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贵

（聊城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

张岱（1597—1680），字宗子、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六休居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幼承家学，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四书遇》等名著。其中《四书遇》“三十万言，独标新义，与朱熹《四书集注》异趣”①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4页。，是晚明心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一、扬弃朱注

及至明末，朱子后学不但将经义搞得日趋晦暗，而且多脱离现实，诚如黄宗羲所说：“四子之义平易近人，非难知难尽也。学其学者，讵止千万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尚沉于大泽，既不能当身理会，求其着落，又不能摒去传注，独取遗经。精思其故，成说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学者之愈多而愈晦也。”②黄宗羲：《孟子师说·卷首》，艺文印书馆，1971年版，第1页。伴随朱注的式微，要求不读朱注，甚至质疑和批评朱注之风几成燎原之势。张岱亦“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③张岱：《四书遇·自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但他对朱注却采取了扬弃的态度，是者是之，非者非之。

第一，赞引朱注。张岱在《论语遇》中有时直接引用朱熹之语做注，且予以高度评价，如《雍也篇》“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章下，张岱引朱子曰：“譬如东洋大海固是水，但不必以此方为水。只瓶中倾出来的便是水。博施固是仁，但那见孺子怵惕恻隐之心亦是仁。”认为朱子此喻“甚好”④张岱：《四书遇》，第167页。。又，《宪问篇》“君子思不出其位”下，朱注引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职也。”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6页。在张岱看来，注中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句最好”，因为“位在而废思，与位不在而越思，都是出位。思不出位，不惟尽其分，且亦能定其心，正是君子得止之学”②张岱：《四书遇》，第297页。。

第二，辩驳朱注。张岱对朱注的辩驳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断句与朱注立异。如《八佾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句，朱熹断句将两“之”字属上，“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63—64页。；而张岱则重新断句，他说：“《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读此知《论语》‘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④张岱：《四书遇》，第103页。根据《礼记·礼运篇》经文内容直解将“之”属下。又，《颜渊篇》“棘成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章，朱子对其中的“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的断句为“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并解释说：“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于舌，则驷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35页。张岱则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惜乎’二句，一直说下，如云‘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矣。与上文‘君子’二字呼吸相应”⑥张岱：《四书遇》，第259页。。

二是朱注中的错简、阙文之说。如《述而篇》“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下，朱注曰：“互乡，乡名。其人习于不善，难与言善。惑者，疑夫子不当见之也。疑此章有错简。‘人洁’至‘往也’十四字，当在‘与其进也’之前。洁，修治也。与，许也。往，前日也。言人洁己而来，但许其能自洁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为之善恶也。但许其进而来见耳，非许其既退而为不善也。盖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将来，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阙文，大抵亦不为己甚之意。”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0页。此章朱子以“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断句，并认为此章有错简、阙文。张岱却引周海门之言曰：“此章原无错简，亦无阙文。朱注改之，未是。‘互乡’八字为句，言此乡有一难与言之童子，非一乡皆难于言也，此汉疏，宜从。‘唯何甚’言怪我见此童子，恶恶抑何甚乎？旧说宜从。”⑧张岱：《四书遇》，第186页。不仅对断句进行了重新划定，而且认为此章并无阙文与错简。

三是朱注中的字词解释。如《公冶长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章下，朱注曰：“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可不勉哉？”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3页。在张岱看来，朱注中对“忠信”的解释欠妥，指出：“皋、夔、稷、卨，有何书可读？君子威重之学，亦以主忠信为本，而朱子以美质绎忠信，抹杀古今学脉矣。”⑩张岱：《四书遇》，第148—149页。错在缩小了“忠信”的外延。又，《为政篇》“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章下，朱熹引用范氏和程子之注解释“异端”，范氏曰：“异端，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之，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以远之，不尔，则骎骎然入于其中矣。”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7页。张岱认为上述对“异端”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与尧舜不同者皆为异端，而非专指杨墨和佛教。他指出：“陆象山云：孔子时佛教未入中国，虽有老子，其说未著，却指那个为‘异端’？盖‘异’与‘同’对，虽同学尧舜，而所学之端绪，与尧舜稍不同，便是‘异端’。何止佛老哉！或问：如何是‘异’，曰：子先理会得‘同’的一端，则凡异此者，皆为‘异端’。孔林预知有颠倒衣裳之秦始皇，岂不知数世之后，有杨墨佛老来与吾夫子斗法乎？‘异端’不必曲解。”②张岱：《四书遇》，第91—92页。

四是朱注中的经义解释。如《为政篇》“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下，朱注曰：“养，谓饮食供奉也。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6页。在张岱看来，朱注将父母与犬马相提并论是不对的：“孔子论孝，岂有以父母与犬马相比之理！按《内则》曾子曰：‘是故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于人乎！’则犬马者，是父母之犬马。言孝者自谓能养，至于父母之犬马，皆能有以养之，但不敬，则何以自别其养父母之心乎？释者不考，遂成千古之误。”④张岱：《四书遇》，第86页。朱子解释与《内则篇》曾子所言相违背。又，《述而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下，朱熹引尹氏语解曰：“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见善能徙，改过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圣人犹忧，况学者乎？”⑤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93页。张岱借主考官对卷子的批示对此解释提出了质疑：“庚子，山东出此题。主司批解元卷云：吾忧句久被紫阳注脚障碍，不知‘忧’字即曾子‘三省’‘省’字，非是不能而始忧。总之四者，是吾切己工夫，吾所当时时兢惕者耳。”⑥张岱：《四书遇》，第169页。认为“忧”当做“省”字，文意当从“切己”工夫的解读来解读。

作为王学传人，一方面，张岱对朱注在断句、错简、阙文、训诂、经义等方面有所质疑或批评，充分表明了其自身“宗王反朱”的学术宗旨；另一方面，他不但引证朱注，而且还高调赞扬朱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欲调和朱王的治学倾向。

二、归宗王学

张岱对王阳明极为推崇，在《于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图赞》中将其列为首位，并赞曰：“圣学渊源，必宗邹鲁。良知良能，孟氏是祖。訾为异端，人皆聋瞽。不朽兼三，历爵臻王。既列勋臣，复祀两庑。人皆妒之，遂多簧鼓。吾论姚江，窃效韩愈。引导之功，不下大禹。”⑦张岱：《于越有明一代三不朽图赞》，清光绪十四年凤嬉堂刻本。以之为韩愈、大禹。他认为阳明所创制的良知之说，在明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阳明先生创良知之说，为暗室一炬。”⑧张岱：《石匮书·王阳明弟子列传》，《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0页。因此，他在学术上归宗王学。

第一，直接引证王学代表人物之语。在对《论语》的解读上，张岱一方面直接引用王阳明本人的话语以为自己的注释张目，如《子罕篇》“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章，张岱注引王阳明曰：“不必说‘所居则化’，此言碍了，中国君子可夷狄、可患难，无入而不自得？九夷之陋，于君子何有焉？故曰‘何陋之有’。”①张岱：《四书遇》，第214—215页。《先进篇》“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章下，张岱直接征引阳明之说曰：“圣人以‘助’望门人，亦是实话。盖道本无穷尽，问难愈多，则精神愈显。圣人的言语，本自周遍，但有问难的人，被他一难，发挥愈加精神，岂不是‘助’！颜子无所不悦，既无问难，即圣人亦寂然不动，无所发挥了。故曰‘非助我者也’。”②张岱：《四书遇》，第239页。另一方面，也征引王门后学之语。如《为政篇》“六十而耳顺”句下，张岱就引证了王畿之言：“王龙溪曰：‘耳顺’乃六经中未道之语。目有开闭，口有吐纳，鼻有呼吸，惟耳无出入，佛家谓之圆通；‘顺’与逆对，更无好丑拣择矣。”认为此说“解之极彻”③张岱：《四书遇》，第84页。。王畿乃浙中王学的代表。《泰伯篇》“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下，张岱注曰：“杨复所曰：‘不可夺’，方是可以托，可以寄，初无才节两层。”④张岱：《四书遇》，第195页。其中杨复所为泰州王学中人。

第二，继承和发展阳明心学思想。张岱对阳明学的继承和发展可谓是全方位的，这在《论语遇》中明显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承袭阳明的本体论。王阳明主张“心之本体即是天理”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因此，“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⑥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6页。。而“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⑦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72页。，良知与孔子的仁关系密切，“仁，人心也；良知之诚爱恻怛处，便是仁，无诚爱恻怛之心，亦无良知可致矣”⑧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下册），第990页。。在此基础上，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体的：“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⑨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07页。此处的灵明便是良知，它是万物一体的源头，“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无人的良知，不可以为草木瓦石矣。岂惟草木瓦石为然，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矣”⑩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07页。。以上观点为张岱所继承，在他看来，仁是与心紧密相连的：“仁，人心也；心之所安，便是仁。”⑪张岱：《四书遇》，第176页。又说：“所学、所志、所问、所思，是仁；即学、即志、即问、即思，是仁；离学、离志、离问、离思，是仁”，“仁不是外面别寻一物，即在吾心，譬如修养家所谓龙虎铅汞，皆是我身内之物，非在外也，故曰：‘仁在其中矣’”。⑫张岱：《四书遇》，第358页。可见，仁就在己心之内，无需外求，“与朋友应接，言动周旋，刻刻处处，有个粲然者在，而就其粲然中有真切不容自已处，如血脉在四肢，如春光在红紫，生生不断，这个是‘仁’”⑬张岱：《四书遇》，第267页。。这是从“良知”角度来阐释“仁”之涵义，且把“心”置于首位。与此同时，他也从这一角度阐发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在解读《阳货篇》“子张问仁于孔子”章时，张岱指出：“高景逸问圣门求‘仁’。颜子是沉潜的，如何圣人在视听言动上告他？子张是务外人，却又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答曰：总是仁体通天下为一身的。颜子‘功’夫浑成，圣人从天性上点出形色；子张功夫高大，圣人从作用上究竟本体。其实万物一体，源头初无二也。”⑭张岱：《四书遇》，第339页。人之所以能够与万物一体，关键就在于良知。

二是继承阳明的心性论。王阳明不仅主张“心即理”，而且认为“性即理”，他说：“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42页。视“心”“性”“理”为一体，使“性”与“理”同归于一“心”。因此“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后天之恶主要来自“习心”：“有习心在，本体受蔽。”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17页。张岱继承了上述观点，他说：“性体无善恶，无向背，无取舍；离彼离此而卓尔独存，非中非边而魏然孤立。”③张岱：《四书遇》，第160页。把人的善恶归结为后天之习染。在阐释《里仁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章时，他指出：“孟子从‘乍见’指点恻隐，今人见色动心，谈梅生唾，此与‘乍见’何异？大抵无始以来，积业深重，习气缘心，触境便见，第一念认真不得。顾盼祸福，商略道理，全靠第二念头。‘所欲’‘所恶’是初念，‘不处’‘不去’是转念，是仁体故径接‘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孟子忒看得自然，中间倒有躲闪，所以告子信他不过。”④张岱：《四书遇》，第118页。认为人在后天环境中易生发多种欲念，关键要排除欲念，坚守本性。

三是秉承阳明的修养论。王阳明把“致良知”的具体实现方法叫做“格物”，在他看来，“工夫难处，全在格物致知上”⑤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5页。，其中“格物”的“格”就是“正”，“物”就是“事”，“格物”就是在意念发动处为善去恶，此之谓知行合一的工夫。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⑥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972页。因此，“学者学圣人，不过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不必“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⑦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8页。张岱秉承了阳明学的精髓，一方面，主张致本身之良知，在诠释《卫灵公篇》“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章时，他引阳明之语说：“君子之学，务求在己而已。毁誉荣辱之来，非独不以动其心，且资之以为切磋砥砺之地，故君子无入而不自得，正以其无入而非学也。若夫闻誉而喜，闻毁而戚，则将皇皇于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为君子？”⑧张岱：《四书遇》，第317页。在他看来，“凡为仁者，只在布帛、菽粟、饮食、日用之间。原不必好高骛远”⑨张岱：《四书遇》，第363页。。因此，格物致良知就是保持惊觉之心，不让私欲侵染，努力做到“收视反听，谨言慎动”⑩张岱：《四书遇》，第254页。，不迷于“私欲”，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保持省察克制的工夫。另一方面，除致本身之良知外，尚须“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⑪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45页。。他说：“言行从忠信笃敬流出，忠信笃敬不依言行而有，故参前倚衡，刻刻皆然，处处皆见，此是自然本体功夫。必如此，才与天下，可不言而喻，故曰‘夫然后行’。”⑫张岱：《四书遇》，第310页。又云：“安人安百姓，是修己实功，不是修己效验。盖‘以安人’‘以安百姓’与‘修己以敬’，同是一‘以’。圣贤看得安人安百姓，是我己中一件吃紧之事，不可推出外边。”⑬张岱：《四书遇》，第305页。而这一工夫“不可少有间断”⑭张岱：《四书遇》，第565页。。

三、重自由解经

王阳明倡导以己意解经，崇尚心悟，主张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解读，从而超越经典本身。他说：“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214页。因为经典存在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处，所以解经要以致良知为本，达到六经注我的目的。因此王阳明说：“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下册），第976页。为致良知，应舍弃支离破碎的繁琐，解经时只要做到明自我心体、不假外求，就能通经明道。他说：“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4页。这种学贵自得的治经方法极具自我创造的思想解放精神。张岱深受阳明解经思想的影响，《论语遇》的成书即得自于心之自得。他说：“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诵白文数十馀过，其意义忽然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曰《四书遇》。”④张岱：《四书遇·自序》，第1页。张岱之所以不先看已有注疏，究其原因就在于“六经四子，自有注脚，而十去其五六矣；自有诠解，而去其八九矣。故先辈有言，六经有解不如无解，完完全全几句好白文，却被训诂讲章说得零星破碎，岂不重可惜哉”⑤张岱：《四书遇·自序》，第1页。。因此，他“解《四书》《五经》未尝敢以注疏讲章先立成见”⑥张岱：《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由于不先立己见，一切义理皆是透过自己的体悟而来，所以《论语遇》中自由解经的色彩较为明显。

一是援引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解读《论语》。如《述而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下，张岱注曰：“读《三国演义》，恨得董卓、曹操。凡事类董卓、曹操者，我一件断然不为，则董卓、曹操便是我师。”⑦张岱：《四书遇》，第181页。以董卓、曹操为师，此种解释可谓匠心独运。又，《雍也篇》“子见南子，子路不悦”章下，张岱注曰：“子见南子，妙在子路一怒，则圣贤循礼蹈义家风，神气倍振。如读《水浒传》，黑旋风斫倒杏黄旗，则梁山忠义，倍觉肃然。夫子第矢之，而不与解释，政所以坚其不悦之意也。”⑧张岱：《四书遇》，第166页。用李逵的忠义来类比孔子的循礼蹈义，可谓是别出心裁。

二是援引民间谚语诠释《论语》。民间谚语一般难入经典诠释之大堂，但张岱在诠释《论语》时却多次提及。如《为政篇》“孟武伯问孝”章，其注曰：“谚曰：‘养子方知父母恩。’只说父母之心，孝子逆子都通身汗下。”⑨张岱：《四书遇》，第85页。又同篇“温故而知新”句下，其注曰：“谚曰：‘读书至老，一问便倒。’其亦所谓井不泉而钟不声者与！”⑩张岱：《四书遇》，第89页。两用谚语，使经典诠释更接地气，更感亲切。

三是采用比喻的手法诠释《论语》。运用比喻的手法可以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如《学而篇》首章，张岱注曰：“譬之弹琴，时时操弄，得手应心，此种意趣，悠然自领。知音远来，引商刻羽，动指会心，相对莫逆，岂非至乐！至如村夫竖子，顽木不知；痴牛相向，毫不介心。一念冷然，自舞自蹈已耳。”①张岱：《四书遇》，第69页。把“学而时习之”和“有朋自远方来”比作弹琴，把二者有机联系起来，使其更加具体化。又，《里仁篇》“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章，《论语遇》曰：“如鸡抱卵，如龙护珠，自有一段精神萦系于珠卵之外。”②张岱：《四书遇》，第130页。以比喻的手法写出了外在行为对人的重要性。

四是援引前人事迹解读《论语》。如《八佾篇》“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章下，《论语遇》云：“晏子常告景公以田氏之祸，公问所以救之者。晏子曰：‘惟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而大夫不收公利。’公不能用，齐卒以亡。马超初见先主，与先主言，呼先主字。关羽怒，请杀之。先主曰：‘人穷来归，以呼我字而杀之，何以示天下？’张飞曰：‘如是，当示之以礼。’明日大会，请超入，羽、飞并杖刀立直，超乃大惊，遂不复敢呼字。礼之足以御下也如此。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所争者二尺耳。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三重，所争者再重耳。只此尺寸，君臣之分截然。礼之治国，关系若此。”③张岱：《四书遇》，第109—110页。征引晏子和马超的事迹说明礼的重要性。又，《泰伯篇》“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章下，《论语遇》云：“管宁、华歆同学，锄地见金，宁视如瓦石，歆捉而掷之。又尝同席，有乘轩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往视。宁割席分座曰：‘子非吾友也。’如管宁者，方谓之‘不志于谷’。”④张岱：《四书遇》，第200—201页。用割席的典故说明志不同不相为谋。张岱的这种做法，“使古事古语和当前事实形成对应和交流，借他人而申发己意，读者在品阅中，作品意蕴愈显深厚味长”⑤冯永敏：《散文鉴赏艺术探微》，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五是借《论语》诠释感怀时政。晚明党争比较激烈，张岱对此深恶痛绝，指出：“世道之祸，莫大于争与党，然势必借君子之名，方能高自标榜，故夫子揭出‘君子’二字，为立异同者药石。”⑥张岱：《四书遇》，第317页。在解读《泰伯篇》“好勇疾贫，乱也”章时，他还专门提及了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刺虎不毙，断蛇不死，其伤人愈多。君子之遇小人，政不可不慎。近日杨、左之御魏珰，是其鉴也。”⑦张岱：《四书遇》，第199页。在他看来，党争的本质在“情私”：“情私，即到处倾盖亦‘比’。……朋党是‘比’的精神。”⑧张岱：《四书遇》，第90—91页。要想瓦解朋党、避免党争，需要完善制度：“党与生于替谋，欲散其谋，当密考工法。”⑨张岱：《四书遇》，第202页。这部分内容虽着墨不多，但既有原因的剖析也有预防措施，可谓用心良苦。

由于解经方式自由，且注重追求心得体会，所以张岱常常会在解读过程中有一些创见。如《公冶长篇》“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章，《论语遇》云：“齐桓公欲相鲍叔，而管仲沮之；齐景公欲以尼谿封孔子，而晏婴沮之。千古交情，千古知己。盖齐景公时嬖宠内擅，强臣外横，虽用圣人，其势难久，况当年累世之言？其知孔子最深。余谓晏婴是孔子第一知己也。”⑩张岱：《四书遇》，第141页。将晏婴视为孔子第一知己，可以说是发前人所未发。

由上可见，张岱诠释《论语》时，其最基本也是最主要的思想基础即为阳明心学，他将自己对阳明心学的体悟心得，融入到了对《论语》义理的诠释中，充分展现出了阳明后学那种“学贵自信自立，不是倚傍世界做得的，求自得而已”⑪张岱：《四书遇》，第467页。的独立自由精神。与此同时，他援引小说、民间谚语的做法以及文学手法的运用，也使得对经典的诠释进一步通俗化，拉近了经典与民众的距离，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经典的传播。

结 语

从上述《论语遇》的诠释特色来看，张岱诠释经典的方式与内容业已达到了其在《四书遇·自序》中所提出的与《四书》“相悦以解，直欲以全副精神注之。其所遇之奥窍，真有不可得而自解者矣”①张岱：《四书遇·自序》，第1—2页。的理想境界，自成一家。诚如马一孚《四书遇题记》所言：“明人说经，大似禅家举公案，张宗子亦同此血脉。卷中时有隽语，虽未必得旨，亦自可喜，胜于碎义逃难、味同嚼蜡者远矣。”②马一浮：《马一浮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张岱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重在强调一种‘石火电光’式的顿悟，强调有‘遇’于心，也就是要根据自己的主观体认，领会经典中所蕴含的精义，从而作出创造性的解释。这使经文被解释的主体赋予了新的含义。这种解经方式，是作为个人心路历程表述的诠释学，是在解经者个人的思想体系的脉络之中来完成对经书的诠释”③赵一静：《张岱的〈四书〉学与史学》，湖南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第21页。。同时，在《论语遇》中，他还征引了大量晚明学者尤其是阳明后学的注释，对于保存这一时期的《论语》学史料具有重要的意义，“今读《四书遇》，可以看到张岱的许多心悟之言，的确传衍了王学的绪余。书中又大量引录宋明理学家特别是晚明理学家的语录，阐明《四书》的义蕴，也是很有意义的”④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下册），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