主义的生产，比个体小生产进步”。⑦张闻天选集传记组、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第94 页，第95 页。中农阶层从地主富农演变而来通常比较多，因之中农占有土地总数大量增加。贫农土地占有也稍有增加，部分工人转为农民，使得贫农队伍扩大。总之，“地主土地总数的减少与中农、贫农土地数量的增加，在该地区已成为确定和必然的趋势”。⑧冯崇义、古德曼编：《华北抗日根据地与社会生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年，第43 页、第46 页，第45 页，第43页，第43 页。

余 论

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恰好是农民和地主矛盾的焦点。面对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一客观事实，“中国政府的期许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是一个全民抵抗侵略的号召”。⑨黄道炫：《战时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史学月刊》2018 年第5 期。中共作为外来的政治势力，将其领导下的根据地乡村社会主要力量地主与农民组织起来极为重要。随着抗战爆发，中共实行何种土地政策甚为关键，因为“土地政策是一切法令的灵魂，而土地问题的中心，就是减租。”⑩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104 页。这项政策“恰好找到了调节农民和地主矛盾，削弱封建势力，既能够调动农民抗战积极性，又可以联合地主共同对敌的最佳‘结合部’。”⑪张国祥：《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和减租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26 页。通过减租、保佃过程中，中共出台一系列政策法令的变化，可以观察到其对领导下根据地乡村社会的认识有逐步加深的轨迹。通过减租运动，广大基层干部的改变由当“太上皇”，当“诸葛亮”，不听取群众意见与呼声，以个人意见来处理问题，到虚心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改变教条主义的牢笼，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改变命令主义的姿态，群众观念明显增强，坚持了群众路线，以点带面为群众服务。同时，减租运动是对农民群众强有力的经济、思想和政治动员的过程。经济上，在乡村社会中“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成为党和政府的主要工作，农村生活的问题也因此而引起关注。大生产成为抗日战争和农村改革的结合点”，⑫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221 页。农民的生活水平逐渐得以提高。思想上，通过“在贫苦农民中比较有系统地开展自我教育，使他们的思想从封建束缚中得到解放。……从中找到了农民自觉翻身求解放的道路”，①参见徐茂明：《明清江南家族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369—406 页。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27 页。使得他们的减租积极性大大提高。政治上，“通过有组织的农民扫除地主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控制”，②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21 页，第116 页。让农民积极分子进入领导阶层，从而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得以改变。减租运动的进行尽管并非地主所愿，但渐趋改变了地主集中占有土地的现象是无法挽回之事实，亦极大地削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减租后期，地主用以土地折价形式代替退租，使部分土地转移到农民手中。“农民的土地日渐增加，地主的土地则日趋减少，土地由高度集中逐步走向分散。”③梁志祥、张国祥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著：《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第499 页。当地地主士绅的权势受到冲击，农民也就“割断一层旧权力结构的束缚，减少了对根深蒂固的地主势力的依赖。倾心新制度”。④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第221 页，第116 页。

晋绥边区的减租运动，实际是农民、地主及中共干部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它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乡村社会延伸，运用固有组织将农民纳入革命战略的成功实践，也是传统农村精英丧失原本的强势地位，底层农民开始登上乡村政治舞台，从而实现中共打破农村固有秩序、改造乡村社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