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照世杯》，别名《谐道人批评第二种快书》[1]，成书于清顺治末年或康熙初年的短篇拟话本小说集，通过才子佳人重获团圆、假名士命绝床榻、杜商人为护妻异国冒险、穆童生为父报仇又进学这四则故事展现当时的社会百态。士人形象穿插在各卷故事中，或为主角或为配角，抑或是小人物，各有异同。目前学术界对《照世杯》的研究或论其艺术价值、思想价值[2]；或论其文化典籍价值[3]；或论其钱财观[4]，尚未就书中的士人形象进行研究。士人的百态形象的创作能反映出作者所处的社会现状及其创作目的。由此，本文从创作论角度出发，结合书中士人自身人格的形成与清前期的经济、政治、社会风气对作者的创作影响这两大方面对士人形象的成型进行探究，进一步揭示作者创作百态士人形象的意图。

一、士人群体中的多元化士人形象

《照世杯》中共出现阮江兰、乐多闻、张少伯、欧滁山、胡衙内、训蒙先生、穆文光等八位士人形象，他们有的以大团圆结局创下佳话，有的以命丧黄泉的形式结束落魄一生；有的积极仁义立风气，有的则虚伪淫欲惹笑话。从人物特点来看，这些士人形象主要分为四大类：

（一）心有所求的士人形象

在古代，士人十年寒窗苦读只待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这是每个士人心中的追求，但此处所说的“求”指的是促使士人科考的心理动机。这类士人所追求的，是他们认为比科举更重要的事物，只是需要通过科举考试方能实现。

卷一中的寒门才子阮江兰是坚持自由恋爱的人。阮对“父母之命”的婚姻观念持抗拒态度：“婚嫁之事，原该父母主张。但一日思萝，即为百年琴瑟，比不得行云流水，易聚易散；这是要终日相对，终身相守的。倘配着一个村姬俗妇，可不憎嫌杀眉目，辱没杀枕席么！”[5]160-161阮尤为欣赏像西施那样自主决定婚姻大事的女子，并决心去寻一个“活西施”。阮江兰在追求真爱过程中，在七松园中被诬陷后终于同畹娘确定了恋爱关系，二人受到老鸨和张少伯的阻挠，被迫分开后阮依然积极寻找畹娘。阮江兰是一个对爱情执着的人。为了畹娘，他甘愿侍奉汤药，不惜典当衣物，为其治病。被棒打鸳鸯后的阮江兰为了证明有娶畹娘的能力，同张少伯打赌：“连夜回去，闭门读书，一切诗词歌赋，置之高阁，平日相好朋友，概不接见。”[5]177在阮江兰的不懈努力下，他终得功名，有情人终成眷属。

卷四中乡村富人之子穆文光的形象由好色贪玩转变到孝顺进取。他的追求是为了父亲。前期，作为童生在蒙馆读书的穆文光身上充满“二流子”气息，他还以读书为由，躲到大舅金有方处学习打马吊。后期，他的形象出现转变。他得知家人受到无赖谷树皮的欺压后匆忙赶回家中，看着父亲望着自己掉眼泪的模样，穆文光仿佛一瞬间变了个人：他将诋毁父亲的谷树皮砸死于粪坑中；在马吊桌上将徐公子讹诈父亲的钱赢了回来；听到徐公子说父亲是“老牛精”后，用刀刺伤了徐公子。穆文光后期所做之事皆为父亲，虽然穆文光以暴制暴的方法并不可取，但从古代士人对待父母的要求来看，这是他孝顺父亲的表现，他向所有伤害父亲的人进行报复，连参加科考也是为了扳回父亲的名声。

作为心有所求的士人，阮江兰追求爱情，穆文光追求家族声誉，对他们自身而言，爱情和家族声誉的价值是比金榜题名要高的，只是需要通过科举才能实现。

（二）正义仁善的士人形象

此类士人具有秉承公正，仁义善良的形象，以张少伯和孔知县为代表。与阮江兰同为士子的张少伯能理解阮对真诚爱情的渴望，建议阮到扬州青楼发泄痴情，正是这个建议促成了阮畹的姻缘。张的仁义主要体现在听到关于“阮江兰在扬州嫖得精光，被老鸨赶出大门，在街上讨饭”[5]174的谣言时，阮的其他朋友或惋惜或讥笑，他则是表现出着急的神色，他亲自找老鸨探明缘由，为了让阮重新振作，用激将法激励着阮进京赶考，还设法托人送去盘缠。张少伯对阮江兰的帮助是有情有义的。卷四中的孔知县深明大义，他欣赏穆文光的孝顺，查明穆文光“以爆除暴”的原因后，撤销了对穆文光的控诉，还大力举荐他进学，在小说中树立起一个秉正执法，公平公正的贤良士官形象。

张少伯与孔知县都是内心温暖而善良之人，他们代表着当时士人阶层中仁义正直士子的形象。

（三）虚伪愚昧的士人形象

依作者的话来说，在士人群体中也存在着一部分虚伪而愚昧的士人：“假秀才、假名士、假乡绅、假公子、假书帖，光棍作为，无所不至”[5]184，他们扰乱地方，甚至祸害他人，欧滁山和训蒙先生就是作者口中的“假名士”。

卷四中的训蒙先生是个庸才，他的自我评价便是：“我往常出对与学生，还是抄旧人诗句。今日叫我自出己裁，真正逼杀人命的事体。”[5]224穆太公请他为新建的粪坑题名，肚中无墨的他抄袭城内徐尚书家的牌坊名，甚至对“齿爵”二字解释不出个所以然来。训蒙先生的愚昧通过有意的遮掩能给自己谋得微薄的名誉和钱财，却间接使得穆家陷入了祸害中，不害己却害人。

卷二的童生欧滁山是“童队里的名士”，功名愆期。他终日想着做现成的财主女婿，从老婆身上捞得油水，觊觎着对门新搬来的屠府遗妾，想方设法让三太爷牵桥搭线。如愿娶得美人归的欧滁山新婚不久即窥窃着夫人的嫁妆，自以为聪明地用六百金抛砖引玉将夫人的“金银财宝”骗到手，殊不知聪明反被聪明误，反而被新妾窃走自己的金银，甚至连性命也搭上了。

训蒙先生和欧滁山都是虚伪之士，善于掩盖自己的陋行，肚中无墨却喜于卖弄学识，虚伪的面具之下掩饰不住的是他愚昧而贪财的本质。这类虚伪愚昧的假名士在狭小的圈子中能形成微弱的名声，借此谋得小私小利，但非长久之计，终有被揭穿或遭遇落魄的时候。

（四）纨绔贪淫的士人形象

士人群体中有寒窗苦读的上进才子，也必定会有游手好闲的富家子弟；有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也必定会有常思淫欲的好色之徒；有德贤兼备的循吏，也必定会有仗势欺人的贪官。《照世杯》中乐多闻不学无术，任性纨绔；胡衙内日常思淫欲，害了性命；胡安抚霸道跋扈，仗势欺压良民。

乐多闻是阮江兰的社中之友，鄙夷女性，亵渎圣贤。举社当日演完《浣纱记》后，乐多闻道西施乃没廉耻的女子，还让戏子演以关羽为主角的《大江东》。在古代，戏剧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若将众士人视为忠良大将的关羽形象搬上舞台无异于亵渎圣人。同时，他又心胸狭隘，如阮江兰编造借口拒绝乐多闻同下扬州的邀请，乐竟赌气地紧跟其后一探真假；得知阮江兰是老鸨口中的“穷鬼”后讥笑他“闭门做嫖客”；被告知阮江兰借扇诗笑骂自己后立即传播谣言诋毁阮江兰，以解己之气。乐多闻这类游手好闲的愚蠢子弟，不管在文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多是充当笑料，引发读者和周围人的笑声，在士人阶层中却是必不可少的。同为富家子弟的胡衙内亦是游手好闲之人，他却因此害了他人性命，自己也落得早逝的下场。

胡衙内为胡安抚的公子，生性好色，即使被关禁在书房也念不进书。求得的千载难逢的外出机会使得胡衙内眼中只有美人，他抛玉马调戏人妻，险被妇女丈夫逮住。胡衙内事后因心虚而在小巷中穿行，不慎被泼了粪渣，还被当街追赶，出尽洋相，可这一系列事故并没有使胡衙内安分。后来胡衙内“看上夫人房中两个丫环，要去偷香窃玉”，被丫环误以为是贼，乱打一番。胡衙内没有抱得美人归，却害得无辜的丫环被夫人活活打死，自己也为此噩梦萦绕，病死床榻。

胡安抚作为民官“生性贪酷，自到广西做官，不指望为百姓兴一毫利，除一毫害，每日只想剥尽地皮自肥。”[5]199得知是杜景山让爱子受惊后，他以权谋私，要求杜景山上缴被列为禁物的三十丈大红猩猩小姑绒，否则拿妻子做抵押。胡安抚贪得无厌又惺惺作态的形象由此树立。

从阮江兰、穆文光等人的积极的正面形象到欧滁山、胡衙内等人令人发笑又同情的愚昧而无赖的形象，不管这些人物的结局是喜是悲，他们都是当时士人群体中的一部分，作者借书中虚构的人物，从士人阶层的角度折射出现实的社会百态、人生异同。

二、士人形象多元化的成型

《照世杯》围绕城市、异国和乡村这三个主要叙事视角辐散开来展现清初时的社会百态，市井人情。从士人形象刻画角度出发，书中每一个士人形象对清初社会的状貌都起着揭露的作用，展现出士人阶层的独特性，士人群体的多元化。人的性格特点的形成与环境和个人脱不了干系，作者在塑造士人形象过程中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根据人物自身经历与思想而有意刻画

心理学家郭任远认为：“行为的差异或个性的差异，是环境的差异逐渐积合的结果。”[6]环境对人的个性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差异的形象背后是个性上的区别，环境的不同也指代着生活经历的差异，那么士人形象的差异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各自的生活经历不同。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有各类学校的就读学生，有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类考生[7]4，也有从事各种文化活动的人，而且一般认为儒者、文官、诗人为中国古代士人的典型品格，所以，由于士人的社会职业范围广泛，内部构成复杂的原因，使得他们即使是同为士人阶层也会有不同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而他们的品行道德也是存在着差别的。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的社会职业等意味着士人会有不同的社会经历，作者抓住这点，塑造出一群同而不同的士人形象：阮江兰和欧滁山同样出身寒门，阮受勾栏戏子影响，对美好爱情充满向往，经过一番游历后靠自己的努力成功获得真爱并高中状元，欧则在诸多官场政客间右右逢源，抱着不劳而获的念头走上绝路；穆文光是乡村富人之子，原是不思进取的，但被欺辱后发奋图强；胡衙内从小养尊处优，受尽保护与溺爱，经过调戏良妇不成反遭惊吓一事后仍死性不改，终日淫欲昏头；孔知县穷秀才出身，深知百姓的困苦，所以他明辨是非；胡安抚用钱买官，欺压百姓，所以他贪婪欺善。

人物的性格受其所在的环境与经历影响，也受其自身思想影响。中国古代士人的理想人格有“兄弟—君子—圣人”[7]12这三个层次，多数士人做到的是“君子”甚至更低一层次。其中“君子”的道德体系要求君子者要具备“仁”，要严于律己又付诸实践，要在任何场景下都表现出道德风范[7]13。所以，作者笔下的张少伯对阮江兰的慷慨帮助，孔知县对穆文光的怜悯与提携，表明他们遵循着理想人格中的仁义之举。反观欧滁山、乐多闻、胡衙内等人，同为“读书人”，他们不以正确的道德原则约束自己，而是对自身弄虚作假、游手好闲、贪图淫乐的劣性放任自流。

（二）取材于作者所处的社会大背景

清初短篇拟话本小说取材于生活，人物的塑造还受现实因素的影响，作者创作的这些士人形象取材于现实又折射出现实。清初康熙年间为恢复社会经济、巩固皇权，封建统治者颁布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商品经济继明后逐渐恢复生机，物质至上的观念潜入士人之心并生根发芽。政府大力落实科举考试吸引人才，士人趋之若鹜，以考取功名为终极目标。社会中约定俗成的潜规则牵制着士人追求自由婚姻，统治阶级通过颁布政策强化了士人的宗族意识。

1.社会经济恢复后的物质至上观念。顺治末年至康熙初年是清朝的经济恢复期，顺治帝与康熙帝都曾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改革以恢复国民经济。如进行调整和改革赋税，先后采取了“轻徭薄赋”和“更名田”政策；推动农业生产，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恢复手工业生产，废除匠籍制度采取雇募形式；推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措施，促进粮食贸易，取消官府对商人的额外征税[8]。在这些经济政策推动下农民安居乐业，商人乐有所获，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摆脱战乱困苦的人们在安稳的社会环境中渐渐滋生出金钱至上的观念，身处其中的士人群体也受到这种不良风气影响。

首先，出现一批重钱财名声而不重学识才华的士子。像欧滁山和训蒙先生这类士子多出身寒门，他们学识有限又不思进取，却热衷名利，假托“名士”“秀才”的名号在乡镇间蒙混，从而赚得钱财与名声，时常做出令人诟病，惹人发笑的荒唐事。

其次，封建社会中父母为子女择偶多注重门第和财富两方面，清人亦是[9]217。“民间通婚重择门第的同时，更趋于富贵之家而择偶。”[10]189邵长衡《财婚》诗中的“古人重嘉耦，今人重财婚”和“既须计钱帛，亦复矜高门”[11]，表明当时选婚的不良社会风气。正如阮江兰的感慨：“千金国色定要拣公子王孙，才肯配合。闾阎之家，间有美女，又皆贪图厚赀，嫁作妾媵。”[5]166在阮江兰尚未发迹前，连底层的老鸨亦不肯将畹娘嫁给一穷二白的他，可见士人鄙夷门第财富式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形象是受当时的婚姻、经济观影响。

2.科举考试的推崇与入仕优惠。中国古代士人作为处于官和民之间的特殊群体，深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绝大部分士人求学是为了入仕，以实现“学成文武事，授予帝王家”的理想[6]46。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巩固统治，倡导尊孔崇儒，大力发展科举取士，利用儒家思想作为教化工具来重新确立清政府的形象和统一汉人思想。清代，士人可通过多种途径入仕，“凡满汉入仕，有科甲、贡生、监生、荫生、议叙、杂流、捐纳、官学生、俊秀”[12]，科甲出身的官员居于首位，他们在仕途中具有绝对优势：选职、任职范围、升迁等方面都有优先权，且权利地位的提升往往也意味着金钱会随之而来，所以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士人对考取进士是趋之若鹜的。

如上文所说的，获得爱情和重振家风才是阮江兰和穆文光参加科考的终极目标，为何作为一个追求真爱的才子要通过科举才能有情人终成眷属？为何孝顺自强的穆文光要通过科举才能重振家风？高中科甲意味着钱权两得，许多问题在这二者面前轻易地迎刃而解，阮江兰若要有情人成眷属，对于寒门子弟而言莫过于高中科举；穆文光欲要重振家财，挽回名声，靠不得被朝廷严禁的赌博，也只能通过科举的途径来实现。因此，阮江兰和穆文光积极进学的士人形象也是受科考制度的影响而间接地塑造出来。

3.社会风气与宗族意识。首先饱暖思淫欲，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民间的淫乐赌博活动也随之卷土重来，“以赌博为消闲之具，日夜不休，”[9]284“清代各地的赌博活动十分猖獗，从经济发达的城衢之地到农村穷乡皮囊，乃至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和草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赌博活动……遍及社会各个阶层。”[10]526《大清律例》中制定严格的禁赌条例，但凡违例者施行或杖责或充军或革职等大小不一的处罚，但都赌风依旧肆意。这股邪风也渗透到士人阶层中。马吊在清初尤为兴盛，“明末清初之际，士大夫竟嗜之如狂。”[10]528清初王士祯就曾批判过打马吊的社会风气：“虽士大夫不能免。近马吊渐及北方，又加以混江游湖种种诸戏，吾里缙绅子弟，多废学竞为之，不数年而赀缠荡尽。至有父母之殡在堂，而第宅已鬻他姓者，终不悔也。”[10]528所以出现了《照世杯》中孔知县捉拿赌徒一幕，也揭示出为何曾就读于私塾的穆文光在前期如此贪恋于马吊馆的原因。穆文光前期沉迷于学习马吊技巧，不思进取的形象即是作者借鉴了赌博对士人的影响而塑造的。

其次，明中叶以后个性解放思潮延续到清初，情欲的释放，突破传统道德的浪潮澎湃。从春秋齐国的官妓到明清的私妓，士人们乐此不疲地出入各种青楼，出现了“士大夫文人和青楼名姬，从来没有像明中叶之后那样的鱼水相得”的情形[13]。古代娼妓姿色出众还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又善于辞令，士人们能从她们身上获得精神的愉悦和精神的放松，所以不少士人喜于交往，甚至与其产生爱情。清人卫咏还将与妓女交流视为“借一个红粉佳人作知己”。清初士人对青楼女子的认可，甚至对此类型的“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反映在《照世杯》中：张少伯对妓女的才情持认可态度，阮江兰倾慕于江南名妓畹娘并将她娶回家中。

再者，清初政府为加强对基层民众的统治和管理，割除了先秦宗法世袭特权，废黜了魏晋门阀谱牒，将血缘纽带直接下移为家族本位[14]，即血缘纽带的范围缩小，只需对本家庭的同血缘亲人负责，间接强化了“父为子纲”的三纲五常思想和宗族意识。此外，“清朝统治者奉行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康熙初年颁布了以‘文教是先’为核心的十六条治国纲领，即所谓的‘圣谕十六条’，其中前两条记载：‘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10]540清朝的宗族意识强调“孝”的重要性，那么穆文光后期的形象转变也很大原因是处于这种“孝”意识的影响。得知父亲遭到欺辱后，穆文光怒气之下砸死了掉进粪坑的谷树皮，拿刀捅了徐公子，暴力行为的背后是穆文光自身血性个性的表露，也是受宗族意识里“孝”思想所牵引。

结合人物的创作手法和现实生活的参照，这群士人形象既有文学虚构气息又具真实性，由此不得不深一步思考，作者从现实中取材，创作这些士人形象，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有何意图？

三、百态士人背后的创作目的

作者终极目的是通过赞判分明的形式寄予自己对美好社会，廉洁政府的深厚期望。《文心雕龙》中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15]562，“缀文者情动而辞发”[15]594。王克俭也认为作家会把自己的情感外化，寄寓于创作对象之中[16]73，而作家的情感来源于对社会的体验，洞察社会的本质，从而感悟到具有时代性和社会性质的人生底蕴[16]78。作者创作《照世杯》不仅是为了反映社会百态，对世人进行劝善惩恶。

第一，作者对阮江兰对妓女的同情与认可，对真爱的顽强追求给予和美的结局诠释的是他对妓女受歧视、婚姻无法自主的社会现象的痛斥。为使当时金字塔式的等级婚姻制度得以强化，清政府明文规定良民与贱民（妓女属于贱民）不能通婚[10]187，但由于当时士人与青楼女子联系密切，青楼女子往往成了他们的精神依靠，所以作者认可妓女的情“最直”“最专”“最厚”[5]159，否定了当时社会对妓女歧视的普遍观念。作者塑造阮江兰开放的爱情观与勇敢追求真爱的形象意于表达对当时婚姻无法自主的社会现象乃至制度的反对，宣扬自由恋爱，追求真爱的先进思想，同时寄寓了对自由恋爱社会的向往。

第二，张少伯和孔知县是推动阮江兰与穆文光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他们折射出作者对仁义士人，贤良之官的渴望。作者设计阮、穆二人均以喜剧落幕，借以对寒门士子的同情表达对二人身上的“真性情”的赞扬，鼓励士人勇敢追求真爱，孝顺父母。

第三，设计欧滁山和胡衙内以悲剧落幕，乐多闻成为落人笑话的丑角。目的在于表达对假士子和纨绔子弟的批判，对金钱至上的观念和社会风气的抵制，对胡作非为，仗势欺人的行为谩骂，对不学无术的士人群体的讥讽，呼吁士人端正心态，潜心进学，从而表达士人须以端正的品行，严谨的治学态度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的美好愿望。从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角度来看，作者在洞察清初的社会百态后，借百态士人形象来宣泄对社会的重财风气和封建婚姻制度的批判，对自由恋爱思想的推崇及对廉洁有为的政府的向往的情感。

受“经世致用”和佛教圣人观的影响，“道德视角与道德关怀成为清初小说的共同特点，也是小说家们完成其社会职志的具体表现。”[17]从道德层面来说，作者取材于现实，对当时士人群体进行评点，以达针砭时弊、劝世之效；“中国古典小说最初的源头来自民间……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要求。”[18]清初士人群体经历了改朝换代后在夹缝中生存，小说中带有针砭时弊，劝善惩恶等政治色彩是文人小说创作的普遍现象[19]，书中的士人形象是杂糅了虚实世界的创作，但既是现实世界中士人群体的现状与困惑的展现，也是清初士人群体心态颓靡，生活艰辛的原因揭示，是作者为士人群体诉求美好生活，廉洁政府的显现。