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焰坤, 黄海蓉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学界传佳音，宗廷虎、陈光磊两位先生主编的五卷本《中国辞格审美史》于2019年4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修辞史研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学术的薄弱环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部分学者的努力，此种状况已有所改变，先后有于广元、郭焰坤、吴礼权三位学者各自发表二三十篇修辞史系列论文，对修辞史的性质、范围、方法及具体修辞现象的流变都形成了较系统的论述与描写，其他学者亦对修辞史有零星讨论。修辞史专著此前已有四部：2003年于广元《汉语修辞格发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宗廷虎、陈光磊主编三卷本《中国修辞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8年宗廷虎、李金苓《中国集句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郭焰坤《喻类辞格流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四部修辞史研究在史料搜集整理、体例的构建、方法的探讨运用、理论的阐释等诸方面都卓有成绩。学术往往后出转精，《审美史》除吸收与保留过往研究之优长，还改进优化学术思路，使修辞史研究进入了新的境界，较之过往的四部修辞史，有三处值得关注。

一、注重修辞理论对现象演变的推动作用

修辞现象与修辞理论是互相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是修辞现象的日益丰富促进了修辞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日益成熟的修辞理论又反过来指导了修辞实践、推动了修辞现象的演变发展，故修辞学史上发生的理论对修辞现象的演变有巨大的反作用。对修辞学史的作用，过往的研究多侧重理论为现象的总结，修辞学史为修辞史的重要线索和证据，《审美史》则更注重修辞学史的相关理论成果对修辞现象的积极推动作用。

学术质量已为学界公认的《中国修辞史》内辞格史占极大分量，在看待修辞学史对修辞史研究的作用上，可将《审美史》与之比较。

《中国修辞史》中、下卷辞格史部分含12格，具备修辞学史相关理论内容者有：比喻、借代、引用、镶嵌、顶真等五格，相关的标题是：历史上的比喻研究、古代有关借代修辞现象的论述、现代的借代理论、古今关于引用的理论、关于镶嵌的理论研究、古代与现代有关顶真辞格的理论等，由题可见主要是客观介绍与修辞史相配的理论，修辞学史内容在此书的主要作用是加强结论的可靠性。

《中国辞格审美史》特别重视历史上相关理论成果对修辞现象演变的推动作用，这种差别从标题中就能十分清晰地反映出来。《中国辞格审美史》每格一章计十一章，特含修辞学史理论者八章。

第一章 第七节 四：古今中外比喻理论的导引

第二章 第七节 四：有关夸张的理论对夸张及其审美的影响

第三章 第七节 四：双关理论的发展

第五章 第七节 四：有关引用理论对引用审美的推进

第六章 第七节 三：古今与排比相关的理论对排比审美发展的影响

第七章 第六节 四：古今有关回文的认识、评论对回文审美发展的影响

第八章 第七节 四：古今与对偶相关的理论对对偶辞格审美发展的影响

第十一章 第七节 五：现当代心理学、认知科学、美学对通感的认识，促进了通感审美修辞的大发展

从两书目录内容看，在对待修辞学史的利用方面有两大区别：其一，含有修辞学史章节的比例区别较大：《中国修辞史》12：5,占40%；《中国辞格审美史》11:8,占近73%，与前者比较《中国辞格审美史》占比大大提高，说明后者更加重视修辞学史对修辞史研究的价值。其二，从两书目录的关键词看,两书内容差别较大：前者关键词为某辞格的“理论”“研究”“论述”，后者关键词为某辞格理论的“导引”“ 影响”“ 发展”“ 推进”。可见前者看重修辞学史对修辞现象作出的总结，将其作为修辞史的线索和理论依据，后者则将主要精力发现理论对修辞现象的积极影响。

不妨选择对偶、通感为例。对偶是我国历史上常用的辞格，从刘勰起，就对它有系统的分析说明，该书如此介绍理论与现象发展的关系：

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中提出的“四对”(言对，事对；正对，反对)和“反对为优”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唐代元兢、皎然更明确了词义相反而句意相成的反对；上官仪的“诗有六对”、“诗有八对”，其对唐代追求工对、规则重字对(双拟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元兢、皎然等人有关巧对、借对理论对唐宋产生重大影响，唐宋诗特别是唐诗中借对十分流行，宋代特别是南宋在巧对方面花样翻新。(《中国辞格审美史》第四卷第303页)

这一段文字阐述了前人对偶理论对后世对偶形式发展的积极作用，自刘勰始的对偶理论既总结了过往的对偶规律，又被其后的诗人们写诗属对奉为圭臬。这是完全符合修辞史发展实际的，著作者在对对偶的历史追溯中也以修辞史事实充分地证明了以上说法。

通感辞格在历史上很少使用，所以历史上没有成熟的理论探讨，晚至1962年钱钟书先生《文学评论》1962年第2期发表《通感》一文才为学界所关注，而真正被学术界广泛讨论则更晚至20世纪80年代，所以，该著主要涉及现当代通感理论对通感发展的影响，且看该著最集中的两段论述。

自钱钟书《通感》一文发表以来，作为一种艺术修辞手段的通感引起了理论界和作家群的广泛关注和研讨。同时西方心理学界对联觉心理现象的研究成果也被及时地译介到我国心理学和美学的论著中来。特别是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的发展把对通感的认识由修辞方式上升到隐喻思维的层面，将其认同为人类的认知方式之一。这些研究成果对作家群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特别是一些学者型作家，在研究通感的同时也以作家的身份在作品中自觉地运用通感，如钱钟书、王蒙……这一时期的作家受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之大也是前人所不可企及……这一时期，诗歌、散文、小说语体中叠合式通感出现频率之高，是通感修辞的发展走向历史巅峰的标志。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作家不仅仅把通感作为一种修辞手段，而且作为营构审美意象的手段之一而自觉实践着。在历史上，没有任何阶段的作家的文学理论修养能与现当代作家相匹敌。俄罗斯、欧美文学理论的大量译介、作家创作研讨会的频繁召开，都为作家对文学理论的接受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布拉格学派的文学陌生化理论，意象派诗歌、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使作家意识到诗人不是用概念而是用审美意象去表现意义和情感，而审美意象的创造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异来实现的。(《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五卷第557、558页)

现当代历史时期，通感成为多门学科探索的对象。中外心理科学、认知科学、美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对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通感成为一种自觉的审美创作手段。诗歌、散文、小说中叠合式、复综式通感的大量出现，结构之复杂多样，使现当代成为通感修辞的集大成时期。(同上576页)

通感的理论探讨发生于当代，除国内修辞学界的研究成果外，国外文艺学理论、美学、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理论的传入，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及意象派诗歌的影响，这种理论成果形成的高潮刚好也是通感辞格发展的高潮，著作者的原话是“通感修辞的发展走向历史巅峰”“ 通感修辞的集大成时期”。该著清晰地揭示了通感理论研究的深入,对通感辞格的划时代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力。

总之，《中国辞格审美史》在利用修辞学史的理论成果时，更注重修辞理论对修辞现象的积极推动作用，修辞学理论不仅是修辞现象的总结与归纳，更是修辞实践的指南。这样做既显示了修辞学理论研究对修辞实践活动的积极作用，阐释了修辞史流变的原因，客观上又显示了修辞学史的巨大意义。

二、系统地从审美角度关注表达效果

王希杰云：“所谓修辞学，就是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1)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6.宗廷虎云：修辞学是“为了研究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学科。”(2)宗廷虎，等.修辞新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1988：9.据此定义，修辞活动是要追求表达效果的，修辞史的研究也应关注表达效果，这是对修辞现象研究与对语法、语音、词汇等语言要素相区别的地方，但已问世的几部修辞史著作鲜及表达效果。

修辞效果是多方面的，但对于辞格而言无疑审美是最主要的修辞效果，辞格是因全民族的喜闻乐见而被广泛使用及持久传承所固化的表达方式，不具备美感何以让全民族喜闻乐见？辞格与美感的关系,《中国辞格审美史》主编宗陈二先生在其绪论中论述甚详，故不赘言，从审美角度的切入其实就是对修辞效果的关注。

《中国辞格审美史》对表达效果的系统关注表现在将辞格形式与其审美效果相联系。

辞格既为追求表达效果而用，那么辞格形式必与其效果间有联系：不同的辞格必有不同的表达效果，同理：辞格的下位小类间也必有表达效果的差异。《中国辞格审美史·卷一·第一章：比喻辞格审美发展史》对辞格形式与审美效果的对应关系有清晰的表述：“比喻的审美功能是通过比喻的特殊结构形式体现出来的。”(3)宗廷虎,陈光磊.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一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7：29.

《中国修辞史》是已出版的修辞史中质量较高的著作，由于它的内容涉及语音、词汇、语法、篇章等所有语言要素的修辞，辞格修辞只是其中一部分，且当时对辞格研究的目的是系统而准确地描述其形式的演变，而对其修辞效果虽都有概括性的说明，但出于特有的研究目的并未对其详解。《审美史》的撰述将研究的范围全部集中于辞格，研究的目的也作了调整，即除描述辞格形式系统的演变外，还从审美角度分析其修辞效果。现将两书部分目录做一比较，看其内容的安排的差异。

《中国修辞史》(中卷)比喻、借代部分目录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比喻的类别：(一)明喻详式喻词系统基本完备、(二)明喻略式、(三)以判断句为形式的隐喻大量出现、(四)借喻始用于文学。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借代。旁代类：(一)服饰标记代、(二)生理特征代、(三)动作行为代、(四)事物产地代、(五)事特原料代、(六)别称异名代、(七)事特代所。

由目录可见《中国修辞史》全部的注意力放在描述辞格的形式演变上，修辞效果没有作为关注点。

《中国辞格审美史》则有明确的意识将辞格形式与其表达效果相对应，且以《中国辞格审美史》卷一魏晋南北朝诗歌比喻目录片段为例。

(一)继承

1.明喻巧妙勾连本体和喻体，体现自然美

2.隐喻以事物名词作喻体，彰显内容美

3.借喻含蓄曲折，与隐喻一样具有内容美

(二)发展

1.对偶式比喻，彰显语言形式美

2.明喻立意高远 ，具有自我觉醒的忧患意识

3.借喻通过描述喻体指称本体，审美空间广博

4.借喻的语言单位多样化

5.借喻情感与意象相融，抒情功能强化

6.借喻以松、菊喻高洁人格，形象美凸显

7.事物型隐喻喻体的意象感强

8.隐喻借喻套合运用，内容美丰富

从这段目录片段可见，《中国辞格审美史》是将辞格形式与其审美的修辞效果相对应。

《中国辞格审美史》的列锦部分写得十分精细，孤立看列锦，名词(组)连缀成句的简单形式产生不了太多变体。作者在研究诗歌类列锦时，将其在诗行中所处位置作为一形式要素考察，发现列锦在诗行中处的位置不同表达效果有明显差异，真是独具慧眼，令人叫绝。

南北朝时期，诗歌中的列锦除了继续出现于全诗起首的，还有出现于诗歌中间的，也有出现于诗歌结尾的，这是一种新变化。其中，出现于诗歌中间的频率更大……处于诗篇中间，杂居于许多以主谓结构为主的句子中，犹如“万绿丛中一点红”，使全诗别添一种错综灵动之美。(《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五卷第60页)

注重第一印象的视觉美，是宋金元诗词曲列锦文本共同追求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追求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作者有意让列锦文本居于诗词曲的起首部分，使列锦文本呈现的画面就像电影片头首先推出的一个或一组特写镜头，让读者在第一印象中就获得了视觉上的美感……这些居于篇首列锦文本的创造，很明显是诗人意欲通过名词铺排的画面效果，就像电影开始时推出的一个或一组特写镜头一样，给接受者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提升诗歌意境呈现的画面感……宋金元作家除了喜欢在作品开篇时运用列锦外，还有一个爱尚，就是喜欢将列锦文本置于作品的末尾。由于列锦文本是以名词(或名词短语)铺排的形式出来，表达上有很强的画面感，因而两句或多句名词铺排的列锦文本在作品末尾集结，就有一种电影结束时推出的一组特写镜头的效果，不仅使作品意境呈现的画面感显得特别强，而且给人想象的空间更大，也更自由，语义或意象的呈现都有很大张力，别具一种意犹未尽的韵味美。这种审美追求倾向，在宋词、元曲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五卷第119、120、121页)

对修辞效果，《中国辞格审美史》除关注表达效果外，还关注了接受效果，如第七章《回文辞格审美发展史》论述回文有两条线，一为文字回文，另一为图形回文。后者因有多种多样的图形，吸收读者理解和引起多角度思考，则超越了表达，而是从接受角度去看效果了。

总之，《中国辞格审美史》除系统描述辞格的形式系统演变外，也十分精细地分析了与形式相对应的表达效果，这种研究目的的调整为修辞史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三、审美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美辞论”

学术著作，都有著者主观的学术目的，但有些优秀的学术成果往往会产生超出著者主观目的的客观价值。通过对《中国辞格审美史》的研读，我们发现，它对传统修辞学的“美辞论”有重要的印证作用。

我国现代修辞学初创时期代表性的修辞学著作有普遍的“美辞论”倾向，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有王易、张弓、徐梗生等诸学者倡美辞论。王易认为:“修辞学一名美辞学，因其讲述修饰词句而增其美之理论也。”认为修辞学“属于美学范围”(4)王易.修辞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3.。徐梗生：“所谓修辞学，实即研究如何修饰文饰、使能充分地美妙地发挥作者情境的一种技术。”(5)徐梗生.修辞学教程[M].上海：广益书局，1933：6.美辞论尽管影响很大，但自创说之日至今既无系统的理论阐发，亦无系统的修辞现象证实，其实“美辞论”是有其立足依据的，今天《中国辞格审美史》的出版为美辞论提供了系统的修辞事实证据。

基于美辞论理论阐释的不足，我们不妨先从理论上补充说明其形成原因。

现代修辞学来自西方，西方修辞学源于古希腊，美辞论源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而被中国学者立足中国文化传统而吸纳，美辞论根在古中华。故分析美辞论特性可从源头处入手。

其一，修辞实践及其理论关注点的差异：古希腊重口语，古中华重书面语。

古希腊与古代中华的社会形态不同、国土面积有异,导致语言传播方式有异，形成的修辞文本有重口头表达与重书面语的差异。

古希腊产生了公民社会，有早期的民主制度，作为自由民的公民群体是平等的，古希腊公民活动有自由的法庭辩论、有政治演说，这都是需要口头表达技巧。作为城邦国家的古希腊小国寡民，每个人的思想一定非得用形成文字传诸远方，只需公开演讲就可国人尽知，所以古希腊的人修辞活动口语表达为主，其修辞学理论也是以口语表达为依托.古希腊产生的西方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即是以总结法庭辩论的语言技巧为主要内容。与此相反，古中国是专制国家，没有语言表达的自由，另外我国自古幅员辽阔，列国学人鲜有可能走到一起做面对面的口语交流，纵有此类机会也十分罕见。故自先秦以来，我国学人长期书面著文以传之远方，与此相适应的修辞学也长期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口语是现场表达，脱口而出，不可更改，书面写作可反复修改，精心雕琢，以体现语言文字之美。

其二，理论著作的书面语差异：希腊人重逻辑，中国人重文采。

在书面语方面，文学语言追求美感是全世界一致的，但在哲学思维的表达上，古希腊传统与古代中华判然相异，古希腊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形成了以范畴、概念、逻辑建构抽象体系，古中华此类著作多为锦绣文章，否则就不可能传于远方且流传后世，《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孔子语：“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远”既指传于远方，更指流传久远，留名世后。孔子这话已被历史证实，先秦儒墨道法四家并列，尤其墨子为显学，影响力不在其他三家之下，但墨子因鄙俚无文,后世传播甚少，孔孟老庄之书除思想性之外，其为文亦为后世所喜，为文学语言的典范，是后世喜闻乐见的成语的重要来源。《孟子》《庄子》对后世散文的影响也为文学史所证实，都影响了历史上的大批文学名家。可见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论著没有古希腊式的抽象化文本，皆以“美辞”作形象化表达。

其三，讲究形式美感是儒家礼乐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

中国的美辞论的产生与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为贵族文化这一事实分不开。

中国文化的起点与西方古希腊传统有本质的不同，古希腊虽然存在奴隶制，但拥有十分庞大的在公民阶层，公民们在法律上是人人平等的，所以古希腊文化与同期的中国文化比较，有更多的平民化色彩，中国长期的传统社会一直是宗法制的等级社会，文化也一直是贵族化。

中国文化之根在先秦儒家，儒家植根于周鲁贵族文化。孔子是鲁人，鲁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周公辅佐武王、成王功勋卓著，鲁在诸国中有独特的地位。周公定周礼，鲁为周代文化的代表。如《礼记·明堂位》记载：“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另《左传·桓公三年》载“周礼尽在鲁矣。”这样，鲁国成了各国学习周王朝礼乐文化的处所，《左传·襄公十年》记载“诸侯宋鲁，于是观礼”。所以导源于先秦鲁国而在政治上宗周的儒家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文化，几千年来一直带着贵族气质。

先秦儒家，对待形式与内容的基本态度是“文质兼备”，儒家一方面以内容为本位，反对形式至上的形式主义；另一方面，在确保内容的前提下，儒家又十分看重形式。儒家学说的“质”是以“仁”为核心提出一整套道德规范，如：忠、恕、智、勇、恭、宽、信、孝、悌、中庸等等，而伦理学说的核心“忠”“孝”上升到政治层面即为“宗周”——恢复周王朝的固有秩序。“文”则是为服务于这一质的礼乐制度。

孔子在理论上是十分强调仁义与礼乐并重。如《论语·宪问》：“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这就是“礼乐”为文饰。又《论语·卫灵公》中“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这里“义”与“礼”是对立因素，以义为质，以礼为文。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正是儒家的礼乐文化注重富有美感的形式，才使中国古代文化有明显的审美特质。他说：“礼乐者纯文也。政治、社会、伦理之文，乃礼乐之质也。故中国最初之艺术，皆可谓古代中国政治、伦理之光辉。《礼经》中所载之冠、婚、丧、祭、朝聘、乡饮酒、士相见等礼中，观其仪节之详、服饰之繁、礼器之多，……正由其合礼乐于社会、政治、伦理之生活，整个皆表现审美艺术之精神。”(6)唐君毅. 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0.正是礼乐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审美化，它孕育出中国人对形式美的不懈追求。这种对美感的追求表现在语言运用上就是对美辞的追求，孔子对此多有强调：《礼记·表记》子曰：“情欲信，辞欲巧。”又《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都是表达对语言美感的追求。

修辞学家张弓、王希杰都认为汉语修辞特有的美辞传统是其文化传统的产物。张弓先生1926的《中国修辞学》持“美辞论”的修辞观，认为“修辞学‘是美化文辞的一种技术’,而中国修辞则是‘中国美化文辞的方术’，是符合中国‘国民情思、社会习惯、以往历史’的修辞特规。”(7)宗廷虎.中国现代修辞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79：79-80.这里张弓将美辞归因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且美辞为“特规”,即为中国所独有而其他民族所没有。王希杰20世纪90年代所著《修辞学通论》,在理论上完全抛弃了“美辞论”观念，且明确地将口语纳入修辞学研究的范围，王著特别注重文化观念对修辞活动的影响，第三章“文化世界和语言世界”专门讨论文化与修辞的关系，其中有一条目是“美辞是汉文化的特点”,认为：“从古到今，我们的民族就有崇尚美辞的强烈意识。”“对于语言的形式美的追求在中国是一个从古有之，而且一直没有中断过的传统。”(8)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4-115.

总之，由于文化基因的特性，我国有对语言形式美感的执着追求；由于修辞活动主要为书面语，才有苦心经营、反复加工的可能；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我们的理论著作亦为文学的美文，如果说全世界的文学都是“美辞”，在我国则美辞无所不在，凡有撰述皆重辞章之美。

说我们的传统修辞美辞无处不在，以哲学类文本来观察最能说明问题。哲学著作，古希腊和现代中国都是以概念系统与逻辑方式构成的抽象体系，属科技语体，这是绝对不可能归属美辞的语体，但中国先秦的哲学著作,先秦诸子都为美辞表达，这种鲜明的反差是很有说服力的。先秦诸子论著皆当划归文艺语体，特别是儒道两家散文为历代推崇的文学经典，以致成为今日大学哲学与文学两专业共同的研究对象，而诸子散文作为文学语体，自有其在修辞上的特征。

先秦诸子论著因相关辞格的大量使用而与科技语体形成对立，而具备文艺语体的典型特征。

《中国辞格审美史》按语体分类描述辞格演变，共收十一格，在先秦诸子及史传中除列锦、通感、回文之外，其他八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特别是比喻、夸张、排比、对偶四格用量极大。

关于诸子散文排比与对偶的运用，《中国辞格审美史》有概括性的说明：

“无论是《左传》《战国策》等历史散文还是《老子》《孟子》等诸子散文，排比的运用都极为普遍，并达到很高的水平。”(中国辞格审美史三卷·六章297页)“对偶是先秦散文句式整齐化的重要手段，故无论是诸子散文还是历史散文，都在顺畅表达意思的前提下尽量使用这一辞格。”(中国辞格审美史卷四·八章37页)先秦文章特别是散文，偏爱使用排比辞格。在很多的时候，对偶往往作为排比中的一环，(中国辞格审美史卷四·八章47页)正是排比、对偶的大量运用,构成了诸子散文整散相间的句子修辞特征，形成先秦散文句特有的美质，使之在句法修辞上构成美辞要素，排比与对偶的大量使用使文章富有节奏感，也是一种语音的修辞，且在语义上可增加文章的气势并使话语情感充沛。总之，排比与对偶是诉诸情感、形成形式美感的辞格。如以逻辑关系为重，则自由的散行句更有利于逻辑关系的表达，这可从今人已西化的哲学论著的句型中可以看出来，可见诸子散文完全是以追求形式美感并强化情感来选择句型的。

哲学观点的表达要经过论证，古希腊哲学以亚理士多德为代表，是以逻辑推理论方式论证，而先秦诸子则大量使用比喻论证。《中国辞格审美史》对此也有概括性的说明：

“先秦诸子散文比喻一个最鲜明的特色是其思辨性强，洋溢着功用的理性精神……比喻的运用无不体现哲学理性的光辉和说理的智慧”(中国辞格审美史卷一·一章·50页)

古希腊逻辑论证的哲学，在先秦的中国是以事实和比喻论证，其中比喻论证占极高的比例，如《老子》全由比喻论证构成。此外据《中国辞格审美史·卷一·第二节》描述，先秦诸子散文还大量使用了“夸张”辞格，而夸张并非作用于人的理性而是作用于人的情感。“夸张不拘泥于具体的事实，着眼于抒发作者主观的感情，着重表现作者对事物的感情态度，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9)宗廷虎，陈光磊.中国辞格审美史：第一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17：231.顺便提及：排比也有强化感情的作用。

诸子散文，因排比、对偶的大量使用，在句型上脱离了自然形态使之与科技语体相反；在论证手法上以比喻为重要手段，而不以逻辑论证为主，亦与科技语体相反；夸张与排比的大量使用，不是作用于人的理性，而是作用于人的情感，亦与科技语体作用于人的理性相反。上述三相反是诸子论著远离科技语体的标志，且句子整散相间、形象生动、情感强烈,这都构成了文艺语体的典型特征。

辞格不是修辞的全部，修辞还有语法的、词汇的、语音的，对此我们认为没有展开的必要。因为语体是重要的语境因素，根据语境相谐的原理，先秦诸子论著作为文艺语体，特别是历代作为文学名篇的儒道两家著述，其句型的安排、词汇的选择、音韵的调整,都以追求美感为原则。

既然最不可能为美辞的哲学著作在先秦都为美辞，则何所不为美辞？总之，《审美史》对修辞格从审美角度作系统性历史描述，对我们重新审视我国修辞传统及修辞学传统有重大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