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经》闵福德译本的“厚翻译”策略

2020-03-01郑旭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20年7期

摘要： 2014年出版的《易经》英译本是翻译家闵福德的又一力作，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认可。闵福德在译本中采用了“厚翻译”策略，通过长篇序言、附录、索引、文内注释、显化翻译等深度语境化的方式，将读者置于丰富的中国文化和语言环境中，增进了他们对《易经》言辞及其文化内蕴的理解。“厚翻译”策略在典籍翻译和弥补文化差异上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易经》闵福德翻译厚翻译

一、引言

《易经》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蕴含着历代圣贤对万千事物变化规律的解读。自17世纪以来，出于传教、学习研究或传播中华文化的目的，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和本土学者开始关注并译介这部渊深邃古的经典巨著。从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麦格基（Rev. Canon McClatchie， 1813—1885）的首例英译本问世以来，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卫礼贤/贝恩斯（Richard Wilhelm， 1873—1930/Cary F. Baynes 1883—1977）、汪榕培（1942—2017）、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1952— ）等人的译作也颇具代表性，为《易经》英译贡献了重要力量。2014年闵福德《易经》英译本一面世即受到学界高度赞扬和肯定，其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的“厚翻译”策略为其译作增色不少。探讨“厚翻译”策略有助于丰富中华典籍英译的方法，助力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

二、厚翻译策略

“厚翻译”（Thick Translation）这一概念源于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莱尔（Gilbert Ryle， 1900—1976）提出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后被用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基于此理论，美国哈佛大学非美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阿皮亚（Kwane Anthony Appiah）于1993年在《卡拉萝》（Callaloo）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Thick Translation”的文章，具体阐述其在翻译非洲加纳谚语时，为了弥补将加纳方言翻译成英文时造成的文化损失，在译文中添加了注释和伴随注解，将译文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阿皮亚不再把翻译看作是用一种语言准确再现另一种语言的过程，而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递。人们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下，语言习惯近似，在信息传递中对于同一话语的意图和含义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解，然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话语交流中，精确的字面翻译不能完全准确地传递原文的观点和意图，进而导致译语读者对原文中某些文化要素产生错误的理解。阿皮亚所采用的“厚翻译”策略可以通过增量文本将译文读者置于构建的文化语境中，加深其对源语文化的关注和兴趣，使其更好地接受和尊重源语文化，从而消除文化误解，实现文化交流。

“厚翻译”又称为深度翻译、丰厚翻译或增量翻译，核心含义为“深度语境化”（thick contextualization），其表现形式为：序言、按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是为读者提供理解原文所需的足够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和鉴赏。“厚翻译”通过一系列增量信息使译文读者处于文本和社会存在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进行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阐释。

三、翻译家闵福德及其“厚翻译”策略

闵福德（John Minford，1946— ）是当代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自1979以来翻译并出版了《鹿鼎记》《道德经》《聊斋志异》《孙子兵法》等多部中国文学和文化著作，作品跨时近三千年，语言从文言到白话，体裁形式多样，称得上是当代最多产、最负盛名的译者之一。闵氏于196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中文系学习，师从知名翻译家、汉学家和红学家霍克斯（David Hawkes，1923—2009）。自20世纪70年代起，既是师徒又是翁婿的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段合译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佳话。1977年闵福德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拜于华裔汉学家柳存仁（Liu Tsun-yan， 1917—2009）门下，1980年完成其博士论文《〈红楼梦〉后四十回探》（The Last Chapters of The Story of the Stone）。毕业后，闵福德来到中国，就职于天津外国语学院，后辗转香港，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现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荣休教授。1982年企鹅出版社出版了闵福德与霍克斯合译的《红楼梦》，这让闵福德在国际翻译界和汉学界声名鹊起。正因为闵氏的汉学学习和工作經历以及其在中国文学和文化英译上取得的瞩目成就，2002年他收到企鹅出版社翻译《易经》的邀约，历时十二载于2012年终将《易经》英译本付梓。澳大利亚“卓越翻译奖”评审委员会专家称其译作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译本”：“闵福德在翻译中采用了富有思想性、尊重原著的、灵活的翻译方法，将一个意义重大的新的翻译文本贡献给了世界文学”。

《易经》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蕴含着光辉的哲理和文化内蕴，被称为中华民族不竭的智慧之源。然而，由于其言辞太过深奥，读者往往需要大量阅读附加的阐释性文本才能理解其深邃的哲学义理和文化内蕴。闵福德将译本的目标读者定为“非专业人士”的普通读者，他们对中华文化知之甚少，因此闵氏在其译本中增添了许多原文不曾有的信息，供读者参阅。例如介绍翻译方法、译文体例、参考文献等内容的长篇序言和导论；对《易经》中涉及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阐释性词汇表和附录；解释《易传》的注释和自己对《易经》中蕴含哲理进行评论的随文注疏。这种使用增量文本的“厚翻译”策略，极大地扫清了读者，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初学者在阅读如“天书”般《易经》时的障碍，将《易经》中的文化信息准确再现，从而增进了西方读者对《易经》的理解和接受。闵福德作为汉学家孜孜不倦投身中国经典著作的英译事业中，其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使用“厚翻译”的翻译方法值得深入研究。

四、闵福德《易经》中“厚翻译”的体现

《易经》言辞简练却含义隽永，对于不具备相当中文功底和中华文化底蕴的读者来说，要正确理解《易经》的广博哲理犹如盲人摸象。成功翻译这部“天书”的关键在于译者的语言和文化功底以及能否运用恰当的翻译策略。闵福德除了具备深厚的中文功底和精深的文化底蕴外，还巧妙地采用了“厚翻译”策略，通过大量在译文内外增加副文本，将《易经》蕴含的文化和历史语境保留下来，补偿了译文读者的文化缺失，扫除了阅读障碍，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尊重。闵氏《易经》英译本中的“厚翻译”体现在文外和文内两个方面。文外包括：长篇序言、附录、词汇表和索引；文内包括：注释、随文注疏、显性化译文和拉丁语的使用等。

（一）文外厚翻译

文外厚翻译指将帮助读者理解译文所需的附加信息置于译文文本之外。这些篇幅较长的副文本如译者序言、导论、附录、索引等，若置于译文内会影响读者阅读的连续性，故而译者较为通行的方法是将它们置于译文文本之外。

1.长篇序言。译者序言又称绪言或前言，通常置于译文前，用于介绍译者和译文底本，阐发翻译缘由，说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等问题，是读者了解译者和认识译文的先导。“对于一部优秀的翻译作品，序言跋语必不可少”，因此大部分译作或多或少都包含了篇幅长短不同、形式多样的序言。序言为译者和读者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桥梁，使得译者从“隐形”的翻译活动中“现身”，与读者展开对话，直接客观地为读者提供阅读译文所需的背景知识，加深读者对源语文化和语言的认识，减轻读者阅读译文的负担。闵福德在译文前用了二十九页的篇幅，分五个小节来向读者介绍《易经》形成的历史、《周易》和《易传》的基本内容、译者的易学思想、《易经》的西传、翻译思想、译文的体例、占卜方法、伏羲卦序、六十四卦、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汉语拼音及其对应的罗马注音。这些增量文本为读者读懂《易经》做好了铺垫。

在介绍《易经》相关背景知识方面，闵福德序言的第一小节开宗明义地向读者介绍了《易经》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占卜或祭祀活动，商朝时期用于解决一些“国家大事”，例如：“国君应当发起战争吗？”“人犯或动物应该用来献祭，以结束旱灾吗？”“国君的梦有什么含义”，等等。占卜活动用到的牛和乌龟的骨头在活动结束后会铭刻上占卜的结果，形成甲骨文。到了周朝，更加文明的“蓍草”占卜衍生出了伏羲六十四卦和《周易》。闵福德称这一阶段为“从占卜到甲骨文”，揭示了《周易》本来的面目。闵氏随后阐述了《周易》如何经过《十翼》等注疏将传统的卜卦演变成凝聚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先贤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智慧的哲学体系，并成为“智慧之书”的过程。这两部分介绍加深了读者对《易经》占筮用途和哲学思想的理解，赋予了《易经》在普通读者心目中的神秘感和尊敬之情。

在翻译思想方面，闵福德还阐述了在译文中添加“随文注疏”的缘由。与林理彰（Richard Lynn，1942—）以王弼的《周易注》和《周易略例》为底本的译本不同，闵福德并未遵循任何注释“流派”，而是广泛选取、摘录了“对读者最有帮助的注解”，其中许多注解源自全真派道士劉一明（1734—1821）的道家思想。他期望读者通过阅读这些注解从而领会《易经》象征着刘一明提倡的“内丹修炼”的各个阶段，能够“学习自然的基本原理，领悟生命的真谛”，把它作为“获得更高层次认知的工具”。为了进一步加深读者的理解，闵福德引用了中外学者观点、中国典籍著作、诗歌等向读者进一步阐释道家和道家思想。如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认为刘一明的“修炼”是适合“我们这个时代和他们那个时代的”；英国汉学家葛瑞汉（Angus Graham，1919—1991）对《道德经》开篇“道可道，非常道”的评价是：“‘道是我们走在正途上与我们自然相生的不可名状的事物”，并用陶渊明的《饮酒》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来说明“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高深哲理思想，既为西方读者解释了“道”，又营造出一种神秘的气息，激发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在译本体例方面，闵福德向读者坦诚地介绍了翻译时遇到的诸多问题，例如翻译体例《经》和《传》的翻译顺序、如何取舍等，帮助读者理解并接受译文的体例。首先，为了体现《易经》的实用性并让读者直观体会通过占筮解决生活问题这一原始用途，闵福德带领读者向《易经》问卦，询问“现在翻译《易经》的时机是凶是吉？”“我过去是否狂妄自大？”“应该把手稿付之一炬吗？”等等问题，并阐释了从《易经》中得到“要谦虚谨慎”的启发。随后，他向读者解释了译本体例新格局的形成，即将译本分为两部分的缘由：先将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智慧之书》的部分内容呈现给读者，以期他们从中获得灵感和启发，然后再在将充满原始魔力的《占筮之书》用最直白的语言翻译，以还给读者《易经》本来的面目。《易经》的体例一直沿用“分经合传”或者“分经异传”的形式：《智慧之书》属于“分经合传”，而《占筮之书》属于剥离了注释的“经”。闵福德这样的编排更具综合性，有更丰富更完善的参照体系，译文读者能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理解，方便读者对《易经》的文辞理解进行对比、甄别和综合。最后，闵福德向读者解释了《易经》中一些内容在历史传承和演变过程中发生了改变，因此分别在《智慧之书》和《占筮之书》中有着不同的译文。例如乾卦中的“乾”在古义中是“日出”的意思，因此在《占筮之书》中译为“Sun Rising”，而在经历了后世的演变后，“乾”被认为是“天”，因此在《智慧之书》中，闵福德将它译为“Heaven”。

2.附录和索引。典籍翻译的难点之一是文化的翻译，如何向读者传递文化背景知识，让读者在阅读时突破文化障碍成了译者的重要任务。典籍翻译的译者通常会采用译文后添加大量附录和索引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难题。在此基础上，闵福德更将这个方法推上了更加严谨，更加翔实的高度。

附录指的是附在正文后的与正文相关的文章或参考资料，是理解文章重要的补充材料。闵福德在译文后添加了长达四十一页的附录，翔实罗列了三部分附加材料：参考书目；中国历史人名、朝代名和经典著作；术语。在参考书目中，闵福德不仅罗列出了译文中引用或参考的文献出处，而且还在一些条目下加上了注释，介绍文章或者著作在阅读译文时的辅助作用，抑或直接添加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见解，以节约读者查阅原文的时间和精力。条目分门别类，林林总总，涵盖了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中西方对甲骨文和青铜铭文的研究著作、西方对《易经》的研究著作、中国历朝历代对《易经》的研究著作、《易经》向西方的译介史等。在跟中国历史和人物相关的附录里，闵福德收录了八十八条词条，包括神话人物、圣人、君主、历朝历代的时间起止、译本中提到的历史人物和著述等。在术语表中，闵福德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解释了《易经》中的术语和中华文化中的哲学理念，如“甲骨文”“十翼”“全真”“修身”“内丹”等。

索引是作者将书中的主要内容或各个题名摘录下来，标明出处、页码，按一定次序分条排列以供读者查阅的工具。索引是跨文化翻译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闵福德《易经》中索引长达三十四页，为读者迅速找到词条在译文中的位置提供了便捷，提高了读者的阅读效率。

附录和索引作为增量文本附于译文后，既不会阻碍读者阅读译文的流畅性，又体现了闵福德翻译风格的严谨性与易读性，对弥补译文的文化缺失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内厚翻译

文内“厚翻译”指译者在译文文本内添加附加信息来阐释原文信息，便于读者随时查阅。这些文内的增量信息常以注释、显性翻译等形式出现。

《易经》历经数千年中华文明的洗礼和沉淀，其古奥难训的语言变得更加博大精深，饱含文化意象，翻译时要做到语义对等、文体相当、风格接近，但仍然没法让译文读者真正读懂译文，不能实现翻译的目的。因此闵福德在译文中没有直接将自己的见解呈现给读者，而是引用或借鉴了大量的历史解读，用注释、随文注疏、显性化翻译等方法给读者构建了一张负载大量信息的“意义之网”，将读者置于丰富的文化背景中，在阅读过程中自行去琢磨、领悟和评判《易经》的内容。

1.注释。注释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期望和译者的意图保持一致，并且为读者的后续研究工作提供方便，注释是“厚翻译”的重要手段。闵福德在翻译“潜龙勿用”时，在译文后增补了大量的注释，向西方读者解释了东方的“龙”如理雅各认为的那样象征着统治者和圣人的美德和尊严，也如《说文解字》和道家经典《管子》中描述的那样常潜于水中，但却能上天入地、变幻大小无所不能，“龙”即是变化本身，是《易经》中“易”的体现，而非西方读者熟知的圣乔治、卡德摩斯、贝奥武甫、西格弗里等人英勇杀死的巨龙的邪恶形象。闵福德在文中用“JM”符号来标识自己的注解，附上《庄子·外篇·天运》中孔子见到老子后，对弟子的叙述：“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脋。”以此来说明《易经》中的“龙”代表了最高的力量。随后，闵福德又解释了“龙”代表着能量聚集的“阳气”的思想以及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发展流程，以此来说明“龙”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最后闵福德甚至介绍了《龙的传人》这首歌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为流传和诸葛亮别称“卧龙先生”的事例，来说明在中国普通民众心中“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这些丰富的注释实现了对文化意象的深度语境化，构建起了庞大的文化背景信息网，帮助读者身临其境地从多个维度去体会“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2. 显化翻译。显化翻译即是隐义显译，包含语用显化和句法显化，是一种将原文中隐含的信息在译文中明确地表达出来的翻译方法，其结果是“相同或相似的认知框架在源语中由少量符号导引，而在目标语中则由较多的符号导引”。

《易经》中深刻的哲理往往蘊含在简洁的言语中，英译时因汉英文化差异使得译语读者可能不享有源语读者的文化常识，若要将至深之理言表，译者需在翻译时将原文中隐含的文化信息明确地增补出来，以增进译语读者的理解和认知。以乾卦九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为例，闵福德的译文为：

The Dragon

Flies in Heaven

Darco Volans in ceolo.

It Profits

To see a Great Man，

Mangnum virum.

中国人行文一向注重文采，除了华丽的辞藻，还追求文章的结构美和音韵美。《易经》作为经典巨著，语言更是颇具诗意美感，其经文句式简洁整齐、音韵和谐、节奏明快、意蕴丰富而深刻，具有诗歌般的审美艺术价值。翻译时译者应当尽力将这些美学要素体现出来，让译文读者获得和原文读者相同的审美情趣。闵福德将译文拆成短句结构，居中平行排列，使得译文呈现出诗歌言简意赅的特点，此外闵福德还在原文中穿插了拉丁文，更是营造出了在中国远古时代使用“密语”的感觉，展现出深邃的沉思感，使得读者获得一种“读到远古文本时，穿越时空，静思冥想”的特殊体验。又如：其对《易经·文言》中“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译文更是突出了诗歌的结构美和韵律美。

The Master said：

Sounds of the same sort

Resonate；

Creatures of the same Energy

Congregate

译文中的第三和第五行中“Resonate”和“Congregate”押了尾韵，读起来朗朗上口，还原了原文骈偶句对称的美感和韵律美，既体现了汉语诗歌音韵和谐，也凸显了《易经》的美学价值。译文的显化体现了闵福德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同时也将读者置于中华文化背景下去理解《易经》的丰富文化内核，极大地加强了阅读时的审美体验。

五、结语

依托大量的中外文献、高超的英汉语言能力和坚实的汉学基础，闵福德的《易经》译本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厚翻译”作品。译本通过长篇序言、附录、索引和文内的注释、随文注疏、显化翻译等深度语境化的方式，营造出了浓厚的源语文化氛围。厚翻译的价值在于弥补文化差异，增进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接受，增强译文的可读性。虽然译文中过多的增量文本会影响阅读的流畅度，然而在阐释典籍和弥补文化差异上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崇的翻译方法，在中国文化传播典籍外译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Appiah， Kwame Anthony. Thick Translation[J]. Callaloo， 1993（4）.

[2] Minford， John. I Ching （YIJING） The Book of Changes [M]. New York： Viking， 2014.

[3] 曹明伦.谈谈译文的注释[J]. 中国翻译， 2005（1）.

[4] 段峰.深度描写、新历史主义及深度翻译——文化人类学视阈中的翻译研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5] 国际汉学研究. 恭贺闵福德教授获“卓越翻译奖”[EB/ OL]. [2016-10-26]. http：//www.sinologystudy.com/new. asp？id=529&fenlei=19.

[6] 卢玉卿，张凤华.闵福德《易经》英译述评[J]. 中国翻译， 2017（1）.

[7] 任运忠.《易经》经文英译的美学重构[J].周易研究，2014（2）.

[8] 孙昌坤.译作序言跋语与翻译研究[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1）.

[9] 汪立荣.隐义显译与显义隐译及其认知的阐释[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4）.

[10] 徐宗儒.《周易》经传分合考[A].刘大均主编.百年易学菁华集成.《周易》经传[C].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

[11] 许明武，王烟朦.译者闵福德研究（1996—2016）现状与展望[J]. 外国语文， 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