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荣

(湖北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俄罗斯——一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历了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改制带来的创伤之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作何评价呢？其学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认同者有之，诋毁者有之，回避者有之，探索者亦有之。一些观点相互交织与碰撞，盘根错节，扑朔迷离。厘清他国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立场，有助于推进中外学术观点的商榷与争鸣，对于我们拓宽理论视野，深化理论探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认可赞同论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可赞同论者充分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高度评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并承认这些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充满信心。而且大都主张俄罗斯应借鉴中国经验，寻求发展出路。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赢得了越来越多俄罗斯学者的认可和赞同。他们高度评价中国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经济的飞速增长令不少俄罗斯学者惊呼为“真正的奇迹”！产能建设、消除贫困和打击腐败等方面的成就，在俄共中央副主席Ю.В.阿弗宁(Ю.В.Афонин)看来，是“不亚于苏联太空探索与卫国战争的，是可以载入世界历史史册的伟大事业”(1)Афонин Ю. В.Китай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ершит мировую историю[N].Правда, 2016-12-06(4).。著名历史学家Р.А.梅德韦杰夫(Р.А.Медведев)教授更是惊叹：“世界历史上还不曾见过，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改革”(2)Медведев Р.А. 60 ле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J].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9(5):115-127.。中国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让“那些预言它很快会崩塌的人们感到羞愧”(3)Кондрашова Л.И. Китайская мечта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 возрождении[M].Москва: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РАН, 2014:8.，中国已经成为令当今世界各国刮目相看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俄罗斯学界的广泛共识。

认可赞同论不仅表现在对中国建设成就的认可和肯定，而且承认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相互结合，得益于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坚信这条道路是一条科学的道路，能够通往光明的未来。俄联邦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В. Н.舍甫琴科(В. Н.Шевченко)通过对中国进行纵横交错的多维解析后，曾坦言：“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4)Шевченко В .Н.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Опыт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15(6):177.多年来，中国一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特点相结合，在众多实践领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使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可以说，中国的成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结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证实”(5)Трушков В. В. Социализм XXI века: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неизбежность, обновление[N].Правда, 2016-06-06(3).。

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性的认可，认可赞同论者大都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文明进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是可以为其他国家所借鉴的。舍甫琴科曾专门撰写《当代中国对于俄罗斯及其他文明国家的历史借鉴意义》一文，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对其他国家的可借鉴意义，并从中、俄两国在历史传统、社会特点、发展经历、核心思想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相似性上，得出俄罗斯可以学习中国，寻求自己独特的民族发展之路的结论(6)Шевченко В .Н.Знач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для России и друг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цивилизаций[J].Философские науки，2016(8):24.。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С.Ю.格拉济耶夫(С.Ю.Глазьев)在其新书《俄罗斯改革教训：自由主义乌托邦的破产与创造“经济奇迹”之路》发布会上曾明确表示，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积累了很多正面的、积极的经验，俄罗斯应当学习借鉴。在2018年底复旦大学召开的“首届当代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国际论坛”上，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С.В.茹拉夫廖夫(С.В.Журавлёв)在回答中国学者提问时，也曾表示，俄罗斯高级领导层曾多次谈到中国的经济成就，希望能够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探索出中国成功的奥秘。

总之，认可赞同论者普遍以谦虚、赏识且满怀希望的心态审视当代中国，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开创性、可资借鉴性，是一种积极的、正确的、客观的立场。有助于澄清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种种偏见和误解，有助于我们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因而值得国内学者和社会媒体持续关注和广泛传播。

二、资本主义掩盖论

所谓“资本主义掩盖论”，即认定中国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只是权力阶层单纯用来掩盖事实、强加于民的宣传口号，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并非执政者的真正目标。这种观点一直以来广泛存在于西方和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流派当中。他们认为中国在顺利完成市场化转型后，已经事实上全面转向了资本主义，称中国模式为“中国版的国家资本主义”。

持此论点的学者一方面受到了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影响，认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模式造成了挑战，形成了威胁，所以他们普遍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和意义；另一方面，掩盖论者大都尚未走出苏联与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失败的阴霾，而且把国家解体的悲剧直接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归咎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因而他们对社会主义彻底丧失信心，相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仍充满期待和向往。正如俄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著名政治理论家А.В.基瓦(А.В.Кива)博士所言，西方派自由主义者一直努力向俄罗斯社会证明，盖达尔-丘拜斯集团发起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是将俄罗斯计划经济推向市场发展轨道的唯一路径。他们总是歪曲中国的改革图景，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模式，如同一头愤怒公牛面前的红布”(7)Кива А.В.Реформы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M].Москва:Цент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2015:249.，惹其不快。由此他们往往拘泥于苏联时期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去认识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们大都不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而更多去罗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他们大都不去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客观原因，而一定要挖掘这些问题存在的制度根源；他们大都不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如何自我完善，而更热衷于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应该如何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转变。

这一论调在俄罗斯国内已经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坚决否定和严厉批判。俄罗斯著名汉学家М.Л.季塔连科(М.Л.Титаренко)就曾批评指出：“我们的很多同事及西方、俄罗斯的一些权威政治家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就是社会主义旗帜下的资本主义建设，认为中国人民只是被强加以社会主义的口号，而所有的实践都特别资本主义，有这种想法的很多作者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复杂性，进而歪曲了它的真正内涵。”(8)Титаренко М.Л.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и другие страны Азии[M].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8:86.舍甫琴科不仅认为这种观点是“没有充分依据的”，而且还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种观点产生的实质，是“世界范围内的亲西方派和自由派人士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故意诋毁”(9)Шевченко В .Н.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Опыт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15(6):174.。学者М.斯列波夫(М.Слепов)在中国十九大召开后，专门撰写了《中国：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文，通过对比中国与美、俄、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条文，分析中国近年的GDP构成、养老金支出及居民住房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经济指数，批驳了因中国存在亿万富翁、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外资企业而诟病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谬论，并认为：“中国完全是一个遵循自己基本法律要求，稳步而坚定推行共产主义建设政策的社会主义国家”(10)Слепов М.Китай:социализм или капитализм[EB/OL].[2019-04-19].https:∥publizist.ru/blogs/110169/21008/-.。

其实，判断一个国家是不是资本主义性质，既不取决于是否有市场的存在，也不在于是否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真正维护和实现谁的利益，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为导向，以“劳有所得、住有所居、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为要求，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就是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些有力支撑了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的改革成效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客观事实令俄罗斯那些醉心于西方式的自由主义的改革者亦无法否认。于是他们干脆将中国改革的成效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故意将中国开创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解读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掩盖，认为这样不仅能动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而且还能利用中国的成功来印证和宣传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所谓的“普世价值”。对于这种竭力歪曲、丑化甚至污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立场，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研究者的有益成果，进行有理有据地解疑和析惑，需要构建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进行斩钉截铁的应对和反击，从而改变他们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

三、“主义”问题回避论

由于社会主义实践在苏联的失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罗斯一度陷入低谷。一时间，“社会主义终结论”“资社矛盾过时论”“去意识形态论”等各种论调在俄罗斯甚嚣尘上。持此论调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样的词汇正在消亡。由此，争论中国的现行制度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名称，只要改革的结果能够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能够使经济、社会、政治进一步发展，那么世界上这个具有最古老文化的国家挂什么招牌并不重要。所以，他们论及当代中国问题时，往往只谈经济问题，不论政治性质，只做“纯技术”的总结和概括：着力探讨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的科技创新速度、经济实力和社会服务水平；着力探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哪些现实而严峻的问题；着力探讨中国怎样才能实现西方的生活标准等。即使涉及民族特色问题，通常也不分析社会制度、战略目标、社会任务、价值体系等意识形态问题。鉴于此，笔者将这类观点统称为“‘主义’问题回避论”。与资本主义掩盖论相比，“主义”问题回避论显然更加保守一些，而且他们常常标榜自己的观点更“科学”、更“客观”，所以在俄罗斯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

那么，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招牌”“主义”这类意识形态问题真的没有意义、不重要吗？苏联原克格勃第一副主席Ф.Д.博布科夫 (Ф.Д.Бобков)在回忆总结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时曾给出明确的回答：一些人主张“我们建设的是非意识形态化的国家。这是在欺骗傻瓜！没有，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国家！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这也是意识形态”(11)菲·博布科夫.克格勃与政权-克格勃第一副主席的回忆[M].王仲宣，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347.。由此看来，“招牌”“主义”实质上是一面旗帜，它引领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凝聚着民族的信心力量，激发着人民的潜力热情。旗帜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苏联解体，苏共丧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丢弃了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致使国家失去了方向，人民陷入了迷茫，社会陷入了混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主义”问题回避论在俄罗斯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一些改革者想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他们极力宣称资本主义是一种天然状态，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矛盾论是完全过时的东西。而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想以此来改变人们的头脑，使‘社会主义’这一词汇从人们的意识中彻底消除”(12)Шевченко В.Н.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ил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уть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J].Социология власти， 2010(6):8-9.。

所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回避，实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遮蔽，是以资本主义为终点的历史终结论，是否认历史发展的唯心主义史观。而从心理情感而言，一些俄罗斯学者试图淡化中国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也是不敢面对创伤的一种自我保护。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成功，对于俄罗斯是一种历史性的指责”(13)Асламова Д. М.Почему китайцы строят СССР[EB/OL].[2019-05-18]. https:∥rusk.ru/st.php?idar=14669.。所以，承认中国的辉煌成就源于曾令自己国散党衰的社会主义道路，无异于在自己尚未愈合的伤口上撒盐，为躲避这种伤痛，他们只能视而不见，缄口不言。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未来尚缺乏足够的信心，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尚处于谨慎的驻足观望之中，因而“顾左右而言其他”。对于这样的“主义”问题回避论者，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在给予他们更多时间愈合伤口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加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以更大的成就增强他们面对过去、承认现实的信心和勇气。

四、不完全认可论

复杂的理论出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完全认可。苏联解体的伤痛尚未消散，自由主义乌托邦的破产更是雪上加霜。残酷的现实令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面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痛定思痛，躬身自省，开始冷静思考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现实价值，由此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新马克思主义”“21世纪新社会主义”等一些新的学派。他们以自我反思和批判的精神，以学习和探索的态度审视当代中国，一时间“资、社混合共生论”“儒家社会主义论”“新经济政策模仿论”等论调层出不穷。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合理性解读，但均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笔者将其归结为“不完全认可论”。

(一)资、社混合共生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既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共生体”。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博士Э.П.皮沃瓦罗娃(Э.П. Пивоварова)眼里，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就是一幅由共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构成的复杂拼图。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书中写道，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偏离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准则，为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不仅允许个体经济，也允许私营经济，不仅按劳分配，也按资分配。所以中国所宣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一种聚合的“混合经济”。在这种“混合经济”里，各种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不同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并存共生(14)Пивоварова Э.П. 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M].Москва：ФОРУМ, 2011:325.。季塔连科院士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通过反思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社会主义那里吸取了公正、重视各阶层的社会保障等思想，而从资本主义那里吸取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竞争等思想。这种发展模式既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模式， 也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模式，而是一个长期的、成分与结构多样化的模式。并认为这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大特点(15)ТитаренкоМ.Л.и др.60 ле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J].Проблем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9(5):80-120.。资、社共生的混合社会论确实从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复杂性，但究其本质而言，这种观点依然没有摆脱将市场竞争等同于资本主义，将计划等同于社会主义的教条式思想羁绊。尚未全然领会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这一经典理论的核心要义。

(二)新经济政策模仿论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俄罗斯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进行的经济开放, 建立市场关系, 国有企业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维护社会公平等一系列思想和做法，都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提出的；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模仿、复制与实践，二者的本质是一致的。时至今日，А.В.基瓦、А.И.雷恰金、А.К.索科洛夫、М.В.伊戈尔金和С.Н.拉宾娜等一些学者依然持有类似的观点。例如А.В.基瓦(А.В.Кива)在《中俄改革：比较分析》一书中写道：“中共中央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改革开放’决议，就其内容而言，与列宁所宣布的新经济政策没有太大区别，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只是证明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是一种有效的模式。”(17)Кива А.В.Реформы в Китае и России: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M].Москва:Цент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2015:278.由此否定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独特性与首创性。А.И.雷恰金(А.И.Лычагин)也表示：“不难看出，中国改革的一系列步骤——从经济到政治，从政治到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均复制了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模式。不同之处在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没有获得历史逻辑的发展和完善。”(18)Лычагин А.И. Глобализация по-китайски[C]∥Отв. ред.-В.Г. Хорос.Кита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в глобализирующемся мире.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конференции.Москва:ИМЭМО РАН, 2014:177.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中国实行了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相似的政策措施获得了今天的成功，那么，苏联的解体，就是过早地结束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如有学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国家内忧外患条件下实行的一种发展动员模式。而苏联体制的悲剧就开始于放弃这一客观需要的动员模式，回归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之后(19)Шевченко В.Н.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Опыт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15(6)：175.。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强调国家在宏观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确实有其相似性的一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参考价值，也是不可否认的。但若因此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简单模仿，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中国有其自己的国情特点，也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依据本国的实际国情来制定，没有，也不能照抄照搬任何别国经验与模式，这是有史为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创新性成果，在社会主义阶段性、社会主义与商品关系、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多方面都比列宁新经济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巨大的发展。

(三)儒家社会主义论

一个国家的文明特点是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基础和依据。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主流思想，作为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的理论源头之一，让众多俄罗斯学者觉得，似乎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奥秘。

于是他们纷纷探讨儒家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学者认为儒家学说中倡导的和谐与稳定的理念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克服政治危机与动荡的重要因素，因而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复兴决定了中国取得的成就(20)Васильева Е .А.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и о роли традиции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J]. Известия 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3(4-2):128-130.；也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在某些内容上存在着相互的渗透与融合，所以儒家思想能够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有机营养”(21)Шевченко В.Н.Социализм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пецификой：Опыт марксист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J].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ь，2015(6)：175.；还有学者甚至提出“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实际上就是国家传统文化对外来思想的吸收。所以，应当用‘马克思主义化的儒家思想’代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22)Мартынов Д.Е.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е учение и маоизм.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 и практики Китая ХХ в. [M].Казань: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азан.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6:299.；更有学者直接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儒家社会主义”(23)Лукьянов А，Переломов Л.Конфуциан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и концепция сяо кан [J].Мир востока, 2003(1):15.。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自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以来，能够在中国大地上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不仅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具有的理论品格和科学精神，也在于中国大地为其提供了适合生长的环境和土壤。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放与包容，儒家思想与其存在的相通共融，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此，将儒家思想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源源不断的营养供给，是无可争议的。

但若据此便认为儒家思想直接决定了中国的建设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解，是对儒家思想作用的过分夸大。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儒家思想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能将传统文化完全等同于儒家思想。另外，儒家思想产生于中国农业文明时代，其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局限性，并非完美无瑕。而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吸收儒家思想，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理论话语，真正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完全认可论中，除了上述有明显倾向的论调外，还存在一些模糊的、复杂的、不确定的论断。如以А.В.布兹加林(А.В.Бузгалин)为代表的后苏联批判马克思主义流派，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评估为不太科学的、不够民主的、“突变式”的“准社会主义”(24)Бузгалин А.В，Колганов А.И.Пределы капитала：методология и онтология[M]. Москва: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2009:31.。С.Л.齐赫文斯基(С.Л.Тихвинский)则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世界社会主义潮流的现代分支，也不是前几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的继承，而是在中国具体历史环境中生发出的一种独特的、全新的社会主义(25)谢·列·齐赫文斯基等.俄罗斯友人看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70-71.。另外，“尚未可知的混合突变体”“市场和儒家思想修正的社会主义”“空想的社会主义”“实用的社会主义”等各种观点在当今俄罗斯社会思潮中也都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俄罗斯学界话语体系中存在如此众多而复杂的立场和观点，一方面由于当今俄罗斯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多元化社会思潮相互激荡，加之俄罗斯民族与生俱来的“二律背反”(26)俄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民族从不排斥矛盾，许多极端矛盾的品质在俄罗斯人身上都能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伟大、自豪与缺乏优越感；善良、淳朴与暴力倾向；追求自由与忍耐顺从；勤劳与懒惰……别尔嘉耶夫将俄罗斯这种极端矛盾的对立性特点称为“二律背反”。参见Бердяев Н.А.Русская идея: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русской мысли ⅪⅩвека и начала ⅩⅩвека．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M].Москва:ООО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Шевчук》，2000:220．的特质，导致各种观点相互融合与碰撞；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不曾有过的全新模式，加之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进行着改革和完善，所以作为外国学者，对其无法达成一致的认识，甚至同一个学者，随着认识的深入出现相互矛盾的观点，也便不足为奇。

五、结 语

纵观上述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四种基本立场，可以说：掩盖论者尚沉迷于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幻想中，未能自拔；回避论者尚处于“不知情归何处”的迷茫中，未敢定向；不完全认可论者则已经觉醒，勇敢地踏上了探索的征途；而赞同论者则已参透迷局，彻悟纷争，找到了灵魂的归宿。

面对俄罗斯学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存在的纷繁复杂的立场和态度，我们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建构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提升国家“软实力”；另一方面需要在实践中保持“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大国定力，夯实国内基础，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强大自己的“硬实力”。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辉煌的建设成就才是对认可赞同者的最好支持，对否定批评者的最好回击。唯有双管齐下，“软”“硬”兼施，方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