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传伟

（广东警官学院 法律系，广东 广州 510232）

一、问题的提出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受各种西化思潮及学派的影响，中国学界开始用西方所谓“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本国文化，即用西方人按照其本身的文化与知识体系搭建起来的用以解读其自身文化的一系列理论与方法来整理和解读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一做法以留美归国的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典型，其后各种理论越发泛滥。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则出现较大偏差，牵强附会的现象甚多。

清末法制变革，中华法系解体，中国法制建设转入西方模式，一直持续至今。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是以西方法律为模本，这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开始的以全面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艺术等为标志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全面转型以来的必然结果。近年来，随着学术界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既往认识上的偏差开始逐步得到纠正，但仍没有完全摆脱其框架的限制，法学研究中某些概念的使用仍然存在上述问题，关于中国法律起源和法律起源时期法律指导思想的界定问题即是一典型。按照现行绝大多数法律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法律起源于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随后夏、商、周一千余年统治时期的法律指导思想为“神权法”思想。揆诸史实，这一结论大有商榷余地，究其缘由，还是因为这种概念是用西方文明的发展模式来附会和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现象，也就注定不能得其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