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万比洛夫戏剧中的象征手法

2020-02-27

民族艺林 2020年4期

（宁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宁夏固原 756000；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 100081）

戏剧，作为一种假定性、现场性和时空交融的艺术，可以使人生从有限的现实物质世界和具体时代中超越出来，追求一种更无限、更有意味的、更具永恒性和神圣感的精神生活。与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所追求的“启蒙现代性”不同，“审美现代性”成为现代主义戏剧的精神内核，其中，对象征这一艺术手法的大量使用则成为其重要艺术特征。象征使得文学不再满足于描绘世界的表象，而是通过揭示心灵世界来表现“最高真实”。它总是通过建立内在意义和外在形象的和谐统一来传达某种普遍的意义和意蕴。运用象征既能丰富人们的联想，让人回味无穷，还能给人以简练形象的实感，表达真挚的感情。具有象征丰富性的艺术形象通过自身的反复出现能够唤起深沉的诗情和各种情感反应，并使其在人们的心灵之中汇聚繁衍、形成无比强大的情感洪流，成为塑造和改变人类与世界的推动力。

万比洛夫戏剧取材于西伯利亚地区的社会现实，反映苏联20 世纪60-70 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其作品并没有停留在对外部世界的简单摹写上，而是巧妙自然地融合了包括象征在内的各种艺术手法，因而具有深刻的意蕴，给读者和观众带来了丰富的审美体验，成为苏联戏剧史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

一、空间与环境中的象征

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没有时间以外的空间，也没有空间以外的时间。如前所述，戏剧是时空高度交融的艺术，这是因为，在戏剧中，时间的表现离不开空间，空间的呈现同样离不开时间。西方传统戏剧多分“幕”和“场”。幕场的转换一方面便于安排人物行动和情节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营造某种特殊的氛围和审美意境。

叶朗在《中国美学史大纲》中指出，“意境”不是表现孤立的物象，而是表现虚实结合的“境”，也就是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1]

独幕喜剧《窗子朝向田野的房子》在幕启时，人们会看到一间很宽敞、很整洁的房间。房间内有壁炉，有桌子，有椅子。窗台上插着六月的鲜花，墙壁上挂着绣有鹿群的壁毯……接下来房间女主人阿斯塔菲耶娃对乡村教师特列齐亚柯夫含蓄而矜持的挽留，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暗示，逐渐揭开了一曲脉脉含情，浪漫清新的田园恋曲。几番对话后，特列齐亚柯夫感叹道：

是啊……您的房子造在村头。真是个好地方！窗子朝着田野，朝着森林。我要离开这个村子了，但我还是羡慕您这房子。

对于即将回城的教师特列齐亚柯夫而言，在乡村度过的日日夜夜都留转为一段段清新的回忆。女主人公温馨脱俗的室内陈设，屋外弥漫着的大自然气息催发了他难以割舍的乡村情愫。窗子朝向田野的房子不仅是一种空间实在，更是一种诗意存在的象征，其中，窗户这一意象连接起了现实和理想，内在和外在。在这样的情境中，主人公的内心情感与外在景物融为一体，抵制了俗世中的外在干扰，冲破了身份地位的约束，面向本我，敞开心扉，真正认识到人生的意义和真理，实现了人的自由选择，物我合一，返璞归真。

戏剧《打野鸭》深刻反映了现代城市居民的日常生存状态。主人公齐洛夫住在新型定型市区住宅楼的一个单元。从房子窗户看得见对面相同楼房的最高一层和它的屋顶。屋顶上面，是一窄条灰暗的天空。“新型定标”“相同楼房”这些词语细节揭示了城市建筑的千篇一律，不禁让人联想到同时代苏联电影《命运的捉弄》中的一组讽刺漫画：在国家行政命令和指挥下，城市高楼由步调一致的建筑大军按照统一的标准图纸一挥而就。哪里需要高楼，哪里的高山就被夷为平地；哪里需要工厂，建筑工人就进军哪里。于是，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楼号拔地而起，同一把钥匙能够打开另一座城市的同一编号的房间，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营使苏联社会形成了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而“一窄条灰暗的天空”和戏剧中绵绵不断的雨天则象征了当时压抑、逼仄、阴暗的社会环境。对于齐洛夫这样生性聪慧的苏联青年来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的愿望”，而在这种生存环境之下，他们很难找到生活的动力和意义，于是，对工作敷衍塞责，弄虚作假，到乡下打野鸭则成为唯一的精神追求。他给妻子加林娜描绘道：

我向你起誓，这种景象你连做梦也梦不着。只有在那儿你才感觉自己是个人。我带你划船，听到了吗？你连见都没有见过的船。我把你划到对岸！……（在那儿）你将看到，那是什么样的雾啊——我们漂浮着，像在梦中一样，不知道飘向何方。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呢？啊！那就像在教堂里，甚至比在教堂里还圣洁……

在这里，烟波浩渺的河面，宁静的乡下成为打破凝滞生活，流淌生命冲动的象征，小船幻化为承载梦想驶往幸福彼岸的方舟，日出也成为生命萌发的象征。这些富有象征意蕴的原型意象共同编织了一个在喧嚣城市中难以到达的梦境。只有在这里，百无聊赖，醉生梦死的齐洛夫才能找到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梅特林克在《日常生活的悲剧》一文中指出，对大多数人的生命而言，往往不会直接遭遇流血与杀戮，人们的眼泪总是在默默无声中流淌，看不到也听不到，不为人知，潜藏在灵魂深处。[2]齐洛夫对梦中家园的描绘成为最深切的灵魂告白，让每一个深陷城市围城的现代人都感同身受。

在剧末，窗外终于雨过天晴，一条天空泛着蓝色。邻近房子的屋顶上夕阳映照。这一环境安排与剧首处的环境描写首尾呼应，既象征主人公灵魂经过出生入死而得到净化，也寄托了作家对人类未来生活的美好祝福，让读者和观众在经历了深刻的灵魂体验后回归现实，以更大的勇气去迎接未来。艺术是对理想的渴慕，必须传达人类对于理想的渴望，表达人类朝向理想的历程，给予人希望和信心。只有经历现实生活苦难的人类才能真正成长强大，在这一点上，万比洛夫戏剧和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将艺术和人生统一起来，为人类的精神世界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二、审美意象中的象征

审美意象作为诗艺的本体，是主客体的高度交融，它只存在于审美活动中，是人精神活动的产物。戏剧从本质上来说是诗的艺术。意象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外在物理世界而带有情感性质的意蕴世界，是以情感的形式去揭示真实的世界。因此，审美意象的塑造同样成为戏剧创作的着力点之一。

《打野鸭》第一幕第一场中，齐洛夫便收到了一个上面写着“献给在工作中鞠躬尽瘁而早逝的永志不忘的齐洛夫·维克多·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花圈。与其说活人收到花圈是荒诞的事情，不如说花圈象征着齐洛夫虽生犹死的生存境地。正如齐洛夫的朋友所言，他是“一具死尸”。突然接到老父亲病逝的消息，齐洛夫原本打算立刻乘飞机回家送葬并让妻子给他送来雨衣和皮包，但是恋人伊琳娜的突然而至却让他改变了计划。他先是打算短暂浪漫一下就上飞机，而在被妻子撞见之后终于陷入感情漩涡之中难以自拔，千里之外赶赴亡父葬礼的决心顷刻间灰飞烟灭，索性将行程改到了第二天。如果说，象征人生理想的“打野鸭”没有实现是由于外界的“阴雨绵绵”，那么为父送葬的有始无终则宣告了其道德良知的泯灭。从剧中可以得知，齐洛夫的社会关系主要由妻子—情人—同事（包括上司）—朋友—父亲构成。对于四年未见的亲生父亲的死亡尚且能够置之度外，那么借醉酒伤害妻子，侮辱情人，嘲讽同事，戳穿上司，奚落朋友也就算不上什么离谱之事了。主动解除维系多年社会关系这一举动既表达了齐洛夫冲破社会关系，摆脱尘世羁绊的强烈愿望，也暗示了其在自我救赎道路上的艰难。个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从根本上来说，始终无法脱离各种社会关系而存在，这种挣扎只能将自身从盲从的悲剧境地转为孤立的境地，对于自我的重生来说无济于事。

可以说，花圈的出现引发了齐洛夫对过往人生的回忆和审视。六段时断时续的回忆逐渐展开，造成齐洛夫痛苦、孤独、异化的现实图景，为人们打开了一个久被遮蔽的真实世界。在别人看来，他年轻，健康，有工作，有女人爱，应该高高兴兴地活着。然而，除了寄情于虚无缥缈的打野鸭以外，在现实生活中他只是自欺欺人，逢场作戏，始终浑浑噩噩地生活在声色犬马之中。同时，花圈是对过往生活的终结，但终结同时又是开始，帮助齐洛夫向死而生，标志着其精神复活的可能性。在经历了灵魂的出生入死之后，他终于回到了现实，活下去成为他能作出的唯一选择。

同样，在《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一剧中，西伯利亚林区小镇餐馆前的花园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这座和木房子同样古老的花园里长着一圈醋栗，中间长着各种花草。普通常见的淡粉红色的花朵开在野草丛中，稀稀落落，杂乱无章，就像在林子里一样。花园的位置显然妨碍那些从街上右侧到饭馆去的顾客，他们必须沿着围绕半个花园栅栏的人行道绕一段路。虽说并不费劲，不过十来步路，可是顾客们不愿“多走几步”而是笔直穿过花园去饭馆。这样的结果，使得整个正面景色显得十分狼狈：栅栏上边有两块板被拆了下来，醋栗丛折断了，花草也被践踏得不成样子。直通饭馆台阶的花园便门敞开着，只挂在一个铰链上，东倒西歪。

在这部戏剧中，作家对“花园”这一意象用了较多笔墨，看来，它不光是一段舞台布景说明，更是表达了作家深厚的情感寄托。在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和地区的文化里，花园都是美好的象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的追求成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而对美的保护更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历来在对《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的排演中，导演们都非常重视挖掘“花园”这个形象种子的潜在价值，这是因为，“花园”这一充满哲理和诗意的审美意象为演出和受众的审美体验均找到了可以依附的凭借。

花园和少女瓦莲京娜可以说是互为象征，共同表达了作家对“美”的思考。在戏剧中，花园是林区小镇的一个花园，既没有古代巴比伦花园的富丽堂皇，也没有现代都市花园的刻意雕琢。与花园类似，瓦莲京娜也是土生土长的乡村少女，她清纯美丽，朴素善良，照顾着父亲，喂养着猪鸡，全然不受外界尘埃所染。既没有像药剂师卡士金娜那样工于心计，也不像姐姐们那样离开乡村，而是坚守在泰加林深处，远离现代物质文明的铅华和粉饰。花园映衬着少女美好的心灵，而少女则用自己的爱守护着象征人类精神家园的花园。

三、动作与行为中的象征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声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模仿的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3]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指出了语言和动作在戏剧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美国戏剧家贝克也认为，戏剧艺术的中心是“动作”。动作是激起观众感情最迅捷的手段。[4]角色的动作主要由“外部动作”和“内部动作”构成。外部动作的特点是直观性和形象化，观众可以直接看到，反映在舞台表演上主要是言语动作、肢体动作、表情动作等；“内部动作”则是观众不能直接看到的，反映在舞台表演上主要是思考、体验、感受、判断等。同时，内部动作总是通过外部动作来得以表现，外部动作总是以内部动作为依据而展示。

打野鸭是戏剧《打野鸭》中齐洛夫贯穿始终要去完成的动作和行为。这一行为既是具体实指的，也是抽象虚指的。作为前者，打野鸭是指主人公一直想要到乡下的河面上去打野鸭，作为后者，则象征着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之所以成为人生意义和目的，是因为，久居城市的齐洛夫在难以忍受无以复加的沉闷和空虚后试图冲破现有生存空间而进入乡下这一全新的环境中，打野鸭成为他人生目的的转移。如果说，在城市，人们为了工作、房子这些功利性存在而活，那么在乡间打野鸭则成为一种回归诗意田园的精神追求。即便如此，打野鸭这一看似简单的动作对于深受城市文明侵蚀的齐洛夫也绝非易事。难怪有以下的对白。

齐洛夫：凭良心说，我讨厌这个破酒馆，我们将有一个月见不着它，谢天谢地……那么，为打野鸭干杯。我预感到这回我要走运。

服务员（齐洛夫的熟人，名叫季玛）：预感——撇一边去吧。你要不会射击，预感也帮不了忙，原来打不中，照样还打不中。

齐洛夫：季玛，我得落空多少次啊？难道这一次还这样？

服务员：维佳（齐洛夫的小名），我给你说过一百次：只要你安静不下来，你就一直会打不中……你的眼睛在原位，手也正常，你也全都明白。但是一到打猎——你就不是个射手。为什么呢？是因为，在打猎中，最主要的——是怎样对待它。镇静还是不镇静？烦躁还是不烦躁……[5]

在城市中找不到生活意义的齐洛夫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打野鸭上，但是由于无法安静的灵魂，所以不难设想，到大自然去打野鸭也很难成功。如果说，打野鸭成为现代人返璞归真，实现不同于城市生活的诗化理想，那么在这一段对白中，作家似乎又提出了如何实现理想的问题。正如季玛所说，在打猎中，最主要的——是怎样对待它。镇静还是不镇静？烦躁还是不烦躁……重树理想固然重要，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拥有一颗安静的心灵。静心，才是人类拯救生活的唯一方法。在这快节奏的时代，人们比以往更加需要静心。面对人生的潮起潮落，静心可以涤荡心灵的灰尘，释放压抑的情绪，舒缓匆忙的步调，感受天地间无穷的爱与美好。

美善的存在并不是以丑恶的消失为前提，恰恰相反，后者是前者存在的前提，正是因为这世界有丑恶才更需要美善。在《去年夏天在丘里木斯克》中，与瓦莲京娜对花园的呵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许多人对花园的践踏和破坏。“不愿多走几步”以话语隐喻的方式将一个潜在于现代社会中的问题摆在了读者和观众面前，揭示了现代性语境下人的工具化问题。人们步履匆匆，急功近利，为了达到目的，总是很少考虑到自己的行为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后果。花园的栅栏成为一面镜子，它折射出人们的道德水准和灵魂层次，为读者和观众敞开了一个丑陋的真实世界。

处于显眼位置的花园本可以作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让人在繁忙中放慢脚步，俯下身子来欣赏一下大自然的恩赐，但是食客们却把吃饭当作来餐馆的直接目的，为此毁坏栅栏，践踏花园便成了无意识的行为。瓦莲京娜对花园不断地修复和人们不断地毁坏恰恰象征了世界上善与恶、美与丑的永恒斗争。其中，浪荡青年帕士卡对花园和瓦莲京娜实施的是侵略式的毁坏和占有，代表了现实生活中恶的极致。每次去餐馆时，他总是从花园栅栏上拆下一块板，用脚踢开便门，直闯过来；由于得不到瓦莲京娜的芳心，又担心败给“竞争对手”沙曼诺夫，于是以诱奸的卑劣手段妄图拴住意中人。然而最终，外表柔弱的瓦莲京娜并没有因此而屈从，依然一如既往地用爱心修复和她风雨同舟的花园。帕士卡在希望落空之后只能灰溜溜地离开小镇丘里木斯克，这一结局也象征了善对恶的最终胜利。

“美将拯救世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主人公梅什金公爵说过的一句话。汪剑钊指出，陀氏心目中的美实际上就是人类存在的终极理想，它是真善美的综合体，而抵达美的最佳途径是爱，其极致便是爱的牺牲。[6]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对美的理想也同样可以用来揭示瓦莲京娜的所作所为。

如果说瓦莲京娜是真善美的化身，那么“爱”便成为其所有行动的出发点。作为餐馆服务员的瓦莲京娜，如果从社会“角色”来看，为了招揽生意，完全可以任由食客对花园肆意破坏，甚至可以亲手拆除它来满足人们追求便捷的心理。但是，从爱美的“本性”出发，她却站在自然之美的一边，最终依靠“爱”战胜了“恶”。瓦莲京娜的爱虽然柔弱无助，却证明了它始终没有缺席。无论人们怎样破坏，她的内心永远充满着丰沛的爱，这种爱和自然宇宙一样，永恒无边。

瓦莲京娜不光爱丘里木斯克的一花一草，爱俄罗斯的乡村、土地和传统，更爱着人类的灵魂。她用纤弱的双手抚慰着大地，用纯洁之爱照亮沙曼诺夫的心灵，点燃了其熄灭已久的信仰之光，恢复了行动的自信和勇气，勇敢地直面现实生活，用正义和理智去救治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